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大众化文学，浩然显然是一个值得说道的作家。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农民占多数的农业国家里，农民自身的文学始终是以边缘形态存在的。考察浩然作为当代农民作家对文学大众化、农民化的推进和启示，首先要勾连出浩然在现当代农民文学创作中的前后链条，并在这个历史链条的演变中，找到浩然的意义及其启示。
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有一个较长的发生、发展的链条。新文学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后，重新审视以往文学与社会大众疏离的状态，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并从鲁迅开始把笔触伸进中国农民的精神生活世界，开始了新文学对农民的关注，但整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不论是左翼无产阶级作家笔下的农民革命世界还是京派作家笔下的田园牧歌生活，农民和文人知识分子始终是相隔的、互不牵连的个体。实际上，新文学作家不乏把农民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也真诚地想表现与农民的情感沟通，但在称之为"乡土文学"的作品里，作家的身份很有特点，他们普遍是乡村游子的身份，少时出身农家，与乡村结缘，但当他们叙述时，已经脱离乡土，成为城市知识分子的一员，他们与乡村若即若离、似牵连又断裂的关系，很难让这群作家真正深入农民生活，反而常以"启蒙"的角色看待中国农民的滞后性。他们虽然对乡村投以关注之情，叙事语言、小说结构、情节设置等却与农民的阅读习惯相去甚远。
在中国文学里，农民和他们所属的文化一直处于贫困、落后境地，由于经济、知识的匮乏，农民没有能力对自我进行叙述，只有少数走出乡村后接受现代知识教育的人有可能突破这种局限，但当置身在外的乡村游子自觉接受都市文化后，他们很快便认同城市文化，不自觉地在创作姿态上加入对乡村落后性的批判。然而，进入城市生活后的他们又陷入内心的自卑和对乡村的怀念，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漂浮心态很难让早期的乡土作家真正体验到农民的生活世界。促使新文学与农民描写进入改变状态的是40年代开始的解放区文学时期，中国历史的质变让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置换，农民文化不再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城市知识分子成为被农村文化"改造"的对象。
从40年代到新中国十七年文学时期，"乡土文学"很快被新的文化意识形态置换为"农民文学"，不管怎么称呼以农村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形态，新中国文学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质变，以侨居异地、心怀乡土情怀进行乡村写作的"乡土"文学被实实在在地将农民作为文学服务对象的"农村"文学所取代。这一变化最核心的是把农民从"被启蒙"置换为"被服务"，农民成为文学真正的服务对象。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倡的"为工农兵服务"以政治条文的形式固化了农民文学地位。受新气象、新天地的鼓舞，广大知识分子真诚地投入自我改造运动，同时农民知识分子发挥优势，开创出了不同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文学形态。对农民生活和农民形式的关注，使赵树理等在内的解放区作家不同程度地获得叙述农民文学的新视角，很快赵树理为农民文学做出的努力成为了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正式要求作家以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确定了工农兵文艺方向。
五六十年代出台了一系列倾向农民大众审美的文学政策，包括培养工农兵业余作家，从农民自己的队伍中培养作家，充足地体现了新中国在文学方面对农民的重视。浩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写农民、为农民"的宗旨承上启下地实践着以农民为服务对象的文学创作。浩然给我们的大众化、农民化文学的启示，不仅是他的文学形式，还有他的文学立场。回顾新文学历程，自20年代始，关注农民、愿以农民为述说对象的作家不少，但很难看到自主自真的乡村面貌及其农民形象，也很少有作家能坚持到底，终其一生为农民述说。虽然浩然在十七年的农村小说创作中有难以弥合的缝隙，主体精神的高度政治化使其为农民代言的宗旨未能尽显本真，但他血脉里为农民写作的立场始终不变，他植根农村的根基一直不变，从行文到为人，浩然都是地道的"农民"作家。在日益更新的新时期文学里，政治意识形态祛魅使文学形态更为自由活泼，众多作家再次把眼光投向新时期的乡村。从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都有作家把农民和乡村作为书写、传达思想的载体，形式各异的乡村表述背后，作家立场也很难一以概之。
一句话，不论何种文学思潮带来的乡土关注，其本身的着眼点并不在农民本身。反思文学表达对政治错误的控诉，寻根文学反思和追寻中国传统文化，先锋文学问询文学形式，直到"现实主义"回潮，刘醒龙、阎连科等作家重新回到底层农村，以关注农民生存现状和对现代社会异化的批判，传达对农业文明的祭奠。整体来说，在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这一链条中，不论十七年或是新时期文学时期，浩然始终是以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立场来观看农民的。按照知识构成划分，大部分现代作家是接受主流精英文化成长的，他们在看待中国农民群体时的姿态与自身身份总是有些错位，而浩然的别具一格就在于他的姿态与身份基本保持一致，在浩然笔下我们很少见被启蒙的农民形象，他与作品中的农民人物几乎是对等视角，即使是在80年代反思农民劣根精神的小说里，他的批判也包含对农民的温情与理解。浩然与诸如高晓声等作家不同，他"写农民、为农民"是因为"爱农民"，熟知农民的喜怒哀乐与所知所想，努力以"局内人"的眼光关注他们。在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这一链条中，浩然是不多的自觉将文学作为农民的代言工具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立场本身对文学大众化就是一个启示。
