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原董事会曾议定，外资持股比例最高不能超过首诚证券总股本的30％，入股之后只能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但是，在董事长兼总裁韩筱的坚持下，这条底线最终被突破，外方持股比例达到了政策规定的最高线33％。原董事会曾议定并写入《公司章程》，新公司董事长人选由外方推荐，总裁人选由中方推选，副总裁人选由总裁推荐，但最后签署协议时，外方多了一名常务副总裁职位。董事会曾议定，外方应以增资方式出资，溢价部分转入公司资本公积，但由韩筱带领的谈判团队所取得的谈判成果却是：外方以较高价格按比例从原股东手里购买股权。这种做法，一方面直接削减了原股东的股权份额，使外方以较少投入迅速地一步到位，成为并列第一大股东；另一方面，以高价格为武器，又等于“买通”了原股东单位的股东，调动起他们的力量来使首诚证券的董事们放弃抵抗。这一招实在是狠。
为了教训韩筱，发泄内心的不满，李维串通被愚弄了的董事们，集体推举李思恩而不是韩筱出任新公司的总裁。他们以为，中方推荐了李思恩做总裁，外方再派出一名董事长，这样无异于使韩筱当上了一回架子工——搭完台之后走人，因为没他的戏了。但出乎李维他们所料，这正是韩筱和外方预先设计好的一个圈套。外方在根据协议，行使董事、董事长人选推荐权时，韩筱作为唯一董事长人选被推荐，其他董事一点办法没有，只能眼看着他留在首诚证券，依旧呼风唤雨，并享受外方给予他个人的股权激励。
公司合资后，业务范围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人际关系却变得复杂了。
依李思恩的个人感觉，韩总对他、对公司，情感态度上倒是没有什么变化，该管的时候都能管到实处，不该管的时候他绝对地超脱，依旧是半仙的样子。但是在李思恩这一面，却显得甚为尴尬和底气不足。李思恩总觉得自己没有拒绝原董事会的推荐，而是接受了总裁任命，这样做很对不住韩总，在当时这等于是在帮原大股东将韩总的军。不管韩总在合资问题上的做法，有多少让李思恩不赞成，但他韩总毕竟是你李思恩的老朋友、大恩人。知恩不报，光“思恩”有甚屁用！
这一方底气不足，加之李维的后撤，使“中方”阵线的力量大为削弱；但那一方面，“外方”的进攻却攻势不减，迅猛异常。那个台湾人李喆一直就没有闲着，充当着外方领军人物的角色。
李喆是个中美文化的混合体，混合的又多半是渣滓，所以总是制造麻烦。同台湾的许多政客一样，他眼睛只盯着细节，而无“施政纲领”；只热心于人身攻击，而对“国计民生”的“政”事则没有感觉。他的民主就是夺权，即他有夺权的自由，而没有“民族、天下”之责任。有这么一个主儿在眼前晃悠，天天给你挑刺制造事端，而你又投鼠忌器，治他不得，可想而知，李思恩的总裁当得是何等的郁闷。
男人郁闷的时候，多数愿意找人聊天，找人喝酒。所以每到周末，李思恩都会和新朋旧友泡在一起，聊天解闷，暂时忘却公司里的烦恼。
同公款赌博、公款包二奶乃至直接贪污公款相比，公款吃喝的罪责是最可饶恕的，因为它和公事有关（边吃边谈），又有个生理限度（一天三顿顶多四顿）和健康警戒线（吃喝过多过好都对身体不利），还可以拉动内需促进人际关系和谐，因此只要别过度，别再因此而耗费国家的医药费，就可以被宽容默许。
在李思恩的这些个酒肉朋友里面，鲜有上海本地人。他听说过，上海本地的男人都惧内，下班紧着赶回家做饭，晚上还要陪着家人，甚至于帮太太捶背、卸妆、按摩脚。所以拉他们出来喝酒，无异于制造家庭不睦。他可不干那种缺德事。
在接触了北京、上海两地的股民之后，李思恩发现，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地区间的差异。比如，有些北京股民（极少数）会偏爱免费的高级卫生纸和中午免费的盒饭，而有些上海股民（也是极少数）则偏爱茶水间免费供应的纯净水。他们会在龙头下面耐心地接，杯子（其实是壶）有几升的容量，待收市后带回家去，全家人一天的烧饭或饮水问题就解决了。
2000年9月的一天，有位在北京主管部门当官的同学到上海开会，李思恩趁机招呼了一群业界的朋友与他一起相聚。大家认识之后，坐下来边吃边聊，一面听这位司长大人高谈阔论证券行业的前景，一面相互之间交流信息，探讨如何把各自的业务做大。
三杯酒下肚，李思恩坐回座位。他作为主人的喝酒任务到此就算完成了；别人再招呼的时候，他可以做做样子就行了，谁都知道他不胜酒力。这时，坐在李思恩左侧的某证券公司王总开始说话了，声音已明显比平时高出许多：“诸位！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公司年底前要一分为三，我负责管没人要的那一块，就是前些年投资失误形成的一堆破烂实业。这样我就等于是改行了，以后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已不再是同行。来，请各位为此干一杯！”他自己先干了。其实他的酒量也很有限。
