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行为常常像赌徒，即使赌输了也死不承认--而是认为自己只差那么一点儿就能赢了。人们还经常为自己文过饰非，以掩盖事实，例如男性常倾向于夸大自己记忆中性伙伴的数量，而女性则倾向于减少自己记忆中性伙伴的数量。人类评价自我的时候常戴着有色眼镜。
世界上最笨拙最愚蠢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有数不清的事可以进入候选之列。但是，如果你是赌场大亨、亿万富翁史蒂夫·温（Steve Wynn），可能会认为是发生在2006年9月30号的那件事。那天，温邀请了一帮名人朋友去参观自己在拉斯韦加斯的办公室，这些朋友中有播音员巴巴拉·沃特斯和作家诺拉·伊弗朗等。温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正好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自己最得意的藏品--《梦》，这是毕加索在1932年为他的情妇玛莉·特芮莎·沃特画的一张画像。
这是一幅非常著名的油画，很有些情色感，作品中玛莉·特芮莎·沃特的脸被分成了两半，而且其中的一半被画成了一根阴茎的形状--但你要知道它的名气可绝不只是因为这个；如果你到过拉斯韦加斯，可能会看到过这幅画。在温还拥有百乐宫的时候，就一直把这幅画挂在百乐宫宾馆的博物馆里。
除此之外，这还是一幅在全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中价值最昂贵的画像之一。就在接待这些客人的前一天，温已经同意把这幅画转手卖给另外一个亿万富翁斯蒂芬·科恩，转让的价格是1.39亿美元。这个价钱比一周前单幅艺术品交易价的记录高出了400万美元。
在向朋友炫耀这幅画像的时候，温摆了一个姿势--胳膊肘不知怎的就一下子捅在了这张画上。
“天哪！看看我做了什么！”温忍不住骂了句脏话，大声嚷嚷着。伊弗朗在自己的博客里就是这样回忆的。
温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却不是这么说的。事后几个月，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是在温向伦敦的劳埃德公司提起保险申诉之后的事情）。他回忆说，那天他说的话可不像伊弗朗回忆的那么粗鲁。
“我当时只是转过身去说，‘哦，我的上帝！我怎么会这样啊！’”
两个人对同一说法的叙述只是稍有不同，但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在回忆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倾向于戴上粉红色镜片的眼镜。并不是故意去歪曲事实，我们只是本能地倾向于把过去的言辞和举止回想得更为美好，至少是比一个旁观者在博客里记载的更美好。
我们把自己回忆成……
为了就此做个说明，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应该可以回答得非常客观、公正--如果你还保留着原来的成绩单的话。我问你的问题是：你在高中的成绩怎么样？
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回答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至少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学生不是个好榜样。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要求从这所中学毕业的学生回忆一下他们自己以前的成绩。研究者再拿他们的答案和原始成绩的记录做比对。至少有29%的学生在回忆自己的成绩时出现了错误。（不过，这至少要比德国的学生好一些。在德国进行的一个类似测试中，学生的表现更糟，错误率高达43%。）要知道，被调查的学生要回忆的成绩可不是什么许久之前的事情，他们都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被调查时刚刚从高中毕业不过一两年的时间。
更有意思的是，学生们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中性的。有太多人的分数是被自己拔高，而不是降低了（把某门课本来是B 的成绩，记成了A）。可能一点儿也不奇怪吧，学生们对自己的好成绩比对自己的坏成绩有着更好的记忆力。成绩是A 的时候，回忆的准确率是89%；成绩为D 时，回忆的准确率却只有29%。（研究者抛弃掉了不及格的成绩F。）学生们所犯的错误也不是孤立的。总体上，在99名学生中有79人夸大了自己成绩。（很少有几个学生降低了自己的成绩，因此无法就此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发生在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学生身上的情况，绝不是什么特例。人们总是反复不断地用一种更加积极、自我吹捧的方式来重构有关自己过去的记忆。比如说，父母经常记得自己照顾孩子的方式和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是那么接近或吻合，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与此相似，赌徒总是记得自己赢钱而不是输钱的时候。而且，几乎所有人，就像我们将要在下文中看到的，在回忆自己过去的性生活的时候，总是会记错一些关键的事情。
