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接管了这个巨大铁路系统的人是“老船长”的儿子——威廉·范德比尔特。他与父亲形成了鲜明对比：威廉相貌平平，又矮又胖，而他的父亲则长相出众，高大挺拔；威廉信奉程序，而不是灵感；威廉很羞怯，而他父亲却十分好斗。一直到45岁的时候，威廉·范德比尔特都被安排在斯塔顿岛上的一个农场里。有人说这是因为他的健康问题，也有人认为是老范德比尔特认为威廉迟钝又愚蠢。在遭到父亲潮水般的辱骂时，威廉总是很耐心、很顺从。显然，威廉更愿意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不受信任的王子”的角色，而不想错过一笔1亿美元的财富。但是，作为一位绅士农场主，威廉管理有方。据说威廉的雇工们都很勤奋，但是这位主人也会坐在铁路栅栏上整天监视他们，或习惯性地突然出现在雇工中间，督促这些雇工不要偷懒。
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历史学家克罗夫特，描述了威廉·范德比尔特是如何赢得父亲信任的。正如克罗夫特所讲述的那样，威廉总是从纽约城中获得他的肥料。一天，威廉从老范德比尔特纽约第四大道的马厩中得到了一些马粪，并且用一只驳船带回家。当第二天看到父亲时，威廉向“老船长”问道，如果他要10船肥料要多少钱？“你会给多少？”老船长反问道。“对我来说，一船就值4美元。”威廉说道。老范德比尔特同意了这个价格，并且认为这其实是实际价格的两倍。第二天，老范德比尔特看到威廉带着另一只满载的驳船，准备启程前往斯塔顿岛。“你在这艘船上装了多少船的东西，威廉？”他问道。“多少？”威廉假装吃惊地答道，“一船，当然是。”“一船？为什么？这至少有30船！”老范德比尔特说道。“不，父亲，我在一艘驳船上只会装一船—— 一驳船！解开缆绳吧，啪！”
克罗夫特评价道，老范德比尔特又气又喜，一言不发。老范德比尔特可能重新审视了威廉，并且想知道威廉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像自己一样的铁路人。因此，威廉最终得到了斯塔顿岛上一条破产小铁路的管理权，而且之后，在他快50岁时，才被允许进入其家族企业——纽约中央铁路公司。
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威廉表现出他是一位勤奋、井井有条的人。在修配车间里，他会突然闯进来监视工人，就像在其农场中所做的一样。他监视着所有的细节，检查着每一个引擎、全部的杂费，审查所有的账簿，仔细核对每一张从办公室里流向大铁路中的票据、支票和收据。而且，他甚至会亲笔回复所有的信件。在谈话中，他经常表现得“突然、唐突和无理”。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认为男人和女人通常都是“大坏蛋”， 并且怀疑围绕在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想组成一个联盟来超过他。在巨大事务的旋涡之中，威廉·范德比尔特总是能找到时间来抱怨一些琐碎的不公平负担。在一个极佳的战斗时代，他的父亲会沉醉于与新的工业冒险家、标准石油公司一方或工会竞争，而威廉·范德比尔特很容易受惊，并且总是倾向于妥协，而不是一直战斗到底。
从威廉·范德比尔特的个性和处境中，我们要汲取到的要点以及重要教训就是，他成功了。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利润率一直都有实际资本的16%～20%，甚至在1873年之后的艰难的岁月里也是如此。而且，尽管威廉犯了些臭名昭着的错误，但他只用了八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将这份巨大的财富翻番，而这笔财富是他的父亲花了十倍于他的时间才积累完成的。
在年轻的威廉·范德比尔特短暂的统治期间，他受到了来自铁路世界中的海盗和强盗们的各种骚扰。1878年，在他得到了通向芝加哥的有价值的湖滨铁路（Lake Shore Railroad）之后，一帮狡诈的承建人就立刻开始朝着芝加哥并行修建镍镀层铁路（Nickel Plate Railroad）。根据亨利·克鲁斯的说法，建筑这条线路的辛迪加的“唯一目的，就是与古尔德或范德比尔特的线路竞争”。 他们以铁路巨头的传统方式，对建筑成本进行了过度的资本化，掺入了水分。当威廉·范德比尔特正处在恐慌中，并且给他们带来了一大笔赎金的时候，这些铁路大亨在财政上其实已经处于强弩之末。亨利·克鲁斯估计，如果再等一个月的话，年轻的威廉·范德比尔特就能以他自己的价格得到这条铁路。当他承担了镍镀层铁路公司的债务时，威廉·范德比尔特立刻就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因自己过早的妥协而忧伤了好几年。
