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尔文宗的创始者，法国人。他主张人因信仰而得救，否认罗马教皇权威。受马丁·路德影响，加尔文1533年改宗新教。
② 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法学派在欧洲的创始人之一，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经济与社会》等。
在法国农村和边远地方的城市中，也有新教活动，这就是胡格诺派①（法文的发音为“雨诺”）。可是由于法国君主信奉天主教，这个教派并没有多少发展的机会。
英国的宗教改革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英王亨利八世②组织的英国教派，由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领导英国教区，从罗马教廷独立出来，称为英国国教会。英国国教会的教义，将天主教的教义与威克里夫的主张糅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修正性的宗派。
这些宗教改革的努力弥漫欧洲。尤其在第五章所说的那些城市里，其知识分子和工商人士纷纷接受加尔文的想法。于是，欧洲的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两大系统。新教本身教派众多，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天主教会。同时，世俗的君主，本来对屈服于教权就未必心甘情愿，在新教活动开展的时候，新教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其君主便依仗人民的力量，反抗天主教会的约束。这一现象，使欧洲列国分为两个阵营——天主教的国家与新教的国家。
为了制裁荷兰地区的新教独立运动和寻求摆脱教会控制的国家，教会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号召许多支持教会的君主在各处实施武力镇压。镇压行动又引起别处新教力量的共同反抗，于是战火弥漫各处达三十年之久，欧洲列国卷入战争。
① 胡格诺派（Huguenots） 16—18世纪法国新教教派。其成分复杂，主要包括反对国王专制、企图夺取天主教会地产的封建贵族，以及力求保存城市“自由”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
② 亨利八世（Henry Ⅷ，1491—1547） 英国国王（1509—1547）。他大力加强皇权，抗拒罗马教廷干预其婚事，1533年与教皇决裂。次年，他将英格兰圣公会立为国教。
这些战争，名义上是不同教派的信仰者投入两个阵营，这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实质上却是各个民族国家为了建立主权而进行的针对教权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斗争。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法国。这个天主教国家，在三十年的战争中却全力支持新教国家。连年征战，步兵战术逐渐取代了骑兵的冲锋陷阵，炸药摧毁了城堡的高墙——这两项新事物，动摇了欧洲封建制度的根本。
三十年战争结束，根据停战约定《威斯特发里亚和约》①，神圣罗马帝国必须承认新教国家的独立地位。罗马教廷终于不得不接受现实：新教运动的实力，已足以和旧教分庭抗礼。从此，欧洲不必再屈服于政教合一的独断结构，即罗马教宗与封建王公结合的权力二元一体体制。
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各地族群纷纷寻找本族的认同。于是，贵族谱系的研究让路给族群方言的语言学研究。人们经由考察传说和神话，追踪族群及其特色的民族文化。历史学研究也从人物传记、族谱家系和婚姻关系转向档案、账册、书函等，开启了近代史学传统的新局面。
①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合约，1648年10月在威斯特发里亚（Westfalen）签订，规定德意志境内新教和旧教地位平等，合约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
阿奎那①的“唯理论”
宗教改革的结果，除了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外，还奠定了启蒙运动出现的历史背景。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启蒙运动，现在，我们要对中世纪后期的背景提取一些信息。
13世纪，天主教会的神学家阿奎那对于基督教的阐释中，提出了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思想桕结合。阿奎那在天主教的神学系统中地位甚高，可说是奥古斯丁以后的第一人。他的著作《神学大全》，至今还是天主教教廷的神学经典。他本身并不完全在修道院中学习，还进入几家大学求学和执教。
阿奎那将神学和其他学科结合成一个体大而严密的思维系统。他固然说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律乃是神的一体三面，但同时他也指出，神作为一个观念，经由人类的理性，对自然进行观察，才能理解宇宙之中一套神的规律，神律也就是后世的自然律。他将希腊哲学的唯心论作为基督教神学的主干，一方面将神学纳入寻求知识的学术范围，另外一方面，他又提出，人可以基于理性，观察自然。这一观点，其实相当于启蒙运动时代高举理性保证知识之可以冀及。
① 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和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1567年被罗马教廷定为普世教会圣师。
