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9日，是《新民报》创刊20周年的日子。每年此日，《新民报》都要郑重地发表一篇社评，抚今追昔，向全社会申明报纸的立场和发行人的办报理念。时移世易，20周年社庆，发表这样的社评比往年看起来更为必要：
新民报创刊二十周年了。二十年的时间在个人生命史上虽不算短，在一个集体事业上说起来却是很平常的。流连过去，夸耀历史，这是没落阶级的心理，不是我们新民报同人所该有的。我们所需要的，是检讨过去，是趁这个二十周年的机会，勇敢地检讨过去二十年这张报纸所表现的一切，把它作个结束，作为新的开始。
二十年前，新民报创刊于南京，创办新民报的同人，对于出张报纸，是抱着自以为相当进步的理想的。那时新民报的同人，沉溺于资本主义的新闻观念，相信新闻在其本质上是必当“大公无私”，而且幻想报纸是可以超然于阶级斗争党派性之外，站在中立地位的。二十年来，新民报同人多多少少都有着此种信念，作为职业报人，为新闻而新闻，为办报而办报，自居于“民间立场”，向反动统治者争取“新闻自由”。
从今天看，这种办报的态度，这种新闻工作的理想，完全是幼稚的，幻想的，迷信的，一切资产阶级的新闻教育都犯着共通的错误，他们有意隐蔽阶级斗争的事实，制造一个虚幻的“人类”、“民间”的立场，在这个虚幻的基础之上追求虚幻的“公正”虚幻的“中立”虚幻的“自由”，却忘记本身在客观上已成了某个阶级所利用的播音机。因为我们所承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而我们所处的又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反动专制的政治环境，所以在我们本身便经常发生矛盾与斗争。一方面，我们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是很明确的，我们不能过于自贬，说新民报过去二十年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毫无表现；但是成为问题的，是我们仍然受了资本主义民主观念的束缚，仍然醉心于英美式的“民主”，仍然梦想英美式的“言论自由”。1949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社论《二十年来的新民报》。二十年来若干历史事件反映到新民报纸面上的，九一八以后的坚决主张抗日，可是同时又是“合法主义”的抗日论者；旧政协时期，新民报是积极的拥护者，可是又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追随者；国民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新民报是一贯的反对论者，可又是自居于“中立”者，和平主义者，幻想超乎党派之外。南京反动派统治末期，新民报是进一步了，反对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动统治，支持各种反对反动统治的民间运动；可是，仍然寄其幻想于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民主派。在最近几年，我们反美，却仍不能忘情于第三条路，我们争取言论自由，甚至为此被反动派停刊，但是没有勇气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一切说明了新民报在过去反动派统治的历史阶段中，在某一方面是进步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是落后的。其表现于纸面的是：旧民主主义的迷信，自由主义之鼓吹，对国内问题，徘徊于中间路线，对国际关系彷徨于第三条路。
告别《新民报》从今天看二十年来的新民报，虽然并无一贯的反动立场，但在客观上是起了帮凶帮闲的作用，解放以前的新民报，在其追求进步的作风中，同时就包含着小资产阶级的落后、动摇、软弱、自私性。解放以前的新民报是受过迫害的，新民报同人是受过苦难的，这说明新民报也斗争过来的。但从今天看来，我们对于过去的自我估价是有限的，没有多少值得自负值得夸耀的。
解放使我们获得自由，同时使我们接近真理。解放后的新民报历史虽还很短，但已足够有机会反省我们过去的错误与幻想了。
我们充分认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在目前阶段，我们的报纸必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联系起来，作为人民民主专政之下，为人民服务的报纸。
我们充分认识：现在的公营报纸与私营报纸的合作关系，基本上已不同于过去反动统治时期的官场与民间报纸的对立关系。我们应当在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有机而灵活地配合公营报纸，为着同一个大目标而分工合作。
