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去了，可是我依然十分留恋——
嘉定城中的大钟，正清晰而幽远地传递着它谨严又新潮的声响，淅沥的雨声，已裹挟着明显的秋的气息。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回到我熟悉的办公桌前去了。
年过不惑而有幸摆脱各种各样繁杂的公务，专心致志地和几十位大大小小的同学一起，在远离市区的嘉定科技管理干部学院念了七周英语。我们的老师，是美国ESEC组织四位不懂中文的外籍教师，其中三位还是第一次来中国。改革开放早已使我们对地球的那一面不再陌生，不再大惊小怪，但七周苦读，加上和老外的朝夕相处，除了日有长进的英语会话，毕竟把异国的文化和异地人的生活更贴近地牵引过来，尽管星星点点，常常也能生出许多趣味和思索来的。
“我们很幸运”——安吉拉·肯德尔的故事
安吉拉·肯德尔是我们ESEC暑期班A班的班主任，细细高高的。每天清晨和黄昏都看见她迈着长腿快捷地从校园走过，然后出校门到嘉定城中去，或是去寄信，或是去购买一两件小东西。据说这是散步，是她多年的习惯，年轻时是跑步，现在则改为散步。有一回几位同学和她约好一起散步以增加练习英语会话的机会，结果几乎是跟着一路小跑，在大街拐角处遇一护栏，正思忖着如何能绕过去，肯德尔夫人居然已飞起两腿跳了过去。
肯德尔夫人年近六十，衣着艳丽。大红大绿，嫩黄蔚蓝，每天精神抖擞地走进课堂，脸上的化妆，颈上的首饰和挂着的老花眼镜，耳朵上的挂件，一样样搭配得错落有致。有时她轻盈地在课堂里走来走去，像童话剧里快活而自在的公主。高温酷暑，我们在室外上活动课——比赛扔水球，肯德尔夫人一改平时矜持的模样，胳膊上扎着彩带，挥舞双臂大喊着“A班第一！”光着脚在绿草上跑来跑去。
从第一次上课起，肯德尔夫人便总带着一本厚厚的、装潢精致的照相本，里面镶嵌的所有照片，都是有关她和她的家人的生活的。肯德尔夫人一遍遍指着照片说，这是我丈夫，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女儿，还有媳妇、女婿、孙子、孙女。她时不时注视着照片一往情深地说，我很爱他们。
有一天她在课堂上说，我丈夫要来了，其兴奋喜悦溢于言表。在她几次重复这句话后的一天早晨，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位高大壮实的中年人。
肯德尔先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开一个小小的公司，似乎是生产一种燃烧器的。到学校的第二天，他便自己依次到每个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下午某时某地，他将要作一个关于他的公司的讲座，然后独自汗流浃背地准备资料、投影幻灯、讲台。
他们亲密无间，但又完全独立地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似乎各自另有着一份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
爱情、婚姻、家庭、人生。一个大雨滂沱的中午，在安静的教师休息室里，我向肯德尔夫妇提出了这些全人类共有的话题，我听到了他们兴致勃勃的陈述——
我们是很幸运的，至今相爱很深。当初相遇很偶然，1956年12月31日，偶然地同在一条船上，她来自美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我来自波士顿，一起去旧金山。我二十五岁，她二十二岁。相遇不到一年，1957年9月我们就在她家乡的教堂结婚了。
（这在中国有句成语，叫做一见钟情，我说。）不对，她当时在船上对另外一个男孩也有好感的，你可以问问她为什么？
没有。（肯德尔夫人宽容地笑笑）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每个星期给我打电话，每天都给我写信。保持密切的联系，至今如此。一旦分离就常通电话，可以互相听到对方的声音；每周至少写两封信。
（肯德尔先生举了举手中的信封，上面是他歪扭地用刚刚学会的中国字写下的嘉定这所学校的地址。）
