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认为，决定社会构成、历史发展的最为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然后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等。随着人类的生产由人的生产转为人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而在这一转换中，由于体能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生产中的决定作用，母系制遂为父权制所替代，男性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了中心位置。但是，在男性开始在社会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同时，人们所耳熟能详的阶级关系也就随之产生了，而阶级关系是作为在社会、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关系而存在的，或者说，占据一个时代的统治地位的，是那一时代的统治阶级，无论男、女的社会性别，其位置、性质、角色都是由这一统治阶级所决定的，或者说，是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及其发展所规定、决定的。
这一规定、决定，既是对女性生命形态的限制、残损，同样也是对男性生命形态的限制、残损。中国传统社会的宦官及其显形与隐形、变形的宦官制度，是对所谓的男性的“阳具中心主义”的最好的解构与嘲讽。
在中国宦官的“去势”面前，“阳具”既无，更何论“中心”。而中国男性在为统治形态尽忠、献身、牺牲等等的精神“去势”面前，早已是既无“男性”也无“话语”了。中国传统文人，从屈原的“香草美人”自况到那些众多的以弃妇、怨女口吻自述心曲的诗文，也可以算是中国男性甘于“去势”而以女子自居了，连“男性话语”都已放弃，又何来“霸权”之有呢？即使男性以“夫”之身份而居于女性“妻”之上吧，其实也只是如鲁迅所说，更多的是将其视为社会等级的一个部分，只是把女性视为是社会的最为低下的等级罢了。
要而言之，君临于中国女性与男性生命形态之上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为一个历史时代所决定的，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共同构成的社会的统治形态，在这一统治形态下，女性、男性的生命形态都受到了限制与残损，只是这种限制与残损的形态有所不同而已。由于这一统治形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以少数生理性别上的男性来作具体体现的，所以，人们习惯上就把这种统治话语，以男性话语来命名之。但是，如我前面所论述过的，将这种统治话语与男性话语作实质性的区分，在当前是有好处的，第一，可以使男性在误把社会统治话语视为男性自身话语的自大狂式的迷误、幻觉中有所醒悟，看到自身的生命形态的真相被社会统治形态所遮蔽、限制、残损的事实，从而有了寻求男性自身的自觉意识。
第二，使女性不再以在争夺中替代少数男性所占据的社会统治形态的代表位置作为自己解放的目标，而是与男性共同对限制、残损女性、男性生命形态的社会统治形态作出抗争与批判，使其有利于女性与男性生命形态的健全与完美。如果只是替代，那么，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作为社会统治形态的代表者，那其实是一样的。第三，从根本上使男女两性都得以明确批判的目标，而不至于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
其次，我想以两个人物形象系列作为例子，来例举性地谈谈男性对自身认识的迷失，或者说，男性对自身作深入认识的必要。
第一个人物形象系列，“负心汉形象系列”。大约从《诗经·氓》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负心汉形象犹如摘不掉的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套在了中国男人的头上。
不管是作为怀念侍萍三十年的被批判的周朴园形象系列，还是作为进城即抛弃了小芳而又自我表白的通俗歌曲《小芳》的歌唱者系列；不管是作为为国牺牲了杨贵妃而遭人唾骂的唐明皇系列，还是作为为国而不顾及妻子的为人称颂的现代英雄系列，还有古代的《杜十娘》中的李甲啦、现代的觉慧啦、当代的章永璘啦等等，在我看来，尽管表现形态各异，众人评价不一，但在对女性负心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我在农村插队时，就听饱经沧桑的老人说过，痴情女子负心汉。
何以女子总是痴情男子总是负心呢？何以负心这一点会贯穿于中国男人的自古至今呢？
总还不至于中国男人都是无情寡意之人吧，那其中一定隐含着一个更巨大的起支配作用的不可抵御的力量吧。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长演长新长演不衰，后来的痴情女子负心汉读着前面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泪如雨下心灵俱碎，但后来的女子依然痴情男子依然负心，那总有其一定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性因素或者深层原因所在吧。找出这不可抵御的力量，找出这规律性的因素或者深层原因，总比满足于一般性的道德指责要更有利于对男性的认识吧。
我听说女性批评对传统的淫荡女子潘金莲都在给以重新评价，为什么男性就不能给传统的负心汉形象以新的更深入更辩证的认识呢？中国的男子其实活得也很不容易。在经济、政治、历史的运行规律面前，作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必须要遵守种种的社会法则，这些社会法则是与经济、政治、历史的运行规律相适应的，而并非是与人的鲜活生命的自由形态相适应，如是，就有了社会性与人性的矛盾。在男女的交往中，由于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所以，人性的鲜活生命的自由的要求，也就较男性体现得更为强烈更为充分。男性呢？一方面他们自身的人性的鲜活生命的自由的需求要在女性身上得到对象化实现，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要在社会的天地中，为鲜活生命的自由形态创造一个生存空间，提供一个生存前提，他们也就必得遵守种种社会法则，获得社会的认可。
