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市场下行时，大量的财富缩水，这些货币大师撤退到了有利的位置。经济风暴还在继续，当价格下跌时，对于那些资本所有者来说，合适的策略就是逃走以及自我防卫。这是一个警告性的经验。对于个人财富来说，此时存在着很多偶然性和残酷的转变。然而，那些仍然拥有少量未受损失的资本的人，就好像是一个看着沙子在沙漏中流逝的人，他完全了解，在适当的时机，他可以将玻璃瓶子翻转过来，然后重新开始。
没有时间多愁善感，也没有人来拯救大方的杰伊·库克。如果托马斯·斯科特的照会变成了抗议的话，安德鲁·卡内基却没有回应斯科特的求助声。卡内基拒绝帮助他的第一位恩人，也就是将他带入谋利行业的这个人。卡内基自己也承认，这比起“以往自己所遭受的所有金融考验都更为痛苦”。寸步不离自己的账簿，时刻关注自己的资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基调。如果还剩下任何流动资本的话，最好的做法就是，敏锐地估计其价值之后，购买那些贫困者亏本出售的资产。卡内基对于斯科特破产的铁路公司并没有什么想法，这家破产的铁路公司很快就落入了那些还有储蓄的人手中，也就是古尔德与亨廷顿的手中。在卡内基自己的钢铁生意里，他的合伙人克鲁曼也陷入了困境。正是在克鲁曼的机械技术之上，卡内基他们才建立了自己的名声。但是，卡内基在1873年得到了这位手艺人在生意中的股份，并且将他永远地排除出去了。
在这些麻烦的年份里，也就是1873-1875年，那些已经牢固巩固了自己战壕的人们，正轻松地扩展他们的商业版图。范德比尔特父子将位于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的新线路，加入了他们的纽约中央铁路，这样他们就可以凭借自己的铁路进入芝加哥。范德比尔特父子同样设法获得煤田，以联合他们的铁路。在需要现金时，范德比尔特父子就必须去找“严肃、狡猾、隐居的”大户拉塞尔·赛吉（Russell Sage）。在其他人都没有现金的时候，只有赛吉会有。赛吉要求利息为12～14个百分点。当范德比尔特父子进入芝加哥时，古尔德则俘获了一条横跨大陆的铁路，实现了童年时代的梦想。因为太平洋海岸没有被这场世界性的衰退影响，科利斯·亨廷顿继续修建着第二条铁路。而像詹姆斯·希尔或亨利·维拉德这样的无名之辈，也掌握了其他的铁路小王国。在匹兹堡外，成千上万英亩的煤田都落入了亨利·弗里克这个刚刚年满20岁的年轻人手中，此时弗里克正在着手建造一个自己的焦炭王国。几乎同样年轻的一位新来者是爱德华·哈里曼。自从少年时代起，哈里曼就成了一位老练的股票交易投资者，他能将其他人的突然毁灭转变成自己的巨大收获。与此同时，在这个经济通缩期间，因为硬币兑付有可能重新开始，银行家作为债权人大肆地巩固着自己的位置。摩根大胆地使用的资本，给了他比以前更大的影响力，他轻易地进入了曾经被库克占领的地方。
1873年之后的这20年，美国进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物质进步时期。在费城很快组织起来的世博会中，这个国家将无限的资源和技术文化勇敢地展示给了全世界：有乔治·威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的空气制动器和塞勒斯博士（Dr·Sellers）的电影放映机；有燃气灶具、高轮自行车，有科利斯（Corliss）的1400马力的引擎以及贝尔的神奇小电话。与牵引力高达50吨的机车相匹配的是，各种机械已经变得更大、更精巧。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耕耘土地的新方法，采矿和冶炼地下矿石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在烹饪食物，制造鞋子、布匹、钮孔等方面也大有改进，很快电力作为一种能源也被广泛应用。
亨利·乔治在1879年写道，确实，之前这个世纪中的最聪明的人，如果他们预见到了这些引擎、车间、工厂、蒸汽锤以及脱粒机的话，将会异常兴奋，“就像一个饱受饥渴的站在高处找水的人，注视着沙沙作响的树木以及流淌着的闪着光的溪水”。 他们可以看到，这些新的力量促进了社会发展，使最贫穷的人脱穷成为可能。他们将可以看到，“铁的肌肉和钢的肌腱使得劳动者的生活变成了假日……实现了人类一直所梦想的黄金时代……因为，在任何地方，人类的贪婪都不会被满足”。
但是，这些发现和发明没能减轻人们的劳苦。亨利·乔治总结道：“‘不景气’这个词里包含了所有暗淡、削弱的疼痛，所有剧烈的使人发狂的疼痛……”就像折磨着旧世界一样，它也在折磨着美国社会。而且，在那些物质进步似乎最快的地方，在人口最稠密、财富最多，以及生产技术和商业最为发达的地方，将会看到“最深刻的贫穷，看到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最艰苦的奋斗，以及大多数被迫性失业者”。
尽管这个时代没有战争，然而在它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极具挑战性的激烈的诉讼。在经济历史学家们的叙述中，这个时代总是被描述成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展示了内战期间以庞大规模开始的抢先占有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为公开，而且抢先占有的目标已经被清晰地呈现，获胜者的奖品更为巨大，竞赛变得更迅速，冲突也更为猛烈。此外，人们抢先占有的不仅仅是土地——这笔财富因为人口增长和辛苦劳作而增值了——还有工业交通的大公路，以及生产资料和最终的战略通道。商品必须通过这些战略通道才能从土地走到消费者面前。
