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预测敌情，洞若观火，根据这一预测，他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专守一静字法”，对付太平军，取得了胜利。
以败为师
领导者的一生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只要干事，就有可能出错。出错不要紧，关键是要善于以失败为师，从失败的教训中获取经验，作为今后进取的动力。有人说，领导者知错、改错，但是不认错。这不能囊括一切领导者。曾国藩与人不同的是他知错、改错，也认错。他以败为师，不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古人强调：知己知彼。知己，首先就是要指挥者、领导者要认识自己，看到自己的长处与短处，从而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才具，去取得事业的辉煌。在这方面，曾国藩既有知人之明，更有知己之明。1859年10月18日他写信给胡林翼，对自己的长短处作了解释。他说：
国藩去岁初出，本奉谕旨指拨萧、张二军归此调度。今萧、张不来，各营皆杂凑，勉合成军，实难深恃。来教“分制援贼，包打胜仗”等语，无乃期许过奢。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也。守黄梅、守石牌或可竭力任之，拒援贼则敬谢不敏。人贵自知，不敢不确陈其短耳。
1858年6月曾国藩复出，次年5月，朝廷要他带萧俊臣、张凯运两军。但一支在广东，一支在广西，没有回到江西。1859年5月以后，他所带的军队是李申夫、唐义渠等，战斗力不很强。当时曾国藩和胡林翼等在湖北商量四路出兵皖中。胡林翼来信，认为曾国藩可以自己带一路，“分制援贼，包打胜仗”。对这一“恭维”，曾国藩没有沾沾自喜，而是能够冷静对待，强调自己是“教练之才”，而非“战阵之才”。
这一认识，并非一开始曾国藩就有的，而是在实践中逐渐发现的。1854年1月，曾国藩帅湘军由衡阳出发，以安天下。一切顺利，来到靖港。靖港，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湘江下游西岸，距离长沙城区约为30公里，今属望城县。原名芦江，唐朝大将李靖曾在此驻军，因其治军有方，从不骚扰百姓，故后人将此地改名为靖港。靖港镇自古水运发达，交通方便，为三湘物资集散的繁荣商埠，美名“小汉口”。靖港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省内淮盐主要经销口岸之一，商贾云集，市场活跃，为境内第一繁荣集镇。
靖港是古代军事要地，1854年3月、4月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水师与石贞祥率领的太平军在这里激战。这次战斗，是曾国藩亲自指挥的第一战，而且是败仗。当时，太平军正在进攻长沙、湘潭等地。曾国藩所训练的湘军分陆军和水师，总计1.7万人，分为几股与太平军作战。3月24日、25日，曾国藩带领水师各营驶赴靖港，轮番进攻，取得小胜。4月2日，他考虑到太平军要增援长沙，为了阻止太平军的增援，曾国藩亲率大小战船四十余只，陆勇八百人，驰赴靖港上游二十里的白沙洲，相机进剿。正午时分，突发西南风，水流加速，战船顺风驶到靖港，无法停留，太平军迎头开炮，击中哨船头桅，水师收帆转移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这次战斗曾国藩损失惨重，他觉得有负生平之志，投水自杀，被下级救起。
这次战役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主帅轻敌，指挥失方。曾国藩军队本来数量就少，而进入战场后，兵力分散，一部分在宁乡、一部分在湘潭、一部分在长沙、一部分在靖港。而且当时在靖港的军队总数不到两千人，组建不久，训练未精，纪律不明。曾国藩急于打援，没有研究当时的天气变化、也没有像他后来所说的留有“预留之气”，呼啦啦一拥而上，遇到情况紧急，自己堵挤自己，施展不开，遭遇失败。事后，他总结经验说：“惟初二日靖港水勇溃败，实由微臣调度乖方”，“微臣自憾虚有讨贼之志，毫无用兵之才，孤愤有余，智略不足，仰累圣主知人之明，请旨将臣交部从重治罪，以示大公。”用“调度乖方”来总结是再好不过的。
同年12月12日，曾国藩水师在湖口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也是“调度乖方”的结果。当时太平军将领林启荣镇守九江、石达开等在湖口，曾国藩采取“越寨攻敌”的办法，越过九江，直指湖口。这次战役，曾国藩在上给皇帝的奏章中是这样记述的：
是夜三更，该逆复用小划三四十号攒入老营，烧我船只，两岸贼匪数千，火箭喷筒，迷乱施放，呼声震大。我军以内河百馀小船未归，无以御之，被焚大战船号，小者数号，杂色坐船三驶，李孟群、彭玉麟不能禁止。次日，悉回九江大营。
这次战役中，曾国藩的坐船也被太平军拖走，很多机要文件遭到遗失。曾国藩觉得无颜面对北京的皇帝，再一次投水。这次战役是湘军由进攻转为防守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湘军水师分为外江、内湖（或内河）两支，而且战斗力严重削弱。特别是内湖水师，船单力薄，深陷太平军的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消灭。湖口之败后，湘军一直处于低潮阶段，直到1857年情况才稍微好转。湖口之败，曾国藩坦诚承担责任，他说：