一个有着较强的物质实力与较高的社会位置的人的生存空间远较一个无钱无势之人的生存空间要大，这原本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如是，人性与社会性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悖论、吊诡、怪圈：你要想扩大实现人性的生存空间，就必得适应社会法则，而一旦适应社会法则，就必得以牺牲人性为前提。明乎此，我们已经约略可以窥见到负心汉们那走也走不出的困境了。
第二个人物形象系列，“男子汉形象系列”。刘晓庆说过：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难上加难。这句话常被女性批评认为是女性冲破传统步入现代时的感叹。那么，我想套用这句话说：做人难，做男人更难，做无名无钱的男人难上加难。传统社会在给女人制定了缰索一样的规则时，也同样给男人制定了缰索一样的规则，当女人要解除这些缰索时，男人为什么要对这些缰索恋恋不舍呢？我听说女性批评认为：温柔、善解人意、小鸟依人等等，是男性给女性的界定，是一种男性话语。那么，刚强、心胸宽广、有泪不轻弹等等，又是谁给男性界定的呢？又是一种什么话语呢？我还听说，女性批评对传统的贞女型、荡妇型、母亲型、妓女型女性形象系列给以新的文化批判。但是，男性对传统的自身形象又有多少认识与批判呢？譬如说，武松、关羽、孙悟空等等英雄好汉形象就从不会拿着绢子给女孩子擦擦眼泪，才子们倒是与女孩子缠缠绵绵，却又从不会有拔刀相助之力。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满世界地都在寻找男子汉，但是，究竟什么是男子汉呢，却又是个谁也说不清的话题。你给她个武二郎，她说二郎不会心疼人。你给她个董永，她说走夜路碰见流氓更可怕。男子汉也是从历史走到今天的，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孙悟空倒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却又从来没有男女之情异性之爱。如果说，曾经身处社会弱势地位的女性已经意识到，仅仅是女性的社会解放、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不能使女性得以根本解放的话，那么，男性在长期的社会强势地位的占据中，怎样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被这种社会强势地位所遮蔽、扭曲并使之从中苏醒、省悟、解放出来，就是今天男性重新确立自己形象的当务之急。如果说，女性在传统的统治形态的社会话语霸权中，感到了被压抑的普遍的“屈”，那么，男性则在这种话语霸权中，感到了被迫承当的普遍的“累”，只有男女都摆脱统治形态给男女的性别定位，把男女性别的社会定位转为男女性别的人的定位，或许男女才能找到自身的形象所在。
当前更糟糕的恐怕更在于，由于在历史上，男性总是位居社会的中心，所以，常常不是从人的立场上对男子汉的形象给以定位，而是从社会统治形态对男子的价值需求上，对男子汉的形象给以定位。那种将历史价值看得高于人的价值的“帝王情怀”，那种把自己的正确视为唯一存在并以强迫他人接受为能事的“激情燃烧”，那种视他人牺牲为天经地义的冷酷的“英雄本色”，甚至粗鲁、蛮横、野性等等，都被作为男子汉的形象、风度而受到推崇，就说明着男性对自身的真正认识还有着一个多么遥远的距离。
最后，我想谈谈在当前的性别研究中，男性研究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性别研究，只有包括对男性与女性这两个性别世界的研究，才是全面的。男性研究的意义，首先就在于，使性别研究的世界里，对男性的研究不再缺席。在医学的世界里，在长期的妇科设置之后，终于有了男性科的建立，标志着对男性生理的关注。在性别研究的世界里，随着对女性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对男性的研究也必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至于为什么无论从生理，还是从性别研究上，对男性的研究一定要比对女性的研究晚半拍，就犹如女性的解放，一定要比社会的解放晚半拍，那或许是因为，男性体现社会性更多一些，所以，在人的世界里，要到对人的研究有了一定进展之后，才能将对男性的研究引入进来。女性体现人性更多一些，所以，只有在社会的解放达到一定程度后，才给女性的解放提供了可能。但不管怎样，对男性的研究终于有可能“浮出历史地表”了。
性别只有在男女的对象化过程中，才具有意义。所以，没有对男性的研究，女性也无法在对象化的确证中更透彻地了解自身。所以，对男性的研究，理应是性别研究的一部分，也理应成为女性研究的一部分。
对男性研究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在今天，个人的解放还更多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所限，而在这些要素中，男性还占据着支配的位置，或者说，在今天，对传统社会结构的变革，还是首要的任务，还是重中之重，而在这一变革中，男性还占据着主力的位置，因之，当今的女性研究在社会在学界，都是处于边缘位置的，并且女性研究只有甘于这样的边缘位置，才能免受主流的污染，并因此构成了对主流的挑战与对话价值。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对男性的研究，就更多地体现了社会主流人与社会的冲突与对抗形态，体现了社会主流在这种冲突与对抗中的蜕变过程、蜕变程度。
