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作伴好还乡
土地与时代的儿子
“他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了战场”
《抗战画史》足千秋
桃花扇底送南朝
“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
乌鹊南飞，何枝可依
“我决定收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帜”
秘密信使，爱国书生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无条件投降条款。消息传来，举国若狂。国人八年来的痛楚悲辛，压抑忍耐，坚毅不屈，憧憬期盼，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所激荡，一下子迸发出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战地记者）曹聚仁，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历史场景：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晚上，千千万万给八年抗战折磨得太够了的国人，每一角落上都在以狂热的情绪，迎接这最后胜利的消息。每一新闻记者的笔尖，都给太兴奋的热情堵住了，好似非到街上去叫喊一番不可。《前线日报》是在偏僻的铅山城外，所有工作人员，除了电台的报务员，拿着种种不同的乐器：脸盆、大鼓、铜锣，到城中乱敲乱喊一阵。从铅山喊到河口，直喊到天亮。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他断断续续地把消息报告了，就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是时收音机中送出重庆街上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盟友的“顶好”声，复闻万众合呼的“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之声。
这一天，曹聚仁正在赣东北乐平县的临时家中。抗战期间，皖南和赣东北是敌军炮火所不及的“死角”，一直比较安全。1945年那一年，他把家安在乐平，自己则往来于铅山（第三战区司令部长官部所在地）与乐平之间，像钟摆似的，不停地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游走。美军向广岛投原子弹那天，《乐平日报》收到了一条五六十字的中央社电讯，报道广岛全城被炸，死伤17万人。编辑部众人都看不懂这条新闻，乐平县长也疑惑不解，就向曹聚仁咨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就在总理纪念周上讲了一次铀原子分裂的经过，并断定三天之内日本必然投降，提醒报社中人时刻注意收听电讯。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曹聚仁走上街头，汇入游行的人流，和乐平民众一起庆祝这期盼已久的胜利。游行归来，他仍然亢奋不已，难于入眠，就和妻子邓珂云秉烛夜谈。他喋喋不休地向妻子描述不知讲过多少次的战后蓝图：要做现代的徐霞客，重作战地旅行，搜集资料，写一部最完备的中国抗战史；周游全国，在各地做通俗的科学演讲，帮助百姓认清现代战争的特性。
青春作伴好还乡乐平地僻，为了采写到重要新闻，曹聚仁急忙往浙赣线上的上饶赶。到了鹰潭，得知中日商洽投降事宜的地点，指定在江西玉山。曹聚仁等一帮记者赶到玉山，才知道那里的机场跑道还没有修好，不便于大型军机降落，当局已决定改用江西南城机场。可是等到他们赶到南城，又扑了一个空，最后决定在湖南芷江洽降了。在胜利之初，身为记者的曹聚仁就这样往来奔走，到处追寻着洽降的地点。
经过协商，东南地区由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接受日军的投降。第三战区决定9月21日在杭州举行受降典礼。曹聚仁得设法尽快赶到杭州，一是能够参加受降典礼，二是为了出版《前线日报》上海版。
《前线日报》1938年10月1日创刊于皖南的屯溪。抗战爆发后，各战区都配备出版《阵中日报》，其性质属于政治部系统的宣传刊物。各地本来出版有属于军方系统的《扫荡报》，《阵中日报》只能算是临时性报刊。各战区的《阵中日报》都先后消亡，唯独第三战区改出《前线日报》，独树一帜，可以和《扫荡报》并驾齐驱。
《前线日报》在屯溪创刊不久即崭露头角，半年后迁到江西上饶，在浙赣线上和CC系的《东南日报》平分秋色，让《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惊羡不已。后来日寇窜扰浙赣线，《前线日报》从上饶迁到福建建阳，最后又从建阳迁回铅山。抗战期间，《前线日报》是赣东北唯一销行的报纸，曹聚仁称其为“东南战区孕育长成的奇迹”。
