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种中国特有的工业化模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日渐下降。统计资料显示，中国乡镇企业1996年新增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600多万人，增长率为5%；1999年新增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160多万人，增长率为1%；2000年新增农村富余劳动力100多万人，增长率为0.8%；2001年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为260多万人，增长率为0.2%；2002年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为200多万人，增长率为0.15%；2003年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为280多万人，增长率为0.16%。这说明，中国乡镇企业转移农村劳动力相对数量连年递减。
3.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不利于农民转移就业
纵观资本主义国家，农村产业化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如美国农业产业化以后，农场需要的农业机器和农用汽车的制造和修理，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和油料的供应，农产品加工、运输、贮藏及销售，以及农场建筑、兽医服务、农业信贷、保险业务等社会化的服务。因此，当美国农场劳动力由1947年的1000万减少至400多万时，社会支农就业人数却从500万增加到600万—800万，从事农产品加工销售业务的人数增加到800万—1000万。而中国农业产业化目前还处在初始阶段，中国农业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困难，难以快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加之中国加入WTO也给农民的流动转移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农业对加入WTO还准备不足，中国农产品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标准。比如中国的小麦、棉花、大豆、玉米、油料等大宗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加上中国农产品的生产粗放、质量较差、环保重视不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粮食安全成为问题。另一方面，加入WTO以后，大量的质优价廉的国外农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农产品卖难问题更加突出，也会导致农民的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因此，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可能进一步增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有可能进一步尖锐化。
（二）中国农民社会流动后续发展面临的新困境
1.供给大、素质低，导致农民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
研究证明，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大将是一个长期的状况。相反，大多数外出务工就业的农民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差，难以应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制约农民社会流动的又一因素。根据《2006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2005年农村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到6.9人，小学程度占到27.2人，初中程度占到52.2人，外出就业的农民中初中以下的占全部外出就业者的85%左右。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差从两方面加剧了农民工的弱势地位。首先，农民工只能选择低端职业领域，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把本该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用在生产上。其次，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其创新能力较差，通常只滞留于依靠传统经验的有限领域，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无法创造出更多的岗位需求。这种现实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文化素质低与进城就业竞争激烈的矛盾，从而使农民社会流动形势恶化。
2.劳动力市场发育不足导致管理服务的缺失，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打工难，就业环境差，一直是农民进城务工就业面临的一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规模巨大的农民流动就业导致“民工潮”的兴起，给交通造成巨大压力，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化解农民盲目外出务工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实现“有序化流动”，政府制定了关于农民工流动就业的一些管理办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城市就业形势趋紧，各地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民工的限制政策，包括要求外出就业农民工办理多种“卡证”，对雇用农民工的企业实行用工审批制、限定招工时间和征收城市增容费，规定限制农民工进入的行业和工种以及对农民工进行时紧时松的清退等。虽然这些举措有不得已的成分，在当时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成为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环境的障碍。
中国原有的就业管理体系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之上，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做了一定的调整，但仍表现出行政干预、城乡分治的特点，严重地影响着农民进城务工转移。其一表现在过去的劳动力市场管理与服务主要针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国有企业下岗分流人员。而对于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劳动力市场基础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因而缺乏农民工就业的基本信息，如数量、就业方向、劳动合同的签定、工资情况、社会保险等，难以达到相应的信息跟踪与就业指导。二是人员、经费的严重不足，许多地区的进城务工农民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劳动部门处于“管”与“放”两难境地。致使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主要表现在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安全没有保障、工伤事故多、超负荷加班、拖欠劳动报酬等等。
一是相对于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农民工的工资普遍偏低，出现了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由1980年的人均762元增加到2004年的16024元，增长了21.02倍。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增长。以农民工人数较多的广东省为例，农民工的工资近十几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04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98元，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24元，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01元。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1月，第228，105页.
二是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严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2001年11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汇总了各地工会的统计数字，1999年全国拖欠工资的数额高达360多个亿，而据有关人士分析，即使这360多个亿，也只是基于对国有企业和少数非公有经济的统计，还有大量的外来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资根本无法统计在内。在深圳，仅2002年春节期间，全市就检查出1178家欠薪企业，涉及员工7.88万人，其中建筑行业欠薪企业占该行业被抽查总数的30%，涉及劳工3.2万人。广州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仅据广州市总工会对2002年前五个月的不完全统计，发生欠薪的150个企业共欠薪5700多万元，欠薪最长的达四年多。程建伟.拖欠工资年关大追讨［J］.打工妹杂志，2002年，第5页.据北京市调查，2004年全市建筑行业有70万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数额高达30多个亿，人均被拖欠4000多元。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1月，第214页.有关调查显示，在应拿加班工资的农民工中，从未拿过的占54%，有时拿过的占20%，农民工中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在国家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一系列强有力措施解决的情况下，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且前清后欠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有的以工程款的拖欠为借口拖欠农民工工资，有的甚至将农民工工资占为己有携款潜逃。
三是强制加班加点，超时工作较为普遍。农民工普遍从事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职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有些地方，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左右，每月工作时间在26天以上。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第45页.
