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营中，庆记茶庄不但靠零售赢利，而且兼营批发，一些乡间的小商贩常常到庆记茶庄办理批发茶叶的业务。一些办红白喜事的顾客往往一次只买几两茶叶，有的人家来了客人只来茶庄买一壶茶的，茶庄也都热情周到，笑脸相迎。从经营上看，整斤出售比零售的利润要高些，因为零售在秤量上有一点损耗。但是不管批发或者零售，庆记茶庄对顾客的买多买少，都是足斤足两，价格合理，态度热情，因而获得了良好的信誉。1939 年，日伪军侵占了蓬莱城，物资禁运，货源不足，质量也难以保证。庆记茶庄难以经营下去，被迫歇业。
浴池业点滴
旧时的浴池，俗称为澡堂子。民国时期，蓬莱城里曾先后存在过天兴池、春华池、凤鸣楼、如意楼等几家浴池。
天兴池开设在密汾桥南（今天的电影院西侧），掌柜是谢树元（刘家旺人），几年后兑给了宋士道（泊宋家人），改名春华池，一直经营到建国后，这个浴池共有10 多间房子，40 多个床位，分为官座、雅座、通铺三个档次。浴池设有两个各能容纳20人洗浴的水池，员工伙计10 多人。凤鸣池坐落在钟楼北街，掌柜是高凤（晒甲河人），开业于民国初期，经营了七八年便倒闭了。如意楼在西街路北，开业于1932年，掌柜先后是王兆荣（线桄弄人）和吴清（西关人），也只经了五六年便歇业了。旧时浴池没有锅炉，用的热水都是大铁锅烧的，主要燃料是松柴棒子或者煤炭。热水烧好后根据顾客要求用凉水兑成合适的温度，随烧随兑并且不断循环。这些都靠人工操作。工作人员的劳动量很大，很辛苦。因此，浴池的员工也各有专门分工，烧火的，供水的，各负其责。另外，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人员，如搓背、捺脚、修脚、理发、看座、收费等等。旧时代，浴池里的员工被认为是下贱的职业人，工作条件极差，吃苦受累，待遇却极低。浴池常年营业，仅在春节的正月初一和初二放两天假。营业期间，每天早晨三四点钟就要起来烧热池水，晚上九十点钟顾客送完后还要洗刷池子，上水、打扫清理床铺等等。有时还要彻夜侍侯不肯离开这里的赌徒。尤其辛苦的是刚来的学徒工，每晚拉开铺盖卷伸腿随便一躺就睡了，天不亮卷起铺盖往床下一塞就开始忙里忙外。掌柜老板虽然每天管馆，吃的却只是玉米饼子。一般员工每月的工资是3元，仅能买3袋面粉。为了赚取小费，伙计们便殷勤地招待顾客，沏茶送手绢把（卷成卷的手绢），还要代顾客买烟买酒买点心食品等。老板对员工还规定了一些禁忌，如给顾客敬茶时不得握着茶壶嘴，握着茶壶嘴就等于掐住了顾客的脖子；不得在顾客面前说“狐、黄、白、柳、灰”等字，因为“狐”是狐狸，“黄”是黄鼠狼，“白”是白刺猬，“柳”是蛇，“灰”是老鼠，都是些不吉利的动物。
浴池的顾客每天一般只有几十个，多时一百多个，大多是妓院的嫖客，赌场的赌徒等。这些过夜生活的人的身份都比较复杂，他们在外面放浪完了之后再到浴池泡一泡，放松一下。浴池老板也以此为商机，根据顾客的喜好与要求，专门准备一些赌具和烟具，为一些赌鬼和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提供方便，并且靠抽头和收取小费来增加收入。虽然如此，也仅仅可以维持浴池的正常开支和营业，规模难以扩大，也发不了大财。
理发业撮录
理发作为一种行业，出现的年代比较晚。开始是个体理发师傅挑着担子沿街游走招揽顾客的形式，后来发展成店铺，称为理发店或剃头棚。