1883年，一次类似的敲诈性远征将另一帮潇洒的发起人带到了哈德逊河西岸。在这里，在范德比尔特领土的心脏地带，一条新的线路，也就是西岸铁路（West Shore）开始了建筑施工。西岸铁路公司的欺诈性融资与几年前的镍镀层铁路一样臭名昭着，而且受到了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有联系的敌对资本家的怂恿。在一场运费战争中，货运费与客运费降低了。面对这种状况，威廉·范德比尔特只是做出了无力的举动，他用自己的公司来攻击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区。最终，他再一次服输了，并且为了达成和平，安排收购摇摇欲坠的西岸铁路公司。为了支付这些增加的资本债务，新的股份被发行。在资本债务的增加中，公众所支付的资金就被永远计入到了维修成本中去。“西岸铁路公司，”根据亨利·克鲁斯的说法，“带着1000英里的毫无用处的线路，来与范德比尔特家族划分运量。”
为了让威廉·范德比尔特更痛苦，1873-1879年，杰伊·古尔德继续着他沉着的进攻。古尔德威胁道，除非他能够得到范德比尔特线路中的部分股份，否则他要将其联合太平洋铁路在西部和密西西比州沃巴什河东的所有运输业务都从纽约中央铁路移开。当然，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举动。
与此同时，1879年，纽约州立法会“赫本委员会”（Hepburn Committee）的揭发使得人们知道了铁路大亨以及炼油商之间的秘密约定。人们抱怨关于纽约牛奶价格中的“暴政”，并宣称，牛奶价格的一半都献给了威廉·范德比尔特。人们抱怨威廉·范德比尔特所提供的货运服务，这个服务被刻意地保持在一个蜗牛般的速度，如此铁路公司就可以强迫托运人们接受“商品快运”的额外费用。特别是威廉·范德比尔特本人持有该系统87%的资本，这引起了人们的恐惧和嫉妒。另外，在诸多的公众抱怨之上，现在又出现了州政府征收特别税的威胁。这对于威廉·范德比尔特而言，意味着政治家们的敲诈。
因为他所拥有的这笔财富，威廉·范德比尔特一生都饱受骚扰，十分痛苦。有一天，威廉·范德比尔特在一位记者面前爆发了，说出了他着名的格言：“该死的大众！”其实，实际情况被人们误解了。比起他的父亲，威廉·范德比尔特的性情要温和得多，但他却被人们错误地描绘成了资本主义专制的模范。事实上，威廉·范德比尔特当时只是在简单地解释为什么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的快速额外收费邮政列车正在被淘汰。威廉·范德比尔特坚称，这项业务并没有赢利。但是，大众发现这个业务既有用又方便，难道他不应该来满足大众吗？
“该死的大众，我是在为我的股东工作。”威廉·范德比尔特曾经这样回答与其对话者，“如果公众想要这个邮政列车的话，他们为什么不付钱呢？”
但是，威廉·范德比尔特通过他着名的爆发，在铁路大亨们所享受到的神圣权力上闪出了一道刺眼的光芒。自由的美国人，特别是他们之中的小商人被伤到了痛处，并且愤慨地咆哮着。威廉·范德比尔特在大众的呼声中屈服了，开始逐步转让出他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中所持巨大股份的一部分。他的法律顾问昌西·迪普由曾经这样解释了他的行动：
由于议会和报纸对他的攻击，威廉·范德比尔特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在一家像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里面拥有控制权，就如同把过多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一个错误。而且，他认为，如果将所有权尽可能地广泛分散开的话，不管对他本人还是对公司都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①19世纪英国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