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大同 儒家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这种思想对后来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有一定的启发。
④ 小康 儒家所说的比“大同”理想较低级的社会。《礼记·礼运》指出它和“大同”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等。
闭关锁国造成清朝的经济衰退和国防空虚
有清一代的中国，在经济方面一直没有脱离数千年来农业经济的格局，虽然15世纪以后，新大陆的发现、新航道的开拓，都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大的裨益。中国外销的商品，以丝绸、瓷器为主，曾经为中国带来大量的新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并没有累积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中国有相当程度的城市化，尤其在南方，市镇的发达和商业的开展，都是新航道、新大陆带来的机运。不过中国其实从来没真正出现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更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契机。等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新获得的殖民地资源，转变它们的经济结构，世界产销供应的大格局也有了改变。中国的商品瓷器，西方已经可以自己生产；中国的丝绸，也有很好的毛织品作为代替。于是，中国外销经济的优势完全丧失。到清朝乾嘉以后，已经从出超逐渐转向入超。尤其是鸦片贸易，将所有的外销收入全部抵销。当然，整个清代晚期，西方工业革命已经走向坦途。工业生产的商品，例如纺织品和现代的器物，廉价地输入中国，中国过去的一切外贸优势荡然无存。
这样的一个朝代，延续了三百年，对于外面的世界懵懵懂懂，对于内部，主子与奴才之间的关系，抹杀了所有有骨气之人的气节和志向。清廷的制度，从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延续的部分，大量地被宫廷政治的陋习糟蹋，丧失了许多结构上的节制和平衡，也不再有随时搜集治国信息的机制。这样的朝代，居然可以存活三百年，也是一个可悲的奇迹。
乾隆晚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因为和珅的阻挡，他们许久没有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后来又延长了他们在华停留的时间。这一个英国使团，包含了许多测量和调查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国情调查团。他们回去以后，向英国政府报告：这么庞大的清帝国，实际上组织非常松弛，几乎没有国防，军队的装备只配称为仪仗队，而不是作战队伍。
到鸦片战争时，当年随团来华的一个儿童，已经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了。此人坚决主张英国应当对中国强硬，因为中国是没有国防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宫廷和官员，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懵懂无知。乾隆皇帝回答英国马嘎尔尼使节团的通商要求，只是自大地拒绝，说中国什么都不缺，何必要在乎你们远方小国的买卖。英国人对清朝的评价，也使得后来西方列强纷纷想要分得中国一杯羹。中国没有被瓜分灭亡，也是因为群雄争夺，谁也无法独吞，才有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视中国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殖民地。所以孙中山先生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是人人分切一块的俎上肉。
清末的救亡图存运动
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国之乱，又有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他们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间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困局。可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他们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困局。
1793年，以马嘎尔尼为首的英国庞大使团终于在热河行宫觐见了乾隆皇帝，图中英使马嘎尔尼和他的侍童都是单膝下跪呈送国书和接受皇帝赠品，而不是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历史上著名的礼仪之争。图为马嘎尔尼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根据描述绘制的英使觐见皇帝场面。
康有为提出的《大同书》，确实依据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规划了一个大同之世，其内容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①有相当雷同之处。可是，这一个思想的根源，还是从中国传统中引申出来的。
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着实努力进行的洋务运动，则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这三人都没有提过，要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努力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提倡现代的革命。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声枪声，断送了两千年的帝制，终于将中国带出了传统，带进了现代的世界。
这一部分力量，推动者几乎都是在国外留过学的，或者对外务有相当清楚理解的学者；而推广这一思想的地区，则是对外贸易的商埠。这一个经济上的新生事物，才是中国现代转变酝酿的温床。前面曾经说过，奥斯曼帝国被西方帝国主义瓦解了，而中国居然能够逃过瓜分和覆灭的危机，确实是一个历史上的奇迹。追究其中原因，奥斯曼这个大帝国和中国的情形颇有差别：中国有一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土大夫，从这些人中，出现了清朝末期的文化精英和学术精英。他们共同努力，在国家危亡时刻，支持东南督抚以东南自保的名义，保住了中国不受八国联军瓜分；在学术上，这些人和其后代锲而不舍，努力引进现代世界的思想和制度，并且设法将中国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反过来说，奥斯曼帝国是以教士作为文化的传承者，而不是学者。清朝三百年来，扼杀中国儒生的气节和志业没有成功，还是这一些学者士大夫们，以文化的力量挽救了中国于灭亡，也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这工作还没完成，前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① 空想社会主义 亦称“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具现实性的改造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其主要代表者为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
