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本来是中国发明的，而且中国人也将火药用于战争，例如宋朝的虞允文①就用火器打败了蒙古的骑兵。蒙古西征，火药也用于战场，于是使火药传入了西方。伊斯兰军队将火药用于抛掷器，攻城略地，摧毁堡垒。欧洲各国在14世纪以后，战争不断，他们逐渐发明了今天的枪和炮。西方的船舰，到了东方所向披靡，就是因为他们有现在所谓的火枪和炮。
明代政府的军队，例如胡宗宪②、戚继光的军队也用火器，但只是将虞允文时代的火器略加改进。这些中国火器基本上是火箭一类的投射器，很少用金属铸造。明代火器的用法，大致类似于今天无后坐力的发射方法：竹筒里面放满了火药，火药爆炸，竹筒会向前方冲，用来火攻敌方。明朝军队配备的一些火箭车或是“雷车”，也是将一台台火箭装置在木框上，和今天连环发射火箭的火箭车是一样的。明朝甚至能用热气球或风筝，带着燃烧的火球，定向飞往敌人的营垒，用来火攻敌人的阵地。
① 虞允文（1110—1174） 字彬甫，隆州仁寿（今属四川）人，绍兴进士。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任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三年任四川宣抚使。
② 胡宗宪（约1512—1565） 明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字汝贞。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以巡按御史的身份受命巡视浙江倭事，次年代为浙江巡抚，后升总督，在任八年全力抗倭。
尽管如此，这些做法和西方已经使用的火炮和火枪相比，杀伤力、破坏力，尤其是准确性都相差甚远。明朝曾经用神机炮、红衣大炮打击满族的军队，遏止了努尔哈赤的强力攻势，并使努尔哈赤受伤。但是明朝自己没有制造大炮，必须向澳门的葡萄牙人购买。明朝的九边边墙，只有辽东部分配备了大炮。辽东皮岛的毛文龙①有一支私人的武装力量，却拥有从葡萄牙人那里购来的强大火器。满族人受挫于大炮之后，自己也购买火器，编练了火器部队。正是清军自己组成的这一火器部队，加上投降的辽东火器部队，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所向披靡，摧毁了汉人的抵抗。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新事物的接受十分迟疑、缓慢。明朝官方和大多数上层人士，面对西方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基本上无动于衷。
朱元璋建立的明代专制政权，不鼓励任何向权威挑战的思想。朱元璋恢复科举制度时，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其中，《孟子》还必须删节，去除他认为对君主大不敬的章节。“四书”的解释又只许遵循朱熹的注解。这种桎梏思想的做法，造成了有明一代读书人思想范围的狭窄和偏颇，他们正如《儒林外史》中形容的读书人那样，只会按照固定的题目做没有原创性的文章。他们对“四书”的内容甚至并不了解，但只要能背诵模范文，就可以应付考试。
① 毛文龙（1576—1629） 字振南，明朝抵抗后金的名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辽东失陷后，毛文龙率兵深入敌后，收复了部分失地，与后金展开拉锯战，战功卓著，有“海外长城”之誉，后被袁崇焕矫诏处死。
这种长期的思想封闭，当然也造成了反弹，所以在明朝中期以后，出现了王阳明的思想。王阳明提出了“心学”，认为心是自由的，心是思想的主体。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出现以后，朱子学派大受伤害。当权者不喜欢王阳明的心学，因为这种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是不利的。可是，读书人里面总是有许多人会提出抗议，要从专制独裁的政权中寻求心灵的解放。于是在明代晚期，王阳明学派中出现了许多挑战权威、挑战现实的学者，其中较为著名的，如李贽①、何心隐②等人，都是佼佼者。又如王艮③，他还组织了一个理想的社群——泰州学派④。
明朝后期，宦官专政，引起士大夫的普遍抗议。东林和复社，都是大批对现实不满的读书人组成的抗议集团。他们前仆后继，批判现实政治。虽然号为“反抗宦官专政和奸臣专权”，但实质上，他们反抗的是保守而桎梏的现实。东林、复社运动延伸到明朝晚期，形成中国前近代史上令人钦佩的知识分子反抗运动。
① 李贽（1527—1602） 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他认定《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只是当时弟子的随笔记录，并非“万世之至论”，终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逮捕，后自杀。
