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由刘文辉亲自批准——在其军部内隐藏工作长达8年之久——由周恩来亲自遥控的电台，则更说明了这一切。
中国共产党对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共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出发，对刘文辉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其中，周恩来是起了最主要作用的，他曾多次与刘文辉会晤。共同商讨问题，使刘文辉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长期与中共中央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1938年4月，刘文辉因西康建省事到武汉去见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四川籍人吴王章找刘文辉谈话，两人会晤于汉口四明银行楼上。吴玉章向刘讲明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述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并鼓励刘在抗日战争中多作贡献。刘文辉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极为赞赏，并希望中共在政治上能多给予帮助。刘文辉临离开武汉时，吴玉章把许多中共报刊送给了他，这可说是刘文辉正式接触中共党人、系统了解中共政治主张的开始。
这年8月，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等由延安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路过成都时，又受中共中央委托，与刘文辉会晤于方正街刘的住所。董必武等与刘文辉商谈了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妥协投降等问题。在讨论中，刘文辉把自己拥护共产党抗日方针的态度，向董必武等作了明确的表示，这也可算是刘文辉明确表明自己的思想倾向于共产党的开端。
1939年夏，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又与刘文辉第二次见面。当时，抗战亡国论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董必武等向刘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述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使刘文辉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2年2月，周恩来与刘文辉在重庆单独会面。这时，正是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时期。周恩来对刘文辉说：“当前中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其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在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反动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是希望西南地方力量能同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和配合。”
倾耳细听的刘文辉问道：“那我们川康应该如何去做呢？”
周恩来明确地对刘文辉说：“团结就是力量，你应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结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结，去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结。团结是为了斗争。对于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和措施，都必须给以坚决反对和行效的抵制。西南地方力量目前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鄣在政治上给以支持。”
刘文辉连连点头，表示愿意努力向周恩来指出的这个方向去做。
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下，一些民主人士利地方实力派如章伯钧、邓初民、杨杰、杨虎、龙云等也纷纷组织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地斗争。其中，刘文辉起了很大的联络作用，龙云与中共党的关系，就是刘介绍的。刘文辉与中共党的关系，就此逐步由一般的联系，发展到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不久，中共向刘文辉提出12点协议，刘表示完全赞同。这个协议，是周恩来当面告诉刘文辉驻重庆的联系人邹趣涛，并让其将条文熟记后，回雅安向刘口述的。协议中包括有中共不在刘的军队内部发展组织及派专人到雅安与刘联系等事项。这即是中共中央在刘文辉部设立秘密电台的因缘由来。
1942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历经考验的优秀党员王少春，作为与刘文辉建立经常联系的政治联络员，长住雅安，并设立—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
