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心照汗青
——忆父亲
朱亚杰（1914~1997）中科院化学部院士。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0年获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中国人造石油创始人，石油化工专家、教育家，中国新能源技术的奠基人。曾任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兼北京研究生部主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国家科委能源小组组长。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委软课题科技进步一等奖。
少年的往事
1914年12月4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中堡镇，爷爷朱荣恩，奶奶王氏，生有子女四人，长子朱亚英，女儿朱亚香，次子朱亚俊，我父亲朱亚杰是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由于兄弟中排行老三，家里人都叫他“三阳子”。
父亲上小学时，镇上出现了一个回家探亲的留洋学生，身上不是当时中国人早年穿的长衫，而是西服革履，所以非常惹眼，镇上的人都叫他“直腿子”。从那时起，父亲幼小的心灵里，就认为留学是最有出息的。
上小学时，一开始和二伯父一个班，他算术不错，但是国文学得不如二伯父，差得还挺多，老师就建议父亲留一年级，说这样的兄弟俩在一个班里上学不合适，这就是父亲比同年级的学生总是长一岁的原因。
父亲小学毕业以后考上了江苏省扬州中学的初中。第一天，大伯父从家乡送他来到扬中，帮他在宿舍里安顿好，父亲就去教室上课。离开宿舍时，父亲一再嘱咐大伯父在宿舍里等他到下课再离开。没有想到的是，下课以后回到宿舍，大伯父早已离开了。因为他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乡，又不见了兄长，毕竟还是个少年，面对着空无一人的宿舍，父亲哭了。
上了初中以后，父亲受到了很好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因此从那时起，父亲就树立起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和抱负。扬州中学校园礼堂门前的“树人堂”三个字，正是扬中教育目标的见证。
由于一场官司败诉，家境从此衰落。初中毕业时，父亲的学习成绩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的母亲让他学当会计，希望他尽早找到工作好接济家里，尤其是父亲的舅舅最不赞成他上高中，但他自己坚持要考高中以便能够考大学，并向父母许诺，只要供他上学，家里的一片瓦、一分田都不要。已经在上海有了工作的二伯父也表示愿意部分资助他继续上学，并跪在父母面前帮他求情。父母看他志向远大，决心也大，就同意了，父亲高中便考入了扬州中学。
家里保存的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他在江苏扬州中学上高一时照的照片，面孔清秀，目光睿智，梳着中分头，穿着布长衫，一看就知道是30年代的中学生。不过和父亲后来的照片相比，父亲自己把这张照片称之为“小傻瓜”。
父亲上了高中以后，学习成绩的排名直线上升为班级前三名，与此同时，父母亲两家在媒人的介绍下订了婚。虽然当时父亲的家境不如母亲家，但是母亲的父亲很喜欢父亲，英俊小生，眉清目秀，尤其是父亲发亮的额头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眸得到了外公的赏识。
由于父亲才貌双全，风华正茂，班上有个女生暗恋上了父亲，父亲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把母亲送给他的照片放在了宿舍桌子的玻璃板下面。那个女生学习也很好，但远不如母亲漂亮，听说父亲订了婚，无奈长叹道：“既生茹，何生云。”一听就是个才女，学会了借用《三国演义》中周瑜的“既生瑜，何生亮”。
扬中六年，居秉琦是父亲最好的同窗好友，两个人床头对床头在一个宿舍里住了整整六年。居伯伯人很正派，同学们送他绰号“居圣人”。高中毕业后虽然没有上同一所大学，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来由母亲做媒，成了我的四姨父，可是我们四个孩子都已经习惯叫他居伯伯，而从来没有称呼过“四姨父”。
父亲上高中时也有个外号叫“朱叉”，来自英文“charming”（有魅力的、吸引人的）。父亲不喜欢这个名字，堂堂男子汉起这么个雅名太没面子了，幸亏和他一起考上清华的几个同学没有把这个外号带到大学，父亲觉得很万幸。
上高中时的一个冬天，父亲的脚上长了严重的冻疮，寒假就没有回家乡。有一个不知何故也没有回家的男同学很关心他，不但总在生活方面照顾父亲，还背着他上食堂、上厕所，尤其是给他讲了很多进步的革命道理，这对父亲日后成长为一个真正思想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次随老师同学们去镇江春游，当他第一次看到一列长长的火车满载着旅客，呼啸着奔腾向前，心情为之一振，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如果有人让火车头上冒出的滚滚浓烟不是黑的，不给人们留下污染，那该多好啊！这些朴素天真的想法，无疑为他以后致力于燃料化工和能源研究埋下了一颗具有无限生机的种子。
大学之岁月
