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黎明
20世纪初，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城市出现一股“西服热”。当时，奉化江口的王溆浦、前江、南渡一带以裁缝营生者很多。这些“本邦裁缝”（中式裁缝）主要做长袍、马褂、对襟衣，多在本地上门服务，给富家缝制服装，也给穷人缝缝补补，以技艺精湛著称。他们为适应西服渐行的潮流，纷纷改弦易辙，研习西服工艺，从做中装改为做西装。一些在国外学习裁缝手艺的年轻人，回国后相继在上海、哈尔滨等城市创业。起初那些“群出卖艺以缝衣营生者”，或三五成群，或单门独户，带着剪刀、市尺、熨斗、针线，为人缝制衣服。他们没有工场，没有店面，靠上门兜生意，全部家当包在一块布里，所以被人称做“包袱裁缝”。随着生意逐渐兴旺，一些裁缝师傅开始开店经营。店中职员多为家乡子弟，互相提携，尽心培植，优秀者另树一帜，分业自立。至1950年10月，奉化人在上海开西服店的有113家。奉化裁缝不仅数量多，而且手艺高，名气大，制作的服装款式讲究、品质优良，成为上海“红帮裁缝”中坚力量。他们改变了过去中国人长袍马褂的着装传统，开创了中国近代服装变革的先河。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江良通，他开设的“和昌号”是国人最早开设的西服店之一，他也是奉化人在上海最早开设服装店的裁缝师傅之一。
一、穷则思变，东渡学艺
江良通字仕有，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出生在奉化江口（新中国成立前为前江乡，现为街道）一个叫前江村的小村庄。
前江村位于江口街道东北部，地处宁奉平原，奉化三大江河中的县江与剡江从村的东西两边蜿蜒向北流去，汇集于江口北端的三江口。这里阡陌广柔，江河交叉，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是鱼米之乡，新中国成立初曾是前江乡政府所在地。前江村所在区域虽是重要产粮区，但是地势平坦，水灾不断，加之人多地少，务农收入低微，当地农民生活困苦。在务农收入无法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一些村民以做裁缝谋生。
在清末民初，前江村只是一个百来户人家的小村，村民大多姓江。据《棠溪江氏宗谱》（1920年版）记载：前江村江氏于清朝中叶从原棠云乡（今属萧王庙街道）江氏家族迁徙出来。江良通家世代务农，祖辈没有手艺，仅靠种田谋生。其父亲第30世忠悫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农民，老实本分，生有两子，长子江良通，次子江良达。江良通育有辅臣、辅银两子。在封建时代，江良通一家仅靠租赁几亩田，自然难以维持生活。自小头脑活络的江良通不甘心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重复祖辈的生活，一心想着要外出闯荡。当时，与江口隔江相望的鄞县（现为宁波鄞州区）姜山镇有张姓人家在日本从事西服业，江口的王溆浦村一带也有人在日本做服装手艺。江良通决意要去日本闯荡，于是兄弟俩合计后一起到日本学习西装手艺。
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明治维新后，年轻的江氏兄弟坐着夜航船，沿着剡江，来到宁波，又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到日本横滨。江良通来到横滨后，找到早在那里从事西服业的宁波老乡学习手艺。从时间上看，江良通兄弟的师傅最有可能是张尚义之子张有松的后代，他们在这些人开的店铺里当学徒。
学徒工生活非常辛苦，但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创业拼搏精神和贫农子弟吃苦耐劳的品质促使他坚持下来。江良通是一个有心人，在学艺过程中，时时留意师傅的经营方式。他一直憧憬着能在家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西服店。
他相信那么大的中国，有那么多洋人，他们肯定需要穿西服，更相信自己有能力用所学的手艺创造财富，这是他外出闯荡的初衷和动力。
二、学成回国，上海创业
江良通兄弟学成回国，他们决定到上海去。那里是最理想的创业之地。