《前线日报》能够在战时艰苦的环境中生长起来，当然离不开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支持。就办报事务而言，则归功于社长马树礼、总编辑宦乡和副社长邢颂文这“三剑客”的苦心经营。马树礼对新闻业有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与顾祝同乃江苏安东（今涟水）小同乡，顾对他信任有加：“顾将军有一个特点，即是不把报刊当作自己的宣传工具，可以让马兄放手去做。”宦乡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读的是工程专业，却有编写长才，是新闻界的后起之秀。邢颂文则是一个最适当的事务人才，能够应付复杂的环境。在马树礼等人的经营下，《前线日报》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份报纸，除了日报以外，还拥有周刊、通讯社、出版社、书店、造纸厂及苏皖学院、中国建设社等一整套文化机构。
1944年是中国抗战军事上最黑暗的一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在湘桂线上连陷长沙、衡阳、柳州、桂林等名城，陪都重庆为之震动。但大家都相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胜利一定会到来，大后方的文化人，都在筹谋着胜利后的远大计划。向中国新闻事业的“罗马”——上海望平街进军，是每一个报人的梦想，马树礼更是心向往之。1945初，曹聚仁与马树礼在重庆不期相遇。马树礼当时正在进行去美国的计划。两人一见面，马树礼几乎必向曹聚仁描绘战后《前线日报》的愿景：希望《前线日报》能够像《大公报》那样获得20万美金的官价外汇，他就可以拿着这笔钱到加拿大订购到足够三四年敷用的白报纸；到美国后，和那些新闻托拉斯取得联系，只要拆运一家第二流报馆的印刷机件回来，就够在中国“大闹天宫”了。抗战胜利后《前线日报》移上海出版，肯定会异军突起，一下子就可以压倒《新闻报》、《申报》那几家老爷报馆。马树礼理想中的《前线日报》，还是小型四开报纸，平时出16张，和伦敦《每日镜报》一样每日有两张画报，星期日增加16份周刊，出32张。他还邀请曹聚仁到时候来主持这16份周刊。其实，曹聚仁当时也有一个私人的计划：“首先联络全国各大城市的民间报纸，成立中国联合通讯社，以报社为基本会员，彼此在发行、采访、电讯上通力合作。这样，一个民间通讯社，就可以和中央社去争一日之长了。”同时，他还计划建一个全国性的报刊发行网，带着这份网向望平街进军，“要望平街看我们的颜色”。
到了胜利在望的1945年春，《前线日报》的“三剑客”已经开始做“抢滩”上海的准备：社长马树礼到重庆去推动他的战后扩张计划，总编辑宦乡、副社长邢颂文就在铅山整合手下那一支文化部队，作种种开拔的安排。他们邀请曹聚仁来主持《前线周报》，也是为了日后在上海打开局面做预演。
曹聚仁本以为抗战胜利后，自己可以在新闻界施展拳脚，打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谁知日本一投降，为共同抵御外侮而结盟的国共两党，隐藏的矛盾顿时显露出来。芷江洽降议定：日本投降后，日军有守城之责，等待中国军队前来接管。但是，日军在华最高军事长官冈村宁次偏向国军，而抗战期间周佛海就曾经到过上饶，与第三战区暗通款曲。“这样一来，伪军、日军倒成为国军的友军；国军的友军新四军，事实上却成为国军与日军的共同敌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后虽然已被军事委员会取消了番号，但是却在苏南发展壮大。苏北的淮阴，俨然成为中共新政权的中心，和国民党南京政权隔江相对。在东北问题上，蒋介石派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到苏联，签订了出卖中国权益的《中苏三十年友好条约》，苏联答应把关外还给中国，而且只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蒋氏政令可以行到关外，“暗中踢了毛泽东一脚”。所以，抗战军事一终了，曹聚仁这个中央社战地记者的处境，便立刻复杂起来：“作为战地记者，中央社可以容许我这个并无政治关系的人工作着的，最主要的，还在社长萧同兹先生的大度包容。一旦投入了国内政治斗争的新圈子中去，我立刻就碰上了难以自处的复杂环境了。”
《前线日报》内部的问题也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中共有意要争取社内的那几位负责人。马树礼与顾祝同有同乡之谊，还不致被渗透。对现状不满、又目睹旧军人腐败的宦乡，想摆脱与第三战区的依附关系，带着《前线日报》走向进步。这些不为外人道的隐情，有意无意间造成了《前线日报》内部的裂痕。这裂痕，曹聚仁也是到报社主编《前线周报》之后，才看明白的。他想调和社内的左右两种倾向，但于事无补。《前线日报》社内的裂痕，终于在一件小事上扩大了。有一天，“编余漫笔”栏目刊载了一节批评三青团的文字，引起三青团团员的恼火，《前线日报》在各地被扣留，不许发行。这节文字是一位编辑写的，只是说三青团的准官僚作风，简直要不得，除了语气比较强硬外，并没有什么大错误。但是，三青团方面却要归罪于总编辑宦乡，到处贴标语要打倒他。过了几天，《前线日报》的社论对政治部工作有所批评，竟有人到重庆告“御状”，矛头又集中到宦乡身上去。这时正巧胜利到来，宦乡就借着到上海出版《前线日报》，离开了上饶。
