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颂扬为基调的对话多次出现在小说里，人物虽然说的是乡土俗语"老榆木头"、"不开窍"，却也不时跳出"感化"这样不符合说话人文化身份的他者话语。尽管浩然小说中大部分人物对话，被作者用深厚的农村生活语言积累经验改换成了乡土十足、反映农民思想的语言，但其间无法用乡间语言表达的政治性语言，仍不时在小说中显现。
从大致提及的《艳阳天》的特点，可以感受到，不论是从反映农村新变革的时代意义上讲，或是从小说文艺特色上考究，"《艳阳天》是个奇妙的混合体，既真切又浮虚，既悖理又合情"。它完全有资格堪称中国当代宏大叙事中的鸿篇巨制，它不仅在文学荒漠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给"知青"、泥腿子农夫带来故事享受，也成为当今众多作家最初的文学启蒙读物，甚至至今农村中老年一辈人仍依稀记得这样一部作品。试问，中国当代有几部文学作品可在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中产生如此效应？所以，浩然说："我认为《艳阳天》应该活下，有权活下去。我相信未来的读者在读过《艳阳天》之后，会得到一些历史的知识，会得到一些美的艺术享受，会对已经化作一堆尸骨的作者发出一定的好感和敬意。"应该说，《艳阳天》有存活的理由，这个话是有力的。
(三)1967-1976年文学事业上的"一枝独秀"时期
浩然在1972-1976年迎来文学事业高峰，如《金光大道》第一部(1972年)、短篇集《杨柳风》(1973年)、儿童文学集《七月槐花香》(1973年)、《金光大道》第二部(1974年)、《西沙儿女》正气篇与奇志篇(1974年)、散文集《火红的战旗》(1975年)、《百花川》(1976年)、散文集《大地的翅膀》(1976年)，此外还有大量讲话等文字资料发表。在众多作家无法正常创作的时期，浩然不仅硕果累累，还在政治霸权操控下，不断被文学舆论传媒机构抬高文学地位，甚至成为"样板"和"范例"，成为"一枝独秀"。
若说《艳阳天》可称为五六十年代农村合作化小说的佼佼者，"文化大革命"时期《金光大道》的出场则将浩然创作推向时代高峰，同时也开启了其毁誉参半的文学评价境遇。1971年，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返京重新开始创作，进入市委农村组，为当时大兴县大白楼已故队长王国福写传记。后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不准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王国福的故事》没有发表，然而却促成了更长篇的《金光大道》的问世，浩然写了这篇传记，于是有了创作的冲动，把搜集到的资料用进了《金光大道》中。《金光大道》是一部更加集中地用阶级斗争思想演绎故事情节的创作，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金光大道》在小说内容提要里介绍道，《金光大道》的作者通过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一个农村的革命演变，描绘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生活。
小说形象地描写了广大贫下中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党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在与资本主义势力、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以及种种困难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从而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金光大道。小说中扑面而来的是当时时代下浓重的政治火药气息。按照当时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结合、塑造典型人物、三突出等手法创作出的《金光大道》更符合意识形态诉求，浩然本人也多次在不同时期提及自己更偏爱《金光大道》。相比《艳阳天》，"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出的《金光大道》从整体上说是政治斗争意义更浓而人物塑造更阶级化。众多读者共识性地认为浓厚的政治意味严重遮蔽了这部小说的文学艺术韵味。究竟怎样看待这部集作家更大心血却事与愿违的长篇著作，是一件比评价《艳阳天》更难的事情。它的难在于如此紧密配合政治话语、事件的创作根本无法像《艳阳天》或之前浩然其他小说那样，可以剥离政治层面谈艺术特质，作品本身毫不避讳地表明此作就是中国农村政治运动的"模拟品"，而且作家本人时隔久远仍坚定地忠爱这部让他毁誉参半、争论不休的创作。
我们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和角度，如何去解读这部至今无法定论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政治性解读或是"去政治化"解读，都只能单方面地说到《金光大道》的某一部分问题。纠结于政治化或非政治化的研究方法只能让我们仍陷在搞不清究竟该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它的泥潭里，甚至至今我们对小说中让人向往却明显与现实不符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究竟"真实"与否，都尚未有定述。因此，我认为，排除《金光大道》里因政治写作目的带来的明显艺术缺陷，我们最终须从文学阅读本身进入小说。
而事实上参与争议的读者或评论家，大部分尚未认真、完整地阅读完作品，或者是根据多年前模糊的阅读体会来谈及这部小说的。倘若我们静下心来，真正进入小说的阅读，会或多或少读出不同于当下争论话语中的感受。抛开是是非非的评价，最起码小说中高大泉式的农村带头人仍然可以给今天的读者带来感触，甚至会被心怀集体的那个年代的人和事所激动。进入文学，文字、情节、人物本身所带给我们的阅读气息比外在一切附加的信息更重要，它们才是解开作品的关键钥匙，什么尺度、标准都不如发自内心的个人真切感受重要，文学作品就是用来读，用来感受，用来共鸣的，而不是拿来讲解的。鉴于本节是对浩然几个阶段创作的概述，所以不打算在本节具体展开对作品的评论，这个任务将放到以下篇章具体谈及。
由于时代的大氛围，浩然不得不选择屈从于政治权威，但更关键的是，面对大是大非的政治运动时，出于个人性格、经历以及文学理念的追求，浩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选择了按照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创作，如果说《艳阳天》尚有较强的艺术性，从《西沙儿女》到《百花川》则是浩然远离正常文学创作的开端和极致，完全按照政治话语编造"文学"。