一方面，在上海便于经营生意。19世纪末，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已成为远东乃至世界的大都市，外国列强盘踞，使馆、商埠、洋行、办事处等到处都是，惯穿西服的洋人大量集聚。而那些受西方文化思想影响，着西服的国人也越来越多，因此生意客众多。此外，当时的上海有从日本学艺回国的宁波西服裁缝，也有“本帮裁缝”（以宁波奉化人居多，故称“奉帮裁缝”），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行业群体，西服市场日益成熟。另一方面，上海与宁波在地理位置上相距较近，水陆交通便捷，且同为吴语方言区，两地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差异较小。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的农民，乡土观念重，虽为生计所迫离乡背井，还是有浓浓的家乡情结。宁波人在上海做生意，一旦家乡有事或思念家人的时候，回乡一趟也比较方便。
来自于农村的商人虽然缺乏精于算计的生意才干，但是大都具有吃苦耐劳、诚实厚道的品质，那些品质足以使他们在生意场上牢牢守住阵脚，而且对财富的渴求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促使他们不断谋求发展。江氏兄弟初到上海时，他们露宿街头，每天肩背包袱，起早摸黑，走街串巷，上门为客户量身定做西服。生意清淡时在马路旁、小巷口摆摆地摊，有时还要乘小舢板到外国轮船上兜揽生意，辛苦不说，还要时时遭受冷眼黑脸。尽管如此，江良通还是用心做西服。他服务周到，做工精良，深受顾客好评。一些老板常常慕名请他们上门去做衣。兄弟俩便拎着包袱应邀上门，在堂屋中央搁一块长板，将衣料摊在上面剪裁，一个飞针走线，一个熨烫锁眼。一住十天半月，在这段时间里将主人家一家老小春夏秋冬四季衣服全部做好。
江良通的好手艺和好名气不胫而走，找他做衣服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手艺的日臻纯熟和资本的不断积累，他决定自己开一家西服店。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兄弟俩在北四川路（1946年更名为四川北路）8号开设西服店，取名“和昌号”，为上海早期西服店之一。中国人取名向来颇有讲究，在名称中寄予心愿和祝颂，寓意大都是“吉祥如意”、“繁荣昌盛”之类。江良通给店取名也如此，“和”有“祥和、和乐”之意，“昌”有“兴盛、繁荣”之意，先“和”后“昌”，反映出江良通创业理念中“以和为本、和气生财”的意识，有“和”才能业“昌”。
和昌号所在的北四川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商业街。早在清光绪三年（1877），租界当局便开始修筑此路。北四川路南枕苏州河，紧靠黄浦江，水运条件十分优越，既是通往世界的水上门户，又是沿海、长江、内河航运的枢纽；西邻当时上海的陆上大门北火车站，可谓水陆交通便捷。因地理位置优越，客流量大，商贩云集，商店鳞次栉比，逐渐形成上海商业中心。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上海风土杂记》中有这样的描述：（自老靶子路以北起）跳舞场、影戏院、菜馆、茶楼、妓院、浴室、美容院、按摩院星罗棋布。全上海除南京路、福州路以外，以北四川路最为繁盛，车辆、行人日夕拥挤……
江氏兄弟在北四川路开店经营西服生意，一方面服务周到，诚实守信；另一方面精益求精，大胆创新。勇于进取、不断创新是红帮裁缝所具备的重要品质，江良通在西服领域敢于领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大胆制作西服。当时在上海的洋人国籍、肤色、体态多种多样，因此西服流派也多样，有罗宋派、欧美派、日本派、犹太派等。江良通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依照不同洋人的体型和审美爱好制作西服。其所制作的海派西服肩胛薄、腰身直，轻便、挺拔，深受各国洋人喜爱，成为奉化三支红帮裁缝之一（一支是以王睿谟为代表的江口王溆浦村王氏一脉，一支是以顾龙海为代表的西坞顾家畈村顾氏一脉）。
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多，江良通对西服业前景信心倍增，大有一展宏图之意。他想起在家乡，不少乡亲为了养家糊口，都学过裁缝手艺。据资料统计，1915年，奉化全县从事成衣业的有两三千人，后陆续向外发展，至1936年，在县内做服装的有924人。江良通决定到家乡去物色服装工，带那些会裁缝手艺的亲友出来，一起把西服店做大！这个决定很是明智，一则，家乡亲友容易沟通和管理，二则，起用熟练工可以节省培训成本，提高制衣效率。其实，当时上海的一些“红帮裁缝”店铺都有这样的惯例，以血缘、地缘为纽带，招收同乡同族人为职工或徒弟，比如王才运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100余职工中有不少是奉化本地人。