理发师傅最早称作“待诏”，意思是他们是奉皇帝旨意行事的。俗话说的“锅台后树旗杆”，指的是挂在剃头挑子上挂的那绺荡刀布，把它说成圣旨，理发师傅是“奉旨剃头”。这也是满清入关后留下的俗事，沿袭了清初“留发不留头”的老规矩。还有一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指的是理发师傅挑的担子一头挂着一只烧开水的炉子，所以是一头热。挑子的另一头则是板凳、刀剪、毛巾、护布等杂物。这种走街串巷的理发匠，走到一个地方，便随便把挑子一放，凳子一安，火炉铜盆烧开水，生意就开始了。顾客的发式也极为简单，全是光头，用热水一泡，刀子一刮，三下五除二，一个头就理好了。然后抹布一擦，既干净又光亮，就完事大吉了。到了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蓬莱城里出现了固定场所的理发店。最早有堂号的有两家，一家叫永发堂，开设在西大街，后移至南大街改称庆发堂，是孙永厚和孙永言两兄弟合开的；另一家叫元发堂，开设在西大街路北，是徐元盛和徐元发两兄弟合开的。后来东大街开起一家伍登科理发店，发展很快，成为蓬莱城里规模最大的一家理发店。店里雇用了四五个理发师傅，安装有先进时尚的转盘铁椅子。夏天在梁头上吊着一大块布，让一个小徒工用一根绳子拉起布块来回晃动，像风扇一样为顾客驱热送凉。理发工具是双手使用的推剪、剃刀、剪刀等。刮胡子要戗着茬刮，这样可以刮得更有深度，讲究的是三天见不到新的胡茬。理发店里的师傅大多是贫苦家庭出身，从学徒到成为师傅，往往要吃许多苦。俗话说，有出息的学生意，没出息的学手艺，穷苦人家的孩子也没什么文化，为了挣口饭吃，十几岁便托人介绍到店里拜师学艺。期间还须写一个“立徒状”，期限三年，掌柜管吃住，徒工一切听从掌柜安排。徒工每天都是打零杂，处处看着师父的眼色行事，如果慢待了顾客或者出了什么差错，晚上关门后的一顿严厉教训是少不了的。
理发店只为男客服务，妇女是不得光顾的。男人们理发，民国初期只是理光头，后来逐渐出现了两种新兴的发式，一种是中间留缝的分头，也被称作洋头；另一种叫平头，也就是光头顶上留了一层发茬。随着理发业的不断兴盛，与之相配套的服务项目也应运而生。如理发洗涤之后，为顾客进行头部、颈部、双肩、脊背等的按摩推拿等，使顾客舒适而归。有的店铺大门上还贴上了与理发相关的专用对联，如“虽然毫末生意，却是顶上功夫”、“就我生春色，逢人作好容”等等。除了庆发堂和元发堂及伍登科以外，蓬莱城里的东西南北大街以及其他巷弄里，还有十多家理发店，但是铺面都比较小，设备也比较简陋，师傅们的技术也一般，大多只能剃光头和理平头，留分头的顾客很少有到这些店铺。
“远大”与“仁友”照相馆
“远大”和“仁友”两家照相馆分别创办于1926年和1941年。远大照相馆的执事人叫刘玉安，仁友照相馆的执事人叫袁舜五。
“远大”坐落在大十字口北街路东，即今天的人民剧场西侧一带。“远大照相馆”红漆门头大字印在门窗连体的玻璃上，格外醒目。“远大”的主业是照相，附带经营钟表修理和眼镜销售。因此，屋宇设为门面和后院形式的格局。前门面两间，主要是修理钟表和销售眼镜，货架上摆满了待修与修好的各种钟表，玻璃柜台内则放置着各种眼镜及镜架。柜台外放一长凳，供顾客休息。后院的两间房屋便是照相的地方。当时没有照明设备，全靠阳光照明，因此，屋顶和门窗都安装了打磨过的不透明玻璃。屋顶还横铺一层布帘，根据太阳光线的强弱拉动布帘进行透光以调节光线。照相机放在屋子中间，机前设有绘制的各种风景背景图和式样新颖的桌椅灯具等道具。还有专门为幼儿照相使用的小木马、小椅子、小轿车模型、纸制盆花等。
像远大照相馆这样规模的，还有钟楼东街的物华照相馆。由于场地狭窄，“远大”于1936年也迁至钟楼东街，即今天的市政府大院东侧，与物华照相馆同一地段经营，各展所长，缓解了照相排队和修版洗片周期漫长的现象。远大的摄影技术比较先进和高超，可以对照片进行放大和着色，这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很新鲜很时尚的，因此生意很兴旺。迁至新址后，他们在扩大场地的同时，还添置了一台横转照相机，供机关团体拍摄集体照片时使用。后来，他们又添置了婚礼照片使用的蒙头纱、捧花等，不少情侣们都争相租用或借用拍照，生意越发红火。远大照相馆除坐店营业外，还经常携带器材设备到顾主家里摄影，扩大了服务范围。他们还另辟蹊径，在蓬莱阁从各个部位拍摄了许多风景照片，大量冲洗出售。市民纷纷购买，转赠外地亲朋，一时成为热门货。当时随着新女性的出现，一些女孩常伴情侣到风景秀美的地方游玩，却每每因佳景中难以留下影像而感到遗憾。远大很快抓住了商机，立即购进一批中低档次的相机进行销售，既方便了顾客需要，又增加了利润。
