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盼望着周末。
那天，我回家了，因为是周末，因为老父生活在老家那片天地里的孤独，还因为父亲的亲子情（兄长一家因为生计常年在外）。我脑袋里还揣着周意爷爷的那本发黄的笔记本上的那些阿拉伯数字，我想弄个明白。这求渴，就像那个饥荒年代想讨得一碗米饭那么迫切。
清晨，照样是起不来床，昨晚的夜生活：酒、K歌、县城的霓虹灯、青年男女们的喧闹。我自然又是遍身酒气一滩烂泥地躺在被窝里。吃中午饭还是妻子叫醒我的。
老家还是那些山，还是那些田地，只不过岁月的时间与空间对它们来说早已毫无概念。那些留守的叔叔伯伯们还有大妈大婶们更有那些期待父母回家的小屁孩们不见几个身影。他们上坡了，他们挥汗如雨在田间地头，这是他们传统的老辈们口传身教传下来的终日生活：放牛、砍柴、割猪草、放羊、铧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在打发他们的寂寞，在打发他们的空虚。他们在享受着他们与日月同辉的生活。
父亲坐在阶檐，一条木凳，一手旱烟，吧嗒吧嗒。他的目光扫着南来北往的那些老弱病残的孤独影子，逗着那些光屁股的小丫儿。
“上土坎？还没铧完？”
“没嘞！还得做点，不然就荒了，可惜。前几年争田争土，为那点田边土角，现在送人耕种还没人要，不荒才怪。”
父亲的田地早几年由大哥耕种，大哥全家外出了（山外的世界总对他们充满灿烂阳光般的吸引力），那些田地又由父亲辛苦耕种了几年，现在又几乎要全荒了，父亲再没能力下田上土了。
“爹，晒太阳？”
“不晒太阳等着身体上霜？”他像是不待见我的到来，磕着他手中的那杆被岁月烟熏火燎的烟斗，“又买苹果？前次买的还没吃完嘞，花钱。”
老屋还是老样（也许多了几只老鼠），五柱四瓜，被烟熏得黑不溜秋的板壁，简直就是苟延残喘、摇摇欲坠。父亲还在我是小屁孩时就告诉我，这幢老屋是祖上留下来的，修于何时，父亲也不清楚，因为这老屋的岁月压根儿就比他更有“岁月”。老屋里的家具有祖上留下的那两件老古董：一件快散架的朽木不可雕的木柜子，一把只等送进柴灶的木椅；也有母亲娘家陪嫁的可怜兮兮的那四条如老狗刨食般的木凳和那件同样快散架的漆迹斑斑的木衣柜。前年给父亲买的那套木沙发脏兮兮地摆放在堂屋里的一侧，有鸡屎，也许还有老鼠尿，因为沙发上的尘土已经说明了一切。我知道父亲很不讲究，也只能每周一、二次来给这幢老屋简单地收拾一番，给他换洗一次衣物（远在十里之外的妹妹一家已举家外出淘工了）。
“你这老不死的，爱点好行不。”母亲在世时常这样“骂”父亲。
通常情况下，父亲只傻傻一笑地说道：“我不爱好，你怎么还要嫁给我？说话不知酸臭，嘿、嘿！”
听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便无言了。现在，再没人如此骂父亲了，倒显得他更老泪纵横、沉默寡言了，早年与母亲的那些“风趣怒骂”早已荡然无存。以至现在每有人提起母亲，他便显得悲伤苦泪。
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喝着那罐罐茶，听着窗外来自寨上的那些不甘寂寞的犬吠，似乎要将五姓寨的时间与空间撕得粉碎。我们先是谈到母亲的荒坟需要再添两箕土，再是谈到他的大儿多年尚未回家，是否真正挣到了钱，当然还有我妹妹的一家。
他似乎在感叹岁月——在不久的某一天的到来。
“没挣到钱也应该回家一趟。”他们总是他的牵挂。那条牵挂的隐线早已缩短了父亲与大哥间的距离。
“您管他们？有我照顾您就行，他们不让您怄气就阿弥陀佛了。”我说。
也许因我满脑子塞满了那些阿拉伯数字，仿佛那些阿拉伯数字就是我大脑里的繁星。我们终于谈到了周意爷爷留下的那个发黄的小笔记本。如果那些数字真与什么宝藏有关，那当然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它毕竟对我们充满了无限的诱惑。也许朋友说得没错，它们也许跟某个年月日有关。我该相信什么呢？
“您知道1934年我们赵、周、王三家的事吗？”我试探着问父亲。