② 何心隐（1517—1579） 明学者，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原姓梁，名汝元，号夫山，永丰（今属江西）人。他到处聚徒讲学，曾以计促严嵩罢相，为严党所仇，遂改姓名，广游天下。后来，他得罪张居正，遭杀害。
③ 王艮（1483—1541） 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初名银，王阳明为其更名，字汝止，号心斋。他拜王阳明为师，但又“时时不满师说”，以讲学终生。著作有《王心斋先生遗集》。
④ 泰州学派 即以明王艮为代表的学派，主张“百姓日用即道”，要求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宣传“明哲保身”“安身立本”等，其门人多为社会下层人物。泰州学派在明中后期有一定的影响。
李自成、张献忠、流寇活动和清军进攻，颠覆了明代的统治。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基本上是贫富不均、民不聊生造成的。明代的政权不仅专制、保守，在经济制度上也极不公平。如前所述，明代的土地生产税乃是政府正税，可是，有明一代享有免税特权的人口却不少：皇亲国戚、卫所军户、官员缙绅，都有宽免田租的特权。于是，只有无权无势的农民要负担田赋。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加上地主的兼并，使平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中国北方缺少活泼的工商业，年年饥荒之后，农民只有离开土地，参加反叛的流寇队伍。李自成和张献忠在北方起事。政府组织大量的兵力镇压，却不得成功。李自成攻入北京，山海关的守将吴三桂降清，清兵入关，明朝覆灭。
明亡后知识阶层的反思
明亡以后，对于整个朝代不幸的历史，有见识的读书人有过相当沉重的反省，在这里我只提出三个人作为例证。
第一位是黄宗羲①。明亡以后，他在《明夷待访录》里提出完整的批判和建议。他认为，几千年来的帝制，皇帝以天下为产业，这是不对的。皇帝只是受天委托治理，天下不为皇帝私人所有，臣子也不是皇帝的奴仆，群臣是治国的工作队伍。他的《原君》《原臣》两篇，批判了几千年来帝制的根本缺陷。他主张学校不仅是教人读书识字的教育机构，也应是知识分子群聚起来，对现实的政治有所监督和批判的地方。最高级学校对现实的批判，皇帝和宰相应该聆听；地方的学校对现实的批判，地方的行政人员也应该到场聆听。他的建议和现在的代议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虽然是读书人，是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民间选出来的，并不代表民选。不过，读书人却代表着社会精英，接受过专业训练，对于政治有密切的观察，然后对现实提出具体的建议。当然，《明夷待访录》只是一家之言，明朝亡了，清朝的政权也没有理会黄宗羲的意见，但黄宗羲的这一番想法还是弥足珍贵的。这是西方民主政治以外，由专业精英监督的政治理想，而执掌政权的君臣，都不过是受委托管理而已。
① 黄宗羲（1610—1695） 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李自成的农民军直逼京城，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赐死了周后，上煤山自缢而亡。图为清末据此所作年画《铁冠图》。
另一位是顾炎武①。顾炎武在他的笔记中，对历朝历代的种种制度，从政府结构到财政措施、特殊资源的管理，无不有明确的分析和批判。他的《日知录》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对整个历史的一番检讨。
① 顾炎武（1613—1682） 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慵，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其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
第三位是方以智①。他的著作很多，这里我只想提《药地炮庄》一书。他将《庄子》作为会同儒、道、佛三家的根本，认为《庄子》和《周易》可以互为注解。我们可以赞成他的意见，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必须注意到，自从董仲舒以后，中国儒家独尊儒家正统，再也没有人产生联系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方以智却是以道家的《庄子》作为根本，这是相当有革命性的观察和作为。方以智曾经和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有过相当多的接触。自从利玛窦②来到中国以后，耶稣会③的教士不断来华。这些有学问的教士和中国读书人讨论中西的异同，介绍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中国学者，如徐光启④等人，也致力于介绍西方思想，使国人了解欧洲思想的大概。方以智却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有系统的思想，在《物理小识》这部书中，他解释了所有的天体和宇宙之中力量的浮动。
