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父亲被下放到校办农场放羊半年，学校里有人因此就开玩笑说朱教授成了著名的“羊教授”了。父母当时和大家一样都住“干打垒”，吃喝拉撒全在一个房间里。在那个蹉跎岁月里，虽然都觉得很无聊，但是大家互相帮助，在一起养鸡、打牌、种花等等，也就过来了。尽管父亲和大家一样，在那段日子里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但是仍然忧国忧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但对我说“这样下去，中国早晚要亡国”，还违背当时石油部领导“在油田扎根”的意旨，亲自写信上书给部领导，提出将石油领域的最高学府迁回北京办学的理由，正如他的一个在部里当司长的学生称赞的那样：“八分钱一张邮票就敢和部里领导唱对台戏，不简单啊！”几乎全体教职员工知道此事后，一致称赞父亲为了中国石油的教育事业，不计个人得失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敢做敢为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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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全国高等院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之后，父亲又回到了教学第一线，不但依然讲课认真，要求学生严格，而且由于学员的水平和学历差距甚远，原有的教科书无法使用，他就亲自伏案编写教材，犹如当年撰写《人造石油工学》一样不辞辛苦、夜以继日。我看父亲大夏天穿着汗背心，汗流浃背，在阴暗、潮湿的干打垒屋子里伏案撰写厚厚的教材，真是心疼啊。
1972年，自从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的门户就已经开始渐渐开放了些。父亲作为特邀专家，走遍了几乎全国所有的炼油厂协助安装外国进口设备。
辽阳化工厂从法国进口一套乙烯裂解炉，共13套装置，说明书上注明热效率为83％。但经他核算，结果只有81％。法国人很惊奇地说：“你们中国还有人会计算出这套炉子的热效率是81％。”法国人不得不承认是为了商业的需要才提高2％。父亲正是这样以自己精湛的专业技术维护了国家的利益。
为配合引进石油化工技术，对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引进三菱式梯台炉裂解轻柴油制乙烯的工艺进行核算，他推导出炉管排列与倒梯台型炉壁间的辐射角系数诸值，解决了核算关键的难点。
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引进美国鲁姆斯公司30万吨乙烯设备，请父亲加核算裂解炉的数学模型。他发现国外某公司设计中乙烷气里含有1％的乙烯杂质，未经校正，致使热平衡数值有误，证实了外国设计未必无误的判断，从而鼓舞了我国设计人员的信心。
齐鲁石化总公司由日本引进年产30万吨尿素化肥全套设备，特约父亲率领小组对改换原料气后的全流程进行逐项核算研究，使我方对外谈判处于主动有利地位。
须知当时我国还未普及计算机的情况下，他要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做大量的计算工作。父亲为发展祖国科技事业，既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又不盲从的精神和行为对同志们产生的影响，超出了计算工作本身的多少倍是无法估量的。
拨乱反正后
1977年初，父亲从华东石油学院转到北京治病，母亲把家又搬到了北京，并在北京重新定居。
1979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父亲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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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执教59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始终不渝地忠实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为培养石油化工科技与管理人才，为创建北京石油学院、建设华东石油学院和创建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部，他在石油大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创业中，呕心沥血、不畏艰难，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从1977年底全国恢复了高考后，一个严峻的事实却使他忧心如焚。华东石油学院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致使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1979年拟招45人，报考者才35人，考试合格者只能录取5名；1980年拟招10名，报考者才8名，竟无一名能录取，这与我国第一所石油高校在迅猛发展的石油工业中人才的需求极不相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一次肩负起第三次艰苦的创业任务，顶着巨大的阻力，亲自奔波于石油工业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国务院和有关部门之间，呼吁求援，争取支持。当时年高体衰，大病初愈，他对这一切都置之不顾。经过多方努力，198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宣告成立，父亲被任命为副院长兼研究生部主任。
1981年北京研究生部首次招生就有全国26个省，56所高校的近500名本科生报考。经考试录取了55名，解决了生源短缺的问题。父亲不仅创建了研究生部，而且身体力行，创建了研究生部严谨的校风、学风和严格的纪律。他严把入学质量关，遇到有争议的考生他亲自调卷审阅，有时还要亲自复试，找考生面谈。在他公正严格的管理下，研究生部获得了迅速、健康的发展，并为1989年在北京昌平全面创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在北京招收本科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一位教师在一次春节茶话会上发言所说：“没有朱院长，就没有中国石油大学的今天。”
创建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是父亲近古稀之年一大贡献。后来，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曾由衷地赞誉他，说他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教育家，在石油教育总体战略和远景规划上，站得高、看得远，为石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我国石油工业的腾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8年9月，是父亲执教50周年的纪念日，学校给父亲隆重地举行了庆典，当时的部里领导都来祝贺，不仅大家在庆祝会上纷纷发言，赞誉父亲教学严谨，德高望重，父亲也在大会上发言，对母亲五十年如一日对他的大力支持和无微不至的精心照顾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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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早就曾在原北京石油学院组织人力领导开展油页岩热性质、油页岩热解生烃和半焦燃烧动力学的研究。198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兼任研究员，首次在国内创建了褐煤及油页岩超临界流体抽提制取人造石油的研究。这项技术很快被移植到工业和重油加工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鉴于我国油页岩资源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尚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他认为有必要以油页岩作为替代能源而继续有关油页岩的研究工作，他自1981年又开始在京组织人力开展油页岩热性质、油页岩热解生烃和半焦燃烧动力学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成果和设计油页岩干馏炉所需的工艺数据，这一成果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从1984年父亲开始担任《大百科全书·化工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任化工卷燃料化工分支主编，该书是一部二百余万字的权威性巨著，燃料化工方面有150条目，共约30万字。该化工卷于1987年12月出版，博得了好评。
