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盛夏时节，我带着儿子，从美国万里迢迢赶回去，仿佛就是为了料理他的丧事。其实，我原本是趁暑假回去探望父母的。到了北京，打电话到老家，才知道父亲已经从城里回到了乡下，没日没夜地守候在他的床前，权且算是代替孝子，尽一尽人子之责。即将下世的这位老人，是我的叔祖─我爷爷的亲弟弟。再过几天，他就要到村子东边的坟岗里，在一堆新土之下，与他的兄长比邻而居了。叔祖无嗣，我的父亲是他的亲侄，下葬的时候，身披白孝，向前来致祭的乡亲行跪谢大礼的，只能是我父亲。
我本打算在北京多住几天的，这时再也没有玩兴了，急忙坐飞机赶回了武汉。武汉的朋友，古道热肠，找了朋友的私家小车，一路疾行300里，赶回江汉平原边缘的那个小村庄。进村的一段土路，铺着凸凹不平的碎青石，小汽车在上面艰难地挪动着，一步步地向生我养我，却终为我所弃的村庄驶去。我生怕尖利的青石会咬破车胎。
中国的农民，一生只为三件大事劳碌：盖房、娶亲、送葬。以这三件大事来衡量，我大概要算是不孝之人：从1988年到1999年，我家的四个长辈─我的祖母（我父亲的继母）、祖父，由我家赡养的叔曾祖父母，先后离开了人世。我起初在四川工作，后来远走美国，关山阻隔，我一个人都未能亲扶棺木，在他们的灵前沉沉地叩几个响头。
最令我哀痛的是我的祖母，这个堪称世界上最爱我的、却与我并无血缘关系的人，在田埂上割草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其时，距离我的儿子出生，只差20多天，而未能听到自己的长重孙在成都出世的好消息。不久前的一天深夜，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她老人家失踪了，心急火燎的我在梦中到处寻找，终于，在一条背风向阳的田埂下（很可能就是她割草时突然倒地、昏迷不醒的那条田埂），见到奶奶头发蓬乱、面色蜡黄地坐着。我抱住奶奶，奶奶说：“我好饿，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我急忙拉起奶奶，这时，在梦中蒙太奇般出现的却是旧金山的华埠，平时熙熙攘攘的街上，此刻宛如一座鬼城，所有的餐馆都关门闭户。我在梦中拍打餐馆的大门，我的钱包里有足够祖母美美地吃一顿的、绿花花的美元，我却无法敲开任何一家餐馆的大门。我敲门的巨大声响，将我自己惊醒了。
用嘴咬紧被子的一角，凌晨两点钟的此刻，我放声大哭起来。那一声长啸，凄厉得如同半夜的狼嚎。一个40岁的男人，一路上奋斗、奋斗、再奋斗，从不屈服，绝不自足，最原始、最深层的动力不过是为了自己的长辈，尤其是这个在“土改”时期改嫁给我的“地主”爷爷的奶奶，在晚年能享几天清福。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偏偏发生在作为长孙的我的身上。一生中从来没有去过任何城市，更不用说进过任何餐馆的奶奶，在我家的灶膛前忙活、劳累了一生，而我被贫困、疾病与歧视所压迫着的童年，因为有了奶奶，才有了光，有了慈，有了爱。我不敢自诩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具有自由心灵的人，但是，我至少可以自信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在我的血管里，并没有奶奶的血漩流，但我的灵魂里却有着奶奶灵魂的照耀。我哀恸难抑地号哭，如此放肆、如此悲凄，惊醒了身旁的妻子，也惊吓了隔壁熟睡的儿子。妻子摇动着我的肩膀，急促地喊：“你醒醒！你醒醒！又做噩梦了吧？”儿子“咚”一声从床上跳下来，跑进卧室里，抱住我说：“爸爸，你怎么啦？你怎么啦？”我无法说话，只是用被子将头盖住，任眼泪奔涌而下。妻子打开灯，和儿子一起抱住我，说：“醒了就好了！”
我含含糊糊地对自己的亲人说：“我是醒的。我是醒了才哭的！”这时，淤积在心里10多年的悔恨和内疚，终于减轻了许多。我知道，长辈们没有过上我提供给他们的好日子，一个接一个辞世，多少使得我在尘世间的苦斗和闯荡，变得黯然失色。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在赡养与安葬老人这一大事上，完全失败了，而且失败得无以弥补。妻子对我体贴备至，赶紧给我拿来热毛巾，帮我擦干眼泪。我拿起电话，打给远在老家湖北荆门市的妹妹，告诉她，我梦见奶奶几天没有吃饭，请她和父母一起，买点香烛纸钱，烧给奶奶。在一个不信神的国家长大，从小受到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除了“斗争”二字外，从未受到过任何其他的思想灌输，我很难说自己是一个有封建迷信观念的人。但是，中国民间代代相传的习俗和乡风和民间信仰，有时候竟然比报纸和广播有着更强的渗透力和生命力，它就这样深地扎根在我这颗渐渐西化的脑袋里，成为灵魂深处解不开的一个情结、一个谜。
在得知我即将赶回老家安葬我们家族的最后一位祖辈时，远在新疆旅游的大妹在电话那端说：“老爷子好福气，你从美国回来，正好赶上为他送葬。我们家的爷爷奶奶，这没有这份福气了。”大妹显然将我当成了什么大人物。其实，我非但不是大人物，而且，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十足的小人物，但在这个落后、闭塞、贫穷的乡村，我也算是给祖宗争光的程家后代了。如今，又一个与我们有着血缘关系的祖辈，即将入土为安，我们与家族历史的最后一线牵连，马上就要被无常之手掐断了。
2