除此之外，浩然还身体力行地演绎文学大众化工程，在新时期他继续实践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他倾力亲为的"文艺绿化"工程在变化了的时代里更显可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浩然一直坚持培养业余农民作家，这份无私的奉献无疑源于对文艺大众化的坚持。本着"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的精神，他从北京到河北三河县落户，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一边利用自身具有的一定条件扶植、培养农民文学者。1990年，浩然抱着坚定的信念，在三河这片文学的贫瘠之地上创建了农村文学艺术联合会，在"立足三河，辐射冀东，面向全国"这一目标下，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文艺绿化"工程。1991年，他创办了《苍生文学》，亲自担任主编，为广大农村文艺爱好者提供一块写作园地。《苍生文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农民文学杂志，专门发表农民作家生产劳动之余的创作。由浩然耗费精力实施的绿化工程，从最初的二十多人，发展到一百六十多人，并于1995年成立廊坊市三河分会，浩然亲任会长，其中38人被批准为作家协会会员，17人被吸收为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员。
在浩然的扶植和发掘下，现有专长从事小说创作的50人，其中写稿在10万字以上的有12人，此外，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的写作者也日益增长。熟知建国后工农兵业余作家培养的人更能体会浩然以个人力量扶植农民作家的坚韧和不易。随着80年代初国家业余作家培养体制的淡出，浩然的个人行为宛若夸父逐日般证实了他一生的文学大众化追求。90年代，浩然费尽心血为扶植农民作家挤掉自己的创作时间。他对农民作者的培养，一方面是用自己的写作经验给予指导，更难能可贵的是亲自帮助修改、润色，并根据作者的不同水平提出建议。对在文学上有出息的作者，他想尽办法帮助出书。2001年，69岁的浩然曾为三河段甲岭山区的71岁老农民季纲出书，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3000元作为资助。诸如此类对农民文学爱好者的帮助数不胜数。对于这样舍己为人的文学绿化工程，浩然自有道理。他说："为什么给农村建个文联呢？因为农村需要文学艺术，农民需要自己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然而，近些年，文学艺术却在有意无意中疏远了农村，曾以为工农兵服务为荣的艺术家们，有些呆在大楼上不下来了，有的由于一心向钱看而忙着走穴捞外快。那些在小圈子里'热热闹闹'的贵族式文学，农民不敢也不不愿意买他们的账。有些所谓'作家'对农村、农民无知到惊人的程度，他们不是无中生有地凭空瞎想，就是扒坟掘墓地寻找古怪素材写出小说，拍成电影。与此相应的，是文艺界的一些领导者，有的报刊出版社，对待工农业余作者和工农中间的文学青年的极度冷漠。八十年代文艺界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多数地方冷冷清清，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如果搞不好，国家的精神文明大厦就是脆弱的、不牢固的。文艺作者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队伍。而在工农中成长起来、同时生活在工农中间的作者们则是这支队伍的重要力量。"这些见解似乎有些偏激，但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浩然对作家不再深入农民搞创作的担忧不无道理。在新时期重提培养农民作家、创作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的话题，意义不凡。在泥沙俱下的经济时代，浩然对文学大众化的执著带给我们的思索是显而易见的，当文学再次束之高阁、远离最广泛农民大众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文学也就不再完整。
浩然对农民大众文艺的执著和情感值得尊重，但他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单一的视角、局限的农民本位主义也值得我们思考。80年代的浩然作品有长足的改善，但在诸多变化中作家辨别是非的尺度始终是善恶、孝逆、贪廉等传统伦理道德观，这种认识的局限，我认为是作家创作乃至生活中过分的"农民化"所致。不同于其他作家与农民的"隔"，浩然与农民是充分的"化"，在切身感受农民文化、精神世界的时候，还缺乏"走出来"的警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倘若浩然仅停留在坚持深入农民之中，而不能跳出农民圈看农民，便始终无法上升到民族与时代的高度。
以农民生存述说为例，浩然小说里始终有一层轻喜剧色彩，给农民生活以暖情之余，却淡化了对农民文化性格的深入审视，而在正视乡村苦难，从生存角度展示中国农民的苦难，深刻反映农民的现实问题以及生存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等问题上，浩然希望给以乐观、善良结局的"入化"创作思想难免引出缺乏现实力度的局限。正是这份感同身受造就了浩然与农民文学的"不隔"，也是这种"不隔"限制了作家上升到时代忧患的高度。今天的文学，不少作家对农民并无切肤之感的了解，以至于在虚构想象里造成掩盖现实、悬空高蹈。浩然引发的"写农民"和"为农民写"，以及如何将大众文学落到实处的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