我们结婚以后一年生一个孩子，不久就有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他对孩子从不粗暴，我很爱他。我们的婚姻稳固跟我们有强烈的家庭意识有关系，我们双方上一辈的婚姻都是有始有终伴随生命进程直至死亡的，他们为我们作出了好榜样。
在我的生命中，家庭是第一位的。美国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有一个欢欣、温暖的家。我们和孩子的关系也很密切，尽管美国的家庭流动性大，家庭成员往往散布各方，而且我们都很忙，但我们一直抽时间与孩子一起旅行或度周末、参加教会活动。孩子就像自由的小鸟，捏紧了会碎，太松了是会飞走的。
（肯德尔先生，您也觉得家庭是第一位的吗？）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家和工作是天平的两头，有时也有具体情况，比如我的公司很小，就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处理大小事务，顾不上管家。夫人就得多管点。有了矛盾双方协商，有时争辩很激烈，我从不“屈从”她，但美国人是不生气着上床的。
（肯德尔夫人优雅地微笑着。）
他不是“妻管严”，如果那样，我不会喜欢他的。
我和丈夫有不同的事业追求，我一直喜欢教师工作，希望不断遇到新的教育对象，学习新的文化。我从不感到自己老，等他退休了我们要一起到非洲去，我教英语，他教工程技术，发展中国家是需要这些的，尤其是对外开放的国家。我想我们一直能互相理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各自忙着。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好学的中国人，我为你们而自豪。
晚上，A班为第一次来中国的肯德尔夫妇举办舞会，他们表演了配合默契的舞蹈，又边演边唱了一支著名的民歌《为两人而建造的自行车》。肯德尔先生认真地单腿下跪，弯下略显笨拙的身躯向“姑娘”求爱，然后两人骑上同一辆“自行车”开始了共同的人生。
肯德尔先生一边自己解说着一边用摄像机摄下了舞会的每一个角落，他说他所拥有的已不仅仅是古老东方的传说，他要把这一切带给他的所有亲属和朋友。几天以后他又独自启程了。
“有的人在人多的时候是笑着的，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却总是哭着的”
开学第一天的清晨，我在宿舍楼的前面通道上蹓跶。突然，一个轻松地哼着小曲的身影风一般从我身边掠过，我吃惊地扭头，看见一个瘦小的、随意地穿着汗衫和牛仔长裙的背影，满头银发在晨风里轻摇。
以后我曾几次见她大张着双手，完全像小女孩一样在校园里奔跑。
这就是四位外籍教师中唯一说英国英语的、年愈七十的阿切尔太太。她从百慕大来。
几乎所有在“文革”前读过一点英语的人都很习惯英国英语发音，阿切尔太太的讲课使我们感到轻松，甚至还很亲切。
她像慈爱的长者般对待每一个学生，对每一个学生的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竭尽全力地赞扬和鼓励，让你真觉得自己似乎已有了很大的长进，让你觉得即便曾经沧海、即便心已疲惫，你依然会喜欢赞扬，喜欢鼓励。
她严格地规定学生在课堂内外不准说中文，一旦被发现，便毫不客气地叫到讲台前加以训诫。她自己则每天坚持认两个汉字。她说，“将来你们会有无数的时间说中文，但在这几周里却只能有英语。因为阿切尔太太很快要回百慕大去的”。
阿切尔太太不准学生用汉英词典而只准用英英词典，她说如果她在课堂上发现汉英词典就把它扔到窗外去。
许多中国学生都很难改掉在念某些英语单词时后面拖着“呃”音的毛病，阿切尔太太对一位官至党委书记的“大”学生说，如果你再说“呃”，我就杀了你。
每次参加同学们举行的聚会，阿切尔太太总是微笑着自始至终地坐在边上，看着别人跳啊唱啊，自己从不起身。她的身边，总有许多学生围着。
“阿切尔太太，为什么您不跳舞？”
“不知道，也许我已经不是二十三岁了。”
“阿切尔太太，您以后还来中国吗？”
“不知道，我已经不是二十三岁了。”