我的突然提问，像是碰到了父亲的某根脆弱的神经，仿佛要将他生命的某个时空瞬间聚焦于某点。
“你问这些干什么？”昏黄的灯光下，我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某些让他不愿表达的语气。
“周叔的那个小笔记本上有这数字，您一定知道些什么？”我穷追不舍，我向来有“打破砂锅”的秉性，也许这是我性格的弱点。
沉默的父亲，一边喝着茶，伸手抠了抠满头银丝的短发，像是在想着一个让他很难回答的棘手问题。
“1934年。”父亲在挖空心思地回忆。我感觉到了那份回忆的痛苦与悲悯瞬间袭上了老人的心头。
我知道现在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父亲能否回忆起那些早已逝去的往事，我只能表示怀疑，似乎有些许心惑。有何办法？寨上的老人们再没人比他年龄更大。我似乎对他有些“苛刻”，是否有揭老人伤疤的嫌疑？因为我偶尔也曾听老人们谈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悲伤。父亲的今天能如此康健与他身处老年时的心态分不开，他总是人前人后乐哈哈，有愚人自乐之感。他的悲伤久存在他自己的心里，就像那瓶淳厚的百年老窖。每当他独处，那便是对母亲的怀念与追忆。我知道，周意爷爷的死，对他的打击也很大，仿佛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寿终正寝”，让他看到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来日不多，看到了自己的“夕阳西下”。周栋华叔叔虽比父亲年小，但他们一直关系要好，因为他们既是兄弟，也是同伴，更是酒友，他们几乎无话不说，但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除外，这就是他们，饥时吃一口饭，冻时穿一身衣，属穿“连裆裤”的角儿。
“算来那年我才一岁左右，那年发生的事我又怎么知道？”父亲的话断断续续，仿佛每说一句都很困难，有气喘、胸闷之感。
“难道是因他那患难伙伴去世的原因？”我想。
原以为父亲定会将他想说的话“烂”在肚里，让它“发霉发臭”，谁知他却向我吐出了他想说的话，就像久违的谆谆教诲，也许因为我是他的儿子。
“我好像听老人们说过，那年，有红军从我们这里经过，那时的“政府”称他们为‘共匪’，说他们共产共妻。”我们坐在老屋灶间的火坑旁。我们那地方通常将灶间称为灶房，土灶的面前便是火坑，无论秋冬或春夏，老人们都喜欢抬一条木凳坐在那儿，用土茶罐煨一罐茶，有客人来，一碗茶便是他们招待客人们的“见面礼”。本来已给老人买了火炉的，但他嫌那铁家伙碍事，总习惯了他的火坑，习惯了他的“罐罐茶”，更习惯了他朝火灰里“吐痰”，“磕”他那根长长的竹烟铜斗。他说一把柴草，一个柴蔸或煮饭时的灶灰就能解决问题。老人爱蹲火坑，另一原因便是每年腊月每家每户杀年猪后，那些鲜肉就挂在火坑的顶上熏着，在火坑里烧点柴柴草草既熏了肉又烤了火，两全其美。
老鼠们自然也会来凑热闹，它们的虎视眈眈，它们的躲躲闪闪，它们的畏畏缩缩，更有它们的藏头露尾，父亲像是已与它们结成了伙伴。这是一种自然的和谐，是时空的共享，是大自然的生命共存。我说买点老鼠药来毒死它们，免得它们叽叽喳喳吵了他的睡梦。他说别管它们，它们也是生灵，它们也有生命。
“你周栋华叔叔的父亲周庆政本是我的叔叔。”父亲老半天才又嘟噜一句。他吞吞吐吐的嘟噜对我来说是非常理解的，因他这么大年纪了，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的中青年，一回忆就如吐枇杷子般，甚至有时很唯心地“噼噼啪啪”而十分痛快。因为他们的“社会意义”，因为他们的伤痛，因为他们所处的年龄世界，更因为他们正逐渐衰微的思维世界。“他原名应该叫赵庆政。”他又说。他每说一句话总是深思熟虑，深怕遗漏，深怕说错，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事，也是我们家族的分支去向，如果将来有那么一天（也许有那么一天），要写族谱的话……
