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心胸广阔，规模远大，有大思路，大手笔，像曹操几万人也敢于发动官渡之战，并且取得最后的胜利；一种是想小事，干小事，对小事斤斤计较，考虑周备详尽，对大事却视而不见，因此往往因小失大；袁绍虽然拥有雄兵数十万，又有河北几代人经营的坚实基业，但是斤斤于小事，最后兵败身亡；一种是干大事有大思路、大手笔，也不忽视小事、小的环节、细节，懂得干大事不可忽视细节的道理，能够身体力行，尽力将每一件事做得周详仔细。曾国藩就是这样的领导者。他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
规模，含义广泛，主要包括规制、格局，范围、场面、气势，以及人物的才具气概；规模远大就是指所办事情的格局、范围、场面气势宏大；或者说人的才具、气魄大，不小器。综理的含义是指总揽、办理，办事的手段、方法；密微就是指注重行动、注意细节、虑事周到。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在曾国藩看来是成就大事业的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两种重要的领导力因素，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单纯有远大的规模，而没有密微的综理工夫，就会流于疏阔，忽视细节，导致事业的失败。
领导者即行动者
“综理密微”关键是行动。曾国藩特别重视“躬行实践”，所谓“躬行实践”，就是注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际行动。他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阅历何由大明哉。”作为领导者，行动是最重要的。因为领导者责任之一，就是使“众人行”。自己不能行，而能使众人行，是很困难的。
曾国藩作为一个积极用世者，深受儒家“达则兼善天下”思想的影响，他一生倡导行、致力于行，可以这么说，他所取得的成就，均来自“行”。 少年时期，他祖父给予他深刻影响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每个字都需要落到行动中去，而不是空洞的口号。他常常引用他祖父的话教育弟弟和部下说：蔬菜是自己亲手种植与采摘的好吃，以此强调做任何事情自己亲自参与实践的重要性。40年代曾国藩在为京官的时候，就深知“躬行实践”，懂得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性。他一生坚持行动，毫不松懈。在用人上，他注重人才的“行”，认为“人才以历练而成”，强调人才必须具备“四到”，即“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强调“遇事体察”；不喜欢“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的人。
比如治军，有人认为《二十三史》可以作为治军的篮本，而曾国藩则认为那只是一堆故纸，没有使用价值。他在写给李元度的信中指出：
军事是极质之事。《二十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退庵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这一段文字，强调的一个中心意思，就是作为一级指挥官，在治理军队问题上，绝不能从本本主义出发，不能埋头于故纸堆，而应该注重实际，从一些最基本的工作，如点名、看操、检查哨位等抓起。在军营之中，曾国藩坚持点名、看操、检查哨位，开始是逢八日，后来改为“逢三日阅刀矛步箭，逢八日阅马箭、枪炮打靶”。由于坚持从实践出发，接近实际、了解实际，所以军队中情况了如指掌，即使很多细微的、容易被人忽视的东西，曾国藩也非常熟悉。对于了解敌情，他更是有明确的要求,“凡察地者，以亲眼观看而后知其险易；凡察贼情者，以亲手交仗而后知其强弱。”“不必尽信探卒之言，亦不必尽信擒贼之供也。”这种注重行动、注重实际的工作作风，对于工作的顺利开展是很有帮助的。
满清统治200年，形成了浓厚的官僚主义思想，拖沓、庸散的官场习气，使得官员普遍不求有为。对这样一种风气，曾国藩是很气愤的，他在上给咸丰的奏章中，曾经对此进行了大胆而尖锐的批评。官场之官并不是不做事，任何官员都在做事；关键是看他们做什么和怎么做。曾国藩批评官场的积习，主要是批评怎么做的问题。他从京官和地方各级官吏两个层次来批评，从京官来看，是两种情况，一是推卸责任，不愿管事，部门之间、官员之间互相推诿；二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管小事不管大事；从地方来说也是两种情况，一是敷衍塞责，只讲眼前不顾长远；“捐摊”就是这种工作作风的产物；二是粉饰太平，地方政风、民风、学风已经溃烂，却要千方百计掩饰。对于这些积习的形成，曾国藩认为由来已久，非一夕之故，在这种积习下，官员“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曾国藩募集湘军之初，就注重收罗幕僚，他的幕府中汇集了当时天下的大多英才，然而很多时候、很多的文字工作曾国藩还坚持亲力亲为，特别是写给朝廷的奏章，他要反复斟酌，尽量做到完美。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不怕做事的人。1860年，李元度守徽州，不到一个月丢了城池。在处理上，曾国藩与李鸿章等人发生观点冲突。曾国藩要严处李元度，而李鸿章等人则要保他。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李鸿章说：老师要处罚李元度，我就不给你写奏章。这个时候的李鸿章思想还不够成熟，以为不给老师写奏章就可以阻止老师处罚李元度。结果曾国藩说：你不写没有关系，我自己写。创办水师之初，没有成规可依，曾国藩往往“日夜苦思，博采众议”，大小事务“以至勇夫粮草，分毫悉经手定”。