王少春，1891年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贫民家庭，全家靠父亲做点小生意生活，弟兄四人，他排行第二，曾当过中学校长。在学校工作中。他接触了许多进步书籍，思想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决心投入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1927年，他离家来到上海，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做地下工作，一直过着艰苦而危险的生活。1930年，他经中共上海地卜党领导人夏三娘的介绍，与秦惠芳结为伴侣。秦于1909年出生在上悔崇明岛，时在上海申新纱厂做纺织工，1931年正式参加党的情报工作，后于1941年6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结婚后，他们在1932年生有一女。1942年6月23日，王少春、秦惠芳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即受领了由周恩来亲自部署的到雅安做刘文辉部情报工作的任务。
刘文辉对周恩来一直都非常敬重．所以对周恩来派来的“政治联络员”也格外重视和照顾，他把王少春及，包台安置在雅安城郊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与王少春住在一起的除他的爱人秦慧芳及女儿王明明外，还有报务员杨作爱、教师方先生和一个姓马的服务员。外面只知道这户人家是刘的熟人，是为了躲避重庆的日机大空袭才迁到雅安来的。
为了保密，王少春先直接与刘文辉联系。两人商定注意事项有三：一、王少春的公开身份是刘文辉的私人顾问，报务员杨作爱是王的秘书，译电员秦惠芳是王的夫人，教书的，称方先生；二、指定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刘文辉的心腹张伯言与王少春单线联系，不与外界接触往来。如有急事则临时约定时间、地点，与刘文辉直接面谈。如果刘文辉离开雅安不在时，则用书信往来，由张伯言具体负责。1945年张离开雅安后，则由参谋长杨家祯与之联系：三、由刘文辉部提供王少春一行的全部所需物资，另常派出四名士兵，以负责王等人的安全和勤务工作。
乏少春等人的住处选定在张伯言早巳废弃的旧旅部内，这是一座破庙似的院子。这个院子，在满清时原是—所步厅的衙门，因长年失修。破烂不堪。门前不远处是—片荒地，衰草摇曳中蓬蒿过膝，这里曾是县府衙门杀人正法的刑场。所以，此地—片凄凉的景象，平时是很少有人到这里来的。但这对王：少春来说，却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在这附近，还没有各部的电台十余部，既有刘文辉军部各单位的，也有三青团和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的。这也很利于王少春的电台工作，只不过王的电台是秘密的，设立在堂屋右边一间蜘蛛网扑面、阴暗潮湿的房间里。
1942年7月30日，王少春一行开始搬进这所住房，秘密架设电台，把作为天线用的细铜丝从干裂的墙缝里引向屋顶端。8月1日，他们按照中共南方局的密码，沟通了与延安的联系。从此，每天深夜12时整，他们都要与延安联络一次，及时向中央请示和报告情况，抄收新华社的电讯稿。王少春经常将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及解放区的胜利消息传达给刘文辉等人，同时将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中共中央报告。
在雅安的艰苦岁月里，王少春带领电台组人员即是住在这透风的破庙中，吃的多是自己种的粮菜，过着非常贫寒的生活。原报务员杨作爱因长期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工作，患肺结核重病回了重庆，由身强力壮的报务员石励代替。但不久，石励的身体也大不如刚来时了，王少有的身体更是非常虚弱。他们依靠顽强的意志和革命精神，默默地坚持战斗：在这山沟沟中。
自从建立电台后，王少脊为丁及时帮助刘文辉了解党的政策，凡是收到明码电报，都要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一份，外加标题，送给刘文辉。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从不间断，对这些电稿，刘文辉也是每来必读。有—次，收抄新华社广播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讲话，石励每抄1个小时，才能休息5分钟，连续收抄了两天三夜，手都抄痛了，眼睛也熬红了。王少春把收抄的电文，用毛笔工工整整转抄在毛边纸上。他忍着哮喘咳嗽，连续写了多日．抄完后赶快派人送给了刘文辉，使刘及时了解到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对促进他的思想转变有着很大的作用。
刘文辉的儿子刘元彦回忆这段历史说：“王到雅安后，每天抄收新华社电讯以及社论、重要文章、报告等，由专人送给父亲，父亲每天必看，到成都时也有专人送去。到重庆开会时，稿子由母亲收着等他回来再看。电讯稿用普通白纸直行书写，也许是有意为之，毛笔字都无锋，似乎全是用秃笔写的。父亲不禁止我看，所以我在知道存在秘密电台之前，早已读过不少他抄收的电讯稿。但那时以为是父亲派专人抄收的。父亲通过张伯言、杨家祯，供给王有关情况，上报党中央。到解放战争时，这方面的联系就更多些。”
雅安城西郊的苍坪山上，环境十分幽静，葱茏的林木中鸟儿欢跃，婉转的唱鸣声随着阵阵松涛竹风传向远方的峻岭山河。每天清晨．王少春身穿白土布对襟上衣，青色宽裤腰的肥腿裤，米到这里打太极拳。国民党第二十四军的一些军官和西康省党部的一些要员也常来到这里练拳习武．其间少不了要咬着耳朵或放声谈些叽密的事。他们把王少春当作自己入，所以也就从不避着王少春。山风吹拂中，大家畅所欲言，王少春却微笑着从不插话多语，只是用心细听，对一些重要情报，回后的当晚便成了报务员键下欢畅的电码声传向延安。
