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亭醉歌舞。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
——《木兰花令》
这首词把苏轼对友人和兄弟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秋日总是怀人的季节，虽然都不在身边，但是这份感情却不会因为道路的遥远而隔断，反而如那封坛的老酒一样，越陈越香。作者把旅途中的迷茫和夜雨中的沉思写得丝丝入扣，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那些一起并肩的日子，这样的描写虽然有着抒情词的一贯忧伤和细腻，却也不失苏轼的豪迈风格。“尊前”要时时问及，并“为道别来心与绪”。他始终相信重逢的那一刻终将到来，那将是更为快意的欢乐。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真情真意、毫不做作的样子。我们不能因政治上的失败否定他人格的光辉。苏轼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很少是关于自身利益的，往往只站在国家人民的角度去想，却往往招致许多人的不满。王安石在这方面就要比他圆滑老练，即使是一样的意思，也可以通过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让大家接受。关于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世人都认为是完全对立的，是争斗到不死不休的，其实并非如此。二人只是在政见上多有不合，私下里二人之间还是互相尊敬仰慕的，这在那个“文人相轻”的时代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个本是政敌，还能够不计积怨地以诗词唱和，实属难得。
王安石年长苏轼十六岁，所以他是与苏洵为同代人，他们两个才可以算是真正的政敌。苏洵曾经写过许多抨击王安石的文章，但是王安石在认识苏轼之后，并未因此排挤苏轼，反而感动于其豁达超脱的魅力和真诚为民的心，几次维护。在王安石下台之后，因为苏轼的“乌台诗案”，王老爷子还亲自为其求情，虽然并无效果，但是看得出王安石对这个后辈实在是不计前嫌，赏识有加。王安石常常夸赞苏轼才学非常，极为佩服。而苏轼在几经岁月磨砺之后，也一样对王安石多加赞扬，对其才学景仰万分。后来二人年老时还一起畅游过金陵，引为知己。这不仅表现出王安石那光明磊落的长者风范，也展示了苏轼宽容公正豁达的内心世界。他们都是宋朝的文坛巨匠，他们的伟大才学自不必说，他们的人格更值得后人景仰。
苏轼的性格对自己的人生影响极大，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也影响很大。他能够结交三教九流的挚友，他能够真心与政敌言和，他能够开宋词的一派风骨。提到苏轼，人们都说他是豪放派的宗师，不过也不能全然认为苏轼没有写过爱情的词作，他也有过“婉约”的时候。不过他的爱情词却还是与众不同的，少了几分戏谑的颓废，却多了几分对神圣爱情的忠贞吟诵。
他曾经直接写过那深刻的夫妻之情，这样“不浪漫”的举动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伉俪情深，是人们羡慕的，但是却是文人间少着墨的。即使生活在一片幸福中，文人也往往在异性面前展现出自己的身不由己或是感情不合，以期得到更多女性的关怀，这也是文人接近女人的借口和手段。
可是，苏轼是不同的，他一直是旷达和真实的。在发妻王弗病逝后，他沉痛地怀念着她，他们二人相扶着走过了许多难熬的日子，那些都是苏轼难以忘怀的过往，因此他写出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样让人肝肠寸断的词句。这样的情绪在他之前，是人们绝少渲染着墨的。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