汽车终于开进了村子中心。十字街头是早已荒废的我家老屋，如今又被村民略为收拾了一番：堂屋里摆起了门板，当作料理丧事时宴客的厨房案板；门前支起了一个用硕大的柴油桶制成的灶，木柴也已堆好。停好车，我就急忙向村子西边叔祖家走去，将14岁的儿子留在十字街头的老屋里，请乡亲们替我照看，避免让他到垂危老人的病榻前去。看见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我担心对孩子的心智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个在美国成长、受教育的“洋”孩子，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乡村的事情，是完全不懂的。
见到了叔祖。只见他躺在卧室里，眼睛紧闭着，胸部随着艰难的呼吸，一起一伏。按照乡间的习俗，他床上的蚊帐已经拆掉。这就表明，活着的人已经开始为垂死者准备后事。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牵挂，“往生者”可以早点往黄泉之路而去了。叔祖母见到我，眼眶马上红了，带着哭声说：“孩子，你总算赶回来了。你爷爷就是在等你呢，悠着一口气，拖了这么多天，你到底赶回来了！”说完，她对着我叔祖的耳朵说：“宝林回来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叔祖似乎想睁开眼睛，但没有成功。他于是点了点头，表示他心里明白。我对他说：“您有什么话要交代给我，我都会照办。”老人嘴巴动了几下，发出一串含糊的声音，根本听不清楚。我说：“您过去后，奶奶的生活，我们仍然会加以照料，绝不会撒手不管的。您听清了，就点点头。”老人顺从地点了点头。
想不到的是，我的儿子竟然找到村子西头的这栋老旧的土屋里，踏进了老人临终的卧室。他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伸出手来，摸着老人的额头，说：“老爷爷，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叔祖母喊着我叔祖的名字说：“义道，贝诺也回来看你了！”
更想不到的是，眼睛紧紧闭着的叔祖，这时，竟然拼命睁开了眼睛，飞快地扫了我儿子一眼，又紧紧地闭上了。我知道，这是来自血缘、来自骨肉之亲、来自人性深处的最后一搏。原本没有哭意的我，鼻子一酸，险些掉下泪来。儿子在一旁，摇着我说：“爸爸，老爷爷还有救，你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坐在那里等最坏的事情。”小小孩子，他也懂得避讳“死”这个词，他是用英语“the worst”来表达“死亡”的。
我坐在那里，无言以对。我知道，我的叔祖，尚不到70岁，只不过是摔跤后大腿骨折，无论如何都不该是致命的。叔祖母在一旁埋怨我的已经昼夜守护了几天、疲惫不堪的父亲：“你们也不早点把消息告诉宝林，他可以帮忙想办法呀！”父亲垂下头，说：“我们又不知道怎样打电话到美国。再说，他在那里，目前失业，连工作都没有，能想什么办法？”
城里的一群文学朋友，已经在郊区的一处“农家乐”餐馆，订好了为我万里归国接风洗尘的乡宴。他们一遍遍地打电话到送我回来的朋友的手机上，催促我们马上动身，务必在傍晚赶到100多里外的城郊。长途跋涉、身心俱疲的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叔祖，对他说，第二天再赶回村里看望他。
谁想到，刚走到十字街头停车的地方，一眼就在村民中间，见到了去年被卡车轧死的童年伙伴金兴成的母亲。她向我招手，感谢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的儿子（见散文《端午一哭》，载2002年7月17日、18日《世界日报》副刊）。我急忙走过去，拉着她的手。金兴成的母亲说：“孩子，谢谢你有这份心意。”这时，我的眼泪再也无法止住，当着几十位乡亲的面，在脸颊上奔涌而下。一位在乡村行医的老医生在一旁劝我说：“宝林，不哭了，你爷爷快死了，你都没有哭，却哭自己的同学，也算对得起去世的兴成了。”我含着眼泪，嗫嚅着说：“我爷爷是往那条路上走的老年人，而兴成却是年轻人，死得太惨了。”我摸出200元人民币，塞给金兴成的母亲，请她给兴成留下的孩子买一两件衣服，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她推让了半天，总算收下了。
3
从无奈的哀伤中，我带着儿子抽身，坐上朋友的汽车，向荆门城郊进发，去接受家乡文友的盛情款待。听说我怀念乡间的饮食，朋友便早早地在一处临着水塘的院落里，订好了一桌地道的农家菜，如黄焖鲫鱼、粉条烧土鸡等。朋友的情意和菜的味道，自然是好上加好，我的兴致却提不起来，因为，老家的村子里，毕竟有一个长辈只有一口气吊着，我答应第二天回去看他，肯定无法兑现。再说，我的旅途也确实太过劳顿，早晨我还在北京，这会儿已经坐在家乡的一座被称为“农家乐”的餐馆里了。我知道，这是供城里人到乡下换口味、体验乡村生活的地方，应该叫“乐农家”才好。可是，身为农家子，目睹几十年来农民当牛作马的命运、被千方百计压榨和歧视的事实，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乐不乐的。
晚上，回到宾馆，晚饭时不吃不喝的儿子，突然放声痛哭起来，泪水在他小小的脸颊上滚滚流下。我一时错愕不已，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大哭。
孩子说：“只不过是骨折，怎么会这样？！你为什么不送老爷爷去医院？你为什么不叫救护车？两年前我们见到他，他都好好的，现在却快死了。”无论我怎样劝他，他都不依不饶，一定要我答应第二天早晨叫一辆救护车到村里，将老爷爷送到医院抢救。
拗不过孩子，也拗不过良心，我第二天一早，打电话到村里。村里人说：“城里的医生早就下了结论，无法治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是浪费。”