江良通招收的人大多来自家乡前江村，且都有点沾亲带故。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的道理，不管亲与不亲，同等对待，从严管教。所有学徒，都要到工场实习一段时间，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量才选用，有的到柜铺当伙计，有的到工场做技工。在工场做工，还要再拜师，按制衣工序，一道一道学艺。到柜铺工作，必须学会量身、算账、接待等本事。
随着店铺规模的扩大和店员人数的增加，原有的小店铺已经不能适应。
而要在北四川路找到更好更大的店铺却很不容易。江良通经过考察后，决定把西服店搬迁到静安寺路407号（今南京西路）。静安寺路于清同治元年（1862），由英租界当局越界修筑，亦称涌泉路。光绪二十五年（1899），静安寺路划入公共租界，商店相继出现。江良通应该是在此间迁店落户，属于静安寺路上较早的一批商家之一。一份“和昌号”“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会员登记证”的登记信息显示：位于“静安寺路407号”的“和昌号”，当时的经理已是“江辅臣”，资本为“六百万元”，职员“9人”，职工“3人”，登记年月为“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是年，江辅臣47岁。从此份原始档案看，当时的“和昌号”已经是有所衰微的了。民国34年（1945），正是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经过战乱动荡的店铺，还能保留一定的经营能力实是难能可贵。
其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昌号”是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于沪的。
当时的“和昌号”已经初具规模，一楼前半间为铺面，用于与客户谈生意、算账交付；后半间为成衣库和量身定衣之处。二楼是工场间，辟有裁剪间、熨烫间和配料间；另有阁楼供店员住宿。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商开辟有轨电车线路从静安寺经外滩，折向北四川路直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电车开通，交通便捷，因此静安寺路人气日旺，店铺日增，商业、娱乐业迅速发展起来。
江良通的“和昌号”处于兴盛发展阶段。
红帮裁缝中无论是张尚义家族还是上海的江良通、王才运家族，他们的事业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其原因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近代中国出现通商口岸，洋人云集，西风东渐，中国流行西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地利——上海、青岛、大连等地濒临海港，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给西服业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人和——一方面西服流行已有成千上万的受众，另一方面，从事西服业的多数是社会底层出身的农民，他们既有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等优良品质，又有生意人敢拼敢闯的冒险精神，他们在生意场上无往而不利。
三、子承父业，生意兴旺
裁缝在封建社会一直被视为鄙陋薄技，为富贵者不屑。穷苦农家子弟因为生活无着不得已去学裁缝手艺。裁缝虽是社会底层的一种职业，但好歹也是谋生之道，俗语说得好，“积财万千，不如一技在身”，江良通当属此种情况。
江良通虽然是商人，但本质上是一个农民。他从农村走向城市，通过努力积累了一定财富，在城市站住脚跟之后，他十分渴求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
在他内心深处掩藏着一种深刻的自卑感。没有资料显示江良通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估计是家境贫寒未能接受教育。这使得他在学艺和创业阶段吃尽了苦头。
江良通认识到自身在文化修养方面的缺陷，也认识到要发展事业，必须让后辈继承自己的事业，这种认识是刻骨铭心的。因此他很注重培养孩子，愿意花费辛苦赚来的钱供孩子去读书，而且是读洋学堂。他把希望寄托于后辈，希望通过后辈读书和创业在社会上谋得一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