在当时，公众们看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对于铁路系统的争夺。在这场争夺中，到处存在着不道德的冲突。亨利·亚当斯就这样评论过“伊利帮”：
这些带着破碎财富的冒险家，没有品格，也没有信用。他们亲自控制着一条甚至比“亚壁古道”更为重要的商业动脉，向人们征收费用。他们不仅仅是通过它得到了自己的薪水，而且是通过它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全部商业。这可真是件新鲜事。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的整个商业领域也正在被这些“冒险家团伙”占领，而且被组织成更大的单位。这些冒险家在他们的领地里面征收费用或是击退竞争者。然后作为工业贵族，他们通过联营，开始着手掠夺那些组织得没有他们完善的邻近行业。所以，铁路公司将会击败煤矿经营者；在征服煤矿经营者之后，进而将会剥削那些依靠煤炭供应的行业；那些拥有谷物升降机或屠宰场的辛迪加①将会与铁路公司合谋，来剥削粮食和牲畜生产商；炼油商将会剥削那些采油人，然后将会征服或联合他们过去的对手，来一起剥削下游的消费者。
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权力的分配、“战利品”的分割并不比那些旧封建贵族之间的竞争更和平。有时，这些行为也伴随着流血事件，充满了巨大的浪费和破坏。诸如中世纪所吹嘘的骑士精神也没能阻止在经济社会中持续发生的战争。根据某些学术观察家的说法，一个公平、公正的政府会确保在竞争中不会有任何的干扰。人类正是通过这个竞争规则征服了动物世界。一位名为李斯特·沃德（L· F· Ward）的观察者，在《社会经济的心理基础》（Psychological Basis of Social Economics）一书中就坚持认为，“欺骗的原则”或“出众的狡猾” 是在这样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当整个社会的人们都发现这些铁路大王、工业大亨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时候，规模巨大的社会震惊、混乱和冲突出现了。农民们发现他们无法去控制市场甚至是到达市场，因而充满了绝望之情。这些农民将会大量地联合起来，作出抵抗。劳动者们发现他们的雇主联合起来对抗他们，并且看见他们要么被迫接受雇主所提出的条款，要么放弃他们的特殊技能，去加入那些没有技能的“常备军”。这些彻底联合行业里（就像是标准石油公司或某些铁路公司一样）的雇员们，就像是机器一样，被他们的主人牢牢地控制了。尽管他们对劳动进行了更为严密的分工，而且比以前要有效得多，但这些工人在使用他们的肌肉时的决定权，没有那些机器更有力量。在绝境中，工人们有时可能会为了自己而联合起来，挑战他们的雇主。他们时而被拖入耐力竞赛，时而卷入由自由人缔造的共和国所知晓的最为血腥的工业冲突。
尽管边界没有外敌，国内没有叛军，但是这个时期仍然如此动荡。由于地震及其冲击，商业上的胜利和报复、繁荣与恐慌、利润与浪费，这个时期也变得十分喧闹；以至于很多人可能会质疑，这些收益是否能够弥补最终所造成的损失。只有以这样原始的方式斗争，人类工业才可能变得“社会化”，那些分散的小制造者才会被剥夺，社会才会以一种巨大的规模组织起来，所有的东西才会装配上它现有的巨大机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不这样，“世界上还是会缺乏铁路”。 显然，古尔德以及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以及卡内基 ，正在沿着“集中化”的历史潮流的波峰前进。然而，他们的逐利活动似乎正在抵抗着这个历史进程，抵制着由无数技术人员及工人缔造的“工业艺术之邦”的不断前进。
正如维布伦认为的那样，在详细审视这些贵族的职业生涯时，我们注意到，他们不仅仅是通过联合与组织，而且经常使用一种骚扰和扰乱的手法，在某个时刻“阻塞商业系统”。我们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了对立的趋势。他们的相互排斥，他们的“小偷”般的争斗似乎很长时间以来，都阻碍着吸引力的压倒性力量。这种吸引力驱使他们走向一个已经预见到了的“利益共同体” ——垄断的终极形式。
第二节
在高度发达的东部各州，范德比尔特王朝的继续前进，表明了合并阶段的到来。1873年之后，铁路修建者们就普遍地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尽管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以9000万美元的价格完成了资本化，并且将主要线路和支线都延伸到了美国最为工业化的区域，也就是纽约和芝加哥之间，但它依然是一家严格的家族企业。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现在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但他仍以自己精明神秘的方式照料着他的铁路公司。我们了解到，晚年后，范德比尔特变得更加古怪。