在这首流行的小调中透出的不是常见的轻松的男女****，而是严肃沉痛的丧妻之痛。这首悼念词内容深沉，感情诚挚。十年以前，苏轼的发妻故去，二人阴阳两隔。没有了妻子的日子里，苏轼也是举步维艰，多遭贬谪，这艰辛的岁月让他更加思念那些夫唱妇随、互相搀扶的日子，可如今却是消息不通，生死相隔。“不思量，自难忘”更是直接表达了作者的怀恋之深。不是无心的不“思量”，而是不敢“思量”，这份痛苦就像凌迟切肤，让人撕心裂肺。这里作者直接采用抒情的写法，以“不思量”来衬“自难忘”，其实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些日子，只是一再地提醒自己要坚强地淡忘，但是那千里外的孤坟，怎能不让他每每想起就泪流满面呢？那最爱的妻子就静静地躺在那荒郊，任凭风吹雨打，而他又因为政治的失意而四处辗转，不能一直陪在她的身边，就任由着“她”被风霜沾染，被岁月碾碎。逝去的她自然是“凄凉”的，可是形单影只的苏轼又何尝不是痛彻心扉呢？再也没有人听他诉说那痛苦和无奈了，曾经的温柔怀抱早已经成了灰尘，怎能不让人肝肠寸断？转而苏轼又想，也许二人现在即使再次“重逢”，她也认不出他了。满面烟尘，双鬓如霜，这样憔悴不堪的模样怎忍让她见到，怎忍让她为自己心痛呢？
下片中苏轼更像是一个饱经风霜洗礼的浪子，浮沉宦海，迷失人世，忽地在梦里又一次梦见了她。“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中语调稍转轻松，却还是在梦里，温馨和甜蜜都只是虚无缥缈的泡沫，苏轼好像又一次看见了王弗对着小轩窗对镜梳妆的美态。此时，多想把那些痛楚和难过都说给她听，可是却不知该从何说起，一任千行的泪水在脸上纵横。但梦终究是要醒来的，最后几句作者又沉浸在痛苦中难以自拔了，“年年肠断处”就是那“千里孤坟”的地方——“明月夜，短松冈”。作者在结尾处明确表达了自己对亡妻的深切思念，依旧会年年断肠。千百年之后，一提到苏轼的《江城子》，还是会让人觉得感动不已。“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这一句就写尽了爱情，在这无言情深的一瞬间，多少辞藻都不能修饰的就是这爱情的忠贞和伟大。
不知道这样的词作算不算的上恋情词，不过这的确是描写爱情的作品，只不过比多数文人所作的“恋情词”要干净和开阔许多，除了没有大多数作品的言词俗套外，也少了几分对爱情的戏谑成分。苏轼的这类词作都很清新真挚，这是改变宋词的另一个方面。
即使不是描写他和妻子间的伉俪情深，在描写其他的女人或勾画他自己的梦中情人时，苏轼也会点到为止，彻底从“倚红偎翠”的颓靡中走出，走到一个更为广阔和明亮的世界。对于苏轼的这些作品，后人也是多加褒奖。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三叹”，张炎《词源》说“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王灼《碧鸡漫去》说“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不过，笔者认为这些夸赞也算是颇为贴切，苏轼的确有这样的贡献。千万不要认为苏轼不写婉约词，他只是不写传统的婉约词而已，他开创豪放一派的同时，也把婉约词作的格局带到了另一个高度。
苏轼描写女性的时候，并不像其他文人那样描写歌姬妓女的玩闹样，他喜欢的女子都是有着“冰肌玉骨”（《洞仙歌》）的玉女，无论现实中存在不存在，都深深都存在于他的梦中。他偏爱这类冰清玉洁、仙姿缥缈的女子，写入词中，经过他艺术加工筛选，语言就会显得更明丽洁净。
年轻时代的苏轼曾写出这样的句子：“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贺新郎》）”此词极言这位女子的清丽、高洁、孤傲。有人说此词有人所托，苏轼是有原型而作的，可能是他的妻子，或是他的小妾。不过这些都是无所谓的细枝末节，也很有可能苏轼完全是凭空想象的也不得而知，但我们看出在苏轼的笔下，女性也多了一些“性格”，不再只是“桃红腮”“含波眼”的柔媚，这不仅可看出他对女性的尊重，也让人看到了婉约词派的进步和成长前景。
他年老之后，所作的“恋情词”也有了更多的表现方法和内容。他会在其中寄托一些关于生活或生命的感想，比如这首《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蝶恋花》中有几句传诵很广的名句如“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等。虽然这看似是一首描写恋情的作品，可是如果细细品味，或者联系苏轼写作时的情境，就可以看出“天涯何处无芳草”中包含着许多哲理，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或者是不甘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是说一个青年的失恋情怀，实则表达了一种人生的态度，那就是无论如何不得志，也不能放弃理想，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来面对这一切，这样才能拨云见日。