听我在村里务农兼行医的堂妹夫金医生说，几个月前，叔祖摔了一跤，卧床不起。于是，一封又一封信，写到县里、镇里的民政干部，指责他们不来送他去医院看病。作为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他原本是不敢有这样大的脾气的。他所凭仗的，原来是自己的一丁点“革命”经历。沾“三中全会”的光，这个当了一辈子“地主”的人，在生命临近尾声的这十数年，倒多多少少受到了国家的一点照顾。在村里，老老少少百来口人，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秋收后卖了粮食，才会有点现款，有谁像他这样每个月有20多元钱的“民政补贴”呢？钱虽然不多，叔祖却极看重，觉得这是脸面，是荣耀，更是尊严，自己也大小算是这个国家的“功臣”。有了这种可笑的心理，他对乡里、镇上的干部，便多少有点不肯买账。这不，自己摔伤了，不想办法早日延医治理，却等着干部来送自己上医院。三五天过去了，十多天过去了，一两个月也过去了，镇上的几个干部实在拗不过他的骂人信，替他治病的钱又没有申请到，只好凑了一两百元钱，来村里看望了他一次，至于送医治疗，还得他自己想办法。
拖了这么久，实在扛不过痛，他去看病了，却没有去县上的人民医院，而是找了一个非法行医生的江湖医生，图的自然是省钱。那个人胡乱给他推拿一番，非但大腿粉碎性骨折的部分彻底错位，而且将他的手也弄骨折了。后来，村民用板车将他拖到县城的正经医院，医生一看，就说没救了。
贫穷和愚昧之间的关系，何为先，何为后，何为因，何为果，这正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一样，一言难尽。我只知道，它们之间的那种纠缠、那种难解难分，真正是“剪不断，理还乱”，贯穿了我40年来对中国乡村的全部关注，对中国农民真实命运的深刻同情。
应该说，较之中原某地卖血而成为艾滋村的乡村，位于江汉平原边缘、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我的家乡，应该算是天堂了。我的叔祖不惜一死，也不肯花掉老伴压在箱子底层、用手帕包了一层又一层的1000元人民币。面对垂死的亲人，我无话可说。我甚至连悲哀也无法感受到了。我掏出钱包来，给了垂泪的叔祖母500元人民币，算是略表自己的孝心。这个曾经走遍了半个中国、亲自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战场，而且在两支互相敌对的军队里服过役的职业军人，并因此成为统战对象、每月领取20元民政补贴的农民，这个在1978年以前连屁都不敢响响地放一个的前“地主”，就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迟至1985年，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夏天，我才得知，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某部的一个文化与军事教员。他拿出一张泛黄的立功证书，上面赫然盖着这支军队的朱红大印，签着师长、政委的大名，写着“荣立三等功一次”字样。他轻描淡写地说，有一天，他正在给新战士讲解炸药包的爆破要领，一位鲁莽的新兵好奇地拉燃了作为教材的一个真正的炸药包。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这位被俘的原“国军”上尉军官，急中生智，抱起炸药包，冲到操场边的悬崖，将炸药包扔了下去。这成了他日后宁肯躺在床上等死，也要等到乡镇干部来送他上医院的资本。在他看来，干部送他上医院，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荣耀。在当了几十年“地主”之后，这份荣耀足以抵消他忍受的种种羞辱。
我的手里保存着一份长达17页、他亲笔用歪歪扭扭的笔迹写在信笺纸上的我们程家的家族简况。这份日期为1997年5月30日的材料，应该算是一份珍贵的中国民间资料。它的价值在于，它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不过是一个无儿无女的长辈，试图延续后代对于家族本已渺茫的记忆而已，而这些后代，是否对这些沉谷子烂芝麻的事情有兴趣，却又不在他的考量之中。他选择将这份材料交给我，最根本的原因是，我是这个家族孙子辈中的长孙，而且又是一个舞文弄墨之人。
我将这份材料中涉及他的部分，原原本本地抄录在下面，连错别字也一仍其旧（括号内为本文作者所注）。
“我生于1927年3月24日，五岁那年，几乎被红军杀掉。六岁入学，面壁九年，1938年，日寇抵达河东（指汉江）罗汉寺，1940年渡过乡（应为襄河，汉江的别名）河，直抵荆门，我地成为沦陷区，亡国奴的遭遇，被奸掳烧杀，不选地点。不干（甘）心当亡国奴的我，1942年逃出沦陷区，负履（应为‘笈’）四川，住进国立战区进修学校，本来造就条件很好，奈日寇加剧侵华，出动大量飞机，轰炸剩余土地。眼见整个中华，就要灭亡，我不能再做亡国奴，1943年投笔从戎，1944年正式入青年军202师，临阵杀寇。原在学校加入‘三青团’，在青年军转为国民党员，历任国军少中上尉。1949年厦门岛解放，又在解放军31军92师234团一营三连干过文娱工作。1951年朝鲜战争打响了，又因我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员，被部队作了提前复转，回到家乡，土改时，施政者不管青红皂白，将我划为阶级敌人，一直拖（唾）弃几十年，叫我如何想得。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为我解决了问题，但我赤手空拳，囊如悬镜，其凄凉的晚景，不知如何结局。”