① 方以智（1611—1671） 字密之，号曼公，桐城（今属安徽）人，通晓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当时刚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药地炮庄》等。
②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明末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字西泰，意大利人。他于万历十年（1582）奉派来中国，初在广东肇庆传教，后任在华耶稣会会长。他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
③ 耶稣会（Societas Jesu） 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旨在反对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会士除严守“绝财”、“绝色”、“绝意”这“三愿”外，还应无条件效忠教皇，执行其委派的一切任务。明末清初，耶稣会传入中国。
④ 徐光启（1562—1633） 明代科学家，字子先，上海县（治今上海市旧城区）人。他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入天主教。他的研究范围广泛，较早从利玛窦等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介绍到中国，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
譬如，他提出了类似今天“波动说”①的宇宙论，他甚至已经接触到质和能的互换——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奇事。一个对于前现代的科学仅有过模糊接触的人，居然能不经过实验，只是经过理性建构，就提出现代物理学中若干重要的概念。
明末清初，这些人能够提出革命性的批判和检讨，也可以提出独特的想法，此时确实是一个具有活力的时代。正因为国亡家破，文化也在崩溃的前夕，这些人痛定思痛，才能作出如此深刻的分析。
可惜的是，清朝不仅延续了明朝的专制独裁、封闭保守，还更具有征服王朝的特性，以被征服者为奴，不容许任何挑战现实的想法。明末清初这些深刻的思想，没有被官方接受，官方甚至不允许这些思想在民间流传。
我们可以说，中国两千年文化的演变，到了明清之际，长期的传统已经衰败，再生的生机也被扼杀。清朝一代，虽然俨然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却只是消耗了几千年的文化，没有给予其重生的机会，更没有具备继长增高的资源和环境。中国文化的毁灭，可说就在“明社既屋”②之时。言念及此，为之扼腕。
① 波动说（undulation hypothesis） 范·贝梅伦（Van Bemmelen，1904—1983）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地壳运动是由地球不同大小的波动的发展引起的。
② 明社既屋 意即明朝已经被推翻了。社，宗庙社稷；屋即车盖、覆盖物；屋社即为王朝倾覆的代称。
大洋航道的开拓与新大陆的发现
此时西方发生的两件大事是大洋航道的开拓和新大陆的发现。在谈到这两件事以前，我们必须谈到中东伊斯兰教势力的转移。自伊斯兰教崛起以来，中东一直是以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教的教士组织的伊斯兰教阿拉伯大帝国为主。蒙古的西征，冲击了阿拉伯大帝国。
14世纪以后，中东的霸权转移到奥斯曼帝国。这一军事强权虽然信奉伊斯兰教，却是由一个战斗部落发展而成。说到它的源头，应当是今天的新疆。唐代昭武九姓之后，中亚各种民族进进出出、分合不定。从唐朝到元朝，中国北方的游牧大帝国突厥、契丹、西夏败亡后，有一部分人流向中亚，在中亚成立了新的国家。这些人的后代，混合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军事族群，不止一次出现了所谓的“黑山汗”。蒙古西征时，黑山汗的后代也参与了游牧族群西征的大浪潮。13世纪末，他们建立的塞尔柱帝国灭亡了，后来，他们的子孙成为伊斯兰教帝国的雇佣兵。伊斯兰教帝国的禁卫军，也都从这些善战的族群中拣选精壮少年，长期培训，号为劲旅。
伊斯兰教帝国军事总督的名称是苏丹，因此，土耳其族群的领袖也自称苏丹。土耳其族群占领了欧亚大陆连接的部分，与东罗马的拜占庭帝国抗争，终于在15世纪中叶灭亡了拜占庭帝国。由此，奥斯曼帝国掌握了地中海东岸、红海和波斯湾。这片区域是东方和欧洲贸易路线的必经之途，东方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瓷器，不是经过红海，就是经过波斯湾运入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