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通过不同时期不同的农民政策以及农民对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态度，列宁总结了关于农民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千万不能剥夺农民，科学地解决农民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任务。列宁认为农民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一方面，农民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半投机者，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者，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改造的对象。列宁认为，“小农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必然把他们变为小资产者，他们永远在雇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动摇着……”《列宁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5页.“这种动摇是由于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的实质而必然产生的。一方面，小生产者受压迫，受剥削……另一方面，他是小业主。农民身上存在着业主的本能。这种业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农民脱离无产阶级……和整个社会对立。”《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3页.“农民也和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地位……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动摇不定。”《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93页.基于对农民阶级二重性的认识，列宁断言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有反动成分。因此，当农民运动是革命运动时应支持，当它是反动运动时应坚决斗争。在列宁看来，农民阶级的二重性是固有的。对农民阶级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克服农民阶级二重性的缺陷，防止农民跟着资产阶级走是必要的。有鉴于此，在内战时期，列宁采取了剥夺农民利益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内战结束后，列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认识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发现必须重新探讨解决农民问题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此，列宁及时果断地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包括在农村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农民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组织自愿结合的合作社；采取最迅速、最坚决、最紧急的办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增加工业品，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所需，给农民更多的物质利益，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农业生产。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在新经济实施过程中，列宁对农民问题的认识逐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正确的理论。
（一）要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要求
列宁针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挖的太苦的现象，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特别指出要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要求，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他指出：“必须把工农业的生产成果与生产者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以便从根本上调动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还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我们不指望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办法，必须以同农民利益结合为基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二）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农民占俄国人口的80%多，这是俄国的基本国情，没有这80%多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农民是苏联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列宁曾指出：“农民是我国的决定因素，这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因而必须保证农民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尊重和重视。在保证农民社会地位的同时，要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在政治上，广大贫农与中农，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列宁指出，党应该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代表，而且还是其他阶层，首先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表达农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在这一时期农民的政治地位确实有所提高，一方面表现在农民自治管理的村舍组织不断发展，在农村事务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到20年代末，其作用甚至超过了基层苏维埃机关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党员不断增多，由1918年的5%增加到1925年的25%。
（三）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在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成年居民中75%以上既不会读，也不会写。农村识字的不满20%，识字的农村妇女只有7%。1920年，俄国居民识字统计，每一千名男子中不识字人数占60%，每一千名妇女中不识字人数竟占75%。根据这个资料，当时俄国居民中，识字的人数不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一，那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文盲。而且文盲中的绝大多数又是农民。较低的农民文化素质，成为制约苏联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普及，也不利于新农业机械的推广。列宁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农民文化素质低的现状不改变，就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国家电气化更无从谈起。”
列宁主张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农村文化教育：第一，加大对农村初级教育的人力物力的投入。首先做好教师的工作，对于到农村工作的教师，不但要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给予他们一定的经济补偿，同时更要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工作的艰巨性和自身的职责。其次，列宁指出，在国民经济预算中，要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开支的办法加大对农民初级国民教育的经费投入。他说：“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国家里，还有很多经费可以而且应当节省下来用以发展国民的识字教育。”第二，利用城市文化较高的优势，帮助发展农村教育。在俄共（布）及列宁的倡导下，城市的一些单位，建立了一些帮助农村发展农村文化教育的团体，定期下乡，有组织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列宁肯定这种形势，认为这样做会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另外，列宁认为开展农村文化工作，提高农民素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所以要在工作中反急躁情绪。
（四）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厚的根源之一
列宁在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认识到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厚的根源之一，主张共产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消灭这种对立，提出电气化计划改造农村，列宁说：“我们必须让农民看到，在现代最高技术的基础上，在把城乡连接起来的电气化的基础上组织工业生产，就能消除城乡对立，提高农村的文化水平，甚至消除穷乡僻壤那种落后、愚昧、粗野、疾病丛生的状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0，（2）：117.
列宁认为实行电气化计划，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列宁还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给予农村的是那些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对农村起坏影响的东西，“而我们的城市自然而然地开始给予农村的，正是相反的东西。”《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0，（2）：360.列宁认为城市工人支援农村居民，经常下农村的做法，“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0，（2）：359.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和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差别将会保存下来。”《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560.随着大城市产生，这种情况将促进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557—560.
（五）利用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十月革命胜利后，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苏维埃俄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又不伤害农民，十月革命后列宁一开始并不十分清楚，也没有把合作社纳入他的视野范围内。他主张通过集体农庄的形式把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直接改造为社会主义大农业。但集体农庄在实践中的结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设想和要求，与农民的生产要求和利益关系相背离，在事实面前，列宁改变了对集体农庄的看法。
1921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就不再主张建立集体农庄，对实践中存在的合作社给予了极大关注。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由于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又是一进步。”《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4.
还说：“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
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15.可见，列宁这一时期高度评价了合作社在利于国家监督、调控农民经济以及在促进小农经济社会化等方面的优势。这时列宁对合作社的观点已经发展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用来联合农民阶级的主要形式。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对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认识的深化，列宁对合作社的意义与作用，也认识得越来越深刻，强调得越来越突出。在1923年1月口授的《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确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本质。他明确指出，通过合作社引导农民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并且还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应给合作社以财政上、法律上的援助和支持，精心培养“文明的合作社制度”。
总之，列宁是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农民问题的第一人，他的关于正确对待农民的经济利益的理论、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理论、关于加强农民的文化教育的理论等等，都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东方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农民问题的理论。在政治上，列宁强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平等权利，工农联盟不仅是政治、军事联盟，更重要的是经济联盟；在经济上，列宁认为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有其特殊性，只有通过发展小农经济，实行适合农民的粮食政策和农民要求的流转自由，给农民带来个人的物质利益，才能通过合作化引导农民逐渐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文化上，列宁主张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列宁的名言是：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在短短的几年实践中，实现了从直接过渡到间接过渡的转变、从余粮收集制到新经济政策中的粮食税的转变、从共耕制到发展“买卖机构”的合作社的转变、从把农民看成“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体现者”到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的转变、从靠政治热情鼓动农民到尊重农民个人的物质利益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在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列宁的实践和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越南等国家的农村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论农民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人物，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充分认识到解决农民问题，争取、动员农民的极端重要性，都把解决农民问题作为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重大问题的首要任务，形成了丰富的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思想成果。
一、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
农民问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突破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灵活运用、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国情中最基本的要素和最大的特点，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钥匙。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总结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吸取前苏联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问题的教训的基础上，对农民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一）中国农民“无论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
这是中国国情和农民本质决定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农民，建国以来，我国工业发展速度虽然较快，但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六亿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
1.毛泽东强调了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性
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实现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的问题。革命胜利主要靠工农联盟，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也主要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如何领导农民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问题，是如何引导、联合和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一伟大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改造农民，使其逐步提高无产阶级觉悟水平，为逐步消灭工农差别，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
2.毛泽东认为农民在中国工业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毛泽东指出：（1）农民是工业劳动力的来源。“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农民是工业化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1956年毛泽东曾说过：如果现在要求完全消灭剪刀差价，做到等价交换，国家积累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剪刀差价太大，使得农民无利可图，那也是错误的。总之，在不影响国家积累的情况下，逐步地缩小工农业品的剪刀差价。（3）农民是工业品市场和原料供应者。“农民——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7页.
（二）必须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