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凌晨，从镇上寄宿中学回家过星期天的我，正在酣睡中，忽然被摇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床前站着母亲和奶奶。她们的脸上，透露出一种极庄严、极神圣的表情，夹杂着几分神秘的喜悦。
我揉揉眼睛，掩着被子斜躺起来。对于天不亮就被叫醒，感到相当恼火。那是高考复习最玩命的阶段，平时在学校里，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只有星期天回家，才可以多睡一会儿。
母亲再次开口时，我就知道了她的意图。原来，母亲和奶奶反复磋商，为我的“终身大事”（乡下人用来替代“婚姻”一词的同义语）提出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拐弯抹角的某个姨妈的女儿，长得人高马大，比我整整高一个头，她属于智力低下的那类孩子，上了五年小学，一直都在读一年级；另一个是我母亲堂兄的女儿，算是我的表姐，和前者相比，要聪明得多—读到小学三年级，就拼死拼活不读书了。
我前天晚上临睡前，就听见母亲和奶奶在隔壁低声交谈，煤油灯把她们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我刚好能够看见。原来她们“密谋”的，是这样一件大事。
我感到屈辱，自尊心受到了极严重的伤害。我“呼”地一下坐起来，把腿上的被子一脚踢开，粗暴地吼道：“我的事情不要你们瞎操心！”在我母亲看来，我能否考上大学倒还在其次，至关重要的是，我必须讨一个能和我共同生儿育女的老婆。我理解母亲的心病。我们家极其贫穷，劳力少，人口多，爷爷又曾是“地主”，我要找个好姑娘，这是难于上青天。家乡是愚陋的地方，盛行早订婚，母亲生怕乡村里的姑娘都被人捷足先登，便早早地提出了两户亲戚的女儿以备择善而娶，颇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精明，没想到却遭到了我的无情否决。
那年，我17岁，已经渐明世事，心里默默喜欢的，是村里一个裁缝的女儿，只有她才心灵手巧，穿得也整齐。我如果考不上大学，陷在泥土里当一个农民，她当然是不见得肯嫁给我，但她心里喜欢我却是不容置疑的。幸运的是，我是镇上那所中学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全市范围的统一考试，每次我都名列前茅。我的母亲和奶奶，完全忽略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最多再过两个月，我就要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轨迹，远远地离开这荒僻的乡村。
果然，两个月后，我以全市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的一所著名的大学录取。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偏偏要在高考前夕，在那样关键的时刻，迫不及待地给我提亲，而候选人又是那样绝对不会让人产生爱意，而只能滋生同情。
我素来被乡邻们公认为孝顺的儿子，但在终身大事上，我还是坚决地拂逆了母亲的心愿。在那个莫名其妙的夏日凌晨，我对母亲宣称：我要找一个漂漂亮亮、白白净净、知书识礼的城里女孩做我的妻子，使小镇上供销社里卖布匹的那几个姑娘都要自愧弗如。
我此后在城里的一切奋斗，都多少跟这一伟大理想有关。母亲的态度很暧昧，似乎颇为我的宏愿高兴，但同时又对此深为恼火。在我每次从大学回家探亲时，母亲总是怀着一种“走着瞧”的拭目以待的态度，旁敲侧击，问起我的女朋友的情形。我便从郊游踏青时拍的合影中，随便挑几个容貌稍好些的女同学，胡乱指给她看。对于这些城里的女孩子，她从未发表任何评论。
后来，我真的把一个漂漂亮亮、白白净净、知书识礼的城里姑娘带到乡下，推到母亲面前。姑娘学着我们家乡的土话叫一声“娘”，母亲的眼泪立刻滴下来了，赶忙撩起围裙揩眼角，转过身就去杀鸡、宰鸭、剖鱼。做完了这些事情，全家人欢聚一堂时，母亲却无话可说了。她不相信坐在她身边的这个城里姑娘就是她的儿媳。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在乡下生活，娶乡下姑娘，嫁乡下汉子，在泥土里滚过一生。母亲深深地为我在城里的生活担心，而尤其不能让她放心的是，城里的姑娘那样白皙、那样娇嫩，不像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样子。
1990年10月，我当了父亲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同行中除了妻子外，还添了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我给母亲带回了她的长孙。母亲在高兴之余，忽然告诉我，母亲曾打算让我与之定亲的那位表姐，不久前死了，因为糖尿病无钱医治，留下两个孩子，一个五岁，另一个两岁—是罚了款后“超生”的“黑孩子”（没有户口）。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在四川凉山当特派记者时，得知她患了糖尿病，又听说当地出产的荞麦粉能治这种病，还专门给她寄去过一袋，想不到她还是死了。在城里，在我们单位，仅我知道的公开的糖尿病患者就有上十个，一个比一个红光满面，从来不曾听说有谁死于这种病。
我安慰母亲：既然我能够离开故土，在大城市里扎下根，就一定能好好地爱我娶的城里妻子，和她朝夕相伴，白头偕老；我们的儿子将在城里健康地成长，受良好的教育，长大了成为一个正直的、有益于社会的人。看母亲的表情，她似乎对我的话深深怀疑，又完全相信。
转眼又过去十年。我们不仅在城里扎下了根，而且，还将根扎在了美国的城里。去年夏天，在旧金山定居三年后首度举家返乡，我为母亲带回的长孙，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了。在全家欢聚的宴席上，儿子当着众多的叔叔、姑姑说：“Grandma，you are really so beautiful！”（“奶奶，你真的好漂亮！”）我一翻译出来，立刻逗得母亲哈哈大笑，眼泪都笑得掉下来，全家人更是笑成一团。母亲一辈子，受穷、受气、受苦，饱受疾病的折磨，而她用责骂和殴打养育成的六个儿女，不敢说人人成才，至少算得个个成器。晚年的母亲，因此病痛也少了，笑容也多了，但被长孙美国式地恭维为“漂亮”，这恐怕还是平生第一次吧。
说真的，我的母亲一点也不漂亮，她甚至不识字，但她，是我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