我们充分认识：现在已不是书生办报或以办报为单纯的职业的时代，所有我们新民报的工作人员应当从思想到行动，努力改造自己，克服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缺点和根性，建立对人民负责的工作态度，以期报纸不断的进步，能对人民作更好的服务。
新民报创刊二十年了，摸索了二十年道路的新民报今天见到光明了。解放区的天地是明朗的天地，解放区的报纸也应当是干净的、坦白的、健康的、富于新鲜活力的，让我们在检讨过去的错误中稳步踏上这一条应走的路上去吧！今日新民报的同人是有这个决心的，在做得不够或做得不好的时候，那是必须读者、朋友以及先进人士的不断批评援助的。《二十年来的新民报》，1949年9月9日北平《新民报》日刊社论。
这篇社评据说是赵超构撰写的。如此重要的文章，当然经过陈铭德、邓季惺的审阅并同意发表。社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新民报》一向引以自豪的“公正、中立、自由”的“民间立场”进行否定，把20年来的《新民报》定性为统治阶级的“帮凶帮闲”。就在1948年社庆日，陈铭德夫妇还“毫不愧怍”地说，19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他们是“贫贱不移”、“为办报而办报”的职业报人，为保持报纸的洁净，力求以报养报，采取纯粹的商业方针。《十九年的考验》，1948年9月9日《新民报》社评。事隔一年，他们的立场和对自己事业的评价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扭转，是出于自觉还是别有隐衷？
隐衷肯定是有的。他们的报社老板身份已经受到质疑，对报社的领导权实际丧失，《新民报》的前途也不明朗。同时，他们也有些许政治上的失落感。共产党召开新政协会议，各界代表共商建国大计，《大公报》的王芸生、《文汇报》的徐铸成、《观察》周刊的储安平，都作为新闻界代表应邀与会。作为国内最大报系——《新民报》的负责人，陈铭德夫妇没有受到邀请，自己的下属赵超构反而名列其中。徐铸成还为自己只是个候补代表而“殊感委屈”他们夫妇的感受就可想而知了。因此，陈铭德夫妇同意发表这样的社评，恐怕主要是为了向新政权表白：他们和《新民报》愿意放弃民间立场，接受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领导。
为解决报社解放以来面临的问题，1949年9月，《新民报》在北平召开了平、宁、沪三社经理、职工代表联席会议，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夏衍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胡乔木在会上说：“我们有工人阶级做领导，工农联盟做基础，统一的领导，统一的基础。我们各个报纸要合作，所谓合作，就是共同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但另一方面要分工，以适应各种群众的需要，使他们各得其所……目前我们感到缺少一份通俗读物的机关报，假如《新民报》能有计划的这样做，这是《新民报》的光荣，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很大的贡献，否则无非等于《人民日报》多出几份而已。”关于劳资纠纷，胡乔木提出要“劳资两利”，“做经理的要使职工兴高采烈地工作，职工也应使做经理的有积极性”。夏衍说，与其解放后喊我们万岁，还不如那个时候不踢我们一脚；《新民报》不是这样的，《新民报》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不能忘记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夏衍建议《新民报》不妨以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分子为对象，耐心地向较为落后的分子宣传，也就是说，《新民报》的读者对象应该定为“中小工商业者、广大店员、里弄居民和家庭妇女”等。
这次会议决定，《新民报》在总管理处下设一个临时管理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职工代表参与报社管理，经理还有决定权。职工代表不满意决定权还在经理手里，他们认为这样无法保障职工利益。胡乔木安慰大家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我们在国家中占领导地位，怎么会失去保障呢？在企业方面，当然也要知道决定权是应该审慎用的，否则对他也是不利的。”
无论如何努力，陈铭德夫妇感到他们已无法撑持《新民报》这份事业了。除了管理权被离析、社内劳资矛盾凸显外，事业发展还面临着三个无法突破的瓶颈：首先，作为私营新闻业主，他们不能参加官方频繁举行的宣传工作会议，与官方的方针政策在交流上存在隔膜。其次，解放初期国困民穷，工商业凋零，直接影响了报纸的销路和广告来源。《新民报》本来是旧中国为数不多的仅靠发行和广告就能赢利的民营报纸，但到了1949年，因销路不畅和缺少广告，经营开始出现亏损。第三，新闻来源出现问题。《新民报》虽以社会新闻见长，但并不忽视政治新闻，浦熙修就是以采写政治新闻而声名鹊起的。解放后，社会新闻之“趣味性”、“轰动效应”，被视为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而党政机关只欢迎党报记者采访，常把私营报纸记者拒之门外，中央政府的重大新闻，更轮不到《新民报》这样的私营报纸发表。本来驾轻就熟的社会新闻不知道如何做了，政治新闻又得不到，这是《新民报》当时面临的最大困境。