阿切尔太太尽管满头白发，却是个浪迹天涯的游子。1990年暑期她曾来嘉定任教，不久前她去过“前苏联”。她一次次向我们描述那里处处皆是排长队，没有食物，没有时装，没有欣欣向荣的建设。她也到过非洲，记得那里的酷热。但是中国不同，她无限欣喜地说，她喜欢这几年上海和嘉定的巨大变化，喜欢这里处处轰隆着的打桩声。
阿切尔太太每天上午讲三节课，有时下午还有一次辅导，晚间则常常是和学生们一起练习英语会话，这样的年龄，这样的气温，这样的工作量，阿切尔扶着讲台的双手常常是颤抖的，尽管她永远那么快乐。
有人私下里称她“老共产党员”。
阿切尔太太在加入学生们的合唱时，无论是脸上的表情还是身体的晃动，都流溢着让人心动的沉醉。
但我们听说阿切尔太太四年前曾自杀过，因为若干年前她唯一的、富有才华的十九岁的儿子，被一场突如其来的、人类无法医治的绝症夺去了生命；因为她恩爱的丈夫或许因劳累过度先她而去了，只剩她孤零零一个留在世上，她受不了这样悲苦的命运。
她凝重地对为人妻的女学生说，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儿子，爱你的家吧！
有一次在课堂上，在讲解一个单词时，阿切尔太太似乎不经意地说——有的人在人多的时候是笑着的，当他一个人的时候却总是哭着的。
康妮·贝拉德泪流满面
“我是独身，我喜欢独身。”
康妮·贝拉德大约四十来岁，是四位教师中最年轻的。我们曾称她贝贝老师，后来则都称她贝拉德小姐，这或许是因为她恰恰是四人中最严肃、最认真的。当她郑重其事地在课堂上宣布她的“人生观”时，大家都有点惊讶。
坚持只准说英语且不许使用汉英词典的教学方法，对我们这样程度的学生还是有相当困难的。贝拉德说话轻轻的，但往往不苟言笑，不可通融，有些内容在她重复几遍大家依然表示不明白的时候，她便会有力地提示：注意听。并且要求，一旦听不懂，应立即举起手来。她不知道按她这个要求，有些人的手是永远也放不下来的。
贝拉德小姐布置的作业只许写在纸上不许写在本子上。不少同学买了练习本以为这样方便些，她便撕下上面的作业，把残缺的本子还给你。
贝拉德小姐负责“听和说”课，在讲解“流利地说”课程时，她从发音、语言和变化形式、语词对语言动态的作用入手，反复地讲了好多遍，然后要求大家回去写下来作为测验内容。我没有完全明白她的意思自然也没有完全照她的要求办，第二天我的作业上出现了惊叹号，于是我连夜认真地补上又恭敬地呈上，贝拉德小姐看也不看地说：“不，太晚了！”
大概有类似遭遇的不止我一个，一时间每逢她的课大家都很紧张。大约她自己也不好受，有几次上课，从头到尾她都没有过一丝轻松愉悦的表示。
一次晚上搞活动，大家热情邀她参加，她说祝你们玩得高兴，但我还有工作。
第二天又是测验，贝拉德小姐为每个学生准备了试题，每一张纸都是她亲自一笔一画写下来的。做好这些该花去她多少时间和精力？
又一次聚会，贝拉德也来了。几个同学围着她，在温馨的音乐声中，连比带划谈了很久。她终于明白这些很不年轻的学生在学习第二语言时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大家也终于明白，忠于职守的贝拉德为上好每一堂课天天都工作到深夜以至凌晨。
那天晚上，贝拉德被邀请跳了好几支曲子。
次日上午，仍是高温，贝拉德小姐脖子上系着一条非常漂亮的丝巾，满面笑容地走进课堂，她告诉大家，昨天晚上她非常高兴，她已经有整整18年没跳舞了。
从那天起，师生间似乎有了很多的理解和沟通，贝拉德调整了教案，学生们因为不再那么紧张，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可惜整个学期已过去了大半。
“我很快就要回去了。我深深地敬重你们。过去我没到过中国，我所知道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多么高兴我认识了你们，我将在我洛杉矶的家里想念你们，我爱中国。”贝拉德在课堂上流下了眼泪。
那天下午在宿舍走廊里遇见外出归来的贝拉德，她邀我到她宿舍里坐坐。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我想了解……”我端着她为我沏的茶水，谨慎地选择着开场白。