1934年，父亲报考了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大学，结果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爷爷奶奶考虑到浙大离家近，回家方便，就让他去浙大报到。在上海的二伯父听说后，连夜拍电报劝他去清华报到，因为清华毕业后可以报考公费出国留学。他接到电报后，立刻退了当天去浙大的火车票，北上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他一生都对二伯父很照顾，正是为了报答早年对他学业的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
入清华后，父亲高等数学每次都考全班第一，有个同学是当时国民党行政院长居正的儿子叫居浩然，总是在暗中和父亲较劲。有一次老师出了一套开卷考试的数学卷子，很有难度，父亲做完卷子就去食堂吃饭，回到宿舍发现卷子不但有人动过了，而且窗户也半开着（当时的宿舍都是平房），父亲推测肯定是居浩然从窗户进来抄袭他的卷子了，结果分数一公布，父亲还是比他高两分。数学老师劝他转到数学系学数学，虽然他酷爱数学，但他坚信只有实业才能真正救国，所以决定留在化学系继续努力学习。
父亲的同班同学曹本熹记忆力相当好，英语和化学两门功课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他和父亲两个人都是班上的尖子生，互相敬佩，而且两个人都爱打篮球，曹伯伯打中锋，父亲打前锋，又经常在一起打网球，所以感情甚笃，入学不久两人就成了挚交，曹伯伯还把写给魏阿姨的第一封情书给父亲看，征求他的意见，并得到了父亲的完全赞同。
父亲在清华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女生也暗恋上了父亲，不管什么时候父亲在网球场打网球，她总是在对面教学楼的窗户里远远地欣赏着，父亲也感觉到她的追求，她最后还是嫁给了居浩然去了台湾。一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在清华校友会上重逢，她仍然总要找机会表示什么，后来看父亲总是没有任何反应才收兵，也难为她这半个世纪的慕恋。
当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所以在清华上学的大学生们很少像现在学生那样下馆子进餐厅，他们唯一的奢侈就是在校门口买香炒花生米解解馋。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父亲怀着满腔救国热情，一边发奋努力学习，一边积极参加了校内组织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军事教官训练班，并骑着自行车担任“一二·九”游行队伍的交通员，参加读书会，从事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母亲从工作的镇江跟随逃难人群来到长沙与父亲团聚，父亲当时随校南迁在长沙，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后赴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一年，1938年毕业。在父亲暮年时我问过父亲，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哪里度过的，父亲不加任何思索地回答：“在清华。”
1938年初，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父母亲结婚了，并生下了长子朱德政。1939年父亲被分配到了江西中正医学院，这一去就是四年多，并在那里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长女朱冶华。
1943年正逢英国文化委员会来中国招收留学生，因为西南联大在昆明，所以必然在昆明招生，而曹伯伯一直没有离开昆明，便去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始终惦记着自己的挚交，就在他出国前，帮父亲在昆明找了工作和住所，希望他能够到昆明来考公费出国。父亲接到信之后，举家前往昆明。
在赴昆明的路上，全家四口人搭乘的是一辆运送角铁的卡车，除了这一家人以外，还有两个国民党军官搭车。当时大哥只有五岁不到，胖乎乎得很可爱，其中一个军官就坐在我家的一个单人沙发上，抱着大哥玩儿。后来父亲觉得大哥坐在军官的腿上时间太长过意不去，就把大哥抱过来放在自己的腿上抱着，没想到刚抱过来不久，卡车翻了，六个人连人带角铁全都翻了出去，大哥和父亲被翻到了对面的山坡上，母亲和怀里抱着的一岁的姐姐不偏不斜被翻到了角铁下的一个沟里，捡了两条性命，刚才抱大哥的那个军官，当场就被角铁压死了。我家四口人大难不死，感到很侥幸，只是可怜那个军官，就把自己家的被子献出一床，把他裹好找人给埋了。从那以后父亲更相信好心有好报，如果不是父亲不愿累着那个军官而把大哥抱过来，当时只有五岁的大哥也就和那个军官一起永远安息了。
父亲到昆明一直在云南光华化学公司、云南大学北平研究院做科研和教学工作，次子朱德光就是在这个期间出生的。1946年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没有考取出国留学，但是父亲很自信，毫不气馁，决心继续准备第二年再考。在这一年的准备过程中，居伯伯正在上海工作，听说父亲正在继续准备考留学，就每周都从上海给父亲寄来一份英文报纸，这对父亲第二年的考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居伯伯不愧被称为“居圣人”，他总是尽最大努力帮助需要他帮助的人，听四姨家的表哥说，我的堂舅年轻时曾在上海准备找工作，为了通过面试，居伯伯自己掏钱给堂舅买了一套崭新的西服，让他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而堂舅只是他妻子的堂弟。