这种倾向太强大了，甚至已经拓展到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芝加哥大学的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和弗吉尼亚大学的艾琳·惠特彻奇（Erin Whitchurch）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实验表明，人们感觉自己的面孔要比自己真实的面孔更有吸引力。在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从一组错误的备选面孔图像中辨认自己的真实面孔。在经过电脑20%的优化处理之后，受试者会更快速地辨识出来自己那副被优化的面孔。不仅如此，当呈现更美化的、丑化一点儿的和人为改动过的几类不同照片的时候，参与者都更认为前者是他们自己最真实的，而且是未改动过的面孔图像。（顺便提一下，在受试者观看陌生人的脸孔图像的时候，就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
确实，这种看待或者回忆时出现的自我美化倾向如此固执也如此微妙地扎根在我们的内心，以至于我在本书中讨论的很多错误，人们经常并不觉得也发生在自己身上。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是普林斯顿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之前的一次采访中他是这么评价的。
“我的意思是，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人们很少会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说：“首先，我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改变看法，即使在我们确实改变自己看法的时候。而且，大多数人在改变了看法之后，还会重构自己过去的观点--他们让自己相信，自己以前也一直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们的这种倾向只是在回忆过去的观点时才出现，我们相信这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带来多大的害处。比如我们总是会感觉自己做父母时的表现很好，比实际表现要好。但是，这又怎么样呢？可能在家庭聚会上，有人会看着餐桌上的鸡蛋沙拉翻个白眼，对你说的话表示不屑，但也就是仅此而已。不过，如果这种倾向涉及有关过去的事实呢？当人们被推到聚光灯下接受采访--更别说在发誓的时候--人们回忆自己过去的行为时，这种“自我美化”的倾向是否还依然会发挥作用呢？
周围的世界，以你为中心旋转
可能许多人都知道约翰·狄恩（John Dean）这个人。他是《无意识下的保守》（Conservatives Without Conscience）一书的作者，还经常会以政治评论员的身份出现在有线电视的新闻节目中。20世纪70年代，狄恩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顾问，在“水门事件”时期大为出名。1973年6月，狄恩向参议院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作证，作证的内容是他和尼克松总统在椭圆办公室的谈话。正如事件后来被公开的那样，这段对话被录音带记录了下来。乌尔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一位人类大脑记忆研究方面的权威。水门事件的这段录音对他研究的问题来说，提供了一个几乎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碰到的天赐良机：他可以对当事人的回忆和现场录音的文本进行比对。
“还有比这更好的材料吗？”奈瑟回忆当时的研究工作时还是非常兴奋。他现在已经退休。
奈瑟发现，和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那些学生的状况相似，狄恩的记忆充满了对事实的系统性修正，当然，这是一种对自身有利的修正。许多对于事实的歪曲，反映了狄恩的自我形象。他努力想使自身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显得比实际上更加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狄恩的记忆常常发生错误--不仅在对谈话的细节上，甚至在有关谈话的主旨上都是如此。实际上，奈瑟总结道，“和录音资料的原始文本的对比表明，狄恩对谈话的回忆很少有一句话是真实的。”
下面就是狄恩向调查委员会准备提供的陈述的一部分，其中有一些描述的是1972年9月15日，尼克松和他会面时的情景。这个陈述可谓卷帙浩瀚--总共有245页，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了。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只凭记忆就记下那么多准确的内容。狄恩也是一样。为了准备这份如此之长的陈述，狄恩全神贯注地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重构：他借助了从“水门事件”爆发那天开始一直到听证会召开这段期间的一个报纸文件夹。他用这个文件夹作为帮助自己记忆的辅助材料，通过仔细检查每一篇文章来勾勒出到底曾经发生过什么。他告诉参议员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才使得他得以形成如此详细的一份回忆材料。
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狄恩回忆的并非是陈年旧事，而是作证之前9个月发生过的事情--这一点与俄亥俄州韦斯利恩中学的毕业生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还有，狄恩本来就是以回忆细节的能力闻名的。有些写作者甚至给他起了个绰号，就叫“人工录音机”，而且狄恩由于别人对他的这种印象受到鼓舞。比如，在听证过程中，有位议员问他，他是如何做到准确地回忆起那么多细节的。
“好的，参议员，”狄恩回答说，“我认为，我有非常好的记忆力。我觉得，每一个回忆我学生时代情况的人都说，我非常善于回忆一些事情，并保留住那些信息。在读书时期我就是这样一种学生，我并不需要多么努力，我确实认为自己拥有非常好的记忆力。”