“是你愿意去的？”有人问。
“对！是我主动提出的。我想到实业界实践实践，摸索出点经验来，然后自己拉班子，干风险投资去。”王总就是这么一个人，回答问题时会把你没有问的也一起连着和盘托出。
这个话题也就说到这了，大家谁都没往心里去。但李思恩却把它记在了心上，并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冥思苦想起来。
实际上，李思恩早有投身实业的想法，只是一直没有下决心实践。现在他发现，有同样想法的人还不止他一个，于是就开始悄悄地为此做起了准备。他并不想使自己仅仅定位于风险投资领域；他想发起一只产业投资基金，相当于国外的私人产权基金，国内叫做私募基金，理论上可以投资于任何金融产品、任何行业、企业的任何成长阶段。一旦发现企业前景很好，但资金运转出现暂时困难，申请银行贷款又不够条件，他就可以出手。如果企业具备改造潜质，有民族自主品牌，产品的市场前景较好，只待资金和管理注入，就可避免被外资收购，那就更可成为他的投资对象。他就想为民族工业的成长壮大出把力。
李思恩首先上网收寻了国内外有关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并将其一网打尽，详加分类整理；然后，从书店买、从图书馆借，弄来一堆这方面的书籍，潜心研读；最后，他通过王总结识了境内产业投资领域国字头、民字头和外字头的领军人物，进而与境外的同类公司搭上了关系，真正使自己融会贯通，找到感觉、厘清了思路。
至此，李思恩开始利用自己的职务，不动声色地调动首诚证券的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为自己将来的公司做着各方面的铺垫。几个月之后，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第一笔资金到位，李思恩正式辞去首诚证券总裁职务，走马上任资产管理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并带走了一批首诚证券的精英分子。当然，他们每个人都是在拿到了年终奖金之后才递上辞呈的。
如果说李思恩第一次改行是由从政退为从商的话，那么，这一次则是由从公退到了从私，因为这间专事投资业务的公司纯纯粹粹是私人的。
李思恩不认为私人公司不可以有伟大的抱负。
他的投资公司资金主要来自于境内外个人，投资对象全部是环保类节约型市场前景看好的实业项目，因此社会效益和微观经济效益俱佳，与股市的脸色变化方向正好相反。
李思恩的脸色重现红润，精神焕发，走路胸也挺起来了，头也抬起来了，从此不再郁闷。这说明他离开首诚是对的，离开证券业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整个人的心情变舒畅了。
而那些仍然留在证券市场中的人们，则在忍受着各种煎熬。
李喆主持首诚证券工作以来，把宝岛台湾的经验来个全盘照搬，对公司的过去来个全盘否定，将公司文化来个彻底颠覆。他引进了一大批“海归”作为自己的亲信，开总裁办公会时讲英语，英语成了首诚证券的“官方”语言。导向的转换，使得公司员工学英语的热情远远大于干工作的热情。首诚证券因此而日见衰落，韩筱和李喆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大。
首诚证券的员工们后来发现，虽然合资协议是韦博投资的总裁——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种白人——出面签署的，中英文两种文本俱全，合资方署名也是韦博投资集团，但是实际出资人却是李喆所在的台湾公司，首诚证券的分红也是划往台湾公司的。而且，韦博投资总部的员工证明，台湾公司只是他们总裁和李喆两人的私人公司，该公司与韦博投资没有法律上的关系，更不是什么韦博投资的全资子公司。难怪合资外方所派之人都是来自台湾，而没有一人来自韦博投资本部，合资后也没有从韦博那里获取到任何“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但这一切韩筱是早就知道的。
2002年和2003年，首诚证券连续两年亏损。这也是其自成立以来，首度出现连续两年的经营性亏损。