“你周栋华叔叔的母亲名叫梁娥妹。其实她的前夫名叫周庆国，应该是1934年，好像是六月，那天很热。太阳烤得本就穷得叮当响的穷人们的身上汗珠直冒。来了五个国军，他们背着那黑不溜秋的长枪，全副武装，耀武扬威地进寨，不问青红皂白地闯进周家，硬拽着周庆国去当兵，如不从，就杀死他们全家。万般无奈，周庆国为保家人，只得去当兵。我大伯，也就是你的大公也是那次被抓去当兵的。他们被抓去后，周庆国也曾跑回来过一次，后不久又被抓去了。这一去，他们就了无音讯了。至那次后，他的母亲就病了，不久就死了。他父亲见自己的妻子死了，儿子又被抓去当兵了，就寻死觅活。总算被寨人救了下来，又怕媳妇梁娥妹离家出走，这样就断了周家的香火。那时兵荒马乱的，谁又能说清呢？哎！那年月！真是——”
父亲像是在叙述一部血泪家史，不时咳嗽两声。
“爹，我给您倒碗茶吧。”我说。我打开那与板壁连成一体的同样被“烟熏火燎”得黑不溜秋的岁月碗柜，拿出一只粉灰色的尚算干净的土瓷碗，将煨在火坑里的罐罐茶倒上。深棕色的茶水“咝咝”地喝在他的嘴里，我相信他一定在享受着幸福。“茶能延寿，”他说。“习惯了，离不开了。你们城里的那茶水我就是品不来，香味倒是浓，但那味道我就是喝不惯。”
他沉思了一会儿——沉思——就像在沉思他自己的时空岁月。
“周庆国他爹就想了一个法子。那天，他去集上打了一斤酒，‘包谷烧’，去商量我爷爷，对爷爷说：‘将你那老二过继给我，一来留住我那媳妇，二来也好让我们周家有粒种。’爷爷有爷爷的想法。‘将老二过继去周家，赵家还有老三。老二过继去周家一来可得周家的财产，二来还可白得一媳妇，划得来。’那时，兵荒马乱的，娶个媳妇不知有多艰难，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媒婆肯上门？那时的富家子弟们娶了一房娶二房，还娶三房。就这样你二公赵部政就过继去周家了，被周庆国他爹改名叫周庆政。因为他爹的默许，让周庆政与梁娥妹叔嫂成了亲圆了房。现在，我们赵家与周家本属一家就是这原因。”
真是世事难料。这些事，父亲尚记得清清楚楚。父亲还在回忆，他的追忆就像一个没有终点的破折号。
“在那时，我们这一带多土匪，有占山为王专抢地主老财们的‘义匪’；也有那些乡绅土豪们的看家护院们偷偷出门抢人钱财的‘恶匪’；还有那些县、区、乡党们的打手有时也时不时来抢劫老百姓的‘官匪’。人就这么回事，‘饥寒起盗心’。还是那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想死？谁都不想死，但那时，却有人逼着你去死：喝药死，上吊死，被枪打死，被刀砍死，去顶替当兵，去顶替受罪。谁管老百姓们的死活？法杖在那些地主老财土豪们的手中。常言流语那些衙门：‘有理无钱莫进来’。一个乡长一点头就可要你的命，一个保长也可根据他们的喜怒哀乐打死你。那时还有一个说法，最不值钱的就是老百姓的命，简直就是命如草芥。哪像现在，有法院，有公安，有律师……扯远了，那些事，何曾是我们老百姓可议论的事？”
父亲又似在调侃自己，说得口干舌燥时，将那土碗里的土黄茶水喝得咕噜咕噜脆响。
父子俩就这么在火坑边坐着，一碗茶一碗茶地喝着。习惯成自然，他总是于茶后让我去他睡的那房间取来他惯用的那条竹节铜斗长烟杆，看着他颤抖着手在烟斗里塞进土黄的烟丝，然后划上火柴点燃。听着从他嘴里憋出的吧嗒吧嗒的吸烟声，我便感觉到他正陶醉在他自己的生活世界里。我知道父亲曾读过两年私塾，在我们老屋的某个角落里仍安静地躺着那本他曾经亲手小楷抄下的“灯书”便是明证。
这本“灯书”我曾翻过，也曾读过。那时因土地下放，改革了，五姓寨的人们的日子也好过了，于春节间便玩起了让寨人们“乐颠颠”的龙灯，当然也有花灯。也常有外村的狮子灯、龙灯、花灯进我们五姓寨演出。
让我们最感兴趣的便是那狮子灯玩“叠桌子”，将那些新婚人家的大木桌一张一张地叠起来，一直叠到十二张，桌腿与桌腿间用火纸垫着，然后便瞅着那些人狮一张桌子一张桌子地跳跃着爬上去，随着“咚锵、咚锵”的锣、钵、鼓声，人狮们在那高高的木桌上玩起“二狮戏珠”，“龙狮抢宝”。煞是热闹极了。