仁友照相馆开办得晚于“远大”好多年，虽然生意不及“远大”那么红火，却也并不冷清。它坐落于画河桥畔路北的市场繁华地段，人气比较旺盛。他们用的是一台旧式摄像机，镜头是德国蔡氏的，摄影室里仅有几块黑布作为背景。如此简陋的设备，却因有摄影老行家王旭东的亲自指导，拍照冲洗出来的照片质量非常好，深受顾客称赞。加上照相馆地处闹市中心，顾客照样络绎不绝。另外，由于他们的良好质量赢得了信誉，各学校毕业生的个人照片和集体照片也多在他们这里拍摄和洗印。值得一提的是，“仁友”照相馆的开办与定名，还有一点来由。这个照相馆的开办是由亲朋好友的赞助而成就起来的，体现了一种仁义与友爱，所以取名“仁友”。当时老板袁舜五手中无钱，所用的四间房舍是好友吴少帆无偿借给的，连房租都不收。照相馆的工作人员，有他的妹妹袁克贤，弟弟袁克钧。各种设备器材等，是他的妻子滕凤英变卖了自己多年积存的私物而购置的。他们所用的照相材料，大部分是日本生产的，底片是用红富士和绿富士的，洗印出来的照片全是黑白的，没有彩色照片。
普照与新生电灯公司
蓬莱的电灯公司始建于1920 年，开始称作普照电灯公司，后来改称新生电灯公司。电灯公司位于城北关，即今天的迎仙桥东侧。它的土建和设备安装进行了两年多，到1923 年才开始发电营运，是当时山东省仅有的16家电力行业公司之一。
电灯公司是由蓬莱的资本家李通舫和高子猷投资开办起来的，李通舫担任公司董事长，高子猷和赵焕章为经理，赵谦益负责总务。电灯公司的发电设备主要有蒸汽机、双缸柴油机、锅炉、发电机，各有两台。当时的设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电机公司的产品，由于缺乏经验，这些设备都是经过翻新的旧机器，因此经常发生故障。开始时为发电提供动力的是双缸柴油机，但是由于经常出故障停机，修理也无济于事，便改为燃煤的锅炉提供动力。
电灯公司主要为蓬莱城里提供电力照明，供电范围包括官府、商号和部分居民。但由于连年亏损，只经营了6年便停业了。1930 年，由高子猷和赵焕章出面，联合蓬莱城的资本家集资恢复电厂，组建了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是赵焕章。公司重新开办起发电厂，取名益众发电厂，资本10万元，职员11 人，工人12人。当时的电厂工人，工资最高的是司机，每人每月50元，副司机25元。工人的工资一般为每人每月10 元，最低工资为每人每月4元。
这个时期的发电厂除了为蓬莱城里提供照明用电外，还给几家面粉加工厂和榨油厂提供电力。同时，电厂还曾计划往黄县拉线送电，扩大经营范围，却因时局混乱而搁浅。并且，由于资金不足，经营不善，电厂连年亏损，最后到了向英国驻青岛的商人贷款的地步，结果因债务太重，电厂不能盈利，高子猷变卖了自家的一百二十亩菜地也没把贷款还清。在气息奄奄的情况下，发电厂于1935 年投靠了当时的蓬莱县长曹长春，新生电灯公司也就是在此期间更名的。虽然经过一番改组，却因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电灯公司并未起死回生，惨淡经营到1936 年，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只好破产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