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带进来的儒家人文理想,成为中国历代治国的基本要求。很少有政府能具体地实现这些理想,然而,有了这些理想,政府的承诺和百姓的盼望才能够形成。《礼记·礼运》中有“大同”、“小康”两个境界,“小康”终究是现实政治希望能达到的水平。所以,汉代的皇帝自己很清楚,帝国的政治是外儒内法,希望以法家的制度达到儒家的理想。
相对于中国而言,欧洲在罗马帝国时代,是以城邦政治的贵族与精英执政,希望达到城邦公民社会的理想。这个公民社会却并不包括每个人在内,公民之下,永远有非公民和奴隶不在国家理想统治的关怀之内。后来,基督教廷公教秩序出现,却又是以“神的城邦(City of God)”作为理想,人只能仰望神给的恩典,自己不能作为祈求福祉的主体。
这样的一个中华帝国体制,几个不同结构结合成为一个稳定的庞大系统。不过,问题也在于这一系统的稳定,导致了惰性,以致缺少其他代替的选择,以适应不时出现的“失调”危机。以国家与社会的领导分子为例:中华帝国的体制,从汉代以后,就将儒家思想作为选择文官的标准。汉代的察举,不仅考核能力,也从乡评里挑出“孝廉方正”这一类符合儒家理想的精英人物,担任政府官员。从西汉的察举,逐渐演化出东汉的儒生精英集团,形成以世家大族为基础的庞大领导阶层。外廷的文官组织,凭借儒家精英的力量,实质上威胁到了皇权。于是,皇权引进了宦官、外戚和边防军的力量,形成东汉政治长期存在的紧张情况。魏晋南北朝以来到唐代,世家大族的影响力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唐代以后,科举制度成为平民百姓的晋升之阶。政权以功名利禄网罗天下才俊。然而,也正是这些功名利禄,使得凭科举进入到权力阶层的学者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一现象的本质,可说是社会上存在的文化资源与皇权代表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够经常保持适当的平衡。
宋代中国文化桎梏,导致统治结构僵化
宋代开始,儒家的学者致力于解释经典。北宋理学宗派林立,不断阐释经典,建构出儒家从形而上学到社会伦理的整套理论。古代的原始儒家,以其人文精神,最为关怀的是人际关系,所谓“伦理”。儒家伦理结构下,人与人的关系既是相对的,也是互动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无不是根据这相对与互动的原则加以界定的。“君不君,则臣不臣”,所以,反抗暴君,不算叛逆。可到了南宋,朱熹解释的儒家伦理,却是将这种相对的互动转变成固定的结构。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为不容颠覆的格局。
朱子学是儒家理论中重要的一个学派,其本身立论周密,无可诟病。问题乃在于明代科举制度规定朱子学为钦定的官方理论,解释儒家经典,只有朱子的注疏为科举认可的标准答案。明太祖甚至将《孟子》中的一些章节摒除于儒家经典之外,就因为《孟子》秉承了战国时代高张的人文精神,主张百姓有反抗暴政的权利。
儒家不是没有另一选择,宋代的陆象山和明代的王阳明都有过以个人心性为主的思想。但是,从皇权的立场来看,朱子学的结构论比陆、王的意志论更有利于建构稳定的社会,也更有利于统治者继续维持既得的权力。于是,从明代以后,六七百年间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拔的不再是有独立精神的儒家学者,而是只知背诵一套答案的书呆子,一群没有独立思辨能力,只知为皇权服务的仆役。这一“天下国家”的结构,就只剩了法家的管理制度,不再有儒家的人文精神与之制衡。
中国的经济体,是建立在精耕细作制度上的农业经济。而且,由于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过度管制工商业,导致以城市为基础的企业萎缩,农村便必须担起以农舍手工业生产消费品的功能。于是,这个农业经济就具有强烈的市场性。欧洲那种纯粹以庄园生产自给自足的农业,在中国只能于大乱之中偶然出现。市场型的农业经济,必须要靠区域间彼此的互补,使地方性的产品经过聚散流转,构成一个交换网。
从汉代以后,这一经济形态不断扩张,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西北丝路和东南海运的外销,在不同的时代都为中国赚来许多财富。可这些外销商品,有些是由作坊生产的(如瓷器),有些却还分散在农舍手工业的体制下(如丝织品)。那些外销商品带来的财富,没有集中积累的机制,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可以继续增长的资本。
如本章开头所说,中国有一个相当聚合的地形。从秦汉形成的道路,经过历代不断地扩大和加密,至今仍是庞大的网络。各地以其特产的聚散,彼此交换,互相谋利。于是,中国经济上的区间互赖,也是维持中国凝聚为一个整体的重要因素。俗话说“分久必合”,即使在国家分裂时,经济上的交换和互赖,也能创造重新统一的机缘。南北朝时期和宋、辽、金、元时期,南北对峙,但是边界上的贸易从来无法切断。
欧洲历史上,以城市为基础的外销产业和与其相配的金融、运输,使城市与城市之间,构成一个巨大网络。但是,内陆的农业经济,从上古到中古,基本上都是比较粗放的生产方式。例如,两圃或三圃的轮耕制①,农业和牧业的并存等。欧洲的封建体制将农业生产割裂为自给自足的庄园,以及小范围之间的交换。直到近代国家体制出现以后,国内的安定才足以建构一个国内的交换网,从而大区域内的互通有无才得以实现。在近代欧洲,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才整合在同一个经济交换网络之下。
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朝代,都在皇权和文官制度的统治下,再配合上述市场性农业经济的网络。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这两套网络的结构,可以长期保持中国的统一,提供相对有效的管理。到了唐代,虽然颇多内乱外患,但基本上,文官制度的体系还是相当有工作效率。例如,安史之乱以后,刘晏②改革财政,就是由中央调度资源,保持市场经济网络的有效运作。宋代的制度,地方有相当的自主权,虽然宋代中央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各个地方人治为政,但也能保持经济网络的自动调节。明、清两代,中央权力强大,而在意识形态固定以后,文官体系已不再能够制约皇权。同时,意识形态的固定,使政治统治结构僵化,不再能作必要的调节,以适应突然发生的变化。