王少春自从到了雅安后，一直都是深居简出，一切都很普通，一切都很平常。从不引人注目。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连时住在雅安的中共地下党员郑南、胡立民等人都不知道王少春的底细，也以为池是刘文辉的高级幕僚。
不过，当王少春的秘密电台在雅安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蒋介石特务却很快发现了这一异常的电讯号。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急电雅安组长徐伯威，令其从速查明电讯号来源，并派来了两名专门侦破电讯密码的特务。王少春得知这一意外消息后，急忙报告中央电台，临时停止工作，把收发报机暂时隐藏了起来。蒋介石特务们不顾刘文辉的坚决反对，在雅安折腾了个翻天覆地，也走进了城西王少春所住的破庙中，他们经过一番细致的侦察后，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线索？只好回去复命。
国民党特务们的大搜查，一无所获，却再次加大了蒋介石与刘文辉之间的裂隙。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派长驻第二十四军的政训处处长丁宝国秘密搞了部电台来进行侦破。但这一情况又事先被王少春得悉，便去问刘文辉：“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特务搞电台来雅安，你还不知道！”
这次，刘文辉可真的有些火了，他急忙采取防范措施，放言’出去：如果戴笠再敢目中无人，派特务来雅安，我二十四军就要缴他们的械，让他们嘴啃泥，没收运到西康的电台！
国民党特务们对刘文辉的放言在有所闻后，便不敢明目张胆地再次到西康进行大搜查了，但暗中仍从成都运了一部电台到雅安侦察。刘文辉立刻展开反侦察，终于发现了国民党特务的这部电台，旋即派兵予以没收，并正言警告蒋介石派驻第二十四军的亲信丁国宝说：“有奸人在雅安暗设电台，图谋不轨，已予没收。如果以后再有此种行为，定要严办。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吧！”这些特务们没有抓到把柄，政训处长又受到“驱逐出境”的严厉制裁，以后就再也不敢来捣乱了。
刘文辉为保护中共电台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提供了许许多多的方便条件。当然，这其中也关系到刘文辉自己的切身利益。笔者在此不可避讳地说，作为军阀出身的刘文辉在当时的思想境界还不可能达到中共所期望的水平，他的政治立场还处在摇摆不定中，而其砝码则往往是放在权衡自己的得与失利益之上的。毫不夸张地说，刘文辉的那张脸，可代表着雅安的政治气候，也是反映他认识全国形势的一张晴雨表。因此，后人通过王少春在解放后写给党组织关于汇报雅安地下工作的历史文档中可见到，刘文辉在与王少春电台的关系上，其中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
如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尽管王少春反复向刘文辉说明这是中共中央的又一步决胜战略，但刘对此却是感到很大地不理解，进而怀疑人民解放军能否最终取得胜利。因此，他对王少春的态度也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原来派来的四个勤务员，到这时仅剩下了戴吉安一个人。刘文辉这一“藕断丝连”的策略做法，很能说明政坛斗法的赌术。不言之意，下一步戴吉安的走与留，则要看陕北的战局如何了。
世人明鉴，雅安与延安在自然气候上虽然云天相隔千里，苍坪山上下雨，宝塔山上却很可能是艳阳天。但是，两地在政治气候上则是紧密相联的，延河即使“冰释水涨”，雅河则就会是“排浪滔天”。刘文辉思想上的这一微妙变化，给中共秘密电台人员带来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很大影响。王少春早就估计到了这一点，他对此仅是付之一笑，向大家宣布：“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先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一定要在苍坪山下站住脚，扎下根。”但是，刘文辉的“政坛斗法”下赌，却连贯带出的不仅是减少了给王少春电台组人员的基本生活经费，最让人恼火的是电台用的电池也不供给了。没有电源，怎么与党中央联系呢？这可是件火烧眉毛的大事！
王少春不顾个人生命危险，亲自找到了刘文辉，劝其以大局为重，眼光要看得远一些。然而，刘文辉却仍不相信中共有取胜的可能，只是出于留一条后路，答应送电池给王少春，可送来的电池又全是旧的，没法用。王少春和石励只好在电池底部凿几个小洞加些盐进去，土法充电，凑合着用。
王少春一方面向上级组织反映这个情况，一面严肃告诫刘文辉：“你要当政治家，不要当政治商，我再次希望你把眼光放远点！”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通过王少春的电台转告刘文辉：“如果你认为不需要我们的电台了，请你买张飞机票把人送到香港，飞机票钱我们事后会如数给你们送来。”直到这时，刘文辉才有所警觉，加之陕北战场上解放军的连连取胜，他才逐渐改变了对王少春的态度。
不久，周恩来指示王少春到成都，通过党组织给了些钱。王少春用这些钱买了两个金戒指和一个金手镯，以便带回雅安。准备应急使用。他在带回雅安的途中，接受了有次由成都回雅安途中在名山遭土匪抢劫，被土匪连衣服都脱得仅剩下一条短裤的教训，把金首饰藏在漱口杯里，上面放了条毛巾。果然，这次他在途中又被打劫，只是那只漱口杯子中的东西未被发现搜去。这点极为有限的经费才如雪中送炭，解决了雅安中共地下电台的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