当时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故发于国藩，定于罗君罗山、刘君孟容二人，事败之后或深咎此策之失，且专归罪于刘君者，非事实也。
湖口之败，研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还是指挥失误造成，即指挥员没有很好地控制军队进攻的速度。军队进攻的速度倘若失控，就容易被敌人利用。而这个速度需要总指挥去控制。曾国藩就是没有控制好这个速度，所以招致失败。湘军从年初打到年尾，除了靖港、岳州等几次失败，总的形势是节节胜利，一年扫清湖南全境、攻克武汉三镇、田家镇大捷等，一路顺风。胜利冲昏了头脑，湘军中弥漫了一种“胜利之气”，以为太平军好打，产生轻敌之心、速胜之志。白天，水师与太平军作战，在小胜后，萧捷三、段莹器、孙昌国等，想迅速清除鄱湖以内的太平军，率领“轻便之舟，勇锐之士”，长龙、三板一百二十馀号，乘胜追击，直到姑塘以上，晚上也没有回到大本营。这就给了太平军以可乘之机。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杜牧《题乌江亭》）失败并不可怕。曾国藩早期的这几次失败，让他清醒，让他明白。他不是一个擅长“战阵”的人领导者，而是一个擅长“教练”的领导者。所谓“教练之才”，其实就是统帅之才，是帅才。从此他不再亲自指挥具体的战斗，一心只做自己的“教练”了。在战略战术上，更加注重规划长远，注重稳重平实，不再冒险轻进。“以是不敢壹意进取，而存一防守之志。”而防守则“总以深沟高垒，能自固守为主”。不亲临前线指挥打仗，稳坐大本营，用毛笔指挥，用书信调度，最后打败了全盛时期拥有六十万军队的洪秀全。
以敌为师
电视连续剧《贞观长歌》，描写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展现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云变革。李世民有一句台词，颇有哲学意味。他说：太子没有好老师，什么是好老师，敌人！敌人才是最好的老师。这是值得玩味的话。一个善于以敌人为师的人，是最有能力击败敌人的。以敌为师，就是要研究敌人，了解敌人，把握敌人的工作特点，工作思路。搞清楚敌人在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的？才可以找到击败对手的弱点。曾国藩善于分析对手的战略战术，善于分析对手的作战意图，并从而作出相应的正确决策。1860年春，李秀成导演了一场气势宏伟的大剧。他率领一支雄师猛攻浙江省城杭州。杭州岌岌可危，求援信雪片式的飞往江南大营。这个时候，和春、张国粱等再也坐不住了，派出重兵救援杭州。
重兵被调出来后，李秀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即回攻江南大营，并且一举攻破之。江南大营于1853年4月建立，为清军在南京城外的一支重兵，是咸丰皇帝的重要依靠，虽然没有多大作为，但是毕竟是一颗钉子，死死钉在太平天国的首都旁边，让洪秀全睡不好觉，吃不好饭。至此，终于大功告成，洪秀全可以安安稳稳在南京城里当他的天王了。李秀成在这里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声东击西，攻打外围中极其重要的城市，以蒙蔽对手的心智，将真实要进攻目标地的对手牵引出来，然后一举击溃，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一智谋在中国古代战争中是常常使用的，但像李秀成这样运用的好和成功的并不多见。对这次战役，曾国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学习，掌握了其特点，并且能够用以指导其战略战术的指挥。
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李秀成、陈玉成将战略眼光转向安庆。当时曾国藩的军队已经对安庆成实施了重点包围。曾国荃率领的吉字营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钉在集贤关一带，修筑深沟长壕，逐渐形成了全包围。安庆是曾国藩与洪秀全必争之地。李秀成、陈玉成积极筹划后，兵分四路于1860年底至次年春西进，其中江北一路由陈玉成率领，主要进攻英山、霍山，直扑武昌；江南三路，分别由李秀成、黄文金、古贤隆等率领，进攻浮梁、景德，鄱阳、都昌，彭泽、湖口，声势浩大，但是对于太平军的这种进攻，曾国藩一眼就看穿了。他指出：
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力回扑安庆围师；即不幸而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濠墙能守，则武昌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濠墙不能守，则武昌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弟等一军关系天地剥复之机，无以武汉有疏而遽为震摇，须待狗逆回扑，坚守之后再定主意。
曾国藩在这里对太平军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太平军的真实意图，就是要救援安庆。随着战事的进行，太平军在菱湖中部建设了19座堡垒，对曾国荃施行反包围。针对太平军的真实意图，曾国藩制定了坚守安庆的策略。那就是坚决不分兵，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来犯之敌。这一战略思想的来源就是对李秀成战略思想的分析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