四是劳动环境和工作条件恶劣，人身安全和健康得不到保障。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因工致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绝大多数。2004年全国乡镇、农村个体工商户职业病危害专项整治通报的资料显示：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有292万余人，未申报职业病危害的企业占专项整治检查总数的28.43%，未开展职业健康检查的占24.20%，未配备个人防护用品的占17.63%，未开展职业卫生培训的占20.95%，作业场所没有警示标识的占30.32%，违反告知规定的占24.55%。卫生部调研组.农民工医疗卫生服务情况调研报告［M］.参见《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第236页.
五是农民维权十分艰难，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根据《农民日报》2007年8月1日的报道，小赵是河南人，在一家民营企业试用了三个月后，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从上班的那天起，公司每月要从小赵工资里扣除20多元作为保证金。后来，小赵因公司扣押其保证金、未按时支付加班费和未办理社会保险等问题与公司发生了劳动争议。小赵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委会维护了小赵的合法权益。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小赵纳闷了，公司很快做出决定，解除了与小赵的劳动关系，并限定当日办理离职手续。西安农民工何亮发生工伤后，在限定的时间里向劳动部门申请认定，劳动部门做出工伤认定之后，单位不服认定结果，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否定了工伤认定，何亮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然而时间过了一年多，工伤认定还是没影。一审时何亮支付了500元的律师代理费，500元的案件受理费和60元上诉案卷的邮寄费。二审时何亮又支付了案件受理费500元，律师代理费500元，连同他来回催案的路费、材料复印费，前后花费2000多元，等于他3个月的工资。财力悬殊，难讨公道。孟蕾.让农民工维权之路轻松起来［N］.农民日报，2007—8—1.
3.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冲击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大批农民工面临着歇业、失业、返乡的窘境
在中国，农民工就业几乎占据了制造业就业的半壁江山。据农业部2008年8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人，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只要十分之一的农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00万人。
2009—1—7所以，当中国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时，农民工群体是最先遭遇冲击的，而且被冲击的程度也是最为严重的。浙江是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达的大省，“浙江制造”占据了中国近五分之一的出口总额。温州鞋业、服装业、电器业，义乌小商品，绍兴轻纺等，这些企业都是以出口外贸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当然也不能在这场风暴中独善其中。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2008年上半年浙江全省1200多家企业关门歇业。在温州，有8.1%的企业出现了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现象。有“中国纺织重镇”之称的绍兴县，前三季度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达16.2%。另据农业部对安徽、广东等11个劳务输出、输入大省120个村的典型调查，2008年10月底在沿海发达地区就业工人总数比上年减少6.5%，实际减少的主要是外来农民工。关注金融危机中农民工就业问题［J］.南方人才网，2008—11—19.如果大量农民返城还找不到工作，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四、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政治分析
总体来说，无论是职业的向上流动，还是水平流动；无论代际社会流动，还是代内社会流动，无论跨区域流动，还是域内流动，在政治上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护。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任何社会变动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当然，农民的社会流动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纵观中国的历史，农民的社会流动，基本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社会流动的干预和控制是消极的。但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基于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对社会分工认识的偏向，长期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虽然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在国家的政治和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下，基本上是稳定和有序的，但那种稳定和有序是以农村的贫困为代价的，缺乏经济的支撑和农民的认同，不断发生的农民“盲流”、“民工潮”、农民抛荒问题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的基础并不理想，存在诸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政治秩序的良性构建和发展。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的社会流动机制不畅，在看似稳定的政治秩序下存在农村社会矛盾的积压。从中国政治史的经验看，这种矛盾积压的稳定是以社会政治秩序全面崩溃为代价的，是中国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放开了对农民的管制，农民的社会流动规模、范围、深度和广度都不断发展，积聚在农村的农民生存与发展矛盾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使农村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机制也逐步完善，一个显著的政治现象是中国农村和整个社会在这30年中高度分化，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良好，并没有出现西方政治学家分析的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动荡不断的矛盾现象，这与中国政府推行的缓释方式的农民社会流动分不开。
第二，有利于社会开放和公平机制的建立。现代政治发展表明，在社会事实的不平等至今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确保一种形式的、程序的平等，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在机会均等下出现的不平等要比机会不均等时产生的社会不平等更容易让人们接受。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机会均等条件下所导致的结果不平等要比机会不均等条件下所出现的结果不平等在程度上更小。由于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使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断消蚀，一个城乡对立的时代已经结束，城乡一体化逐步建立起来。社会流动使封闭的板块社会结构变成了开放的多元社会结构，保证了社会资源的畅通流动，也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一种基于身份的先赋的不平等地位，在基于个人努力和发展的社会过程中逐渐改变，从而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确保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也促进了社会公平机制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