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凭借主观上的积极主动就能实现的，而是常常因客观现实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明白了这些道理，在人生失意时才能心胸开阔，不至于消沉下去，才能再一次去面对现实，重新来过。这是苏轼晚年几经贬谪之后回忆性质的作品。他或许是这个“失恋的少年”，他或许是“他”的朋友，更或者是一个旁观者，作者在劝慰“他”，告诉“他”人生总是柳暗花明的，实在无需丧失信心，逆境中也有风景，逆境中更需奋起。
所以，这是苏轼带给婉约派的革新，他会把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代入，使这一篇篇看似香艳的词篇有了更深的含义。无论是描写友情、亲情还是爱情，苏轼都可以把人生感悟与感情纠葛揉捏在一起，形成更深刻的含义。这一首词并不仅仅是娱乐的媒介，它更是一个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苏轼不止开阔了词作的视野和内容，也矫正了宋词的风气。他的风骨和态度都深深地烙在了词作之中。这些统一的、超脱的、发人深思的作品带动了一次宋词的革命，而这其中，苏轼居功至伟。
承上启下的一代词宗
苏轼身处的时代影响了他的艺术特色，全然因为金戈铁马已渐渐取代了曾经的莺歌燕舞。作为一个有志于国事的文人政客来说，苏轼的转变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他的转变资本就是他强大的学术涵养。或许他真的想从各个方面改变宋朝文化多年的诟病，改文弱为豪迈，改忧郁为积极，当然这样宏大的工程并非他一人之力能及。可是跟大家所想象的不同的是，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支持苏轼的这些做法。特别是他“以诗为词”的思想更是屡遭诟病，因为词主要是需要唱出来的，而诗往往没有那么强的音律性，这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苏轼作为一代词宗，却不懂音乐，这是他与其他词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很难像柳永或周邦彦那样写出合辙押韵、袅袅婷婷的曲子。因此苏轼的词是画面感较弱的，也是音律感较差的，但是格局和气象却是最宏大的，这才是对苏轼词的确切概括。
北宋时期诸多“倒苏派”经常拿苏轼的词作说事，认为他的词完全脱离了宋词的精髓，可是他们却忽略了苏轼其实是给予了宋词另一条道路，也延长了宋词的生命。苏轼之前，太多的词作者拘泥于格律的完美和字眼的韵脚，这就无疑给宋词的创作加上了一道致命的枷锁，这样的宋词三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必定是千篇一律、万人一面的东西，退掉那些辉煌之后，留下来的结局只能是消亡。苏轼扩大了词的内容，尽量用词这一形式来反映诗歌所能反映的题材，同时又要保留词的韵味和特点。他是很注意词的“诗化”与词的韵味相结合的。苏轼的词作极有个人特点，容易辨析，独具魅力。
对于作词，苏轼一直以来就喜欢用柳永当作参照物。虽然，人们都认为他是豪放派的开山，怎会常常把一个婉约派的词人当作假想敌呢？其实，苏轼和柳永恐怕是一种竞争和尊敬的对手关系，或者在苏轼的目光中，他想要超越的或是比较的，就只有一个柳永。在俞文豹的《吹剑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柳永）？”对曰：“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二人的词作风格明显不同，柳词华丽柔媚，苏词雄浑浩大。但是归根究底，“婉约”和“豪放”都是我们后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名号和流派，其实宋词真的有“门派”之分吗？或许并不见得。”
不过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苏轼对柳永的重视。当然，柳永长于苏轼，在苏轼初学作词时也难免有学习柳永的过程，当他慢慢成熟后，另辟蹊径地开拓了词的境界后，就想“自是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