我自认为是个读书颇多的人，但从来不知道，汉语中还有“囊如悬镜”这个成语。我的叔祖留给了我这份材料、这个成语，大约算是一份遗产吧。至于结局，现在他和我已经了然于心。死神的无形之手，已经扼住了他的咽喉，他即使有千言万语，也无法讲给我这个并非他嫡亲的长孙听了。
4
我们家的土屋，与叔祖家的土屋，中间只隔着一户同样姓程的人家。男主人叫程家彦，辈分在我的曾祖辈上，与我家却并无任何亲缘关系。在上面提到的这份材料中，我读到了他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在伪军中当军官的他，带着一支手枪回到村里，有点耀武扬威、光宗耀祖的味道。不知怎的，得罪了当地的土匪，绑了他的票，缴了他的枪。我的曾祖父程家安老先生，受人之托，去找土匪头子说情，总算人枪双归了。我小时候，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位程姓长辈有一台乡村里罕见的收音机，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命根子一样。在夏夜的禾场上，我特别愿意坐在他的附近乘凉，为的就是旁听他的收音机。任何节目，对我饥渴的心灵来说，都是盛宴。我至今还记得收音机播报长江水位的那种类似于密语的播音：九江，涨，涨，三点一五米；芜湖，涨，涨，三点二三米……那些沿着一条大河散布着的水涨水跌的码头，激发了我对于远方的多少向往！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从同学手里借到了一本《说唐》，躲在田埂后面偷偷看，被扛着锹巡查稻田的他发现了。这个原“汪伪”政权的军官，坐在田埂上，和我这个小学生谈论起这本书来。我惊讶地发现，他对这本书是如此熟悉，书中所写的那些隋朝好汉李元霸、单雄信、秦叔宝，还有我们程家的祖宗程咬金，他都了如指掌。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年我从四川回老家探亲，见到他的屋子上了锁，这才得知他已经喝农药自杀了，原因很简单：在公路养护段上班的儿子打扑克输了100多元钱，他劝不住儿子，一气之下，一死了之。这次回去，他的老屋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了。
行文至此，似乎扯得远了点，但总归离不了一个主题：乡村里的死亡。最近，在美国侨报上读到一则关于中国自杀情况的报道，上面说，中国80%的自杀发生在农村，而农民的自杀方式80%是喝农药。这完全印证了我的亲身感受。在我的记忆里，本村与邻村喝农药自杀的不下10多人，而我的一位同学在镇上的卫生院当医生，最擅长的就是抢救农药中毒。他说，每到夏天，是农民喝农药自杀的旺季，一两天就会遇到一位。村民们甚至已经积累了经验：他们在用板车、拖拉机将口吐白沫的喝药者（大多是妇女）拉到卫生院时，常常会记得将自杀者用过的农药瓶也带在身边，让医生一看就知道，喝的是“敌敌畏”还是“乐果”，或是其他什么农药。于是，三下五除二，利利索索地推进简陋的手术室，灌肠、洗胃，是否能够起死回生，就看寻短见者的命大命小了。
我小时候，我们家和叔祖家，关系并不好，两家人互不来往，连话都不说。我的母亲与叔祖的妻子，更是宛如仇人。结怨的原因，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冲突。我记得，导火索大致是这样的：当时的湖北农村，农民必须卖一头猪给供销社，才有过年时杀一头猪的权利。叔祖家老两口，无力养两头猪来杀一卖一。而我们家，祖孙四辈，十几口人，开销大，需要卖猪来给孩子们凑书本费、学杂费等。两家人商量，我们卖两头猪，其中一头算是他们家的“任务猪”指标，他们家养的一口猪过年时则宰杀掉，两家人分肉，我们家分的肉以市价算钱给他们。谁知春节前夕杀猪时，两家却起了纠纷。我们家认为，我们有十几口人，老人有四口，孩子有五六个，都特别需要营养，应该略为多分一点肉；他们家只有两个人，四双筷子，少分一点肉，应该是公平的。谁知，叔祖的妻子坚决不依，非但坚持要平分，而且还要膘肥肉多的半边猪肉。我的爷爷与叔祖，本是兄弟手足，为了半边猪肉，变得互不理睬了。
母亲不能原谅叔祖母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母亲从她门前过，没有称呼她“婶母”，她就骂我母亲，甚至扯过一根长竹竿，追打我母亲。母亲后来说：“她太不配当长辈了！我也是有儿有女的人，她拿竹竿追打我，我还像个当娘的人吗？”
1980年我上大学后，眼界开阔了。我觉得，过去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所造成的恩怨，应该终结。叔祖毕竟是我们程家的长辈，他无人赡养，本已可怜；我们这些晚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一点照料，应该算是无愧祖先、有益子孙的事情。母亲很不情愿，说：“你还记得吗？你考上大学，村子里一片轰动。”她却坐在门口，冷言冷语地说：“考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人家当飞行员才了不起！”叔祖母指的是她娘家村子里有人被招成了飞行员。我从北京第一次放寒假回村，买了几包北京的土产，如蜜枣之类，到村子西边看望两位与我们家十多年互不来往的长辈，第一次喊了一声“爷爷、奶奶”。他们忙不迭地答应，拿出腊鸡要蒸给我吃。两家人又开始走动了。
