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达昌于1950年初在东京富国大楼开设“培罗蒙”分店。是年7月，他的身体状况堪忧，谁来接替自己管理“培罗蒙”？这一严峻的问题摆在许达昌的面前。按照传统的习俗，一般会传给自己的亲人，或子侄，或兄弟，很少会传给一个外姓人。但是许达昌对此有着与老一辈截然不同的观念，作为新一代的红帮人他已经跳出了家族利益这一狭小的圈子，而是从“培罗蒙”事业发展这一大局出发，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培罗蒙”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让“培罗蒙”的名声更加响亮的人才。这一人才其实他早就物色好了，而且在他还是学徒的时候许达昌就有意地培养他，他就是许达昌的大徒弟戴祖贻。在危难之际，许达昌毅然决定授命戴祖贻接替他掌管日本的“培罗蒙”；更为令人惊叹的是，1969年，许达昌竟然将日本“培罗蒙”所有资产全部转让给戴祖贻。
而戴祖贻不负业师所望，全心全意经营“培罗蒙”，不但使“培罗蒙”生意兴隆，享誉日本，而且吸引了其他许多国家各界要人名人的关注和光顾。如果说，在香港，许达昌将“培罗蒙”推向了世界服装舞台，那么，在日本，戴祖贻带着“培罗蒙”站在世界服装舞台上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表演。也正因为这样，戴祖贻被人们称为“培罗蒙先生”。
许达昌是伯乐，戴祖贻就是千里马。日本“培罗蒙”的兴盛与戴祖贻这匹千里马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戴祖贻，宁波镇海县霞浦镇戴家村（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1934年6月，年仅13岁时到上海“培罗蒙”拜许达昌为师。他是许达昌也是“培罗蒙”的第一个学徒，当时店堂只有绍兴来的沈先生和戴祖贻两个帮手，从早到晚十分忙碌。他时时处处留心师傅的裁缝诀窍，不懂就问，学了就做，废寝忘食，直到弄懂为止，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技艺。
当时“培罗蒙”顾客除上海上层社会外，常来常往的还有英、德等国的银行家，商行的高级职员。为了摆脱语言交流的困难，戴祖贻遵守店堂的规定，到营业打烊后，就刻苦学习英语。由于戴祖贻的聪明和刻苦，因而得到许达昌的器重。1936年起，许达昌先后结识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几位达官显贵，他多次派戴祖贻到南京为这些军政要员量体订制服装。这样，戴祖贻穿行在南京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别墅之间，试样，交货，度身，接货，谨小慎微，精益求精，不敢有丝毫懈怠。实践的磨炼，不仅提升了他的业务水准，也让他获得了经营生意的经验。许达昌有心栽培他，还保送他到顾天云为校长的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深造半年。
经过10余年的磨炼和积累，戴祖贻不但增长了知识，学到了西服裁剪制作技艺的精髓，而且丰富了人生阅历，积累了经营之道，这些都为他以后在日本独自撑起“培罗蒙”的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0年戴祖贻受命于业师后，随即朝鲜战争爆发，来来往往的商人和途经日本赴朝鲜半岛的军人，都看好日本东京价廉物美的成衣业，纷纷上洋服店定制西服。“培罗蒙”很快便在东京众洋服店中脱颖而出。有了资本以后，戴祖贻便扩充店面。正在这时候，红帮名师顾天云来日本寻找创业的机会。
顾天云懂日语和英语，裁剪缝纫样样精通，戴祖贻以学生和朋友双重身份盛情邀请他一起管理“培罗蒙”。经过几年的打拼，“培罗蒙”在东京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戴祖贻经营“培罗蒙”秉承了师傅许达昌的经营之道：注重经营环境、服装质量，把握商业机遇，还有就是注重名人效应。在日本的“培罗蒙”主要客户多是生活在日本的外国商界巨头及外交官员。美国远东总司令及“联合国总司令”李密滋将军等都光临过“培罗蒙”，日本演员高仓健，体育界王贞治，也都是“培罗蒙”的客人。
1963年，因富国大楼改造迁移，“培罗蒙”迁到东京北青山。1964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观众纷至沓来。“培罗蒙”高级的面料、精湛的工艺、周到的服务、适中的价位像磁铁一般，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纷纷走进“培罗蒙”度身定制西服。戴祖贻带领着“培罗蒙”的员工一丝不苟地赶制了一套套精美的西服。当他们将这些“培罗蒙”西服如期送到客人手中时，凭着辛勤的劳动和出色的工艺，不但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回报，而且也赢得了一声声真诚的赞美。“培罗蒙”的美名更是远扬天下。
1990年，新建的东京帝国饭店开业，帝国饭店是日本的第一饭店，也是全世界的顶级饭店之一。光临帝国饭店的宾客，不是日本的皇族、权贵，便是来日本的各国重要人物，多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这些人物的着装都是高级的西装。60多岁的戴祖贻又一次捕捉到了商机，为了在帝国饭店争得一席之地，戴祖贻不惜重金，租用两间80多平方米的铺面，作“培罗蒙”营业之用。在帝国饭店附近另租一个工场，作裁剪和试样之用。帝国饭店内的“培罗蒙”营业厅装修新潮，环境舒适；西服样品款式时尚，面料高档，因而引来了大批客人。
经营这样一家高级西服店，戴祖贻自然有不少窍门，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尊重顾客，奉行“顾客永远是对的”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培罗蒙”的收款收据是自己设计印刷的，收据的最上方写的是对客人的感谢之语，以示敬意。
戴祖贻曾经说：“名誉的损失比任何金钱方面的损失都要大。”
