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日本的港口城市中，张尚义在善良人的接济下寄居码头附近，为各国船员修补衣服、被袱维持生活。他靠着中国农民勤俭耐劳和裁缝手艺，居然转危为安，在横滨安下身来。由于他本分、诚实，做活尽心尽力，价格公道，很受各国船员、商人、渔民的信赖，收入还算可以糊口吧。
在横滨，张尚义不但看到西方人穿的衣服与中国完全不同，而且看到日本人穿的很多新式服装也与中国完全两样。出于裁缝的本能，张尚义留心观察这些异样的服装，不但简洁利索，而且穿着方便，适体、美体，看上去很潇洒美观，显然比中国传统服装好，于是这个中国裁缝心动了，产生了学做这种服装的想法。自此，他在为外国人修补衣物时，便留心观察，分析这些衣服的式样、结构、裁剪、缝纫方法，进而，他又悄悄地把这些衣服拆开，将其各个部位画成纸样，加以琢磨、研究，接着便开始试做。经过耐心试验，终于成功了。
于是，中国宁波第一个做西服的裁缝诞生了！
依靠自己做裁缝的扎实功底，又靠饭里的自俭，菜里的自省，张尚义咬紧牙关，终于有了一点积累，在横滨开起了裁缝铺。由于他精工细作，价廉物美，待客诚实，生意渐渐红火起来。不久，他便办起了一家西装作坊，并且得到了顾客的认同，这大概是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西装店吧？
作为小店主的张尚义回到孙张漕村探亲，已经颇有一些衣锦还乡的意味了。他向乡亲们讲述了自己绝处逢生的经历和学做西装的全过程。他那九死一生的经历，令人感叹；而他在横滨看到、想到的一切，特别是西服的有关问题，以及自己学习、试做西服的过程和想法，又令人振奋、心热。他如实地讲，乡亲们却像听传奇故事一样听着、问着、想着、议论着，简直像滚烫的油锅里撒上了一把盐，炸开了！张尚义闯东洋的故事很快就在奉化江两岸热传开来。他让人们知道，外边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他让人们感觉到要改变生存环境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他让人们意识到，不能在这一小块土地上死撑活挨，不能守株待兔，在一棵树上吊死，必须出去闯一闯！人们心动了，本未学过一点手工活的人们都想像张尚义那样走出去试一试了。张尚义成为“农民新生活之歌”的领唱者，成千上万的乡亲相继和之唱之。
尤其令大家关注的是，张尚义没有在孙张漕村安心住下来，重操旧业，种田求生，而是决定重返东洋；不但自己重回日本，而且带去了儿子有松、侄子有福。这尤其具有爆炸性，那些学过裁缝手艺和没有学过这一行的，都按捺不住，四出打听。不久，就有人行动起来，通过各种门路，探听到可靠信息之后，相继揖别故乡，奔赴上海、哈尔滨、北京，日本的横滨、神户、长崎、大阪和俄国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等城市闯世界去了。据《浙江全省旅平同乡录》1935年10月统计，鄞县当时在北平的同乡会314个会员中，有115人是从事服装业的。不久，就在宁波周边各地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裁缝村。因为都是从事西式服装和现代中国服装业的，又都被泛称为“红帮村”。
张尚义带着儿子有松、侄子有福回到横滨之后，便一方面筹划如何拓展自己的作坊，一方面向有松、有福传授西服的技术、裁缝工艺，让他们心无旁骛，专攻与西服有关的各种业务，从技艺到经营方略、待客之道、职业操守乃至做人规矩，全面实行高规格、严要求，不但一丝不苟，而且一针一线都求精到。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他们就添置“洋车”（又称铁车，即缝纫机），兄弟二人分别在横滨山丁町31番和16番创立了“同义昌西服店”、“公兴昌西服店”。
日子过得飞快，春来冬去，年复一年，他们的服装店陆续扩大到百余人，做西装兼售呢绒，又在东京、神户开设分号，生意越来越兴隆。此后他又带着同村同县人和江那边的奉化人，一批接一批去日本从事西服业和现代服装业。横滨，几乎成了红帮人的第二故乡。
由于这些前贤的故事已历100多年，又在异国他乡，又没有人为他们写实录、作传记，以致有关他们的事迹，只能从他们后人的传述中以及从某些档案资料的零星记录中略知一些，很难具体备述，很多具体时间、地点、事件，也都难以详实交代了。
三、第一个红帮裁缝世家
据《东张张氏宗谱》，张氏辈分排列为：“高、尚、有、方、师、维、孔、孟。”张尚义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生三子：有松、有木、有梅，当地称“福、禄、寿三房”。张有松生于清嘉庆八年（1803），卒于光绪元年（1875），生四子：方朝、方芝、方昌、方城。方城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卒于宣统元年（1909）。师言生五子：维春、维时、维梁、维树、维妙。这是张尚义5代的嫡传关系。1991年，宁波市和鄞县的服装工业公司等5家单位联合调查考证，这5代人大多从事裁缝业，张氏成为第一个裁缝世家。
鸦片战争后，西装在上海、哈尔滨等城市中成为衣着的新潮流。在日本的张有松获得信息后，把横滨的“同义昌西服店”委托给妻弟王其方管理，自己与族兄有福毅然回到上海创业，成为催生中国现代服装创业群体的功勋人物之一。在横滨期间，张氏子孙曾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黄兴等一起商谈、策划过中国服装革命、创制中山装等问题。
