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坚代表作《别人的城市》中的段志在城市的打工生活里是个弱者，离自己的理想生活遥遥无期，对现状不满，总感觉在别人的城市里，后因返回家乡同样无所适从，唯有再次回到这座别人的城市。当然也有面对城市采取完全认同的态度，安子的《青春驿站》展现了都市寻梦、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与成功感。其次是身份认同问题。身份的尴尬是"底层写"作者突出的问题，打工者在城市的边缘地位使他们找不到主体意识感，甚至如同丧家犬，屈辱地被追赶在城市的街道上。暂住证是他们得以入住城市的实体资格，但即使是一张暂住证，也会逼得无钱办证的打工者惊慌失措。可想而知，他们要想从内心入驻城市，谈何容易。一个个打工者努力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可城市很难给他们提供一寸心灵的入住地。"走出乡村，却走不进城市"，黄秀萍的《这里没有港湾》告诉打工者，对于城市，你们只不过是过客，犹如风浪中漂泊的一叶孤舟，找不到停泊的港湾。第三是生存与性的苦闷。
向城求生，城市的生存相比乡村是更大的艰辛，处于底层的打工者从事着城市人最不屑的工作，这群四处流动的人承担着城市里的脏活、累活、危险活，吃穿均是最廉价的东西。《我们的INT》、《加班加点的夜》里充斥着大工业紧张流水线生产带给打工者的非人痛苦，当意外造成身体伤害时，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是时有之事，这样的疼痛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无法治愈的挫伤，不知不觉染上的职业病，用残弱的身躯、无奈的青春换来的钞票也仅能维持生存。除了金钱，还有性的苦闷，底层人在都市不仅受到生存威胁，甚至基本的人性本能都被剥夺了。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超越对打工者低劣居住困境的痛诉，用尖锐的笔锋直指底层人们的基本本能也被泯灭了。小说中主人公天右在出租屋老是听见隔壁的磨刀声，这磨刀声折磨得他无法入睡，无法安稳工作，甚至无法与女友做爱，逐渐成为折磨他灵魂的声音。更多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打工者，女人不得已沦落为歌舞厅小姐，靠出卖姿色、灵魂谋生，男人也有在性压抑中走上犯罪道路的。底层写作者笔下的生活充满无奈，但也有精彩的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与艰辛改变命运的故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夹缝中生存的状态激起了底层人主体意识的崛起和对自我超越的追求，这是长久以来中国农民缺少的状态。罗德远的一首《我们是打工者》昭示了中国农民的新姿态："我们是铁骨铮铮的漂泊者/高举流浪的旗帜勇往直前/我们拒绝诱惑拥有思念/我们曾经沉沦我们又奋起/我们寂寞我们曾悲壮地呼喊/我们遭受歧视但我们决不抛弃自己/青春的流水线上/我们用笔用沉甸甸的责任/构筑不朽的打工精神/通向我们幸福理想的家园。"当中国农民自发地选择人生竞争的时候，新的农民人格产生了，面对困苦的现实，他们不再是沉默的人。
"底层写"本身就是一个逐梦的过程，时代变化促发了底层人自发地歌我心声，也为之提供了发表渠道，从非常规的员工内部刊物、电子传媒渠道到纸质期刊、主流文学刊物的认可，"底层写"存在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书信、日记、手抄报、厂报等。他们的文学最初重在言为心声，打工者利用工厂板报发表小诗、短小散文，或借助工厂内部刊物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而后，出众的打工作者逐渐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此外，"底层写"作者利用电子传媒时代网络的自由，通过建立博客、打工文学网等形式，打破传统文学发表渠道的有限性，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底层写"以具有现实的粗粝感为特色，在内容上具有原生态感，在表达方式和艺术形式上也比较粗糙，艺术水平有待提升。尽管"底层写"有诸多的不足，但作为一种正在发展、演变的文学形态，它完全是由底层人民自发形成的，而不是政治机制由上至下推行的结果。在记录时代转型的历史转折点上，它摒弃虚幻的集体想象，真实地记录下这个特殊人群的生存心酸、人格自尊的追寻，书写出知识分子作家笔下难得一见的工农人物品性。相比知识分子的"写底层"，打工者自身的"底层写"意义更为显著。当知识分子作家试图表达底层经验的时候，他们在感情上与底层的隔膜难以消除，长久以来在知识分子作家笔下，底层是需要拯救和启蒙的"沉默的人"。由于生活经验的疏远与想象，知识分子的写作是单向度的，"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抑制的不满和愤怒。
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在知识分子作家眼里，底层是孕育苦难的场所，苦难成为写底层的关键词。翻阅大部分"写底层"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多数作家用同情大于体恤、想象大于经验、诉苦多于反思的笔调，简单地用道德同情代替底层丰富的人性思索。底层写作不应该只是写给有知识、有文化素养的读者看，它应该有质感、有贴切度地接近真的底层人民。相比"底层写"，知识分子作家以居高临下的道德、文化意识去想象性地"拯救"底层，事实上，"底层写"现象的出现，以实际创作证明底层逐渐有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可以为自己代言。底层人进城求生的目的绝不是知识分子笔下烂漫的诗意情怀。范小青的《城乡简史》里把农民王进才进城的动因归结为想去城里看看什么是"香薰精油"，这样浪漫的动机不过是作家诗意的天真罢了。