托马斯·阿奎那他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运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有”和“本质”来说明上帝的“自有、永有”，以万物应有“第一推动力”的说法论证上帝的存在。他的哲学和神学体系被称为“托马斯主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奎那认为自然现象是根据“神律”而呈现出的秩序。这一说法，俨然为后世现代科学打下了基础。自然律既然是可测的，学术研究就能从中寻找规律。
阿奎那的唯理之论，其根本价值还是在说明神的意旨、神的全在全能，而且自然是完美的，可测的。阿奎那的整套理论，对神学的传统有重要启示——当信仰基于理性时，就不会流入盲目，也不会依靠教廷或者任何权威的阐释，而是依靠每个人理性的探索和验证。
阿奎那的训练和研究，大部分完成于意大利的几处大学之中。如前所说，新教运动，尤其是马丁·路德提出的抗争，也都是在大学兴起的。中古晚期，欧洲许多城市——如第五章所说，提供了自由思想的基地。城市的经济资源来自工商业，不受封建领主的约束，也不必屈服于天主教教廷的权威。许多城市还从当地的领主那里争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因此，当时还有所谓“城市里面的空气都是自由的”的说法。欧洲“自由的城市”为近代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古后期，由于伊斯兰教的势力已经将中东、近东组合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圈，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内，生产技术和商业经营都有蓬勃的发展。虽然有十字军东征引起的纷扰，但欧洲和伊斯兰世界间的文化与商业交往还是相当频繁的。欧洲城市在这种国际交流的背景下，经济兴旺，人口众多，大学彼此之间的交往也提供了学术思想交流和相互刺激的机会。
城市中的大学孕育了创新理论的机缘。单以科学方面来说，天主教会不容许解剖学出现，只有在城市之中，医生和学者们才有机会通过解剖学，了解人体结构。欧洲当时面临大规模的瘟疫，医学应运而生。欧洲文化的基础不足以应付当时的需要，医生们结合伊斯兰世界传来的东方知识，加上解剖学的经验，方才对人体结构、血液循环有了比较准确的认识。
对自然界的现象，如前所说，基于理性与自然的认识，学者们不再安于基督教神学对宇宙的解释。于是，才有了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以及伽利略提出的理论。他们二人都提出了地球以太阳为中心绕行的新宇宙论。科学宇宙观到启蒙时代才突飞猛进，终于发展成为今天的天文学。在中古时代晚期，这些大学中的学者已经在讨论对自然界的新认识和新解释，颠覆了基督教形而上学建构的神学宇宙观。
中古时代晚期，城市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已不能满足新兴经济形态的需求。港口城市从远洋贸易中获取巨利，跨海远程运输，不可能没有风险；一艘出航的大船，投下的资本为数不小，其成本的回收和利润都须在远航归来后才能实现。一时投入巨大资金的需求和长期的耽搁、等待，使这些海运城市中的商人逐渐发展了以银行贷款作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以及分摊风险的保险。这两个新兴的经济制度，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资本主义的起飞，要在十五六世纪以后，然而，其起点就在中古时代晚期，就在这些自由的城市。
外来的商货在城市之中经过加工制造成为商品，于是城市中出现了专业的生产作坊。作坊生产和农舍手工业有着极大的差别。作坊生产和商业有密切的关系，同样需要银行和保险作为资本。
作坊的工人是专业的技术人员，他们有机会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不断改进技术，节省成本，扩大利润。技术工人的专业和农舍手工业的功能、性质并不一样，专业工匠的出现，也是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举一个例子：建造大教堂的建筑业，所谓“石匠帮（共济会）”团体，实质上是一个庞大的建筑工程队伍。一群技师和专业技工，接受委托，设计打样，取得石木材料，分配工序，分别操作，一步步终于将各种分工综合为全套的建筑艺术，整个事业是非常复杂而专业的分工协作。当时，欧洲备城市常常有巨大的教堂，彰显教会和教士的经济力量。这些建筑集团，经常为了建一座教堂而驻守数十年。
各地的建筑团队也彼此照顾和联系，共济会因此成为跨国和跨城市的专业组织，其庞大的力量令宗教和世俗权力都不能不对他们另眼相看。共济会也是工业革命以后专业公会的前身。
中古时代晚期，欧洲发展的形态可谓是脱胎换骨，从僵化呆板的宗教专权和粗糙的封建制度，到思想、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经过挣扎，摆脱旧日的包袱，创造了后世欧洲现代文明的发展契机。
图为法国共济会总部的标志，其主体图案由分规、曲尺和书本组成。共济会是1717年6月24日成立于英国伦敦的一个组织，名字Free-Mason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工”。共济会前身是中世纪的石匠行会，近代共济会摆脱了石匠行会的“实践性的石匠”性质，成为“思想性的石匠”，亦即投身社会改革的政治团体。
这一过程与第五章前半节所说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大相径庭。中国在唐宋以后，也是由于所谓“蛮族”入侵，重新寻找自己的秩序，从文化的古代渊源再次复兴。可是中国的儒家却走向了理学的僵固结构，这一正统思想和政权的结合，将中国带向内敛，并丧失了唐宋时代多元的活力。
宋代以后，中国也有城市化的现象，但是这些城市最终和行政都市相结合，而无法独立于政治权威，成为自治单位。就整体言之，欧洲在走向破茧而出的同时，中国却走向稳定、不求变化的僵化局面。
这一时期，欧洲和中国各走各的道路，两个世界之间则以伊斯兰世界为中介。东方和西方的远程贸易与彼此之间文化的接触和交流，都是间接的，并且不再引发刺激和响应。中古晚期，中国和欧洲两个世界都走在转变的关头，开放和闭塞，契机已经出现。
本节所说的一切，读者可以从我的另外一部作品《现代文明的成坏》（已出版）的相关章节了解到更多的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