以下就是从狄恩陈述中截取的部分片段：
9月15号那天，最高法院宣布下发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水门事件”的7份起诉书。就在那天下午，我接到白宫打来的电话，要我去总统的椭圆办公室。当我到达椭圆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到霍尔德曼和总统都已经在那儿了。总统叫我坐下来。他们两个人看上去情绪都非常好，接待我的时候特别热情，而且是非常真挚的。总统接着告诉我说，鲍勃--指的是鲍勃·霍尔德曼--已经安排好让我来处理“水门事件”。总统告诉我，我做得很不错，他明白我能那样处理这件事情很不容易，而且他很高兴知道这件事情到利迪这儿就算结束了。我的答复是，我不能受此殊荣，而且这件事情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其他人处理了更为棘手的事情。在和总统讨论当时的事件进展时，我告诉他，我所能做的就是遏制住这件事的传播，并帮助把这件事和白宫之间扯清干系。我还告诉他，要让事件彻底平息下去，还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我也不能保证，是不是会有那么一天整件事情会被公之于众。
而通过阅读录音的文本，奈瑟发现，尼克松根本就没有说有什么事情要归功于狄恩的话。尼克松也没有让狄恩坐下。他也没有说霍尔德曼已经安排让他来处理此事。他没有说，狄恩干得很不错（至少是在那段谈话中没有出现这样的话）。而且，他没有说到关于利迪和起诉书的任何事情。狄恩当时也并没有说过他所描述的那些话。从下面这段真实的录音片段中，我们就能看到这一切。
总统：嗨，还好吗？你今天很辛苦，对吧？你一直都在处理“水门事件”，对吧？
狄恩：我们都尽力了。
霍尔德曼：事情是怎么了结的？
狄恩：嗯，我认为，现在可以说还不错。舆论一直是在按照我们预想的方式进行。
霍尔德曼：掩盖住了？
狄思：不，还没有--现在这件事情--
总统：这是件大事。
霍尔德曼：五人认罪，加上白宫前官员，和这所有的一切。
狄恩：是啊，加上两名白宫官员。
霍尔德曼：很好。这样就可以减弱人们对白宫的关注，真的。这也是米切尔一直在讲的，对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利迪和亨特就已经是大人物了。也许这样很好。
总统：麦格雷戈自己是怎么处理的？狄恩：我认为他做得很好。他做了一个不错的陈述，说大陪审团已经接触到了，现在已经到了责任人应该站出来道歉的时候了。
霍尔德曼： 很好的机会。
狄恩：有人去包揽下罪过（无法听清）。
霍尔德曼：我们不能那样做。
总统：只要记住，我们谈论的所有困难，有一天都会解决好的。你做的其他调查的情况怎么样？
尼克松接了一个电话，谈话被中断了一会儿。电话挂断之后，狄恩又向总统汇报其他事情的进展状况：
狄恩：3个月前，我可能还无法预测，是不是有一天人们会把这件事忘掉。但是，现在我认为，从现在开始的54天内（所到的那一天，正是12月份的“选举日”），不会再有任何会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发生。
总统：这是什么意思？
狄恩：不会再有任何会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事情发生。
我联系了狄恩，想问他对奈瑟所做评述的看法。在电子邮件中，他告诉我，他并不知道奈瑟对他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的陈述做过评述。尽管如此，狄恩接着说，他知道那不是第一个把他的陈述和录音文本进行的比照。“我发现，这类典型的在这个问题钻牛角尖的事情，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我在听证会上所做的陈述，只是在尽我所能对自己所做的进行说明--或者任何一个人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尽己所能去描述自己曾经的对话，并且大家要清楚，我的记忆力不是--别人的记忆力也不是--像录音机那样精确无误。既然我知道尼克松对我们的谈话进行了录音，我就确确实实地会让我所回忆出来的那些事情接受检验。”
于是我寄给狄恩一份奈瑟的评述文章，希望听到他更多的分析。我得到的反馈是一个非常简短的评价。“我认为，奈瑟不仅歪曲了我的证词，而且歪曲了那些录音。”他写道，“问题是，要检查所有信息需要很多时间，而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此后，狄恩就不再对我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应。
“事后之明”，无法做到客观公正
别管怎么样，狄恩的证词还是突出说明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事后之明”的存在，绝非客观公正，甚至很难说接近客观公正。事实上，人类所犯错误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是这种事后之明的偏见。存在事后之明的偏见主要是因为：知道事情最终的结果会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或者回忆过去的方式。不管针对的事情多么微不足道，这种影响本身都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1975年的超级杯联赛、祖母的结肠造口术，还是决定让橄榄球场外的候场队员保持中立，效果都是如此。在知晓了事件的整体过程后，我们对事件本身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
即使是历史学家也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在一个历史事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