母亲的心结仍然没有解开。她说：“生产队那会儿，时兴评工分，我亲耳听到他跟队长说，应风（我父亲的名字）慢手慢脚，出勤一天，值不了10分工，记8分工就差不多了。”母亲恨恨不平：“哪有胳膊朝外拐的？他考虑过他有6个孙辈，要上学、要吃饭吗？他给你们买过一支铅笔、一个本子没有？现在我们家好起来了，他倒和我们攀起亲来。”母亲的话确实不假，但我劝慰母亲说：“如果这样计较，这个疙瘩就永远解不开了。”
几年前，我听说叔祖生病了，可能是胃癌。我便托回国的朋友，寄了1000元人民币给他治病。过了几天，我打电话给母亲，母亲劈头盖脸就数落了我一番：“孩子，你也太大手大脚了，给两三百块钱就差不多了，你一给就是1000块！你知不知道，农民辛苦一年下来，能不能赚1000块，都成问题！”我对母亲解释说，在农村，1000元人民币固然不少，但在美国确实算不了什么。母亲对此一直不能释怀。我深爱我的母亲，我也深知，她被极端的贫困所长年压迫的心灵，在面对钱的时候，或多或少表现出了一种失常的节俭和吝啬。我对她讲，要她搬进城里居住后，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要怕费钱。她有六个子女，个个成家立业，几乎都有体面的工作，长子又在美国，大小也是一个“老板”，无论如何她要大方一点。我们的话，却很难在她身上奏效。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时候连五分钱的“合作医疗”挂号费都没有。这样的赤贫，是几代中国人的羞耻和悲哀、无奈与无望。
现在，又一个农民，将要从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上消失了。作为土地的仆人、国家的佃户，他们比城里人，至少拥有一项特权：死后不必花数千元钱，在公墓里买一个栖身的小穴或小龛。他们在田边地角的坟地里，天经地义地占有一小块土地。几年前，叔祖和我谈起他的后事，嘱咐我，一是要为我们程家的曾祖父立一块墓碑；二是为他也立一块，上面的碑文是“抗日军人程义道之墓”。我问他买什么骨灰盒为好，他笑了笑说：“那只是个瞌睡匣子，越便宜越好。”
“瞌睡匣子”这样视死如归的比喻，就这样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5
我离开老家4天之后，叔祖一命归西。
这几天，在城里，在文朋诗友的款待之中，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我在家乡只能停留十多天，如果老人家这口气在此期间仍没有咽下，我就要带着儿子从湖北飞到四川去了。我既无力将他从死亡线上拉回，又不能亲自安葬他这个将家史交给我的长辈，我的内心一定是十分遗憾的，尽管我承认母亲的话：在我们家最困难的那些年头，他一分钱也没有资助过我们，我们这些孙辈，也从来没有吃过他家的一口饭、喝过一口水。而叔祖母连续若干年，义务担任村支书家的保姆，将书记的两个孙女带大，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
死讯传到城里，坦率地说，我们都松了一口气。特别是我的父亲，在那样炎热的盛夏，在蚊子叮咬的土屋里，通宵守候，一会儿帮忙翻身，一会儿擦屎接尿，亲生儿子都难以承受，何况我父亲只是他的侄子，熬了十多天，连从万里之外回来探亲的长子和长孙都丢在一边，无暇顾及，应该算是问心无愧了。
我的父母，加上我们兄弟三人，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村里，料理叔祖的丧事。我将儿子交付给大弟媳照料，骗他说，我们走亲戚去了。我的儿子只对打游戏有兴趣，没有多问。
汽车走到离村5里远的乡场上，我们买了几个花圈。我提出要买鞭炮，母亲说：“鞭炮到村里去买。我们家对面的程姑，就开着杂货店，有生意应该照顾她。”母亲的话很有道理，我们于是继续前行。
到了村子中心，只见我家门前已经散坐了一些村民，都是来帮忙料理丧事的。按照当地的乡俗，凡是帮忙料理丧事的，或是曾经前来致祭的，都会吃一顿饭。乡村里，祭品其实很简单，不过是一挂鞭炮、一两扎纸钱而已，不像城里，一般是送挽幛或是奠仪。城里人与乡下人经济地位的巨大悬殊，在祭奠死者这一方面，也显示得如此清晰。
我走进叔祖的土屋。几天前试图对我说什么话的他，此刻被一块白布从头到脚盖着。变成灵堂的堂屋里，燃着香烛。主持丧事的原生产队长、我称为“范叔叔”的村民（我曾经在他治下挣过好几年的工分），将我父亲唤过去，将一块长白布，扎在了他的衣领上。这就是所谓孝子的装束了。待会儿，祭奠和出殡时，父亲要对所有的来宾，一一下跪致谢。对中国人来说，“跪”是礼节中的极端，而“跪”又是有讲究的，不然，就不会有“男儿膝下有黄金”这样的话了。不过，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死者遗体前磕头，要双膝跪地，而父亲叩谢吊客却只需要单膝着地就可以了。
我们这些孙辈，每个人发了一条窄窄的白布，扎在左臂上。这称为“孝巾”。凡是前来致祭的村民，都会得到一条，据说，戴上它，会得到死者在阴间的保佑。
自从我的父母两三年前搬进城里以后就一直空着的祖屋，此刻又热闹起来。门前用柴油桶做成的灶里，木材熊熊燃烧，蒸笼里漫出粉蒸肉与粉蒸鱼的香气。这都是我在美国日思夜想的家乡美食，我原本指望这次暑假回家，可以好好享受一番，以慰异国他乡的故土之思。几天来，在城里朋友们安排的接风洗尘的宴席上一直没有吃上，想不到在自己叔祖的葬礼上，第一次有机会品尝。
这时，宴客的时间到了。乡民们纷纷入席，喝酒、吃肉，我的母亲突然放下筷子，站起来，对大家说：“我看，凡是得到他老人家好处的人，都有义务出安葬费，不能让我家宝林一个人出钱。他又没有得到过什么好处。他从小学读到大学，这个爷爷给他买过一根铅笔没有？”
我的心里实在难受极了。我也站起来，对母亲说：“妈，你不要再说了。人都死了，还提那些过去的事情干什么！我愿意出钱，求自己心安而已。”母亲说：“我并不是真的要那些人出钱，我只是要告诉那些得了好处的人：我们不傻。”
