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深刻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尤其是对农民这个最讲实际的阶级来说更是如此。毛泽东熟知中国农民阶级，一再强调要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强调要处理好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筹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此外，毛泽东还提出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来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
（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毛泽东认为，农民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农民身上也存在着局限性，但其自身蕴藏着克服这些消极因素的“解毒剂”，关键在于外力的因势利导。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1.文化教育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农村的科技水平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极低，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的教育和改造。他在引用列宁“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名言时，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因此，1955年在他起草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中提出了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目标。此外，他还大力倡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农民的社会主义信念，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使农民从传统落后的小农耕作中解放出来。
2.政治教育
毛泽东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9页.土地改革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主要以阶级教育为核心。教育农民树立当家作主的思想，使农民认识到土改是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使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并自觉为之斗争。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主要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指出，由于个体农民头脑中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消极思想，所以，要不断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教育。要努力提倡以集体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作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倾向，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的合作化经济上来。毛泽东还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不能孤立地去做。”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工作达到预期的效果。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对于教育发动农民走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四）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和农业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全国人口中占着相当的比重，农业问题在中国尤为重要。
1.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基础产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其他产业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毛泽东指出：“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1959年，毛泽东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作为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1960年，他又提出“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体战略思想。
2.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农业关系国计民生
毛泽东强调“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共产党人深知吃饭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3年后全国便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
3.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
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这一特殊国情，科学地阐明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因此，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必须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既要工业，又要农业。并把这种思想上升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高度来认识，指出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
4.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指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部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的主体的强大的工业发展相适应。”1957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奋斗”，要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思想，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文化现代化。加强农村信息化。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指出，在七年内，将各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发展农村工业化发展战略思想。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逐步提出了发展农村工业的战略思想。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就全党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不仅城市工业不发达，农村“经营方式落后”，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十分不利。1956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农村也发生了两次巨大的变化，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提出要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到了1958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毛泽东对80%的人口搞农业的现状十分不满，指出“中国农村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村人口占13%，平均每人二千斤粮食，我们还没有他们多，农业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拥入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也成为工人。”他还憧憬“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他在阅读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五）城乡兼顾的思想
正确认识中国农村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来探讨农村问题。城乡兼顾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及时提醒全党“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从农村做起，因为只有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才能为城市提供日益增多的粮食和原料，为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提供条件。
（六）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
毛泽东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倡导了三次大的调查研究，第一次是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毛泽东看了两百多篇有关各地农业合作化的经验材料，最后收集176篇编辑成册（90多万字），亲笔写了两篇序言，为104篇材料写了按语。这部由毛泽东主编的被称作“农村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仅汉文版就发行了152万册。
第二次是关于十大关系的问题。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引起了苏联、东欧和世界的极大震动。为了对苏联模式引以为鉴，毛泽东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这一名篇。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将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讲到了同农民的关系，认为在“粮食问题上犯了一个错误”，并批评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的办法，
“把农民挖得很苦”《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4页.。
在谈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8页.
第三次是三年困难之后进行的。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农村的严重危机，酿成了罕见的大饥荒。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他随即离京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最后于3月29日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六十条》），正式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这一年，刘少奇在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进行了44天的调查；周恩来在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查；朱德到四川、河南等省农村调查；陈云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其他中央和地方领导都深入农村调查。这次调查及其形成的《农村六十条》，纠正了人民公社化错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00页.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伟大实践和理论建树，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党的宝贵财富。
（七）农民集体化思想
如何防止农民的两极分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从长远看，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努力实现共同富裕。他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0页.通过集体化道路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是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主张个体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这在中国有着特殊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荡涤了小农经济存在的基础，在广大农民中确立了一种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感。但是在广大农民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生存环境依然封闭，这种新的制度设计很快被农民中原始的“合伙平产”所蚕食，它最终带来的只能是平均分配，共同贫穷。这也是毛泽东所始料未及的。
在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两次历史性变化，即由封建依附农民到个体小农的转变；由个体小农到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当家作主站起来，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1世纪，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人过去的成功就在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对农村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要真正掌握农村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就必须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今天，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等一系列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新问题，获得新的成果。
启示之二：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毛泽东尽管提出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但是，中国长期以来将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绝然隔离开来。逐渐形成了城乡相互封闭、内部自我循环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严禁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兼顾，加快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启示之三：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中国经济走向信息化、知识化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将需要更多的智力型劳动力。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将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毛泽东提出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思想对新农村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