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嫁女，有打发压箱钱的风俗习惯，有钱人家、官宦人家往往打发颇多，而曾国藩却规定200两。同治五年，曾夫人欧阳氏嫁第四女时，仍然遵循这个规定。曾国荃听到这事，觉得奇怪，说：“乌有是事？”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嫁女如此，娶媳也如此。咸丰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是日巳刻，派潘文质带长夫二人送家信，并银二百两，以一百为纪泽婚事之用，以一百为五十侄女嫁事之用。”这么大一个总督，打发女儿的压箱钱，就那么一点点，实在说不过去啊！
廉洁自律为本
曾国藩做官清廉，他的“八本”箴言，其中之一就是“做官以不贪财为本”，他常说：“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伏神钦，到处人皆敬重。”他三十岁的时候立志做官不发财、不留银钱与后人，这一志向在他的日记、写给家人的信中都有表述。他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来若作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崇尚俭朴的生活与不贪财、不苟取，这就是曾国藩的信条。曾国藩能够做到清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简朴的生活态度。俭与廉，在他的身上有着一致性与共通性。俭朴是他兴家立业的基础，是他的基本的生活态度，是他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他保持家业长久不衰的法宝。廉洁则是他做官的基本准则，也是他教育追随者的基本内容。他因为廉而俭朴，也因为俭朴而廉。他将简朴作为廉的前提，他说：
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曾国潢廉洁，但是不俭朴，他担心因此而坠入不廉之途，所以要求他讲究俭朴，不尚奢侈，各项开支注意节约，保持好“寒士家风”，做到“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以俭来培养自己廉的品格，两者在这里构成了一致性。
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曾国藩的廉。他离开两江赴任直隶时，养廉金结余2万两，公务经费结余2万多两。直隶总督的收入养廉1.5万两，盐院收入近2万两——他认为收入来源不很正大，号称清正的刘印帅也收用，所以他也收用。直隶的开支是仆人、幕友工资每年约用2.2-2.3万两、派往各地的委员薪水近8000两，合计3万两，使用养廉金外还从盐院提取七八千两。盐院多余的用作粮台报销之费。曾国藩曾经写信给家人，谈到他不收受别人红包礼金的情况，说他从来没有收过他人200两银子以上的礼金。他喜欢喝茶，他的茶叶却不是什么名贵茶叶，而是湘乡农家的普通茶叶，老家给他准备的。他死后，林达泉有一副挽联旌表其廉：
其功业卓乎李郭之杰，其文章总乎韩欧之长，名世钟灵，一代栋梁宗岳麓；
用天下财家不丰于资，进天下才子不显于秩，至仁忘已，千秋俎豆配姚江。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也谈到他的廉，他说：
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顾虽如是，而从不滥用其无限之威权。财权在握，绝不闻其侵吞涓滴以自肥，或肥其亲族。以视后来彼所举以自代之李文忠，不可同日而语矣。文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总文正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正直廉洁忠诚诸德，皆足为后人模范。
容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进行对比，一个身后留有巨额财产，一个身后萧条，高度赞扬了曾国藩以及家人清贫廉洁的高尚情操。
有人提出创办乡学，在经费来源上有人建议由乡绅负责广泛劝捐，也就是说要老百姓来集资。曾国藩认为乡绅承办事情，容易产生腐败，他说：
凡地方公事，廉静谨饬之绅士多不愿为，其乐于从事者，则往往侵蚀把持，从中牟利。欲各乡所举尽属佳士，势必不能。一有不肖者参之，则弊端百出。本部堂有鉴乎此，故常训饬各属，不准借事立局，滥引绅董，亦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支。该员所陈，首即不免犯此二弊，应毋庸议。查捐务最为厉民秕政，在州县有苛派之病，在绅士有武断之虞。恐百姓未见乡学之益，先受劝捐之害。
因此不准开设劝捐性质的乡学，不准借事立局。借事立局，就是借某件事情设立一个机构。设立一个机构，就要增加一批干事的人，就要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加派钱粮，也会因此而产生腐败。他的这种不以事设立机构的做法，其实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官员腐败，表现之一是盖豪华的办公楼。在南京的时候，他为了了解西洋知识，推广西洋文化，盖屋三间摆设地图，“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图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移居经过翻修的总督衙署，他到署西的花园游览，花园修工未毕，正在赶办。游观后，他感慨万分地写道：“偶一观玩，深愧居处太崇，享用太过。”这样克勤克俭的总督，天下能有几人！
曾国藩不仅自己一个人讲究廉洁，更注重对追随者的廉洁教育。营是湘军基本的组织结构，做好一个营官，曾国藩认为重要的是做到四不，即不要钱，不怕死，不偷懒，不扰民。他认为带兵没有什么其他的妙巧，关键是勤廉。他认为：
为将之道，谋勇不可以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于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廉洁是领导者服众的基本前提。一个领导者不廉洁，贪得无厌，士兵是不会心诚悦服的。所以曾国藩说：
带兵之道，“廉”、“明”、“勤”三者缺一不可。廉则银钱不苟，自有以服兵勇之心；明则是非不淆，赏罚公道，勤则营务整顿，在下之人，自不敢懒惰废弛。此三者，明字不可强而至，廉字、勤字，则勉强做得到的。
鲍超是湘军中贪狠的将军，曾国藩一有机会就不忘教育他，“为统帅者，欲服将士之心，在不争将士之利。”鲍超的军队能打狠仗，立过很多的功劳，但是也很贪财，往往所到之处，抢掠民财，有一次，曾国藩非常生气地说宁愿不打仗，也不希望他的部下那样扰民。鲍超贪狠猛鸷，他的部下只有他能够约束，但是他对曾国藩却非常的敬服。有一次，他写“门”，旁边的人指出他多了一钩，鲍超大发脾气，批评那人，那人说曾大帅的“门”没有钩。鲍超不信，正好厅上挂着曾国藩的一副字，里面的“门”字没有钩。鲍超看后诚惶诚恐，倒地便拜。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服人。
他教育追随者，要求他们常常做到“勤恕廉明”，认为只要做到这四个字，“可为名将，可为好官”。刘松山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名将，他北伐捻军带的湘军将领是刘松山，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后，曾国藩又将刘松山划给左，在平定陕西回民起义中立下了重大功劳。刘的部队一直是曾国藩供应军饷后勤，一次刘写信给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曾国藩严厉批评道：
该镇向来办事，颇有忠勇明决气象，前次请银一禀，未免太不知足，深恐流入鄙琐一路，是以严批训诫。本部堂待人，常如师之待弟子，有戒饬成全之意。嗣后随事留心，总要银钱看得轻，然后之气振得起，如果统领毫无私蓄，各营将士无不共知共谅也。
老湘营能够立功西北，和曾国藩的这种谆谆教导是分不开的，所以有人将左宗棠立功西北归功于曾国藩是有一定道理的。
曾国藩将勤、廉看得非常之重，认为是人生之本、湘军之本，“勤则无事不治，廉则无瑕可指，二者乃居官之根本。”“‘勤’字、‘廉’字，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师水陆两军之根本也。”为了确保这一根本落到实处，他特别在制度建设上有所突破，建立了厚饷养兵的制度，用高收入、高工资来培养他们的廉洁。按照湘军的规定，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曾国藩说：“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湘军战斗力之强，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