原来，我们刚进村时，主持丧事的原生产队长，将我和另一个本家兄弟─在附近一所中学任教的一位老师─叫到一边，和我们商量丧事。他开门见山用乡下土话说：“按照我们这里安葬五保户的规矩，村里只出1000元丧葬费。我算了一下，这1000元钱，无论如何是无法将老头子拖下坑的。大约短缺500元左右，你们兄弟俩商量一下，把这笔钱摊下来。你们这里答应了，我才好请人去坟地里动土。”母亲在旁边悄悄地听到了这番对话，心里不免有几分不满。
这个本家兄弟，便属于我母亲所暗指的得到过我叔祖好处的人。确实，他小时候，几乎是寄养在叔祖家的。我说：“老弟，你在乡镇上教书，也不富裕。我在美国，钱毕竟挣得多一点，全部由我出算了。”他坚持和我分摊。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出300元，不足的部分由他出。我当即掏出钱包，拿出钱来递给这位前队长。范叔叔忙不迭地说：“让你吃亏了，让你吃亏了！”他哪里知道，这点钱在美国只抵得上一天的房租。
范叔叔说：“请不请唢呐呢？请了，叔祖母脸上好看些；不请，可以替你们省下200块钱来。”我说：“那就请吧，我来出钱。遭了一辈子罪，临走热闹一下也好。”范叔叔却面露难色地说：“我看还是算了。你看，快到中午了。天气热，老人已经停放一夜了，还是早点入土为安。”这时，雇来的殡葬车也从村外开进，停在了叔祖的门前，村子的入口燃起一串长长的鞭炮，中间夹杂着几声亲戚的哭泣。这哭泣，多半来自我的几个堂姑。
果然，在人群中，我一眼就看见了桃姑。她是我父母的堂妹，与我血缘关系虽然已经较远，但在情感上却很亲我们这些子侄。记得我读大学那几年，每逢放假，她都要走好几里路，到我家来，请我这个远近闻名的大学生侄儿到她家做客，吩咐她的丈夫，或是孩子，骑自行车到20里外的后港镇上买鱼。有一次，我实在不愿意去，嫌天气太热，她的眼圈马上变红了。她带着哭音说：“你到我家吃顿饭，村里的人都会高看我几眼。”我哪里知道，她嫁到那个村后，先是丧夫，后是招赘，而上门女婿人太老实，在村里受气，在家里与前夫留下的孩子也相处不好。她指望我这个有“出息”的侄子能光临她家，给她带来点光彩和脸面，可我却不情愿在大热天走几里土路，仅仅为了吃她一顿饭。
桃姑看到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原来胖胖的、壮壮的桃姑，如今已经枯瘦得如同一段木头了。临回国前，我才从妹妹那里得知，桃姑两年前就患上了妇科病，下身常常出血，没有钱，更舍不得钱，一直没有去检查，以为熬一熬、挺一挺，就可以挺过去。她对家里人说：“超过1000块钱，就不必治疗了，免得给刚结婚的孩子背一身债。”不久前，实在痛得熬不住，她到了荆门城里，请我妹妹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已是宫颈癌晚期。在城里，如果确诊得早，花一两万元、至多两三万元人民币就可以施行切除手术，成功率很高。但在乡下，至少是在我们那个“鱼米之乡”的乡下，这个金额的手术费，对农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想都不敢想。
我身上带的钱已经不多，我拿了300元钱，悄悄塞到桃姑的手里。妹妹曾在国际电话中告诉我，她带桃姑去医院诊断后，心情沉重，留她在家住了三天，送她回乡下时，给了200元钱，谁知桃姑在路上却弄丢了一张100元的票子，害得桃姑哭了一场。我无话可说，只好吩咐她说：“姑姑，你把这点钱装好，想吃什么，就给自己买一点。都到这个份上了，不要舍不得。”
桃姑放声大哭起来，拉着我的手说：“宝儿，你下次回来，就看不见姑姑了！”
姑姑！
6
叔祖干瘪、瘦小的遗体，被从灵堂里抬出来，塞进了殡葬车内的铁匣中。又一阵鞭炮之后，黑糊糊的、丑陋不堪的殡葬车，朝镇上的火葬场驶去。和我一起分摊丧葬费的那位本家兄弟，坐着一辆租来的、肮脏不堪的“桑塔纳”，和我父亲一起，亲自送老人入焚化炉。我则留在村里，和前来帮忙的村民话话家常，并且，到不幸死于非命的童年伙伴金兴成的坟上，放一挂鞭炮致祭。
陪我前去的，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堂妹夫“金医生”。在路上，我问起村里30多户人家的经济状况，他将哪家穷，哪家富，一一报给我听。据他说，我家斜对面的程顺道家，应是村里的首富，肯定不少于5万元存款；其他几户，存款也有万元左右。我听了，叹了一口气。记得1994年3月，我采访路过老家时，回了一趟村里，这位堂妹夫拿出一个账本来，上面详细地记载了他1993年的收支情况：7亩水稻田，亩产均达到1200斤左右，除掉提留、摊派、税款，减去化肥、水费、农药等投资，总共赚了200元人民币！一年里，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收获。而两个孩子读小学、初中，一学期光学费就得几百元。幸亏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给乡亲们看个头痛脑热，有点额外收入，否则，实在不知怎么办才好。那次，我提出将他的那份账本带回四川，写文章时作第一手资料。堂妹夫犹豫了片刻，同意我的请求，但提出了一项附带条件：不能使用他的真实姓名。
我问他：“你怕什么？你怕剥夺你种地的权利吗？”
在给伙伴上坟的路上，我也问起了他在荆门城里“行医”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他到荆门，在一条偏僻的街上租了一个门面，开门应诊，当起了没有行医执照的“地下医生”。他将药柜藏在卧室里，不敢挂牌，只靠熟人介绍病人，开药不给处方，以免被抓住把柄；凡是需要打针的病，哪怕是最寻常的青霉素、链霉素，他一概不看，以免出医疗事故。这样行医，病人自然少而又少，所得连房租都难以为继。我曾打电话给父母，请他们捎话给他，劝他不要这样铤而走险。在美国，非法行医，人命关天，可不是一项轻罪，那可是要坐大狱的！金医生终于回到村里，老老实实地过自己半是农民半是医生的日子。
