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秋，我考上了北京的大学，第一次离开村子，去闯外面的世界。
在荆门上的火车，那时还叫县城。尽管不止一次想象过火车的样子，但看见它那样长、那样壮，抵得上一千头牯牛的力气，我还是吓了一跳。那年我十八岁，经历过不少新鲜事儿，包括看见了黑白电视机。第一次看的节目是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岷江行》。至今我也没有去过哈尔滨，后来却来到了岷江边，成了川西人。
第一次出远门的情景是终生难忘的。我背着大绿叶衬大红花的被子，提着网兜，里面装着一个脸盆、几件衣服。亲戚们凑的一百二十元钱，被母亲缝在内裤里。我的一个叔叔在铁路上工作，是我家唯一吃“商品粮”的亲戚。他亲自来接我上火车。在车上，他没有买票。从荆门到襄樊三个小时的旅途，我一直忐忑不安，连窗外的景色也无法减轻我的担忧—我生怕他被乘务员抓起来。
快到襄樊时，乘务员终于来查票了。我的叔叔摸出一个又旧又脏的本子，在那人面前晃了晃，说：“我是襄北机务段的，这是我侄子，到北京上大学去。”我叔叔挺自豪。
那时候，上大学还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尤其是去首都上大学。
襄北实际上是一个小站，但襄渝、焦枝线在这里交会，这是中学地理课上学的。叔叔带我到了他工作的单位食堂。原来十多年来，让我们家引以为豪、经常周济我们家的这个叔叔，是一名炊事员。
怪不得农村的人都梦想吃上“商品粮”，原来国家单位的面粉这样白、馒头这样好吃，连咸菜都跟农村的不同。单位里还有澡堂子，人们赤条条地泡在一池热水里，说一些跟天气、庄稼和收成无关的话。叔叔带我去洗澡时我很不情愿当众脱衣服，其实我更担心的是藏在内裤的钱被人偷走。
洗完澡，去叔叔的一个同事家吃饭。男主人是火车司机，姓李。女主人姓什么，我不知道。叔叔每次回乡下，都会帮他买些鸡蛋、糯米之类的东西。她家的菜很丰富，但我却说不出什么名堂。
吃完饭，女主人看我穿的是“的确良”衬衣，夸奖说料子好。那是我妈妈用砍柴的钱给我缝的，乡村裁缝的手艺。但五颗纽扣却是我妈妈亲手缝的。儿子走得远，她要缝得格外牢固才行。
在白色的衬衣上，缝着五颗黑色的纽扣。那是我母亲最后一次给我缝纽扣。妈妈是文盲。她的审美观只有一种：醒目。农民们都偏爱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
这个年约四十岁、胖胖的女主人，操着北方口音对我说：“孩子，白衬衣配黑纽扣，不好看，我给你换成白纽扣吧？”
由于没有替换的衬衣，我又不好意思在陌生人面前光着上身，她就让我穿着，用剪刀将黑纽扣一粒粒剪下，又一粒粒地缝上白纽扣。她埋头用牙齿将线头咬断的姿势，和我妈妈一模一样。
我知道，大学毕业后，我要买衣服穿，而不是缝衣服。我也不会给我的儿子缝纽扣。这个陌生的、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城里女人，改正了我母亲的一项小小的审美“错误”，在我即将进入城市的前夕。我相信，在初入京城的那个秋天，班上洋气的女生们从来没有讪笑过我乡里乡气的衬衣，一定跟这五颗白色的纽扣有关。
穿上衬衣我精神爽朗，到理发店去剪长长的头发。从此，我将需要理发师，而不是村里那个瘸腿的剃头匠了。我对理发师说：“请将我的头发剪掉二分之一。”理发师生气地说：“你干吗不说剪掉一半？”我一脸尴尬。
八年后的1988年，也是秋天，悲伤的季节——我挚爱的奶奶去世了。回家奔丧后，途经襄樊返回四川，我顺路去看望叔叔。他仍在起早熬夜地为铁路工人做饭，他的收入，只是当记者的我的几分之一。
他说：“你还记得小虎子的妈妈吗？”
我当然记得，那个给我换纽扣的中年妇女。
我买了点礼物去看望她。她已经略显衰老了。当年那个叫“小虎子”的小孩，已长得像一座铁塔，也当了火车司机。谈话中说起我上大学时的样子，又老实，又憨厚，怯生生的。现在，已经一点影子都没有了。
我成了城里人，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我说起纽扣。她笑了笑，说：“你换下的纽扣，我还保存着呢！”她走进卧室，翻出一个纸包，里面果然装着那些黑纽扣。
我没有将那个纸包带走，而是留给了那个渐入老年的妇女。我知道，这对我是一种警策，更是一种激励。
我只知道，那女人是“小虎子的妈妈”。
二
1997年春节，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湖北乡下的老家，辞别双亲，踏上漫长的赴美之路。父亲一脸喜气，母亲却忧心忡忡地问我：“儿啊，到美国要坐几天几夜的火车吧？”我说：“妈，中国到美国，不通火车的，中间隔着太平洋。坐飞机都得十几个小时呢！”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她快六十岁了，见过的最大的水域就是村西的水库，太平洋对她来说闻所未闻。
我不能笑母亲。她不识字，但她养育的六个儿女中，却有五个读了大学，现在都在城里体体面面地谋生，她也早已升级为祖母和外婆。现在，她的长子，马上就要举家到美国定居去了。在方圆百里的范围内，祖祖辈辈还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去过外国呢！
大年初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们带着四个孙辈如归巢燕子，挤满了几间土墙瓦房，一屋子人声鼎沸，全家人喜气洋洋。吃过饭后，母亲悄悄将我和妻子叫到她的卧室，神色有点异常。她从一个陈旧不堪的箱子里，取出一块红布。打开红布，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纸上是三四截乌色的金属断片。母亲说：“这是你小时候戴过的项圈，银子的。那一年‘破四旧’时，被村干部用石头砸断了，我一直给你留着。”
我尘封的记忆一下子被闪电照亮了。这是我童年时代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还有那张写着生辰八字的纸，我的母亲为我保存了三十多年！按算命先生的说法，那就是我的运，我的命。母亲告诉我：我刚出生时，体弱多病，怕养不活，就听算命先生的话，将娘家陪嫁的银手镯打成一根项圈，戴在我的脖子上，将我拴牢，不要让阎王爷牵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全村孩子中只有我这个“地主”的长孙戴着银项圈，天知道父母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母亲将这几截银项圈递给我的妻子说：“姑娘（湖北人昵称女儿、儿媳为‘姑娘’），我没有什么稀罕东西送给你。你拿这根项圈打一对手镯，带到美国去，保你们全家平平安安，对娘也是一个念想（当地土话，意即可以睹物思人），立定了脚就早点回来，让我看看长孙子。那时，怕是他的洋话听不懂呢！”母亲的眼泪流下来了。
曾戴在母亲手上的银镯子，变成了我童年脖子上的项圈；曾戴在我脖子上的项圈，如今又重新变成了手镯，戴在我妻子的手上。这是一种怎样的轮回？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牵连？当我将一枚迟来的钻戒戴在妻子的手指上时，看到那对银手镯，因长期佩戴，已恢复了往昔闪闪的银色，与钻戒交相辉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