约旦王国资源局曾委托西方国家进行油页岩试验研究，十几年中一直未找到合适的工业干馏炉炉型，于1987年转而委托中国方面研究约旦页岩在中国抚顺干馏炉中炼制页岩油。父亲领导并开展了该项实验室干馏的前期研究，认为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从而解除了某些方面对该炉的顾虑，促进中国石化总公司和约旦王国资源局签订了协议书。先用约旦油页岩在抚顺炉进行工业试验，试验结果良好，约方满意，进一步签订了在约旦建炉的协议。这表明我国油页岩基础研究为生产实践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也为我国干馏技术向国外出口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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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父亲组织能源研究会的百余位专家编写了《中国能源研究报告》，对杜绝能源危机的建议进行了论证，后来实践证实，这项研究对我国能源工业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并于1988年获得国家科委软课题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4年，父亲被任命为国家科委能源小组组长，他积极组织推动广大能源界有识之士深入调研，总结出针对中国能源政策的“13条建议”，主要包括：（1）搞好能源建设的前期工作，克服重生产轻勘探的现象；（2）加强农村能源的建设，制止对森林木材乱砍滥伐的行为；（3）优先开发水电，成立水能开发总公司，增加水电的比重，但不宜搞力所不及的特大项目；（4）产、供、销统一归口，把煤炭搞活；（5）以开发大庆那样的决心，狠抓山西煤炭基地建设；（6）全国各路石油勘探力量联合起来抓紧石油普查的第二轮回，增储求产；（7）踏踏实实地做好节能普查、规划和管理工作；（8）抓紧起步，开发核能；（9）积极开发新电源，走自己的路，特别是沼气和小水电；（10）发展城市煤气，改善民用煤供应和利用；（11）加快煤炭气化和液化的研究；（12）加强对能源价格的综合研究，为能源价格的合理化创造条件；（13）把现代化的计划管理科学技术体系提到日程上来。这13条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并被采纳，使国家在“七五”“八五”计划中都把能源问题提到重要地位。《中国能源形势的评估》是父亲根据13条建议写成的论文，其基本观点反映了我国能源的形势和以后发展所遵循的方针。为我国能源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86年7月，第六届世界氢能源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世界42个国家和地区的四百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盛会。父亲作为中国氢能源协会主席，率领5人代表中国出席了盛会。他被与会专家推举为本届会议副主席。维也纳市市长在市政厅设宴招待与会代表。然而，就在宴会即将开始时，他突然发现会议厅中竟然悬挂着台湾当局的旗子。作为一个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科学家，他马上意识到这是有关祖国尊严的大问题，只见他疾步走向主席和市长进行交涉，严正声明必须立即把台湾当局的旗子去掉，否则我方5人将以集体退场表示抗议。市长当即派人作了妥善处理，并在祝酒辞中对此事深表歉意，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对父亲维护祖国尊严的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1988年，父亲上书国务院，希望将新能源研究列入我国国家研究计划，并在1990年主持了第一个新能源国家攻关计划，凝聚了国内一批在氢能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技人员，开展了氢能发动机、燃料电池技术、储氢技术、廉价制氢技术等多领域的研究，为“九五”以后我国氢能和可再生能源研究奠定了人才队伍和技术基础，促进了我国氢能技术的发展。
90年代初，在他的指导下，石油大学氢能源科研组开拓了硫化氢脱硫制氢的新工艺，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按照规划，“九五”期间，应完成小型脱硫工艺装置试验。他在病榻上还在思考，想在该科研组开展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基础研究，希望该课题能在石油大学氢能源科研组扎下根，并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
最后的日子
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父亲对青年人的成长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经常告诫青年人三条：第一，学习时一定要打好基础，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就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第二，知识分子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盲目崇洋媚外。第三，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事事考虑个人前途、个人利益，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人是没有光明前途的。
“做事先做人”，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遵循的为人之道。每一位与他共过事或受益于他的教诲的人，几乎都对他衷心折服，赞誉父亲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和教育家。一位博士生由衷地感叹道：“像朱先生这样有学问的人很多，像他这样的为人可不多啊。”
父亲曾为我们立下了《新朱子家训》：“为人之道也，贵在立志，立信，立行”。他对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言传身教，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到了风烛残年，拖着甲状腺机能亢进、肾癌切除和肺气肿晚期的病体，不仅继续工作着，还对每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严格把关，逐字逐句地修改。
他在重病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他与前来看望他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领导同志、石油大学的负责同志一再商谈我国石油工业和石油大学的发展大计，关心石油高等教育，关心研究生的培养和科研工作。病重之时正逢他指导的博士生刘晨光教授出国进修，刘获医生批准进病房与他辞行，他因插呼吸机管子，不能说话，忍着病痛，艰难地坚持用笔交谈，一再嘱咐刘晨光注意了解考察国外新能源研究情况，嘱咐其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当时的情景令医护人员深受感动。
父亲平时无论是出国还是在国内开会，出于工作的需要，他总是西服笔挺，并且熟练地打好领带，但是他曾严肃地对我们说：“给我遗体告别的那一天，一定要给我穿上中山装，记住我永远是中国人。”
作为中国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父亲以一丝不苟、忧国忧民、刚正不阿的优秀品质，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才，为中国的能源事业的建设献计献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父亲像春蚕一样，为了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汗，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光辉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