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地方只盛产水稻。
土地肥得很，水渠也多，堰塘也多，天再旱，对庄稼也不碍事。每年的秋收时节，禾场上便布满一堆堆的稻谷，尘土飞扬的石头公路上板车、拖拉机满载着粮食，吃力地行进，一幅丰收的景象。可是，无论每亩地产稻谷一千斤还是一千二百斤，无论是种植传统的稻种还是换种五块钱一斤的杂交稻种，那地方总是一个“穷”字。
说穷，当然显得有点不仁不义，尤其是我这样一个离乡日久的游子，说自己的故乡穷犹如说自己的母亲丑。故乡位于千里沃野的江汉平原上，它所隶属的那个省在地理书上有“千湖之省”的美称。而我的老家，历来被认为是“鱼米之乡”。除了米之外，鱼也是故乡的特产，“鱼羹稻饭常餐也”。吃新米煮的大米饭，喝鲜鱼的鱼汤，是辛弃疾、陶潜这些古人归隐田园乡村时梦想的饮食。奇怪的是，尽管米储于仓，鱼游于塘，家乡的父老乡亲仍是一个“穷”字。这一切都怨该死的水稻。
水稻命贱，有水有土就能生长，偏偏那地方土质又肥沃，水源也充足，所以，每亩地打它个千二百斤，不算什么稀罕事儿。粮站对水稻的收购价格，已逐年下降，最低时降到了一毛多钱一斤，而这期间，化肥的价格、水的价格，所有工业品的价格，都大大提高了。还有集体提留款，占每亩地收入的三分之一，还有名目繁多的摊派和扣款。结果，农民一年辛苦下来，只挣下了一仓口粮，供全家人吃到第二年的秋粮登仓。
当我在远离水稻的外省省城，在一栋17层高的大厦里，在舒适宽敞的办公室中和一位同事谈起故乡的景况时，一位实习生睁大了惊奇的眼睛。她不理解茅盾的小说《春蚕》。为什么蚕茧丰收了，老通宝这样勤劳的蚕农却破了产？我很不恰当地吟咏了屈原的两句诗，来表达我对于我出生并长大成人的那片土地的深刻同情：“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那位年长的同事好心地劝我，不要随便瞎说，年轻人还不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
具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种植水稻是整个农业生产劳动强度最大的一种。从插秧到割稻，人不知要脱几层皮。插秧的时候，尚在四月，田水仍寒，天不亮就得起床，穿着雨衣泡在田里—那时，正赶上雨季，淫雨霏霏。没有插过秧的人，不会知道腰板锥心疼痛是一种什么滋味，“脸朝黄土背朝天”又是一种什么滋味。田里有时还有蚂蟥，叮着农民黝黑的小腿肚吸个不停。割谷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番苦，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太阳毒毒地当背烤，密匝匝的庄稼地里一丝儿风也没有。你挥镰割下第一把稻谷，背上的衣服就湿了一大片，也不知道是割下的谷多，还是洒在田里的汗珠儿多。水壶就放在田埂的阴凉处，喝一口，茶却热得像开水。这样闷热的天气，最容易下大暴雨。农民们一边赶牛车，拖着沉重的石磙碾压稻谷，一边惊惶地观望天色，生怕天边陡地冒起一朵黑云，远处隐隐传来一阵雷声。冰冷的暴雨往往倾盆而下，这时的禾场便慌乱一团，任什么人都必须豁出命去抢救登场的粮食。谷子淋了雨就要膨胀、发芽，那就意味着一年的辛苦已付诸东流。在这种时候，即使是正来月经的年轻女人，也不敢跑到屋檐下避雨，因而有不少人落下顽固的妇科病。
插秧、割稻是种植水稻的两大忙季，而一个粮农最大的苦恼还不在于此。如何把一车一车金黄的粮食不扮笑脸、不求人地、体面地卖掉，才是农民最关心的问题。粮站通常建在公路边，每逢收粮季节，公路上便排起了绵延数里的卖粮长队，而途经此处的一切其他车辆，都不得不绕道而行。卖粮都带着草席、干粮和水，晚上就把席子铺在板车、拖拉机下，一边守粮，一边睡觉。有时要等两三天，才能轮到你。粮检员拿一根尖尖的铁管，终于插进你的粮袋，如果说一声“不合格”，你就只好肚里骂娘，嘴上求情，最终还是不得不把粮食拖回去。
平心而论，解决全国农民的温饱问题，确属了不起；但在“鱼米之乡”，让农民顿顿吃上大碗的白米饭，却丝毫也谈不上是什么显赫的成绩。吾乡的粮食产量据说已创了历史最高纪录，收购量也在不断扩大，农民却仍然有不少粮食堆在仓里成为隔年陈粮。仓中有粮而袋中无钱，这种奇怪的贫困多么触目惊心！吾乡的祖先，没有在那片土地上种下任何果树，留下任何稍微值点钱的经济作物、土特产品；那儿也没有森林、矿产，只有一望无际的黑褐色的肥土，只有千年不衰的低贱的水稻，让人们一代一代地种植、收割。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国家而论，近年来，全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以吾乡而论，大小粮站都库满仓满，露天粮堆高如楼房，“仓廪”不可谓不“实”，而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却每况愈下，已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
我在大城市的省报里，是一个小职员，当然算不上有钱，回到我本应富饶美丽的家乡，却俨然一个“阔佬”。最近父亲来了一趟成都，路上吃的是上车前买的馍，一共二十个，花了两块钱。到成都时，还剩下四个没有吃完，便放在冰箱里。我送他回去时，他又从冰箱里把那四个早已发干、变得像石头一样的馍拿出来，揣进旧帆布包中。我很生气，一把夺过来扔进了垃圾桶。在陪父亲回老家的路上，我买了一瓶高橙当饮料，几袋成都产的香肠和涪陵榨菜佐餐，三块钱一盒的盒饭，我们父子俩一顿吃三盒。父亲享受着这些，似乎很为儿子颇有几张大面额的钞票自豪，同时又为一顿饭花掉十元钱深深惋惜。他说，吃这一顿饭的钱，差不多要买半袋磷肥了。他用农民特有的大嗓门发出的这句感叹，使邻座的旅客一片惊愕。
有一个细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至今难忘。上一次回家，我带着妻子，在路上吃的一串香蕉，到家时只剩下四根了，那天正巧我的外公来了，请外公、舅舅和我父母各尝一根。（那天我回家路过镇上时，已是晚上，无法买到水果。）外公拿到香蕉，也不推辞，马上剥去皮，两口就吃完了，连声说好吃，这才问水果的名字。我告诉他，这是香蕉，他脸上的神色表明他似乎听说过。他快七十岁了，是侍弄庄稼的好手，但一辈子也没有去过任何一座城市。给我父母的香蕉，他们模竖不肯吃，说要留给孙子。我说，这东西虽然贵一点，两块钱左右一斤，我们仍然常买，一买就是四五斤，孩子不稀罕的。他们这才吃下了香蕉。
我在城里，出了名，成了诗人和作家，上了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我的父母仍在那个地方，种着几亩水稻。他们都已衰老，母亲又患着绝症。我一再写信，劝他们把田退给村里，只种点口粮田，让我们子女寄钱回家赡养他们，他们终是不肯。从清朝起，我们家就世代种水稻，迄今已种了七八辈了，好像还没有种够似的。每当我从粮店里以极低廉的价格买回城里人独享的“商品粮”时，我都要把手伸进米袋里，像老农那样抓一把雪白的米摊在掌心里仔细端详。我认得出来，这米就是我父母种出来的。我家那几亩责任田，构成了这个国家农业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