《百花川》是一部写农业学大寨的中篇小说。小说套用阶级斗争路线，按照当时通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革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命，在无产阶级英雄与资产阶级激烈的斗争中，显示英雄主人公的气质。由于之前浩然的创作就是贴近政治话语、党政文艺政策的，文革时期创作转型对他而言是顺水推舟。较之以前的创作，《百花川》更观念化，完全就是阶级路线的归类演绎。浩然塑造了英雄人物杨国珍和反面人物常自得，并在两人的矛盾对立中编排政治路线。此时浩然书写的主人公在行为、语言上都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了充分的演绎，我们来看小说里的人物描写：
杨国珍接过那个落了一层灰土的硬皮本子，使劲儿吹了几口，就翻开了第一页。她说："我们的权力是贫下中农给的。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我们的班子，要把百花川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把资本主义的路堵住，迈上社会主义大道，快步赶上去，光靠我们几个，力量是不够的。要发动群众一起揭，一起抓。在这个过程中，扩大骨干队伍，把这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一块齐心合力地在百花川战斗。"
女队长不仅有着他们同样的欢乐，更重要的是用理想的心境、发展的眼光看待这里条件优越的大自然。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靠人民群众的斗争取得的，要使它变化得更美好，就需要发动和带领群众，不断地进行斗争。这个斗争，最根本的是阶级斗争--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堵住资本主义的邪路，百花川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迅速地变化，变化得更美好，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新的贡献!女队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揭示百花川的矛盾，端正百花川的方向，促进百花川的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这种句句不离革命意识、直接体现阶级斗争路线思想的话语方式成为浩然文革中塑造人物的主要方法，较之作者以往作品里可取的人物心理、行为等侧面、细节描摹手法，即使抛开政治层面，我们都很难在艺术层面肯定《百花川》这样的创作。作为文学创作最能打动读者的人物塑造都已如此，还能期待人物之余的情节、语言有可读性吗?
再看《西沙儿女》，它是诗歌和小说两种文体的结合，当时的浩然颇得意于这种在政治高压下即兴创作的"文体"。《西沙儿女》是革命史高度浓缩的故事，也是在短短的篇幅和有限的创作时间里"酝酿"出的"遵命文学"。作品对当下政治话语的模拟，在今天读来是极为枯燥的。首先是人物塑造。在阶级背景下，各色人物已按照阶级身份预定了人物性格，类型化的塑形已使作家的主观作用消退，浩然在此创作中也说不上体现什么个人才华，完全就是遵照当时的政治政策编排故事、填充人物，充当一个传声筒而已。《西沙儿女》里的人物，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只要一出场就带着阶级脸谱和一成不变的性格。更值得注意的是，《西沙儿女》的叙事语言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政治化，现在的读者很难想象为何一个有着极强语言天赋的作家，可以弃置人性语言，让笔下人物口吐非日常化的政论话语，仿佛这些人物几乎不吃不喝，只谈政治，堪比政治家。比如《奇志篇》里的人物对话：
符海龙说："你也幸福，我向毛主席问好的时候，也代表了你，还有咱们南海西沙的新一代。毛主席在一九五三年视察海军舰艇，亲笔题词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阿宝点点头说："毛主席还指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时候，就会使她们寸步难行。'我正在照这个指示做，也要做一辈子！"
除了人物对话全面政治化，故事安排照搬政策以外，小说还对政治事件进行极端的寓意化，比如采用劲松、大海等自然物暗示现实政治人物的功德。无论从反映生活的真实和力度，或是语言、人物等艺术层面看，"文化大革命"后期浩然的创作都是大退步。新时期后，评论者乃至作者本人，都因艺术的粗糙与政治的尴尬而少有提及这些作品。不过，要研究浩然和这段历史，我们就不能忽略它们，问题不在于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如何定位，而在于透过个体写作的变化，可以探寻作家的创作轨迹以及在此种变化中，作家的"变"与"不变"间所透露的问题意识。
简单概述浩然1956-1976年，十七年文学时期的创作情况后，本书将会把研究重点放在与同类农村小说题材创作相比，浩然在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独特性何在？
第二节 浩然的独特性何在？ (1)
在上文里，我提到当代文学五十年以来，针对浩然只有两种态度，要么极力否定，要么是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全都是围绕政治话语展开论说。作为一个具有"样本"意义的作家，浩然在文学上究竟应该怎么认定？在每一个文学事件的转折尖口上，浩然起到了什么历史作用？这些问题至今仍是疑团。在整个十七年文学时期，在对比性的视野中，本节将细致解析浩然为何能成为从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他，为何能成为赢得广大读者和主流政策支持的有名作家；和同期有着文学成就的柳青、周立波、马烽、王汶石、赵树理、陈登科等相比，他的独特性何在。在同一个历史屏幕上，拓展视野，探究在相同的表现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题材下，在共同的外界创作背景、政策规约下，浩然为何能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标杆"？而这一地位的形成，和"文化大革命"后浩然作品被迅速遗忘以及目前引人争议有什么关联？这些问题都期待能在本节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