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八章里，我们比较了中国和欧洲发展的形态，在本章，我们做一个结论，找出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及这些转变影响到后世的原因。
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中、欧古代文明的影响
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已经很稳定地走向以农业为主的聚落，而且，这些新石器文化的系统都在逐步扩张的过程中，吸收了邻近其他系统的特色。新石器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在融合与渗透之中，将一个又一个系统融合为以中国地区为特色的庞大系统。当然，南北之间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差异，还是会有一些差别。只是，早在新石器时代，在这整片中国的大地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一个方向的差异，都呈现出逐步的变化。邻近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常常不易被察觉。
相对而言，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显然首先受到中东地区文化的影响。在那文化摇篮地区发生的事情，一拨儿一拨儿，陆续向欧洲扩散。于是，欧洲新石器时代的面貌，是一拨儿一拨儿外来的影响，凌驾于前一波文化之上，随着时代不断变化，造成了平面的差异。
距今四千年左右，欧亚大陆的衔接处，人类驯服了马匹，既作为运输的动力，也作为作战的工具。这一地区的气候变化，引发了人类不断向其他地区移动的浪潮。数千年来，从欧亚连接处向西扩张、进入欧洲的人群，又加强了前面所说平面差异的现象。这种外来族群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到了历史时代则更为强化。所谓蛮族入侵，乃是欧洲历史上时时出现的变量。
从欧洲大陆的地形来看，中央有一大片山地，加上它的余脉以及海洋——北海、波罗的海、大西洋和地中海，也包括内陆的黑海，都使得欧洲的气候与地理条件有许多区域性的差异。这些区域性的差异，使得外来族群在各地落户生根时，不仅会保留原来的特色，而且和邻近地区的文化都会有相当大的不同。于是，欧洲大陆从本土到地中海外围，很难形成像中国这样同构性很高的庞大而复杂的文化系统。
青铜时代中国的“统一”与西方的“多样”
到了青铜时代，也就是中国夏、商、周三代的时期，草原上的牧人和他们带来的战车和马匹，对中国内部的结构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夏代是个传说的时代，我们目前没有足够的史料，对这个时代历史作细节的讨论。不过，可知的是，这是一个部落聚合的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许多聚落群，在这个时代逐渐会合为类似国家组织的大型共同体。其中，为了促成如此变化，一定程度的武力可能在所难免。
商代考古学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至少我们看见，伴随着商代几百年发展的是逐渐走向强大的王权，而且，商朝的疆域也随着时代一圈一圈地往外扩张。商代卜辞数据，呈现了所谓“征人方”的大动作，显然是商人以强大的武力在商国东方巡行示威，将各地的“诸侯”收纳为商国的属民。这种军事行动，参与的人数众多，若没有大批车辆和马匹，将很难进行。在北方，沿着草原和农地之间的过渡地带，不断有军事行动，抵抗北方族群的扩张。那时候战争的规模已经达到上万人。
到了周代，周人本身可能就是借力于草原上的马匹和比较锋利的武器，占了战争的上风。根据铜器铭文的记载，西周中期和北方族群的冲突，规模是数千辆战车的奔驰和撞击，伤亡和掳获的数字都是很庞大的。虽然中国也受到了马匹和战车以及因此带来的青铜时代文化的巨大影响，然而，中国终究是一个农耕地区。而且，北方中国的整片土地无法割裂。于是，中国的发展，还是从边陲整合于核心，并不呈现欧洲区域内的地区性差别。
商代文化的高度发展，包括文字系统、组织力量和工艺水平，都足够使商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对各地地方性的文化发挥出相当程度的同化力量。周代的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以贵族间的婚姻和合作，借着祖先崇拜和“天命”的观念，编织出的一个统治阶层的庞大网络。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了数百年，终于形成了周代中国上层文化同构性。所谓“天下”，并不是真正的“普天之下”，只是不同封国内城邑的居民，却还真是认同于同一个文化大系统。
相对而言，虽然希腊霸权已经不在了，欧洲的泛希腊文化，也凌驾于各地的城市，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同构性。不过，泛希腊文化的天下，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崩溃而瓦解，并没有机会继续加强这一个大地区的政治统一。而中国虽然有过春秋战国的列国形态，但由于中国文化同构性，中国自然而然会走向秦汉大一统的帝国。
西周的封建网络，经过春秋战国，逐渐转变成列国体制。到了战国时代，那一个个国家本身的组织形态，已经非常接近欧洲近代史上的主权国家。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和欧洲类似形态的出现，有将近两千年的落差。中国列国体制，最后终于发展为秦汉帝国。我们必须注意，到战国时代，虽然列国纷争，却隐隐中有一个“天下定于一”的观念，标示着中国地区会走向大一统的天下国家的发展方向。
相对而言，欧洲也有过罗马时代的统一。不过，罗马帝国容许各地区的个别文化特色，它只是用武力凌驾各地的霸主。欧洲真正的文化统一，还有待于基督教成立的公教秩序出现。这一个公教秩序，使教权代替了帝国的皇权，也因此保存了欧洲族群林立的封建制度。因此，在宗教改革以后，公教秩序崩溃，那些封君才得以各自发展出他们的主权国家。
