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思考的是国家的大局，国家的安危。为了国家的大局，整个国家的安危，有时不得已必须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曾国藩一贯主张中华自强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一二十年里，国家要保持相对的安定，不轻易与外国人开战。他不愿意因为天津教案处理不妥而引发战争，因此一直战战兢兢，“查办津事之旨，即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故奏明立意不开兵端。”不开兵端是因为没有能力开兵端。当时，国家军队不堪一用，战守毫无把握。“各省绿营兵一无可用”，“中国海上炮船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当然也不是毫无精勇的军队，淮军就是一支能够战斗的队伍，“然劲者亦不满二万，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保全一年，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能备于陆，不能备于水，能备于直隶，不能备于沿海沿江各省。”“所以低首下心曲全邻好者，盖以大局安危所系，不敢轻于一试。”这是曾国藩最真实的心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下，曾国藩不得已采取了曲意和好的策略，处理正凶、赔给巨款，其心情之痛苦、矛盾、复杂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建议，采取“厚结英、俄以专制法国”的外交手段。曾国藩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认为，“英、法之交固于胶漆，英国威使之求逞于我，其毒计有数倍于法国罗使者。边衅一开，各国合从，势必兵连祸结，无有已时。”他分析指出，西方列强“诸国合纵之势、狼狈之情则牢不可破”。“今日西洋各国穷年累月讲求战事，约从连衡，窥伺衅隙，乃前古未有之局，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然不侔”。当时西方各国，在侵华问题上构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盟、后来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都说明了这个事实。曾国藩所担心的不是和法国一国开展，而是因此而与整个在华的西方势力开战。与一个法国开战，也许还有胜利的可能，但要是和在华的几个国家开战，那就毫无把握。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不怕死，也不怕战争，但是不能轻易由中国人启动战争。他在写给奕的信中也表达了为民请命的决心：
若法人寻衅已久，今一遇此事，立意决裂，是亦无可如何之事。我中国但当战兢惕厉，为民请命，能坚持一心曲求和好，至事机能否挽回，生民果否荼毒，自有天意主之。当咸丰八、九、十年间，洋务业已不可收拾，岂意近年尚能安帖如此？亦尽其在我，以俟天心之默眷圣朝而已。
他认为法国人执意如此，也要与之一战。他调集刘铭传部赶往天津，原本李鸿章要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的部队也撤回，做好防御准备，以防万一。
处理天津教案后，国人给曾国藩贴上“汉奸”、“外国贼”的标签，湖南在北京的会馆也烧毁了曾国藩题写的对联，曾国藩自己也认为“处理过柔”，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当时朝野清议指责曾国藩，与其说是杀多了人，不如说是因为流放了张刘等人。在当时，杀几个、几十个普通的老百姓是不会引起官僚阶层重视的，而流放官员则会引起广泛注意。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他仅仅减少了3个人，当时的朝廷上下就认为他会办理洋务，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张守目下甚得民心，撤之必大失民望”，正因为他们有民望，所以处理他们才会引起上下不满。假如三位官员没有处理，人们对曾国藩的看法恐怕又是另外一回事。对这三位官员的处理，其实与曾国藩只有那么大的关系。曾国藩一直是在保护他们的，他到天津后，就要他们回家躲避。法国提出要以他们三人抵命，曾国藩坚决反对、据理力争。他说：“若指府县拟抵，中国万难办到；若指查办凶手，中国义无可辞。”曾国藩在据理力争，可是朝廷已经松口。特别是崇厚，力举将他们送交刑部。他在给刑部郑敦谨的信中谈到：
鄙意本拟以撤任了事，法使罗淑亚来此，坚欲令府县抵偿人命。国藩坚持不允，崇帅惧以此开衅，力请奏交刑部，且谓交部则轻重转可自由，国藩以系会办之件，又在省时复崇帅信曾许以有祸同当，有谤同分，不敢过执己见，曲徇其请，至今深恨此事外惭清议，内负此心。现将该府县应得之公罪由敝处于解文内约略核定 ，送交贵部，仍求台端一力主持从轻办理。如不得已而发军台，则下狱之费、军台之费由敝量为筹措，稍表歉衷。
很明显，送交刑部是在崇厚等的力主下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想让他们离开天津这个是非之地，到北京随便给个什么处分，以后有机会再重新使用。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法国人居然追到北京，没有办法，刑部给他们的处罚是充军黑龙江。看到自己心爱的下级受到这样的处分，曾国藩很心痛，特别为他们筹措一万多两银子作为补偿，又给各地写信，要求途中关照他们三人，可以说是情至意尽。
查拿正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没有人认账，认账的又不断翻供，因此很是棘手。在查拿的过程中，曾国藩讲求证据，没有确定的不认定。开始抓了七八个，想以此了结，当时法国人不同意，后来抓十七八个，再后来抓二十多人。这其间有一个斗争的过程，斗争不赢，只好屈服。这个过程，体现了他“为民请命”的思想，但也可以看出为了大局不得不牺牲小民百姓的无奈。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具体做法失于“过柔”，“办事拙滞，举措失机”，“处置乖方”，“委曲迁就，冀以消弭衅端”，也就是他“推诚为用”的领导艺术滑入了妥协的一面。
清政府在处理外交的基本政策、思路、方针是曾国藩等人的指南针。清朝政府的软弱、妥协是曾国藩背上黑锅的重要原因。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崇厚的卑躬屈膝严重影响了曾国藩的态度，蒙蔽了他的视线。教堂与中国百姓的矛盾由来已久，长久的矛盾积累，总有一天要发生大的冲突。天津教案即是一座爆发的火山。我们应该为国民的力量感到高兴。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大事，关系到几个国家，关系到几十条生命。清议派讲究战守，是正理；但是带有浓厚的情绪，驱赶一切洋人，烧毁在京领事馆，都是情绪所左右。用情绪去处理外交事务是百害而无一益的。处理这样的群体性事件，无法可依，也没有先例可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人偿命”。不管谁去处理，杀人是必然的；处理结果的好坏，也没有明确标准。多杀几个，受到指责，少杀几个，得到赞扬，这本身就是没有原则的评判。真正要公平、公正处理这类案件，必须国家自立自强，否则有理也是过，无礼也是过。
可喜的是中国的苦难已经过去，一个自立自强的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更好地建设国家、捍卫国家，促进国家的伟大复兴。只有这样，国民才能有幸福地生活，才能有尊严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