金兴成的坟，因为村里的坟场已“人满为患”，被安置在了村西的一处坡地上。在那里，还埋着金医生弟弟的儿子。那个10岁左右的孩子，几年前我就听说患了白血病，现在，已经变成一堆土了。我给金兴成放了一挂鞭，烧了一沓纸钱，并且，按照金医生的吩咐，半躬着腰，给这为童年伙伴作了三个揖。金医生说，按照农村的风俗，祭奠同辈的人，是不可以行跪礼的，死者消受不起，对生者也不吉利。我离家已20多年，民俗的东西已经淡忘了许多，我记得的只是那句古诗：“死者长己矣，生者常戚戚。”
我俩回到村里时，那辆殡葬车已经从火葬场返回。此刻，是送逝者归土的时刻了。
叔祖不多的几个亲戚都来了，加上村里姓程，或是跟程姓沾亲带故的村民，都不约而同地到了村子东边松树林边缘的公共坟地。从外村请来的道士先生，带着罗盘，测量了风水，用石灰画好了墓穴的四周。前面提到的我村首富程顺道的二儿子，人称为“大金平”的一位30多岁的村民，用锹熟练地铲开草皮，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深若尺许的坑。叔祖的骨灰盒将安葬在这个坑里。我的邻居，我喊“应平叔”的一位长辈，则拿起瓦刀，用碎砖盖起了一个拱形的小屋，刚好可以容纳下一个瓷坛。
道士先生口里念念有词，朝墓穴的前后左右各撒了一把大米，然后，吩咐村民们，到墓穴的下方取土。这样，这块墓地就是吉墓，有益子孙，也对得起他的100元勘踏费。
可是，“下方”是一块旱地，种着一点稀稀拉拉的芝麻。更麻烦的是，这块旱地属于另一个村的一户村民。在未得到许可之前，擅自在别人的庄稼地里取土培坟，不仅犯了乡村的大忌，而且还可能导致一场械斗。
村民们都推举我，说就数我面子大，要我和在当地报社当记者的弟弟，到邻村找那户人家求情、协商。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我和弟弟踏着田埂，向邻村走去。一路上，我都在想，我走了那么远，自以为和故乡、和留在故乡的亲人、乡亲，已经隔了两万里，却原来离得这样近。几天前，我还踏在旧金山绿草如茵的草地上，而此刻，我的脚又重新踏在了我发誓要永远背叛的田埂上，脚下同样是绿色的草，只不过，这里的草竟然有如此深的涩味。
那户人家倒很通情达理，爽快同意我们在他家的旱地里取土培坟。弟弟拿出10元钱，硬塞给那位村民，说是“青苗损失费”。几番推辞，那人终于收下了。
等我们兄弟俩回到坟地时，安葬进入最后的程序。那个我称为“应平叔”的人，将骨灰坛放入砌好的“小屋”里，然后，将叔祖生前喜爱的一台收音机，音量开得大大的，放入“屋”内。这时，道士先生喊一声：“来生多子多孙，洪福齐天！”在他的听不清唱词的古怪的吟唱声中，村民们一声吆喝，将第一担土倒在了坟头。装土的农具不够，我和弟弟就用一个装化肥的尼龙袋子，将黑黑的、肥肥的故乡土，盖在叔祖的身上。这个原“国军”上尉军官，这个原解放军“解放战士”（当时对被俘经“教育”成为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人的称呼），这个荆门市沙洋县高阳镇歇张村三组的资深农民，就这样，因为腿部的一次骨折，走完了自己69年的人生。
最后一项仪式是将他的一件破棉袄烧掉，让他在阴间有御寒之物，并且，将他的一双鞋子朝田野里相反的方向扔去。我至今不知道，这到底有什么寓意。
随着新土越堆越高，收音机的播音越来越微弱，终于彻底喑哑了。有位亲戚在抱怨，说应该换一副新电池，这样可以听得久一点。另一位村民表示反对，说只要没有空气，收音机就会哑掉。两人的争执在此刻涉及了彼此都毫无所知的无线电学。
我默默地培着土，抬头就看见了范元国。按辈分，我喊他“元国爹”。
7
元国爹，这是我一生中都不会忘记的人物。
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他是村里的铁匠，铺子就设在我家隔壁。如果说我的童年和工业有什么关系的话，这个铁匠铺大概是首选。我的童年，就是在他的铁锤叮叮当当的锻打声中度过的。而我童年时代的第一件恐怖的祸事，也正是由他而起。
那是1970年左右的事情，我已有了清晰的记忆，而我的弟妹们却未必知情。20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农业中学毕业后，当了一个月的某农业机械厂的学徒工，因我爷爷是地主成分，而被赶回农村。生产队见他好歹进过工厂，便安排他进了铁匠铺，跟着元国爹学打铁。当时，元国爹“承包”了这个铁匠铺，由于他购进了一批根本无法使用的废铁，导致亏损了300多元。这笔债拖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生产队向他追讨，他无力支付，于是想了一个狠招，逼我父亲替他支付70元债务。
我父亲当时连报酬都没有，更没有参与经营，只不过是一个跟他学挥大锤的学徒，况且，事隔十多年，怎么突然逼迫我家帮他还债呢？当时，我只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我已经知道，这太不公平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元国爹是队里的“贫下中农协会主席”（简称“贫协”），我爷爷是村里的地主（我后来才知道，我的爷爷和我的叔祖一样，既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被俘后也在解放军里打过仗，均在1950年前后被精减回家当地主）。政治地位上的天地悬殊，在那样严酷的年代里是足以致命的。我奶奶哭着吩咐我，要我任何时候都跟着爷爷，特别是当爷爷到厨房里，或是到村外水塘边时。我不懂，我奶奶就解释说：“你爷爷被逼得没法子，想死了算了。他要把自己的两只手绑在背后，倒栽到水缸里淹死！”