他参加了号称“催眠师和千里眼”的降神会，时而与一个死去的儿子谈心，时而与已逝的吉姆·菲斯克的鬼魂沟通。吉姆·菲斯克有时会从另一个世界为范德比尔特生意上的棘手难题提出建议。范德比尔特还可能从维多利亚·伍德胡尔（Victoria Woodhull）以及特纳西·克莱夫林（Tennessee Claflin）等耸人听闻的女权主义者那里接受进一步的咨询。这两位在19世纪70年代给纽约人提供了很多的娱乐。据说，范德比尔特赞助了她们。在他的晚年，这位“老船长”心烦意乱的其他信号就是，他对公共慈善、教堂甚至诸如他终其一生都鄙视的教育机构的遗赠。范德比尔特80年来都没有读过书，但是，现在他却变得宽厚了起来。在他第二任妻子的牧师蒂姆斯博士（Dr· Deems）的催促下，他拿出了100万美元，在纳什维尔（Nashville）建立了范德比尔特大学。范德比尔特曾经想为他儿时的偶像华盛顿将军建造一座高耸的纪念碑，但是最终人们使他确信美国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这样的纪念碑，而一所新大学将会是记录他个人永恒荣耀的一座纪念碑。
同时，范德比尔特在铁路领域中打击对手的精力并没有减少。1873-1875年，各家铁路公司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展开了持续的运费战争。1877年，这场战争的战火又重新燃起。为了取得优势，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伊利铁路公司、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轮流地将客运费从22美元降到了12美元，并且将运粮费用从36美分～42美分/蒲式耳降到了12美分/蒲式耳。在和平时期，他们的收费将会被再次提高到之前的水平，而回扣则被秘密地给予那些受到优待的托运人集团。但是，无论这些行为对于大众来说是多么令人困惑，老范德比尔特就像其他铁路公司的首领一样，依然本能地对未来提前准备着。此外，范德比尔特在西部与很多中等规模的铁路公司结成了联盟，继续着他的“改良和扩张”运动，尽管这些运动大部分花的都是公众的资金。因此，铺设哈林铁路位于纽约第四大道的地下轨道时，范德比尔特建立了巨大的隧道和高架路基。通过这条轨道，他的线路进入了纽约。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这条隧道和路基都被当作工程学的奇迹而受到了人们的极大赞扬。这项建筑工程的成本是650万美元，而纽约市议员委员却被说服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认为，为确保路基质量与安全，纽约市政府要承担纽约中央铁路的路基建筑成本的一半。
当这位“老船长”在1876年病倒时，人们兴奋地推测着他的资产规模和处置方式。记者们不分昼夜地从有利的位置俯瞰着范德比尔特在华盛顿住所的红砖房。而且至少有一次，报童们在范德比尔特窗下提前叫喊着关于这位铁路贵族去世的报道：
范德比尔特去世了！
听到了这些话，范德比尔特这位易怒的老人从床上爬了下来，并且在楼梯上对来访的记者们大吼道：“我没有死！轻微的症状即将消失，而且医生说我过几天就会康复。即使我要死了，我还是有足够的精力来给愿意揍你们的人一份工作。” （这句话是“老船长”的一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传记作者所转述的。）
就像他对生活所做的一样，范德比尔特与死亡进行着勇敢的搏斗。但是，最终在1877年1月4日，他还是去世了，享年83岁。范德比尔特去世时，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唱着赞美诗的儿子、孙子和重孙。这些人都发自真心地希望他快点儿上路。
除了少量的家庭遗产之外，“老船长”以铁路公司和其他股票的形式，给曾经被他一度轻视的继承人威廉留下了9400万美元的巨额资产。人们推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工业财富。按照范德比尔特的遗愿，这笔财富将会原封不动，而且必须在规模上不断地增长。这笔财富在经济上是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家族王朝正在其中强化着自己。这件事情在各地都引起了极大的震惊，甚至在英国。格拉斯顿（Gladstone）①先生就评论了人类持有这样一笔财富的危险，特别是当这个家族就像一些英国的大企业一样，没有背负“对社会的义务”而持有这样一大笔财富时。格拉斯顿对昌西·迪普由说：
我知道，在你们的国家，现在有一个人身价1亿美元，而且他可以随意地将这笔资产转变成现金。政府应该将这笔钱从他身上拿走，因为任何人拥有这样的资产都太危险。假如他将他的资产变成现金，并且将它锁起来，这就会在美国引起一场恐慌，并且会蔓延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对很多无辜的人来说，这都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①由同一生产部门的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通过签订统一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以获取垄断利润而建立的垄断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