无奈之下，陈铭德夫妇决定将《新民报》交出去，由政府收归公营或公私合营。从1949年8月起，他们就开始怀揣着报社财产的有关证明，一次次地找政府相关部门，仅阳翰笙（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秘书为此事接待他们就不下十次！他们的理由是：“办报是一个尖锐的政治事业”，“我们是从旧社会里来的，对理论、对政策，过去都没有好好学习，对新鲜事物还不能充分接受和认识”，因此难以承担领导《新民报》的使命。这恐怕是堂而皇之的理由。1949年10月8日，刚参加过开国大典的徐铸成，与赵超构一起到陈铭德夫妇家便宴，“铭德、季惺深感能力无从发挥，他们对北京‘新民’尤感不满”。由此看来，“深感能力无从发挥”，才是他们夫妇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决定交出报纸的原因所在。
不过，因为他们的想法太“超前”——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年之后的事情，无论他们多么诚恳地反复申请，政府都无法出面将《新民报》收归国有或公私合营。到了1950年9月，曾属意过这份报纸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新民报》达成了公私合营协议，由李济深、邵力子任正副董事长，陈铭德任总经理，黄苗子为公方代表兼副总经理。
《新民报》与民革的公私合营只维持了一年。1952年，新中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4月，北京市委收购北京《新民报》，用原名出版，半年后改出《北京日报》，邓季惺被聘为顾问。1953年初，上海《新民报》实行公私合营，重组编委会，陈铭德被聘为副社长，邓季惺任顾问。他们两人接受了聘书，但再也没有过问报社的事情。成都、南京两社于1950年4月，重庆社于1952年1月已先后结束。至此，曾经拥有五社八版的《新民报》，只有上海版硕果仅存。上海版1958年4月1日易名为《新民晚报》继续出版，虽然延续了《新民报》的一些传统，但毕竟和原来的民营报纸不大一样了。
20世纪70年代初，陈铭德、邓季惺夫妇与孙女在一起。公私合营后，陈铭德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邓季惺担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都离开了自己钟爱的新闻事业。陈铭德做《新民报》老板时，为了疏通关系、联络感情，整天都在请客吃饭，日久竟成了“美食家”。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忙着把自己在上海、南京吃过的好餐馆介绍到北京来，以解决首都存在的饮食单调问题。邓季惺的“政绩工程”，则是负责建设了北京市第一个火葬场。
陈铭德、邓季惺虽然离开了《新民报》，但是他们内心仍不能忘怀新闻事业。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邓季惺对党报和非党报的待遇不同很有意见，她主张多办同人报纸，应该把同人报纸办成报纸的民主党派，这样可以和党报竞赛，减少报道中的主观片面性。陈铭德则说，新中国成立后非党的报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报纸作为百花齐放的园地和百家争鸣的讲坛来说，“多一片园地就能开出更多的花朵，多一个讲坛就能多明辨一些是非”。他对首都北京连一张晚报都没有深表遗憾，建议及早在北京办一份晚报，“假如有人办一张晚报，如经营得法，我担保不会陪钱的”。言外之意，他还是想办报纸、也有能力办好报纸的。由于这样的言论，夫妇两人随后双双被打成“右派”，直到1961年才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工作——陈铭德做书画组顾问，邓季惺做小餐厅顾问。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闻梦彻底破灭，只有当各地《新民报》老人赴京，到他们的家里拜访时，“他们才在热情款待和絮絮交谈中温习五社八版的辉煌”。
1989年2月11日，陈铭德以92岁高龄在北京病逝。六年后，邓季惺也追随而去，享年88岁。在他们的墓碑上，刻有这样的文字：
陈邓两人毕生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和民族富强，即使身处逆境，依然保持坚定执着的信念，相濡以沫，共度艰难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