洋务运动标榜求强致富，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1890年，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了汉阳兵工厂制造各种枪炮，是清政府兴办的重要的近代军事工业之一。图为湖北兵工厂照片，后改名为汉阳兵工厂。
宗教革命后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
相对于封闭而散漫的清帝国，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却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前面两个世纪，宗教革命和启蒙时代的开始，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经过宗教革命，欧洲的政治制度摆脱了天主教会神权的约束。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瓦解，许多新的国家出现，而且呈现完全不一样的国家体制。许多本来在神圣罗马帝国之下的部落和族群，开始组织自己的国家。新教给了他们脱离教会秩序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所有的族群都应当平等，也给予民族国家自己存在的信心。《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终结了三十年的战争，欧洲的国际舞台不再由一些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大国操纵，当然更谈不到这些大国凌驾于许多族群以上的霸权。
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和归属感，这些族群纷纷从语言、考古、传说、神话和档案之中，寻找自己的过去，重建自己的历史。于是，欧洲呈现了多国体制，和过去神权保障下的公教秩序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霸权体制完全不同。这种民族国家的列国状态，乃是西方历史上的新现象。三百年来，这种国家体制成为大家视为平常的大型政体。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的内容和过去截然不同，贵族的谱系不再属于历史的核心，而是以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过程，作为新历史的研究课题。
以民族为认同的国家，在17世纪时，大半只是欧洲的一些比较小的封建政权转换而成的。建立民族国家，最引人注目的个例则是后来的德国：那时的普鲁士，不过是许多日耳曼族群政权之一。日耳曼集团以对日耳曼精神的归属作号召，将各处分散的封建政权集合于一个国家之下，普鲁士俨然成为中欧最主要的力量。日耳曼精神从那时开始，就是德国立国的依据，也因此而出现了一个欧洲历史上最坚强的共同体。
共同体主权国家的新体制
在清兵入关的同时，英国的议会和国王之间在国王征税的权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议会民军在克伦威尔①领导下，击败了皇家军队，而且以议会审判，判决将国王查理一世②送上断头台。克伦威尔以“护国主”的名义挟议会的权力，专政数十年。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以人民的权力废除君主的权力。
英国的这次革命，开启了新的国家体制。虽然英王政权又曾经复辟，英国的主权最终归属人民选举的议会。从议会产生政权，也就是后世所谓“虚君”的内阁制。英国的前例，日后经过更为明显的人民革命，建立了美国和法国两个新型的民主国家。
17世纪以来出现的新国家，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无论是君主立宪的国家，还是经过革命建立的民主政权，国家是一个共同体，即使是君主国家，君主也不能离开国家的观念。民族国家的观念，正是反映了共同体不可分割的性质，即使我们知道，所谓民族本身的亲缘关系，往往也不过是虚设的联结。
①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1599—1658）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领袖。1649年，在民众压力下他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立共和国，1653年解散长期国会，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主”。
② 查理一世（Charles Ⅰ，1600—1649） 英国国王（1625—1649）。他压迫清教徒，对抗国会，打击新兴工商业，引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他于1642年、1648年两次挑起内战，均战败，1649年1月被处死。
查理一世干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教会的活动，未征得国会同意就任意收税。他的很多臣民都反对他的行为，认为他是一个残暴的独裁者。1649年1月30日，在英国伦敦白厅，他以叛国罪被处死，君主体制随即土崩瓦解。图为后人绘制查理一世受刑时的场景。
在走向国家共同体的过程中，启蒙时代对于国家性质的界定，可以《民约论》①作为代表——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委托的契约关系。这种理论，当然成为民主革命的要件。英国送了一个国王上断头台；法国和后来的俄国，两次大革命，两个统治的家族都全部“牺牲”；美洲新大陆，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实验——美利坚合众国，一个完全由人民自己平地起楼台，组织而成的新的国家。
这些新国家的出现，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因此国家权力的运作，也不能再以过去封建体制中君臣主从的关系来界定。马基雅弗利②的《君主论》是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相对于中国的《韩非子》，《君主论》的出现晚了两千年。两者都是讨论政府的组织、政权的运作，也多少涉及统治者本身的权术。两者之所以如此相似，正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国家”要出现的时候。不过，中国战国时代的“主权国家”很快就被皇权取代了，而欧洲新出现的主权国家，却成为最近四百年来普遍的国家形式。
① 民约论 《社会契约论》的旧译名，由法国人卢梭著。书中论述了社会公约、主权、政府和政治等问题，被称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福音书”，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
② 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他主张结束意大利的分裂，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在其著作《君主论》中，他提出君主为达到目的，可不择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