韩筱自觉过去的行为有悖于自己的良知，再无颜继续面对跟随自己十几年的老部下、老员工，遂于2004年初黯然离职，提前退休，移居美国风景秀丽的加州，与先前出国、在洛杉矶定居的女儿一家人住在一起，过上了他的寓公生活。后来李思恩赴美时曾去探望过他，远远地见他孤零零地坐等在公园前的长椅上，背景是蓝天白云绿草地，他却兀自拄杖凝思。只三年多时间未见，其头发已然全白。
韩筱走后，董事会推举中方大股东即将退休的一位副总继任首诚证券的董事长。这位新董事长对证券一窍不通，所以凡事以李喆为中心，他自己则只求老有所养，坐享高薪厚禄，不惹事不操心万岁。
李喆的工作作风是简单粗暴型的，绝对没有温良恭俭让，他只走两条极端的路线，即对内：有用或顺从者，给予高官厚禄；没用或不顺从者，先降级后逼走。对外：用得着的，金钱厚礼奉上；用不着的，一律不理不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
霍小青所领导的深圳总部，在业务开拓方面始终走在全公司的前面，几年来一直是公司的领头羊，利润支撑中心，她个人也年年受到表彰。自2000年底，公司一线领导换了之后，公司的战略思路换了，经营管理风格变了，霍小青开始不适应了，于是和领导的顶撞、冲突也多了起来，成为有用但却不顺从的一类人。从前在公司里，这样的冲突和顶撞也经常发生，但那时大家都是为了工作，谁是谁非，谁委屈谁占便宜都不会计较。而现在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其权威没有根基，无法容忍冒犯，于是冲突的双方开始变得互不相让。李喆认为，当面反驳他的话就是目无领导，无组织无纪律，应当严惩；霍小青则认为，领导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就不能下车颐指气使，不给下属说话的余地。李喆说霍小青躲在荣誉里，抱着老一套墨守成规；霍小青说公司过去好的传统作风和企业文化就应该坚持和发扬下去。水火不容的情况下只能有人选择离开。离开的人当然不会是权重位高嘴大的那一个。于是霍小青就辞职了，昂首挺胸地离开了她整整服务了8年的企业，没有回一下头。
还好，霍小青撤出得早，撤得正是时候，可以说是逃了个顶。她的好友倪华是凌云证券的副总，就没她那么幸运了。公司亏损，奖金锐减不说，倪华自己的闲钱和父母的银行存款，还被她套在了股市里，2003年时市值已跌去大半，她简直是度日如年，以至在亲朋之间，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证券从业的专业人士，更不用说显示以往的神气了。
2003年底，凌云证券发起成立凌云基金管理公司，倪华出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股市不景气，基金也难发，新公司发基金更难。她挨个银行拜，可哪家都不愿当他们的发行代理，所以大半年过去了，一只基金也没能发出来。基金管理公司二十多人干吃资本金，每天既苦又累，功课没少做，但却不见效果，简直是活活窝囊死人。一怒之下，她就辞职去了一家私募基金。她不服气，不甘心就这样窝窝囊囊地被挤出证券市场。自那以后，倪华开始跟随“高人”读报表，跑企业，查市场，算价值，估风险，沙里淘金，沉下躁气，潜心学习巴菲特，终于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和一身硬功夫，也算是从前的窝囊罪没有白受，落了个善报。市场中能抗到倪华这一步的人，不多。
但即使是到了她这一步，有了大把的钞票，却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幸福快乐的感觉。
比如前些天，倪华乡下有亲戚进城，她很不情愿地去接站，心里还生怕他们提出要住到自己家里去的请求。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她在城里住公寓，人家亲戚在乡下已经住别墅了；她的床是德国产高级席梦思，但亲戚们却也不稀罕，而是要她直接载他们去宾馆，在那里他们照样也能睡上高级席梦思。从前是她在他们面前摆阔，但现在反了，是他们在她面前摆起阔来了。她对此突然巨变明显的不适应。自己这有限的富有如果没人分享，无人愿意沾光，等于是让她少了一份施舍的快乐。一旦没有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快感，简直比发不出基金还令她不爽。
她把这种不爽通过互联网告诉霍小清，霍小青就从美国发来邮件挤兑她:“那说明你还不够富有，还应该加倍拼命地向经济动物靠拢，要继续把赚钱进行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