几十年间，“培罗蒙”先后为美国前总统福特，日本内阁大臣及商界领袖，20多国驻日本大使，文体明星等精制了数以万计的西装。在这期间，戴祖贻和很多客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福特在“培罗蒙”先后做过很多衣服，先是亲自上“培罗蒙”定制，后是做带货邮寄过去，最后是邀请戴祖贻去美国为他定制。福特还曾送戴祖贻一副有美国国徽标志的袖口纽，一幅他在白宫的签名照片，每年年底，福特还会特地给戴祖贻寄来贺卡。韩国三星物产的创始人李秉喆会长也是“培罗蒙”的老主顾。因为他的身材是“特别”的平肩，戴祖贻就替他特别加工，做成普通肩。李秉喆曾特地请戴祖贻到韩国工厂参观指导一星期。
在丰厚的经营利润和极高的社会知名度面前，戴祖贻立志攀登世界西服的高峰。他经常出洋考察服装市场，充实提高自己。戴祖贻每年亲自到英、美、法、德、意大利、西班牙、瑞士、苏联等国家参观服装展览会，学习特殊工艺；回到日本后，便以各种方式向消费者传达西方时尚服饰的信息。与日本服饰市场联姻，将“培罗蒙”作为交流平台，经销世界名牌服饰，便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
在日本，“培罗蒙”第一家经销获英国女皇嘉奖的“Aquaotum”（名店）皇家出品的现成大衣和西服，原定一年推销200件，后来超过2000件。其中不少款式曾为贵宾所钟爱。“培罗蒙”还经销意大利Balvest现成衣服工厂出品的名牌西服，取名Bailitti，一年定制数十套，价位每套20多万日元上下。名牌西服、名人效应、名牌商店，“培罗蒙”的生意自然越来越红火，“培罗蒙”的名声自然越来越响亮，戴祖贻的名字也伴随“培罗蒙”品牌，飞向亚洲、欧洲、南北美洲。
日本的“培罗蒙”因为戴祖贻而名扬世界，戴祖贻因为许达昌而成就大业。
上海电视台记者在纪实频道采访戴祖贻时，他曾哽咽着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父母身边13年，在老师身边20年，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做事，我感谢我的师傅许达昌，有他的关心方才有我今天的日子。‘培罗蒙’就是我的生命。”
【注释】
（1）关于许达昌经营西服店的时间、地点有多种不同的说法。2003年出版的《红帮服装史》（季学源、陈万丰主编）认为：1928年在上海四川路独资创办许达昌西服店，1932年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楼上营业，1935年迁至南京西路，改名培罗蒙西服店，同年又迁至南京西路284号。2007年出版的《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陈万丰主编）认为：1919年，借南京路西藏路的“新世界”附近街面房开设许达昌西服店，1932-1933年间，搬迁至静安寺路（南京西路）735号，改店号为“培罗蒙”。本文采用2005年出版的《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的观点。
（2）根据季学源、陈万丰《红帮服装史》，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又根据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采访戴祖贻先生时戴先生的谈话。
（3）《申报》1912年7月15日。
（4）《大公报》1912年6月1日。
（5）季学源、陈万丰《红帮服装史》，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
（6）（7）尤莼洁、吴卫群：《“培罗蒙”：手工缝制80年》，《解放日报》2008年3月10日第5版“新闻视点”栏目。
（8）（11）（12）（13）（14）（17）季学源：《红帮的一次战略性转移》，《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9）（10）转引自夏英杰：《战后香港经济的腾飞及其成因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5）（16）卡季斯基、丽斯曼：Operations Management-Strategy and Analysis。转引自季学源：《红帮的一次战略性转移》，《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主要参考文献】
[1]季学源、陈万丰主编：《红帮服装史》，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
[2]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3]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4]陈万丰主编：《中国红帮裁缝发展史》（上海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陈万丰编：《创业者的足迹》，宁波服装博物馆2003年9月编印。
[6]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服饰通史》，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
[7]宁波市鄞州区文广局、宁波服装博物馆：《红帮裁缝与宁波服装研讨会文集》，2009年10月编印。
[8]安毓英、金庚荣：《中国现代服装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9]张竞琼：《西“服”东渐》，安徽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10]季学源：《红帮的一次战略性转移》，《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1]夏英杰：《战后香港经济的腾飞及其成因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2]尤莼洁、吴卫群：《“培罗蒙”：手工缝制80年》，《解放日报》2008年3月10日第5版“新闻视点”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