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学源
包昌法先生，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服装学术研究者。他的人生道路富有独特性。他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但他通过刻苦自学、坚忍不拔的钻研和顽强拼搏，由一个少年红帮裁缝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草根专家。其后，50年如一日的创发，使他在服装科学和服装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令人叹服的累累硕果。所以我们为他立传，让人们了解这位埋名草野几十年的宁波裁缝，学习他的奋发创业、不断创新精神，也为有志青年提供一个励志坐标。
一、生平素描
包昌法先生，1932年冬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北郊湾头乡包家漕村。父亲包协卿，少年时由亲戚带至上海，在一家烟杂店做学徒，满师后做店员，后曾失业，沦为小商。包昌法4岁时随母亲由宁波移居上海，后来进入上海市南市区唐湾国民小学读书，1947年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高学历）。其间，每年暑假，父亲都让他回宁波探亲认根，住在阿娘（宁波人称祖母为阿娘）家里。所以，包昌法虽然少小离家，成了上海人，但却颇受宁波传统文化的熏染。直至古稀之年，每谈起故乡，他都兴致盎然。特别是老家边上的那条清澈的姚江，在这里迂曲回转，形成一个“几”字形，风光很美。他总是说：“乘轮船到宁波轮船码头，下船经过草马路，很快就到阿娘家。阿娘家开门见河浜，可以在河浜里捉鱼钓虾……”亲情、乡情溢于言表。
包协卿先生和大多数移民上海的老一辈宁波人一样，既能很快融入上海的大都市社会生活，顺利接纳异质文化，又能执守宁波人固有的职业平等意识和崇实务实的传统价值观。在他们心目中，“家有万千财产，不如一技在手”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父亲也以这种观念教导包昌法，小学毕业后，即设法让他进上海祥生雨衣厂当学徒。雨衣业，和西装、中山装、衬衫等现代服装业一样，都是新兴的朝阳产业。移居上海的几代宁波人，很多人都是从事这一产业的。后来，人们统称之为“红帮裁缝”。随着现代服装业的迅速拓展，“红帮裁缝”这一群体概念渐渐宽泛化，除了裁缝师傅之外，还包括这一行业里的管理人员、勤务人员，甚至包括某些与红帮有关的绸缎布匹商店里的店员。以至于后来就以“红帮”二字概称从事现代服装业宁波籍人士了。包昌法所接触到的，正是这样一些“红帮”人。
包昌法秉承了宁波人的社会价值倾向，对现代服装业很有兴趣。他除了全神贯注地跟着师傅学艺之外，还自觉坚持业余自学，对服装的排料、裁剪、打板，以及缝纫机的操作、保养和维修等等，都极有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方面的有关知识。上海解放了，他又到景华服装学校去进修，提高裁剪缝纫技能。1951年他从雨衣厂满师时，已经是一个既具有相当理论知识，又具有一定实践操作能力的青年艺工。厂里安排他当了车间收发员。
包昌法很踏实地沿着既定的职业之路迅速前行。他在用中学，在学中用，学得扎实，用得灵活。
时代为这个勤奋的青年艺工提供了提升自己的历史机遇。20世纪40年代，上海服装行业中，已开始引进美国的胜家公司的家用缝纫机，50年代开始推广使用，上海服装业开始由手工作坊式生产，开始向工厂化、机械化生产转型。包昌法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对于既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缝纫机产生了极大兴趣，看出了这种生产工具的广阔发展前景。在推广缝纫机热潮的激励下，包昌法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写一本有关缝纫机的科技普及读物。他成功了！这就是1952年12月由他完成的《缝纫机学习讲话》一书。这是一本适逢其时又非常实用的书，由上海正文出版社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此后12年间重版了4次（详见后文）。
初试笔墨中获得的成就感，对这个青年艺工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奠定了他坚定不移地在服装研究之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1956年初春，崭露头角的包昌法受到了上海市服装行业的关注，被调至上海服装公司技术研究室工作。
但是，在那个风波仍频的年代里，包昌法的人生之路岂能平坦？在“反右派”的风浪中，包昌法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顶帽子压下来，拿他不动重如山！”然而，作为一个有既定人生目标的青年工人，包昌法并没有被此“山”镇住。1958年10月，他被下放到服装公司所属的上海第一衬衫厂缝纫车间劳动。他“方寸”未乱，坚毅地朝着“一技在手”的目标默默奋进。从《缝纫机学习讲话》的成功中，以及后来的渐入高层的累累科学研究成果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已开始进入“坚忍不拔”的人生境界。50年后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他笑容可掬地说：“被打成‘右派’是不幸的，但回到基层劳动，在生产实践中我有机会积累更多的服装制作经验，这有利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就是说，这段人生逆境，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这种倒逼机制又与发愤图强的心志叠加共振，产生出一种新的人生动力。
在缝纫车间做“打样”工作期间，他没有把这种劳动简单化，而是边工作边思考怎样把几何学原理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去，找到其中的固有规律。这种结合实践的思考，为他后来在服装设计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60年，他头上的那顶“帽子”被摘下来了，但仍在车间劳动。“位卑未敢忘忧国”，而且境况毕竟有所改变，他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奋斗计划，开始致力于服装科学文化的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了严重困难，全民动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共克时艰。上海服装行业积极响应，各式各样的创造发明和修旧利废的能工巧匠层出不穷，人人相忍为国，主动为国分忧。于是，原来做一套中山装要用1丈5尺布料，通过精打细算、巧妙安排，只用1丈2尺5寸就够了；一件新衣服被虫咬了一个洞，就有裁缝在洞口边绣上一朵花，不但破洞被掩盖住了，而且为衣服平添了亮点，令女主人喜出望外；孩子长大了，连衫裙穿不来了，就有裁缝师傅将之拆开，镶上漂亮的花边，一件整旧如新的连衫裙令小姑娘赞叹不已；一条男式旧西装裤，竟可以改出女裙、儿童大衣等20多种衣服来……这些别出心裁的创举，在服装设计大师们眼里，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是“小儿科”，但在草根服装研究者包昌法的心目中，却是意义重大的。他不但关注、赞赏这些新人新事，而且力求加以宣传、推广。于是，他就给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建议信，希望把这些先进事迹、先进经验推上银幕，加以宣扬和推广。