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1993年城镇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从业人数达1115.7万人，比1992年增加了33.2%，1999年达到3466.9万人，平均年增长392万人。1992年外商和港澳台商直接投资项目达48764个，比1991年增长了2.8倍，实际投资额达到110亿，比1991年增长了1.5倍。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1页.这些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产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迅猛增长，1994年外出就业的农民达4000万。此后，农民外出就业人数持续增加。2004年全国农民外出流动就业人数1.2亿，其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约1亿，占城镇就业人员近40%。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1月，第129—130页.
二、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特点
（一）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总特点
农民的社会流动首先是由农民职业流动引起的，单一从事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少了。农民的社会流动大多属于向上的垂直流动，实现流动的农民大多改善了境况。农民的社会流动引起了农民群体的大分化，农民群体正在裂变为若干阶层。存在身份变迁滞后于职业变迁，社会地位变迁滞后于经济地位变迁，发展权获得滞后于就业权获得，职业的转变不能带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农民工依然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等问题。
（二）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阶段性
如前所述，农民的社会流动与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相对应，与农村人口流动的社会制度的改变相关联，总体上以改革开放为界分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都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国家工业化的时期，中国一面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一面允许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但是，三年经济困难的出现，国家为了应对当时短缺经济，实行城乡分治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转变为非农村人口。尤其是国家为了解决城市吃饭这个大问题，相继在1956年12月30日、1957年3月2日、1957年12月18日下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并于1958年1月9日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根本上割裂了城乡的联系，使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有了不同的身份，导致“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失去流动的自由。
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中国农民转移呈现着一条明晰的脉络：1949年至1957年，农村人口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国民经济恢复的刺激下缓慢转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大量的农民在“大办工业”、“大炼钢铁”号召下进城；1961年，由于经济萎缩以及城镇户籍管理的加强，农民向城镇转移基本停滞，且开始向农村回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民转移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逐渐被打破，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转移出现加速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前十年，农民不是向城市转移，而是向农村的非农产业转移与流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较有代表性的“剩余劳动力利用和转移研究”课题组对全国11个省市区的59个县、84个乡、222个村、708个村民小组在1978—1986年的情况进行调查，流向大城市仅占流动总量的3.8%，而流向中小城市的也只有29.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以“民工潮”形式出现的异地流动。1979年—1983年间，通过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就地转移了81.6万人，跨地区流动平均每年转移了30—60万人；1984年—1988年间，通过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就地转移了1262万人，这期间就地流动达到顶峰，跨地区流动平均每年转移了160万人；1989年—1998年间，通过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就地转移了249.6万人，跨地区流动平均每年转移了500万人；1999年—2000年间，通过乡镇企业平均每年就地转移了403万人，跨地区流动平均每年转移了650万人。何朝银.当代中国农村人口流动与农村社会分化问题分析［D］.福建师范大学，2005年，第25页.另据统计，2003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为2185万个，年末从业人员为13572万人，2004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为2213万个，年末从业人员为13866万人，2005年全国乡镇企业总数为2250万个，年末从业人员为14272万人。中国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转移在一个时期内将呈加速发展态势。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2007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人，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7%以上。http：//news.qq.com/a/20081119/002172.htm
（三）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人口学性
1.年龄与性别结构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以年轻人为主，年龄在16—45岁的外出务工人员占到91.7%，其中16—35岁的占到77.8%。具体表现为16—20岁的外出务工人员占到了18.3%；21—25岁的占到了27.1%；26—30岁的占到了15.9%；31—40岁的占到了23.2%；40岁以上的占到了15.5%。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4页.另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工16—30岁的占到61%，30—40岁的占到23%，41岁以上的占到16%。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1月，第4页.由此可见，农民的转移对年龄具有极大的选择性，不管是省际迁移还是省内迁移都是以青壮年为主，20—29岁间的占迁移人口总数的40%以上。转移的农民中男性往往多于女性。从整体看，男性外出农民工占66.3%，女性占33.7%。从地区看，东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女性比例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004年，东部地区农民工中女性占37.4%，中部地区农民工中女性占26%，西部地区农民工中女性占23.6%。程新征.中国农民工若干问题研究［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5页.
2.文化素质
外出务工的农民文化程度高于农村劳动力平均水平，且以初中文化为主。2004年，全国农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6%，接受过各种技能培训的占近2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1月，第4页.
3.外出方式
外出务工的农民以自发方式为主。目前，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据调查，88%的农民工通过自发方式外出，有组织外出仅占1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1月，第4页.虽然有的地区有组织外出规模逐年增加，但仍不是主要渠道。
（四）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社会经济性
1.流动的经济利益驱动性
人口流动的原因可归为经济原因（如务工经商）与非经济原因（随家迁移、退休退职等社会性原因），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归结于经济因素。有学者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原因中，经济型的1982—1984年占43.8%，1985—1990年占54.7%，社会型的1982—1984年占50.1%，1985—1990年占36.2%；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46.
