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别管是“葛底斯堡战役”还是“偷袭珍珠港”--事后都很容易从一些不相关的因素中整理出相关的信息。那些描述这类历史事件的作品，经常会给读者传达出这样的一种暗示：事件的发生似乎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引人入胜的叙述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因为压制了一部分事实而使得另外一部分事实被突出了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隐形的决定论”。
比如，著名军事分析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Wohlstetter），在评述珍珠港事件中袭击将要结束的时候说，“当然，在事件之后，这个信号就显得异常清晰；既然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信号预示的灾难性后果。不过，在事件发生前，这个信号确实显得模糊不清，而且蕴含许多相互矛盾的含义。”
实验表明，这种“事后之明”的偏见不仅会夸大评论者早就预料到会如此的可能性，而且还会让人们记错自己当初的判断。这种情况在人们最开始就判断错了的时候，尤其如此。
大量关于“事后之明”偏见的探索性工作是由巴鲁克·菲什霍夫（Baruch Fischhoff），于20世纪70年代先后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以及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分别做出的。与奈瑟一样，菲什霍夫也从前任总统尼克松那里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研究事后偏见问题的机会。1972年，尼克松进行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一次是去中国，另一次是去苏联。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都是对尼克松访问能否成功的预测。对于菲什霍夫来说，这些预测都是次要的。他所关注的是，尼克松的外访行程给他们研究“事后之明”的偏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实验机会。
在尼克松开始他的行程之前，菲什霍夫和同事鲁思·拜斯，让一群以色列学生预测，尼克松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有多大。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回答，“你觉得，尼克松见到毛泽东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你觉得，尼克松会参观列宁墓的可能性有多大？”简而言之，他们要求学生们就像博彩时那样--投注赔率。如果学生认为，上述事件根本没有可能发生，那么记录可能性为零；如果认为事情肯定会发生，那么就记录可能性为100%。
尼克松结束北京和莫斯科的行程以后，菲什霍夫去回访那些曾经参与预测的学生，让他们努力去回忆一下，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预测的。他还问了受试者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他们觉得自己当初预测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就发生了？比如说，如果他们当初预测说，尼克松会与毛泽东会面，就问：你是不是相信尼克松真的已经见到了毛泽东？
菲什霍夫发现，受试者总是会一次次地记错自己最初的预测。这和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学生总是记错自己的成绩是一样的。而且，与俄亥俄州的那些学生（更不用说狄恩了） 类似，以色列学生记得的事情总是偏向于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的情形更聪明。特别明显的是，菲什霍夫发现，如果一个人相信事情真的已经发生了，那么他就会夸大自己当初预测会发生的概率。比如说，原来他预测事件会发生的概率是30%，现在他可能会记得自己当初预测的是50%。不过，如果学生当初预测的是上述事件根本就不会发生，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虚报自己当初的预测。比如，本来认为事情不会出现的概率是50%，现在则会声称自己当初的预测是30%。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效果都是相同的：受试者在回忆自己当初的行为时，总会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先见之明”。后来，菲什霍夫直接就把他的一篇论文的题目叫做《事后聪明≠先见之明》。
回忆性伴侣
我们的日常生活随处都充满着类似的错误回忆。接下来，我们拿“性”来做个例子。你应该会记得自己的生活中到底有多少个性伴侣，而且你也清楚自己记得的这个数字是准确无疑的。但是，如果你询问身边朋友的性生活，你得到的信息是否还是这么准确呢？答案是，对于同样的问题，男性和女性的回答存在很大的差别。专业的民意调查人员已经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一项在美国范围内进行的调查显示，男性宣称拥有的性伙伴数量通常会是女性的4倍。男女双方报告出的数字本应是接近的，因为对一个男性来说，每一个新的性伴侣显然对于另一方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性伴侣。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具体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但是，看起来非常明显的是，男性和女性都不是在有意掩饰自己性生活的历史。当然，确实也有个别人会向调查人员撒谎。但是，当男人和女人被问及性生活时--性生活中另一方面的私密信息--调查人员发现，两方的回答大体相似。比如说，男性和女性同样都承认，有口交和肛交行为。在被问及性生活的频率、性生活持续的时间等问题时，男性和女性也都倾向于给出相近的回答。如此说来，既然人们在性生活的具体细节方面都会说出真实情况，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非要在性伴侣数量这一问题上撒谎吧？