“我了解你的职业，我知道你想问我的生活，我很乐意解答为什么我是独身。”贝拉德惊人坦率地打断了我的话，微笑着拿出一本圣经。
“我十九岁时有过一次婚姻，三年以后离了，是我提出要离的。从那以后上帝一直陪伴我，爱我，我决不会再结婚。”
“可我们是生活在地上，上帝却在天上。”
“我知道，但我觉得很好。我们四五个单身者住在一起。”她拿出一张图片，上面是一幢有点童话意味的独立的尖顶的小房子，“我们的房子就在这幢旁边，样子差不多的”。
“你恨他吗？”
“不。他早已跟别人结婚，有了两个孩子。”贝拉德很平静。
在结业典礼上，学生代表充满激情的发言使四位教师都动了感情，贝拉德小姐泪流满面，在她起身致词时，几次难以为续，全体中国学生以掌声表示理解，更使她几乎放声大哭起来。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
“美国人是懒惰的。”詹姆斯·斯图尔特先生常常在课堂上这样说。如果一个单词由好几个音节组成，美国人往往会省略其中好几个音而飞流直下地发一个只有长期生活在那里的人才能心领神会地明白的音。斯图尔特先生显然很赞赏这样的快捷和简约，他常常咬文嚼字地、夸张地讥诮阿切尔太太的英国英语。他说他从纽约来，纽约人所有的一切都很快，很快地做这做那，也很快地说想说的。
斯图尔特先生不拘小节，经常很不妥当地在正讲着课时提裤子。他的陈旧的皮鞋像电影里的卓别林，圆圆的鞋尖往上翘着。每次上课他总在教室里不停地踱步，需要拐弯时便用鞋跟支地，就地一旋，有时还很潇洒地坐到课桌上。斯图尔特先生喜欢耸肩、咧嘴，在中国学生看来很有点“那个”，像50年代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美国兵。
斯图尔特先生不喜欢别人干涉他，却不忌讳谈论自己的一切。他在课堂上告诉大家他有过两次婚姻，都因为他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而失败了。留下六个现已长大成人的孩子。他自己现在有三个不同年龄层次的女朋友，他还没决定跟谁结合；他是学历史的，所以习惯比较，他很原谅自己的语法和拼音时有差错，因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他喜欢到处转悠，有一次在嘉定城中见一警察正收罚款，他用双手掩面作悲惨状，说罚款应该交给法庭而决不是警察。
有一天下午斯图尔特先生独自到上海城里去了，天黑了很久才回来，腋下夹着一瓶咖啡伴侣，两只卓别林式的皮鞋和裤腿沾满了泥巴。
“没问题。”面对别人焦急的目光，斯图尔特先生晃动着他高大的身躯，在校园里大声说着：“我告诉司机我要到上海去吃汉堡包，我要问什么总会找到懂英语的。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掉到了一个很大的树坑里。”他抬起满是泥巴的皮鞋，做了个很“那个”的动作。
后来，斯图尔特先生听到有议论说他特别喜欢女孩子，他生气了，在课堂上大嚷：“我不属于美国，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英国，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热爱我的生活，享受我的生命。我的父母是清道夫，家里贫困不堪，小时候我每天都出去找东西，每一天都去找。后来有一天我遇见了一个女孩子，我们谈得很高兴以致我忘了和别人约定的外出偷窃。那天晚上那些人被抓走了，而我却体味了生活的美好，我想是这女孩救了我的命。的确，我喜欢女孩子，但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教学！”斯图尔特先生瞪着眼睛结束了他的“声明”。
他的心脏做过“搭桥”手术。
他常常在课堂上就汗湿了大半件衬衣。
他特别钟情于尼亚加拉瀑布，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图片和一份详情介绍，上面写着：
“雾中女神”看着……听着……想着……爱着！自游船强力的引擎将你从岸边带动那一刻起，你就可以听到尼亚加拉瀑布来自远方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