如我本文开篇所说，近些年来，女性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对男性的研究，特别是男性自己对自身的研究，却还处于一种“空白之页”，由此，导致了在性别研究中，男性与女性研究在发展中的极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事实上，已经极大地制约了性别研究的格局与性别研究的拓展与深入。要使男性研究在短期之内有较大的发展，并使之有了与女性研究的对话的可能，最好的办法，最佳的选择，就是直接地学习、借鉴女性研究已经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与成果，无论从概念的厘清，还是在体系的建立，抑或是对范畴的划定，问题的清理，都一一对应地给以寻找与新的确立，而只有随着男性研究的兴起与蓬勃，也才有可望打破目下的女性独白或者女性独白的声音太强而两性对话的声音太弱的性别研究的局面，使性别研究在两性对话中，成为21世纪的时代强音。
论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对今天中国文学的现实意义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后学”成为时尚，不言“后”不言“一体化”就显得落伍的今天学界，再提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对今天中国文学的现实意义，无疑是一个极不合学界时尚的甚至令某些引领学界风骚者所嗤之以鼻的题目。但不合时尚并不等于其就并不存在，被嗤之以鼻也并不等于其就失去了价值，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在中国文学行进中绕不过去的巨大的实际存在，我们只有正视它、研究它。
将原先把中国社会设定为社会主义阶段修订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明了理论界经过反复的争论，终于认识到：由于中国社会没有经历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中国社会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很长的时间，来完成本来应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完成的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任务。”还要“补课”。
如果说，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要“补课”，那么，文学建设要不要“补课”呢？我以为，也是要“补课”的。马克思的社会学说认为，上层建筑要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上面，而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则是“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领域，经济基础的变化或迟或早地总会引发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西方研究文学社会学的学者吕·戈尔德曼也认为：文学的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文学的叙事意识与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严格的同构性”，如此，当中国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方面都重新“补课”时，建筑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上面的文学结构怎么可以不相应地进行“补课”而跨阶段进行发展呢？
诚然，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中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为各个方面条件所制约，往往不是先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入手，而是先进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变革，然后再进行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革，就是说，是一种逆向的发展。在今天，发生在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之后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今天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而言，也仍然具有某种超前性，其对中国的影响，也仍然有着“逆向”性质。但当着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改变之后，并必然地要求着建立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时，依据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社会学说，其“正向”发展的需求就高于其“逆向”发展的需求，由此，在文学发展的历程中，其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空间就大于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空间。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的文学世界而言，因其远离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犹如空中的雨露，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文学世界中，则因切合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而是坚实辽阔的大地。雨露只有滋润大地，才能收获鲜美的花果，如果远离大地，则因失去着落而风干耗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