奶奶的哭、奶奶的吩咐，刀子一样刺在我的心头。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幼小的心灵，就被死亡所笼罩。这是我为什么对于任何形式的死亡展示与死亡恐吓，怀着深入骨髓的恐惧与厌恶的根本原因。只有我才知道，它对于柔弱的心灵有多大的伤害。前不久，看到在家乡教初中的一位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谈自己奉命带着学生去参加宣判大会的复杂感受。在那次大会上，一位年仅19岁的、只不过盗窃作案19起、金额不过数万元人民币，没有欠下任何人命的罪犯，竟然被我们的国家机器，当着那么多充当看客的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面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我记得，我读那篇文章时流下了悲悯的眼泪。我为那个被恶法所虐杀的孩子哭泣，也为那些不得不参加极不人道、极不文明的所谓“公审公判”大会的孩子们哭泣。我知道，他们远未成熟的心灵里，有几颗子弹从此掠过，引起灵魂深处久久难平的惊悸与恐惧。我固然爱我的国家，但决不爱它为世所病的那堪称残酷的一部分，这其中就包括了将无数非暴力犯罪的人，如贪污分子、盗窃犯，以及其他并未侵犯生命权的财产犯罪者处以极刑的传统和惯性。
后来，多亏了队里领导还算处事公平，没有强逼我们家代人还债。但是，区区70元人民币，现在，在旧金山，如果换算成美元，略多于一小时的法定最低时薪，当年却险些逼出一条人命。这是我童年时上过的深刻一课，让我知道了什么叫“贫困”，尽管每篇作文上，我们仍然习惯于用这样的句子开头：我们从小过着幸福的生活。
元国爹早就失去了往昔贫协主席的地位。常年打铁，他的背驼得厉害，一边帮着培坟，一边咳嗽。我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村里有一户人家打棺材（乡民们为避讳，常称之为“寿材”），他曾经为了和别人赌一包杂糖，躺进刚刚打好的棺材里，和他打赌的另几个木匠，赶紧将棺材盖住，将他憋了老半天。他爬出来时，脸憋得通红，还哈哈地笑。当时，我差点忘了他就是几年前险些逼死我爷爷的那个铁匠。
8
我带着儿子回到美国，生活又回到了平常与宁静之中。儿子偶尔会想起他在老家村子里见过的那位奄奄一息的老爷爷。他会催我打电话回去，问候老爷爷，寄点钱给他，希望他好起来。面对孩子的善良，想起他在家乡宾馆长达40分钟的痛哭，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老爷爷已经埋在地下好几个月了。
叔祖在留给我的那份家史中，在谈到自己的后事时，是这样写的：
“至于我自己，只有一句话：人死灯灭。”
我承认，在我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我还从来没有写出过如此形象生动、如此具有情感张力、如此令人悲哀难言的句子。
人死，灯灭。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着他去的那个世界。
前几天，打电话给母亲，问起村里的情况。母亲犹豫了片刻，告诉了我两条坏消息：
前些天，元国爹死了。是喝农药死的。他得了肺癌，在深圳打工的小儿子赶回来，照顾了两天，又要赶回深圳去了。一位爱开玩笑的村民对元国爹说：“我看你趁你两个儿子都在家，喝药死了算啦，何必拖半年一年，那时，儿子回来给你送葬，不又得掏路费？”
当天晚上，元国爹果然喝了农药。小儿子那天一早上路，往深圳方向赶，在5里外的乡场上，被村里报凶信的村民骑摩托车追上了。省下了儿子的路费，元国爹该瞑目了。
第二条坏消息，母亲犹豫得更久，终于在越洋电话那端，讲给了我听：我们村首富程顺道的二儿子，也就是前文中所述替我叔祖挖墓穴的那位“大金平”，诊断出患了胃癌，医院打开他的肚子后，又给缝上，现在已经拖回家来，说是过不了今年的年关。母亲带着哭声说：“村里就数这孩子挣钱挣得苦，又是种地，又是开拖拉机跑运输，还帮人理发，好不容易攒点钱，现在，再多的钱也救不了他的命了。40岁都不到，他的爹妈怎么想得过哟！”
我在电话这头，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那个村子，近年来日渐衰落，像是受了恶咒一样，死于非命的、绝症的，越来越多了。而在短短的十多年前，这村子里曾经出过十多个大学生，如今，再也没有人指望考上大学了。
这个程顺道，靠开家庭杂货店，贩卖化肥、农药，日子比其他村民好过些，钱却抠得格外紧。他家在村里人缘不佳，与我们家的关系也不好，他甚至还殴打过我的母亲。母亲在电话那头说：“我前头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得一夜没睡好。我明天让你二弟回一趟村里，看望一下元国爹的爱人，还有大金平，每人给50块钱，表示一下心意。我们搬进了城，可老屋还在村里，还是村里人呢！”对母亲的决定，我感到欣慰。
母亲在电话里说，几十年前原队长修的地道，通到我家的老屋下面，现在已经下陷，我一直住到18岁出门远行的那间卧室，倾斜得吓人，怕是马上要倒塌了，问我是不是将它拆除。我吩咐母亲，赶紧请乡亲们帮忙拆掉，免得垮塌时伤着了人。
放下电话，我怅然地在电话机旁发呆。在乡亲们日渐凋零、老屋也日渐倾颓的那个小村里，我是永不回头的背叛者、土地的逆子；而在我尚不拥有任何物业与土地的美国，回望我的父辈与祖辈，乃至祖祖辈辈生生死死的土地，我默然地流出的，只能是一行咸咸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