当时在昆明条件很差，家里没有书桌，就找来一块木板支在窗前。坐了一年，屁股上都坐出了茧子。功夫不负有心人，1947年父亲果然以冶金专业十名录取生榜首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民党教育部公费出国留学，同年夏天赴英国，入曼彻斯特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研究生。
留学与回国
在英国留学期间，一开始是和留学生们住在一起，但是父亲很快就发现这样练不好口语，于是就搬到了一对老夫妻家里租了一间屋子一个人住，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这对老夫妻饭后聊上一个多钟头，一聊就是三年，这就是半个世纪后，父亲出国开会或考察时，外国人总是夸赞父亲英语说得好的原因。让父亲觉得难以理解的是，他住在这家里，主人总是以礼相待，可是主人的儿子因儿媳妇回娘家了，没有人做饭，到父母家里来吃饭，不但要交饭钱，抽烟也要交烟钱。也许这就是中西方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所在。
父亲在英国留学期间不仅刻苦学习，还积极参加留学生学生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值得父亲骄傲的是，他不仅是学生会舞会上的“舞会王子”，还参加过学生会组织的乒乓球比赛，并且得了“国际冠军”（因为留学生学生会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1949年国民党驻英使馆撤销，第三年的公费无着落，为了完成学业，父亲半工半读受聘于英国西蒙卡夫化工厂设计公司，任副工程师。1950年初完成论文，获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9月，在英国西蒙卡夫化工厂设计公司一年聘用期满，他向英国公司提出要回国时，由于公司赞赏他的工作才能，提出答应续聘并给予优惠条件，许以高薪，而且负担全部家属自港赴英的旅费，签约10年，但被他婉言谢绝，因为他向往着新中国，向往着祖国的建设事业。1950年11月他终于投入了祖国的怀抱，曹伯伯当时任清华化工系第一任系主任，在曹伯伯的帮助下，父亲回到了阔别了12年的母校，开始了在清华大学化工系任教的工作，并把妻儿从常熟接到了清华。刚到清华时，一家五口人，由于暂时还没有分配房子，就全住在曹伯伯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在一起生活，直到我家后来分配了公寓。翌年，父亲的最后一个孩子小女儿朱新华也就是我，出生在清华大学。
科研与教育
1951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由父亲和侯祥麟伯伯主持，自主研制了我国第一个石油产品添加剂——润滑油降凝剂，这种添加剂能降低润滑油凝固点。研制成果由大连石油七厂投入生产，因效果很好而继续扩大生产，后来被称为“801降凝剂”，为新中国化工事业的发展打响了第一炮。
1952年12月，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国家燃料工业部委派父亲参与筹建我国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任命他为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对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那一段难忘的日日夜夜，他组织同事团结奋战忘我工作，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讲义，购置实验设备。翌年学院成立后，他又成为院领导和师生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由于他事事亲自过问操办，又敢说敢做敢负责，学院成立校代会他是当然的委员。后来师生又“任命”他为“不管部部长”，就是因为他经常出现在发生各种疑难问题的现场，这一称号直到庆祝他执教50周年时，他的学生在贺信中还这么称呼他。
1952年，国内石油产量仅4455万吨，人造石油就占了25万吨，他受命在北京石油学院于1953年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造石油专业，亲自担任人造石油教研室主任，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撰写了《人造石油工学》（上、下册），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随后的几年中，我国人造石油得到了大发展，年产量从1952年的25万吨，发展到60年代初的90多万吨。在中国找到并拿下大庆油田之前的十多年里，他倾尽心血和汗水从事研究的人造石油，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54年，他奉派主持了石油五厂鲁奇式低温干馏炉的恢复设计和改造工作，在图纸和技术资料于日军撤退时全部焚毁的情况下，发动群众在炉壁上部燃烧室入口处，找到并测绘了燃烧喷咀详细结构图，这是炉体最关键最机密部分。在原出焦皮带上新加抽风罩以协助排出灰尘和烟气，改善了工人的操作环境。经过半年多的探索与实践，终于胜利完成了设计任务，第二年试车一次成功。
50年代中期，首次在国内研制成功粉煤流化干馏工艺，制取低温焦油，送到锅炉做燃料发电。本来是既得油又得电的煤炭综合利用的新的科研成果，惜因“土洋”之争，该项工作中途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