① 轮耕制 在同一块田地上有顺序地在季节间和年度间轮换种植不同作物,或复种组合的种植方式,其目的是保持土地的肥力。
② 刘晏(718—780)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西北)人。他整顿盐法,在离盐乡较远的地区设置常平盐,缺盐时平价出售存盐,又实行常平法,做到“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德宗即位后,被人诬陷而死。
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迅速拉大中、欧差距
从万历到嘉庆两百年间,正是世界大洋航道开辟和发现新大陆这两个重要事件发生的时期。诚如前面所说,欧洲取得新的动能,鸢飞于天,鱼跃于渊,大步地迈向新的时代。欧洲帝国主义取得的利润,其实有不小的一部分间接地流入中国,中国至少享受了两百年左右的出超。这个时机,明、清两代政府,不仅不知适当运用,反而由于与外界隔绝,愚昧地将这新的变化当成对中国秩序的挑战。明代万历以后,沿海的海上集团非常活跃。不但沿海民间的力量组织了不同的海上活动集团,甚至内陆的资本——例如安徽累积的钱庄资本,也投入了海上活动。
明代的政府加强了海禁,将这类参与国际海上活动的中国人都当作倭寇的同伙,不仅不加以支持或利用,反而花了很大的力气剿灭海上活动。明代覆亡的过程中,在北边的黄海地区,毛文龙的部下、南方闽台郑芝龙和郑成功的部下,都因为具有相当的武力和财力,在明清的斗争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然而,从明代平定倭寇之乱到清代平定三藩与台湾郑氏政权,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却是彼此抵消。相对于欧洲列强在海上扩充,中国并没有了解大洋航道贸易的历史意义,却只是为了维持中国秩序,错失了参与列强海上活动的机会。
明代中国的东南和华南地区,依然依靠外贸的出超而相当富足。清代征服了中国,在南方的战争一度造成这些地区重大的损失。不过,因为中国东南部长期的富足,这些地区很快就复原了。相对而言,黄淮以北的中国,却因为并不生产外销商品而长期陷入贫穷的局面。中国市场经济的网络,实质上破裂为二:南方的富足,并不能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救济北方的贫穷。不仅中央政府定都北方要依靠南方的接济,而且,明、清两代都有大量官家和权贵占据了北方大量农田,一般百姓的生活十分困穷。明、清两个王朝,乃是以政治权力强压,才勉强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南北之间的差距实际上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网络的区间互利功能已经不复存在。
南北经济的倾斜,早在明代就可以看出。明末的流寇是散兵和饥民组成的,一旦啸聚,便如滚雪球一样,愈变愈大。他们却始终只能在北方进行活动,一过了淮河,庞大的流寇就不再具有同样的气势。清代乾嘉时期的白莲教,也只能在淮汉之间大肆活动,进不了江南和华南。中国的经济网络已经破裂了,中国实际上已经分成了两个,然而,政治当权者和学术精英却一直没有理会这些巨大的变化。
凡此新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皇权高张,并且在文官体制下,社会的精英群长期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中国的士大夫本来应当有相当的能力,矫正前面所说昧于国外情势的错误;他们也本来应当看出国内情势的改变。可是他们却坐视南北差距扩大,而无力加以纠正。于是,乾隆时代号称盛世,而对于英国访华使节团开放贸易的要求,乾隆朝廷的答复则是:中华万物具备,不在乎外方小邦的贸易。这一次历史上的自大,充分地显露了中国从皇帝到官吏,对于当时情势之愚昧无知,也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国力已经空虚。
这些变局和上层对于变局的麻木,正是由于明、清两代经由科举制度,将思想定于一尊。皇权希望稳定,却不知道稳定的另一面就是僵化。一个庞大的帝国,如果对内对外都因为僵化而不能作出适当的调节,这样的政权终究会陷入困境,成为不能撑持的腐朽结构。
前面的八章,我们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进行对应比较,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明、清两代的中国和西方对比,西方解除了宗教束缚,迎来了开放自由思想的启蒙时代,他们不仅能创造新的形势,而且因势而起,终于飞扬而不可遏制。中国呢?墨守成规,自缚手足,本可以依靠已经取得的大量白银,投入正在形成世界网络的新经济形态,却昧于新形势,不仅不能因势利导,反而时时刻刻阻挡,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中国和西方的对比,现在可作一个结论:中国长期在一个帝国下,相对而言,中国人曾经享受过比欧洲发达的经济和文明;而在明、清时代,中国一落千丈,颟顸五百年,时时在灾难之中,几乎无法自拔。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海峡两岸的中国,都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回看向来处,不能无动于衷。后现代文明,正在逐渐呈现,在这贞下启元的阶段,东亚这批中国文化的子孙何以自存?何以作更好的发展?一个最重要的警告:视野不能狭窄和短促,结构和思想不能僵化,在面对未来时,不要自限脚步,自设藩篱。来日多难,也多机缘,如何自求多福,全在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在另一本书里,将要讨论现代主流文明的困难、中国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补足,以及将来如何融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