“羊枣事件”更增加了对《前线日报》的政治性麻烦。羊枣，本名杨潮，湖北沔阳人。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主持过“左联”工作。1936年6月至1939年，任塔斯社上海分社电讯翻译，同时为《世界知识》等刊物撰写军事和国际时事评论，名重一时。后去香港，用“羊枣”笔名为《星岛日报》写军事评论，与俞颂华合编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并为共产党的《华商报》写稿。1944年到福建永安，供职于美国新闻处。次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逮捕，关押在江西铅山第三战区长官部。羊枣“失踪”时，连洗换衣服都没让带。押解到铅山后，他托人带了一张字条给宦乡说：“我和你虽只是见了一次面，但是相信你会帮我一次忙；我这次匆匆离开永安，什么东西都没有带。可否请你替我设法弄一床被头，秋夜凉了，我的身体，有点吃不消呢！”当时宦乡已经去了上海，曹聚仁叫报社派人送了棉被去，那边却回说没有这个人。后来羊枣又被移押到杭州，因饮食不调，患上了恶性疟疾，不幸于1946年1月11日病逝。第三战区发动“皖南事变”，已为中共所仇视，现在又秘密逮捕、关押文化人，又成为中共谴责的对象。《前线日报》是第三战区办的报纸，自然无法置身事外。曹聚仁慨叹：“我们在抗战长时期，从事新闻工作，并不感到十分困难；而今战争一结束，政治所造成的困惑，却无从解消了！”
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会场全景。杭州受降在即，曹聚仁暂时抛开忧心烦虑之事，于9月15日从上饶动身，先乘火车到浙江江山县。浙赣线在抗战后期只剩下这一段能够通车，江山县以下只有走富春江水路了。17日，他才勉强找到一条又破又狭的小船，却满满挤上了18位客人。大家归心似箭，当天又突降大雨，江水暴涨，船行如飞。曹聚仁站立船头，朗声吟诵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曹聚仁平生最爱杜诗，八年战地旅行，有两部书不离行囊，一部是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另一部就是《杜工部集》。此情此景，也只有杜甫的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才能表达他的这份“奔迸式的情绪”！
9月18日清晨，小船从兰溪西门出发，中午即过严子陵七里泷，傍晚过桐庐，到窄溪才泊船上岸，这一天就走了100多公里。19日，小船一过闻家堰，就远远地望到了六和塔，接着钱江大桥的影子也渐渐地清晰起来了。“自我不见，于今八年；旧地重来，悲喜交集；我们都流出眼泪来了！”
西子湖畔这座天堂般的城市，是在1937年12月24日陷入日寇之手的。城市陷落前一天凌晨，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才沉痛地离开：“冷峭的寒风，吹着霏霏的微雨，汽车沿着湖滨驶过，零落不见一个行人。但那街头的路灯好像含着满眶热泪的眼睛，放出惨红的光圈，一明一暗地，在那里闪烁着，湖上的碧水，也像一个困苦颠连的流浪人，在那儿长吁短叹如怨如诉的悲鸣。我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号称天堂的杭州！天堂天堂，刹时就要变成地狱了！想起了天堂的快乐，便想到地狱的痛苦，不知何日可以再回到天堂哩？我是两任的西湖守主，这种景况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呵！”无限感伤之余，黄主席填了一阕《菩萨蛮》，以志不忘：
越王欲雪稽山耻，越溪送女愁西子。一步一回头，酒旗楼外楼。吴宫人已去，教训谋生聚。期以十年春，还伊湖上人。
曹聚仁是和黄绍竑同一天离开杭州的。这座城市，是曹聚仁的求学之地，也是他和青梅竹马的妻子王春翠欢度蜜月之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年曹聚仁离去杭州之时，也是“一步一回头”，依依难舍。
不过，当时大家都相信，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的。可是，当真的踏着胜利的脚步归来，连曹聚仁自己都有些不敢相信了。当时钱江大桥还不允许过船，小船就在闸口码头泊了下来。曹聚仁他们在满岸观众惊奇、欣羡的目光中上了岸，看到守卫候潮门的国军，也都显得气宇轩昂。
不料，曹聚仁到杭州的第二天，染上了恶性疟疾，寒热交作，浑身疼痛，半步不能移动。曾经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战争结束了却突然怕起死、留恋起人世来：“我觉得中国既已有了希望了，应该让我看看盛世了！”9月21日，杭州受降这一天，他让工友安好藤椅，挣扎着坐看全副武装的国军，唱着战歌，喊着口号，踏着齐整的步伐，雄赳赳地向内西湖开去。士兵们所唱的那首战歌，歌词就是曹聚仁在1932年应国立音乐学院院长萧友梅教授所请而写的：
枪在我们的肩膀，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齐赴沙场！
渡过鸭绿江，
冲过大同江！
哈，富士山算得什么！
嘻，富士山算得什么！
我们濯足乎扶桑！
我们濯足乎扶桑！
听着这再熟悉不过的歌词和旋律，曹聚仁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9月23日，国民政府论功颁奖，身为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名列其中，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认为自己受之无愧，应获得这份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