农民工在城市也绝不是知识分子作家笔下的"男底层"就是为生活逼迫去杀人放火，"女底层"为赚钱养家就卖身求贵。相比"底层写"表现出来的经验与生活的合一性，知识分子作家具有的曲折故事设计、诗意语词、深切道德表达始终没能抵达人性表述的饱和度。事实上，真正的底层写作，不应该仅仅是反映底层民众生活、情感状态的文学，更应该是写给底层民众阅读的、底层人民能够认可的文学。在这点上，"底层写"的意义是充足的，他们的写作姿态，即"为谁写",与知识分子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虚像式拯救姿态完全不同，他们就是写自己、为自己写。即使目前"底层写"有情节粗疏、语言粗糙、深度有限这些艺术方面的问题，但都是可以随着"底层写"作家群进一步发展得到提升的，但第一手的生活经验，这种生存的疼痛感是无法复制的。所以，当打工诗人郑小琼被邀请进入主流文学刊物担任编辑的时候，她拒绝了，继续生活在她的打工世界里，继续为推销五金产品而奔波。打工作家务实的生活态度使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感受、思维和观念，继续为自己抒写。这样的文学值得我们期待。
二、浩然创作与底层写作的回望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日益遭到瓦解，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的松动，新时期经济的变革召唤着农民离开土地和乡村到城市寻求发展。80年代初期高加林向往城市还被人指责，随着90年代大批农民工进城求生，他们追求城市文明和渴望脱离农村贫苦生活的情态，他们辗转迷惘、屈辱痛苦的境遇逐渐得到社会和文学的关注。在历史的剧变下，新时期文学中的工农形象已完全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家浩然在建国十七年文学时期塑造的农民和新时期农民工作者书写的农民的明显差异，不仅昭示着时代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新时期农民工书写的"底层文学"显示了中国当代民众文学创作内涵与实绩的推进。抛开两者在意识形态预设与基本诉求上的差异，从书写形式、表达向度和创作者姿态等方面对比"底层写作"与十七年时期的"工农兵文学"，可加深我们对浩然文学创作的理解。
(一) 从萧长春、高大泉现象说开去
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工农兵形象成为文学描写的主要人物，整个十七年时期主流文学都以重建工农兵国家主人公形象为己任。浩然笔下为人熟知的萧长春、高大泉已成为十七年工农兵文学方向中塑造的新农民形象典型。走过历史，今天重新认识这些文学世界里塑造的工农人物，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时代、一种政治意识表达下的由作家按照理想塑造的话语人物。虽然生活于斯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昂的集体精神来建设新中国，但整体上，按照工农兵方向塑造的农民和实际生活中的农民是有一定差异的，他们是时代精神和政治领袖意志的产物。早在1944年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党校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就郑重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事实上，从延安文学时期开始，政治领袖毛泽东一开始提出的工农兵文学就不是从文学家角度提出的，他赋予工农兵文学的是一种革命实践眼光下的政治筹谋。
在这个时代中，革命要求工农兵作为主力军加入到社会变革实践里，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深刻洞见到工农兵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他围绕文学对工农兵所做的思考和提倡，无一不是处在政治性的意识中。换句话说，在毛泽东文艺政策下，工农兵从来都不是作为"文学"本质进入创作的，而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要求作家对工农兵进行全面的"文学想象"，工农兵写作从延安文学到建国后文学，可以说从未真正进入到"文学"层面。根据毛泽东文艺思想，既然工农兵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新中国得以建立的重要保障，那么新中国文艺的核心也应是"为工农兵服务"。
为调动主力军革命和建设的激情，就要在政治和文艺引导上确立工农兵意识，其中首要的一点是让文艺创作者从根本上认同这一思想。所以，从延安时期到浩然所在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工农兵文学都是作为政权意志的体现存在的，所谓的"写工农兵"不是按照工农兵本来的面目写，也并未遵照工农兵群体的本质来写，而是按照政治界定后的观念本质来写，工农兵在新中国文学里的改变只不过是虚空的政治地位。抛开现实生存状况，十七年的工农兵文学创作塑造的乐观、昂扬的国家主人公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虚幻的集体想象。简单地说，即是十七年工农兵文学本质上是政治意志的演绎，而非工农兵自我文学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