张有松兄弟在上海静庵寺路等处创办西服店时，正处于红帮形成期，红帮人士在上海已经崭露头角，气势正旺。不久，张有松长子方城和同父异母兄弟方标，也回上海创业，在外白渡桥边百老汇大厦和威海卫路开办过“东昌西服店”，主要做外轮船员的服装。他们往来于上海和日本之间，国内国外连接起来。1920年前后，张方城的3个儿子为光宗耀祖，到孙张漕续宗谱，带来铁车（缝纫机）给乡亲们学习，出资维修庙宇和祠堂，还在祖宅附近建造了一幢中西合璧的楼房。方城之子师贤，在横滨开过胜利西服店，在东京开过培蒙西服店，2家店铺都兼营呢绒。张师月在东京开办的东昌西服店，在横滨开办的同义和西服店，也兼营呢绒，已较有规模。张有福在东京开办的福元罗纱店、在横滨开办公兴昌洋服店，张有松在横滨开办的同义昌洋服店，亦各擅胜场。张有福在上海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里虹桥堍开办东昌西服号，与国内张氏服装业并驾齐驱。
张肇扬是张氏的第四代人，他的祖父是张有宪，横滨“公兴昌”创始人；父亲张方广，出生在日本，后回上海上过中学，1926年在横滨专门学校（现神奈川大学前身）毕业。毕业后即在横滨中区山下町73番地开办汤姆森商号，从事西服业。1946年，曾被推举为横滨华侨总会第一任副会长，并担任京滨三江会所会长。翌年3月，被选为横滨华侨总会第二任会长，深受横滨华侨界拥戴。抗战时，张有宪回宁波，张方广留在横滨。张肇扬18岁时在东京新宿一所西服专门学校毕业，继承父辈事业，擅长做男式西服。21岁时，曾去台湾1年，在台中西服工场做出口美国的西服。后回东京帝都饭店和横滨山丁町开洋服店。
张氏第一、二代人，为中国现代服装创业群体——红帮的产生、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中国服装的彻底革新和中山装的创制作出了特殊贡献；其后3代人，有的取得专科学历之后，并没有放弃祖创的现代裁缝业，另立门庭，而是矢志不移，继续在服装事业中作出贡献，在横滨和东京华侨中颇有声望；张氏5代人和其他爱国企业家、华侨一样，除了本身的事业之外，热忱爱国、爱乡，参与捐资办学、赈灾济困、扶危救难等各项事业，因而颇享盛誉，张方广谢任横滨华侨总会会长、“三江”华侨总会会长后，又被聘为华侨总会、横滨中华学院顾问等。虽然他们几代人的具体事业进展以及其他活动的具体情况（比如孙中山先生初至横滨时，就有横滨服装界的人士前往欢迎和接待，张氏是否有人参与）尚待稽考，但从上述情况看，称他们几代人为第一红帮裁缝世家，应该是合适的。当然，除了张氏，还有孙张漕村及其附近乡村的孙氏、周氏、陈氏以及奉化县江口镇、王溆浦村的江氏、王氏等等，都是早期的红帮裁缝世家，是中国现代服装业的开创者，他们家族中的几代人，都有红帮创业的元勋、功臣。
必须充分评价这些红帮裁缝世家。他们的家庭在创业之初，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漫漫长夜的末端，“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黄宗羲语），裁缝还是“下九流”“小字辈”的行业。但他们却在“工商皆本”新思想的启发下，在“诸业并举”、“职业平等”新价值观的策励下，选择了裁缝业，而且代代相传，几代人均未东张西望，子孙们坚定不移，乐此不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社会历史彻底更张易辙、服饰制度彻底大转变的历史关头，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举起了革故鼎新的旗帜。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他们也许只是星星之火，但他们划破了沉沉夜空，犹如火炬一样放射着耀眼的光焰，使农民兄弟们惊起，看到了光明，点燃了开辟新的人生道路、追求新生活境界的信心。如果说张尚义的红帮家族，只是一个领唱者的话，那么孙张漕村、姜山镇继起的那些红帮家族，奉化江两岸、宁波地区乃至浙东地区迅速跟上的那许许多多裁缝家族，便都是“万人和之”者了。他们都举起红帮的旗号，北上，南下，东进，西征，闯关出国，把红帮的火炬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大地上燃烧起来，形成燎原之势，成就了红遍天下的理想。他们的历史功绩岂容小觑！
我们应当从形而下、形而上两个层面上，全面评述他们。
我们应当为他们树碑立传。
【主要参考文献】
[1]宁波市、鄞县、奉化县有关部门和宁波服装博物馆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关红帮的调查资料；2001年以来陈万丰、季学源等参与《红帮服装史》写作的学者有关红帮调查研究手记；宁波服装博物馆各展厅展示的图片、实物和说明文字。
[2]民国《夏口县志》、《鄞县通志》。
[3]民国《东张张氏宗谱》。
[4]季学源、陈万丰主编：《红帮服装史》，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
[5]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6]陈万丰编：《创业者的足迹》，宁波服装博物馆2003年编印。
[7]2001年以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含《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中发表的有关文章和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