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认为这个选题“很好”，很快列入制片计划，并且派来厂里2个编导人员帮助包昌法，完成了电影剧本《巧裁缝》的写作任务，并很快投入影片拍摄制作，当年就在全国科教影片展中放映，获得全国服装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迅速产生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这位草根研究者再次获得成功，又一次有力地鼓舞他从事服装研究的信心和决心。1963年6月9日，包昌法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剪刀下的科学——科教影片<；巧裁缝>；拍摄前后》一文中，他写道：“每听到这方面消息，我真是高兴极了！”“我个人的感受和体会是很深的。”“首先感到的是，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不论任何工作都是有出息的，看看都是平凡的劳动，而其中却都大有学问。”这个感受，既来自回顾，也来自对自己服装研究工作前景的展望。
他认定了：剪刀下有科学！
由此，包昌法在全国同行中，已经小有名气。
此后，他一直在关注服装行业勤俭节约的问题。1980年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服装省料法》一书，次年，这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巧用边角衣料》一书。同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他的《大小材料联用》一文，建议边角零料综合利用。
1978年10月，包昌法终获彻底平反，回到原工作岗位上。这时，服装公司技术研究室已改组为上海市服装研究所。由于在衬衫厂20年中坚持不懈的积累、探索，回到研究所后，他很快就取得了新的科研成果。而且势若井喷，不但著述甚丰，硕果累累，而且成就非凡，影响深远（详见后文）。
1984年初，包昌法受服装公司委托，去公司下属的“上海市服装公司七·二一大学”筹办大专班（后改称上海纺织职工大学，隶属上海市纺织局）。自此包昌法的研究工作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服装职业教育教材编撰，同样取得了累累成果。1985年6月，他被聘为上海市服装协会理事。从这一年起，他应聘参与了服装培训、服装科技传授和服装大赛活动，并应两所高校服装系之聘从事教学工作。
1991年8月30日，这位老专家终被评为高级工程师，第二年就退休了。
1992年2月，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授予他“从事纺织（服装）技术工作三十年”荣誉称号。
1992年2月，包昌法退休。从此，他被“投闲置散”。那么，包昌法过起种花、遛狗、打太极拳的闲适生活了吗？不！他依然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从事着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研究活动，多项重要成果都是退休以后取得的。迄今，他已出版近40种服装专著。他正在创立“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人生奇观。
二、科研活动和成果一览
20世纪20年代以来，红帮前辈就十分关注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研究对我国服装现代化的导向意义。唯其如此，他们才成长为我国服装创世纪的领军人物，才担当起树立我国服装革新新里程碑的历史使命。老一辈的宁波本帮裁缝，生意做得不可谓不大，技艺不可谓不高，明清之际，他们已进入北京，并且成为北京成衣行业的第一块牌子。但他们缺乏历史使命感，只有经验，没有理念；只知守成，不思革新。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到20世纪初，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红帮裁缝。包昌法从跨进服装界开始，他就走上了红帮开拓的新的历史道路，而且是那样地心无旁骛，一往无前。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工人，他就写出了他的第一本关于缝纫机学习的书。也许他自己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意义。他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国第一本较为系统地介绍缝纫机的书，是一部恰当其时的书，它推进了我国服装生产方式的转型。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红帮人开始引进、使用“胜家”牌缝纫机，至50年代已经逐步推广。这就产生了缝纫机基本知识学习、运用的一系列问题。作为有心人，有志者，包昌法很敏感，于是，一本非常适用的科普读物应运而生。唯其非常适用，产生了巨大的科普价值。1959年又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更名为《缝纫机的使用与保养》再版，1963年又受到中国财经出版社的青睐，再次出版发行。1964年又出版了增订本，书名改为《家用缝纫机的使用与保养》。这本书的出版发行进程，已经充分表明这本书的意义。包昌法自然也受到启迪，成就感策励这个青年艺工奋发前进。
使包昌法再次受到鼓舞的是科教影片《巧裁缝》的剧本编写和影片拍摄的顺利完成以及成功发行。这部科教片在新中国的增产节约运动中是立了大功的。它在全国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反应，效法和推广者在各地不断涌现出来。这使包昌法从事服装科研的信心倍增，研究方向更加明确。1978年平反后，从1980年至1989年，包昌法出版了2本节约布料的书和《时装缝纫要领》、《服装知识漫谈》、《穿着艺术》以及童装、新婚礼服等图书近20种。这些图书都是和时代脉搏紧密适应的，都是非常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的，因此都成为当时罕见的畅销书。其中，《服装省料法》一书发行了100多万册，《服装剪裁200问》由辽宁科技出版社出版，曾被评为“北方十省市优秀图书”二等奖。
当然，作为研究方向，包昌法的选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向纵深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先后应邀参与了多种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程，其中有《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服饰部分，1986年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服装鞋帽部分，1991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国服装大典》（包昌法任编委兼“服装生产篇”副主编，1999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这些辞书都是学术分量很重的，多为国家级重点图书，均为学术界所重视。《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一书曾获得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等4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