创办水师是曾国藩组建湘军所做的一件大事，体现了他一贯注重“综理密微”、讲究实际行动的工作作风。最初提出建设水师的是江忠源。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武举，1847年组织乡勇镇压雷再浩起义，保升知县，赴浙江秀水县补用；1852年蓑衣渡一战，伐木塞河以截击，致使南王冯云山殉难，一时间名震朝野，清朝对他寄予厚望，先后被提拔为帮办军务、湖北按察使、安徽巡抚；1853年12月17日，其所守庐州被太平军将领江胡以晃、曾天养攻破，投水而死。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江忠源认识到建立水师的重要性，他说：
今日办贼之法，必合江、楚、皖各省造战船数百艘，调闽广水师数千人，先肃清江面，而后三城可复。否则沿江各省，后患方长。
曾国藩“闻鸡起舞”，在做了简单的分析后，上奏咸丰，指出：“惟以战船为第一先务”，随即在衡阳和湘潭两地开设船厂，试着造船，先后制造了一批冲牌、快蟹、长龙、舢板；制定了水师营制，招募了一批水勇。到1854年正月，建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水师。这支水师在出兵的第一年受到两次重创。重创后，得到恢复与壮大到1857年发展到炮船500只，拥有大炮2000尊。后来又创办了淮扬水师、太湖水师。水师的创建，为湘军控制长江流域、打败太平天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865年攻克金陵后，被改建为长江水师，负责由湖南岳阳以下至江苏的长江流域的防务。
曾国藩认为，领导者做事要做一件成一件，要集中精力、时间做好手中正在做的工作，不要三心二意，东想西想。他说：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复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领导者在某地任职，一般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要做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千头万绪，与其个个开端，不如集中做成一两件事，效果更好。曾国藩做事就是这样的。从大的方面来说，他投笔从戎后的理想就是“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揽出被胁之民人”。他一直坚持这个理念，直到消灭太平天国，从来没有改变。小的方面来讲，具体到某一件事，他总是坚持不断，不做好不放手。就像写日记这样的事情，一般人是难以坚持的，而他从立志写日记开始，到死也没有中止过。这种持之以恒的高贵品质，使他在做事时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掌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中国自己的轮船，不受制于西方列强。这是一项非常艰巨、具有开拓性的新事业。早年由林则徐、魏源等经世致用的先哲人物提出，而曾国藩则是第一个将这种理念落到实处的人。1859年，咸丰提出购买外国轮船的时候，曾国藩就主张以此为蓝本，模仿自造，后来由于英国企图控制中国的轮船管理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权力阴谋，清廷放弃了自己所购买的轮船。没有样本可以学习，曾国藩就接受徐寿等人的建议，开始自己研发。1861年攻下安庆后，他立即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枪炮、研究轮船。后来又在南京、上海建立了制造局、翻译局，派遣容闳到美国采购制造轮船的机器，制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为了加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曾国藩还在19世纪70年代初，建议清廷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在学习西方技术上，曾国藩最可贵的品质是不论怎样的困难，都坚持不懈，没有放弃。当研究取得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高兴是无法用言语来描写的；而当制造轮船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要设法解决困难，推进学习的进程。中国能够自行制造轮船后，曾国藩即倡议建立“海上之水师”，并且主张立即开始训练。他说：
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自非内外臣工，各有卧薪尝胆之志，持以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人，则后人又将托词以俟后人，且永无自强之一日。兹当闽、沪两厂船成之时，即当于两处选立统将，慎择船主，出洋操演，无论有警无警，穷年累岁，练习不懈，或者求艾三年，终有可以即成之时。
这种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只争朝夕的精神，体现的正是综理密微的领导力。
讲求实际
“综理密微”必须讲求实际。什么是讲求实际？1871年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章《复陈夷务摺》中指出：
闻古人谋及军国，其规画全局，必有可大可久之图。其讲求实际，但为得尺得寸之计。筹全局者，志欲坚而势欲远，虽百变而不改初谋。求实际者，虑欲细而功欲精，虽小事而不妨屡试。前史所称规画全局，若韩信登坛之言，诸葛隆中之对，苟彧之陈说曹氏，王朴之献策周主，皆以一时之论议，而能预料数十年后军事之成败，此诚非中材以下所可及。然中材以下，或据一方克一敌，亦往往有审度全局，不愆于素者，良以用兵之道，多算则胜，好谋则成。临事而周章，十常九失；先事而熟计，十常九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