欧洲内部长期的族群林立，却保留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不至于像中国一样，形成一个过度同构的单一文化。中国的模式，可能相对减轻了内部的冲突，老百姓一般会有比较长期的和平日子。但是，同构性过高的社会，缺少许多可能的选择，面临变局时，缺乏弹性的调节。欧洲内部的多姿多彩，使得欧洲的历史发展出“隔舱”的保护功能。在有内外挑战的时候，各种异质性的特色，使他们可以从许多选项中找出恰当的适应方式。
秦汉帝国相较罗马帝国更具统一性和融合功能
秦汉大帝国数百年内，不断向四周尤其是南方扩张。在西方和北方，这些扩张引起了许多武装冲突。面向东方和南方的扩张，则是经过移民和贸易，将经济和文化的网络深入到河流的谷地和山地，逐渐将核心的影响力扩散到边陲。中国据有东亚庞大的一块陆地，在中国北部的各地区之间，没有难以跨越的自然障碍。从中原到西南、东南和南方，只要有道路，陆地的交通就无法切断。
这个特色是欧洲的扩张所缺乏的。在罗马帝国时代，欧洲的核心在意大利半岛，只有向北走是陆路的交通，其他几个方向都有海路之便。港口之间，一帆所至，无所隔离。可是，海道的特点在于没有永久存在的联系，一个港口和另外一个港口之间，一旦没有船只来往，彼此的联系也就不存在了。所以，罗马帝国对各处领土的掌握，必须要仰赖军队的戍守。罗马兵团四处征伐，得胜后，这一支军队就可能长期外驻。罗马兵团一批一批地出征，对于核心地带而言，人口不断地被掏空。因此，罗马帝国必须不断容纳外来的“蛮族”，以填补人口的不足。东罗马富庶，可是一旦西罗马有了问题，东罗马并不会回头救援。东罗马存在的时间超过西罗马将近千年，并不是罗马文化的延续，而是波斯以下，东地中海地区文化的借尸还魂。将秦汉大帝国和罗马大帝国相比，罗马帝国缺乏统一性和融合功能。欧洲历史始终缺少一个作为统一基础的共同体。
对外而言，中国历代王朝都占据了核心地区，其庞大的农业经济，足以蓄积人力、物力，抵抗西面和北面的外族侵略。西方和北方以畜养和游牧为经济基础的族群，战斗力强大，常常不是中国的农夫可以抵御的。但是从长期而论，大规模的战争，最终都必须解决人员和武器补给的问题。中国庞大的农业经济，在持久作战上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也因此，中国面对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满族各个强大战斗族群的压力屡次对抗，都是最终的胜利者，不是将他们驱赶向西方，就是将他们同化于中国文化。
“天下国家”体制，相较西方有“超稳定性”
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外来族群建立了长期的统治王朝，中国文化的同化过程，虽然缓慢却仍稳定地进行着。这一个北朝同化的过程，主要的动力不是王朝的权力，而来源于北方农村中坞堡保护下的汉人小区——汉人世家大族保留的文化资源，使他们能够换取与“五胡”的和平共存。
在欧洲历史上，基督教发展以后，同化动力乃在各地的地方教会。而这些地方教会的教士们，为了与地方族群合作，也必须承认地方领主的权力，甚至逐渐发展对地方的归属感。于是在宗教革命以后，各地的新教团体就从罗马公教会脱附告别。
东亚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文化圈容易凝聚。说到中国的历史，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天下国家”的体制能维持两千余年，使中国人总是以为这个东亚地区的统一是常态，而且文化的一致性也是常态。中国的“天下国家”体制，是以皇帝制度与文官组织相配合的一种政治结构。如前文所说，战国时代七雄争霸，他们各别的经验综合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体管理和运作的理论。从春秋时代的管仲到战国晚年的韩非子，这一套组织和管理学理论系统，配合儒家荀子带进来的人文目的论，落实为几千年“天下国家”的结构。
在欧洲，罗马帝国固然长期存在，却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的管理经验，更说不到管理的理论。直到马基雅弗利的时代，才有类似的管理学出现。治理中国这个庞大的国家，在中央需分部办事，在全国需分层管理。皇权代表主权，文官的政府代表治权。内廷和外廷的权力区隔，包括皇家的产业和政府产业的划分，都在理论上维持着皇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平衡。从汉代开始，皇帝的谕旨必须要有文官首领——丞相副署，才有效力。这一传统持续到明太祖废丞相，才出现皇权独大的情况。
中央和地方之间，不管以什么名称，通常是两层到三层的分权结构。有的朝代，基层地方的权力足够和中央的命令互相制衡；有的朝代，中央的监督层次，就是今天的省级，佣有更大的权力。这个现象发生时，通常国家已经快分裂了。正常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备有其相当自主的权力，足以适应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与风俗习惯，不必谨守“一刀切”的中央法令。因此，这个庞大的“天下国家”，也具有中央和地方互相制衡的结构。
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三环互相联系和制衡，也是中国管理制度的特色。中央政府的言官、谏官，都有提醒和谏诤的权力。虽然在明代以后，在皇权的暴力之下，他们的职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制度仍旧存在，以至于孙中山在设计政府结构时，还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又加上了监察权。在各个时代，这些结构上的功能，未必能充分发挥；可是，有了这种结构，一个巨大的“天下国家”才有自我调节的机会，以匡救不同的错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