2.农民外出务工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2004年，在农村转移劳动力中，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占40%，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占60%。在转移到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中，转移到制造业的占67%，转移到建筑业的占22%，转移到采掘业的占8%。在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中，转移到批发与零售贸易业的占17%，转移到居民服务业的占15%，转移到交通运输业的占12%，转移到包括住宿、餐饮、娱乐、文化、教育、体育等其他行业的占56%。
3.农民外出务工就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
东部沿海地区、大中城市就业容量大，收入高，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农民工。2004年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占76%，其中跨省区流动的占51%，在省内县外的占25%。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7省市占82%，到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超过60%。2004年农民工就业分布情况是直辖市占9.60%；省会城市占18.50%；地级市占34.30%；县级市占20.50%；建制镇占11.40%；其他占5.70%。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6月，第6页.
（五）中国农民社会流动的新变化
世界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是一个农民职业转移和身份转变的同步过程，这种转移通常是一维的、单向的和稳定的。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在开始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则呈现出双向的、职业与身份背离的“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这种“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呈两种形态：一是“摆钟式”，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一是“兼业式”，即利用农闲短期的、季节性的外出打工。这种“候鸟式”流动就业模式主要基于城乡二元隔离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农村土地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改革的深化，农民外出就业开始由“候鸟式”向“迁徙式”转变的迹象。2003年举家在外务工的农民为2430万人，占总外出务工农民的21.3%，2004年达2470万人。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6月，第228，130页.与此同时，基本脱离农业生产、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越来越大，农民打工兼业性在减弱。
三、中国农民社会流动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社会流动就业和由此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发展到今天，既取得了巨大进步，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缺陷，造成农民向城市转移面临的住房、子女入学、各种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相关的民生问题。农民在城市经商纳税，却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在城市打工，却负担不起在城市的养老、看病、上学费用等，所有这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反映了农民在城市就业的弱势地位以及他们逐渐被城市“边缘化”的趋向，成为新时期农民转移的障碍因素。
（一）庞大的农民转移数量和狭窄的就业空间之间存在矛盾
目前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超过2亿。有人预测，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0%以上，如果人口按16亿左右计算，城市人口应在8亿左右。而现在城市人口5.2亿多，到2020年，再增加2.8亿左右，平均每年将有1800万人口转入城市。面临如此众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空间却非常有限。从农业本身来看，目前农村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随着农业集约经营的不断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吸纳劳动力的容量会进一步缩小。从第二产业来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大大缩小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容量。从第三产业来看，尽管第三产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但由于大中城市企业的机构改革，分流人员增多，大都转移到了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第三产业就业的机会相对减少。因此，从总体上来看，农民转移就业空间十分有限。
1.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经济效益差
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多地滞留在农业内部，致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狭小，布局分散，劳动生产率低，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现代化水平低，经济效益差。加之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太大，人口数量增长较快。相反，有限耕地资料却在不断减少。2005年底，中国乡村人口达到了94907万人，总耕地面积为122082.7千公顷，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多地少，劳动力大量剩余，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及生产技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农业劳动生产率往往因劳动投入量的增加而递减，导致农业经济效益较差。以农业大省河北为例，根据全国五次人口普查数据，1953—2000年。年农村人口增长1768.5万人，而同期河北省耕地面积却逐年减少，1953—2000年耕地面积减少2280.19万亩。由于农村人口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河北省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1953年河北省农村人均耕地3.65亩，1964年降为2.67亩，到1982年为2.18亩，1990年为1.99亩，到2000年仅为1.87亩，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较1953年减少了1.78亩，较全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还少0.23亩，农村劳动力与耕地的比例严重失调。黄贺林.人口城市化：破解“三农”问题的路径研究［D］.河北大学，2005年，第7页.
2.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开始蓬蓬勃勃发展起来，这种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工业化模式曾一度得到许多中外专家的褒扬，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的一大奇迹。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地方经济以及提高工业化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模式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长期实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模式，农民“进厂不进城”，只实现了劳动的转移，并没有实现人口空间上的稳定转移，许多乡镇企业的劳动力都是“亦农亦工”的“两栖”人口。其结果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中城市与乡村分割的问题，使城市对农村的扩散效应难以发挥，而且还会使农村城市化和工业化脱节，割裂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推动的内在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工业化基本上是沿着粗放的轨道进行量的扩张，农村的城市化并没有为工业化提供服务的客观要求，从而使农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污染严重，人口和资本的聚集功能不能很好发挥，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居民的生活方式仍停留在农村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