确实，最可能的解释可能就是，被调查者只是记错了。不仅如此，就像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那些学生那样，他们记错的方式还偏向于自我美化（符合常规）。男性倾向于夸大自己记忆中性伴侣的数量，而女性则倾向于减少自己记忆中性伴侣的数量。
为什么赌徒对赢钱都信心满满
出现类似这种记忆倾向的还有一类人--赌徒，尤其是那些在足球等体育项目上下赌注的人。如果你碰巧认识这样的人，你可以让他给你讲讲赌球赌赢时的故事--然后再去问他们一些赌输时的情况。你一定要认真听听他们是怎么讲的。这些人在讲述这两种不同情况的时候，说法也是不一样的。典型的赌徒都会接受自己表面上的胜利，辩解自己曾经遭受过的失败。
多年前，还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汤姆·季洛维奇（TomGilovich）就专门跟踪过那些在专业足球赛和大学篮球比赛项目上赌球的老手们的行为。
“我只要随便向周围扫一眼，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季洛维奇告诉我：“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这些赌徒总是信心满满呢？他们输得一塌糊涂，还会坚持从头再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很是令人佩服。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的生活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
于是，季洛维奇开始仔细跟踪这些赌博者的输赢状况，并且研究他们是怎么看待输赢这个问题的。为此，他递给了这些赌博者一些供实验用的录音机，然后让他们记录下自己在赌输和赌赢时的不同感受。这些录音被转换成文本，然后再拿去仔细分析。季洛维奇发现，当赌博者押对的时候，他们总是倾向于用非常夸张的语言来讲述自己到底是怎么押对的--“我知道，肯定会是这样！”但是，当押错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说比赛本来应该怎样怎样，总之不该是这样，并以此来美化自己的失误。在这类情况下，赌博者往往会抱怨比赛之所以出现那样的结果，只是因为那支球队倒霉，或者是碰巧出现了什么意外。对他们来说，失败并不是一个损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吹嘘自己成功和寻找失败借口的效果大体上是一样的：让自己的“先见之明”，通过各种“事后之明”，显得更突出。
我们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浅薄
在“事后之明”带来的这类错误记忆背后，其实隐含着一个非常重要却没有被说明的问题：我们经常意识不到，自己本来是心存偏见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这里所说的“偏见”和人们通常对这个词的定义稍有不同--一些很明显的、对某些事物或人的成见--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就在于，我们所讲的这种“偏见”，是我们自己根本意识不到的。
让我们来回想一下“第一印象”那个部分。当受试者看到实验中的两张照片时，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在事先没有研究过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资料，也没有听到他们只言片语的情况下，受试者就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左边照片中的人更有竞争力。这些受试者只不过是看了一眼那两个政治人物的脸庞而已。
不仅如此，这种瞬间作出的判断并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印象，它会直接影响受试者对那两位政治人物的投票情况。当研究者进行另外一个类似的投票研究的时候发现，在选举过程中，后续添加给受试者的信息会被冲淡（但不会消除）“第一印象”的影响。人们最终的选票投向，是以最初一瞬间对竞选人的“第一印象”得出的推断为“基准”的。
这个发现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投票选择，而且对生活中的其他选择都有着重要意义。许多我们随后看似逐步作出的决定，其原因可能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要更浅薄。确实，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最初早已做出了选择。在上面的那个关于选举的例子中，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作出这类判断是如此迅速，“这些最初判断对投票决定产生的影响，投票者自己是很难意识到的。”换句话说，投票者可能早已形成了偏见，只是自己还不知道已经被偏见影响了而已。
很多人可能都很难接受这一点，因为人们都很自然地认为，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别管是对什么事，“人们通常都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偏见的影响--即使在面对很充分的统计资料证据时，也还是会矢口否认。”乔治·鲁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教授说。乔治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任教，研究偏见在人们形成自己判断的影响方面，是美国顶尖的专家。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被偏见左右，想要消除由此而产生的错误，就难上加难了。
医生也在所难免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另外一个群体的情况，那就是每天在医院里给患者开药方的医生。处方药在美国的使用增长迅速。1995～2000年期间，美国处方药的年零售额已经翻了一倍，高达1 320亿美元。今天，几乎一半的美国人至少要服用一种处方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