因为父亲的存在，寨上的龙灯每遇难事便只有父亲出场：会龙，测字，测五海，参“主人为乐子莫须有地在大门上悬挂那些代表书生的笔、代表篾匠的竹篼、代表木匠的凿子之类”。每逢此时，父亲便对我们说：“娃，要多读书，这就是文化。”他让我们读那本被他视为至宝的灯书，背诵灯书上的那些灯句子，目的在让我们也能说那“开财门，送五瘟”的灯句子。灯书是父亲认认真真地抄的，如果父亲没读过私塾，他能抄下那些灯书？
“在土匪中势力较大的要算那‘东吴’的吴和清和‘西吴’的吴登仁，还有那‘飚老鼠’，‘鸡脚神’他们。”父亲说。“那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他们多数是因饥寒交迫而‘走投无路’，因‘孤苦伶仃’，因‘被剥削被压迫’。一个人没吃没穿，你敢说他们不上山？他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着，与其饿死冻死被打死被剥削死被那些土豪恶霸压迫死还不如上山入匪。这些土匪多数是老百姓们的儿子。在山上，他们受着匪头的管教，匪头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高喊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杀富济贫’，他们有聚义厅，他们在山上称兄道弟。匪头一声令下，他们就呼啦啦一窝蜂地下山，再一窝蜂地上山，对那些地主老财，他们总是‘欺男霸女’，‘杀无赦’。”
父亲的回忆是可信的，因他毕竟在旧政府下“苟且偷生”地生活了十六年。一碗罐罐茶就像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的记忆大门。他的话就是生活，就是社会，就是世界，就是人生。那一线历史就如涓涓细流，从他的口中娓娓道来，没有“惊涛骇浪”，却胜似“惊涛骇浪”；没有“冲锋陷阵”，却胜似“刀光剑影”；没有“饿浮殍尸”，却胜似“尸横遍野”。
“听老辈们说，就在1934年，来了一支部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红军。那时却被政府称作‘红匪’或‘共匪’。保长们腰挎那“黑猪腿”带着他们那背着黑不溜秋长枪的狗崽队敲着铜锣走村蹿寨、耀武扬威地对村民们高喊嗓子‘红匪’来了。他们说‘红匪’们共产共妻，烧杀抢掠，直喊得老百姓们个个人心惶惶、不知头尾、胆战心惊、哭爹喊娘。没人知道‘红匪’究竟是一支什么部队。听保长们一阵嗓子喊过后便将他们的那点可怜的救命、充饥粮食藏了起来，躲进山洞，有亲戚、儿子在山上当土匪的，他们就直接躲进山里，如老鼠见猫。
“那天，确实有一支部队来了，他们背着长枪，穿着黄军服，走在前面的长官骑着高头大马。他们的那一双双眼睛虎视眈眈地东睨睨西瞟瞟，将寨上的姑娘们似要洞穿心肺一样。保长们又说他们不是‘红匪’，是国军，是专门来为老百姓们打‘红匪’的，让老百姓们将粮食献出来。国军们一进寨就往老百姓们的家里钻，见鸡就抓，见猪就杀，惊得老百姓们鸡飞狗跳，大声嚷嚷说老百姓必须得慰劳他们，必须得让他们吃饱喝足，因为他们说他们在围追堵截‘红匪’。
“这支部队就这样在寨上横冲直撞地生活了一个多星期。他们的每餐都有老百姓们喂的鸡肉，每顿饭食都有寨里老百姓们喂的猪肉，如有哪家不服不给不让他们抓，不让他们杀猪宰羊，他们就用枪托打人，想要‘造反’就被他们抓去五花大绑，让那些‘造反者’日晒雨淋、蚊虫叮咬。再不然就干脆将那些‘造反者’枪杀掉，说那些‘造反者’是‘红匪’，是‘地下党’，是‘游击队’，是‘布尔什维克’。”
说到这里，父亲有些愤愤然。
有开门声。韦艳一阵风地飘进来。她说叔，您来啦。我点点头算是回答。她坐在那儿，一副愁眉苦脸，似有人对她借米还糠，无处诉苦，想找倾诉地。那张苦瓜脸就像挤得出水般隐现在她那头秀发里。
“您要去我家睡吗？”她问我。
她仿佛知道我的心思，老屋里就父亲睡的那间屋有他睡的床。老人向来不讲究，床上有老鼠尿也说不定，那是他的个人世界。
我看看父亲，父亲也看看我，那神色让人琢磨不透，仿佛迷魂阵般错综复杂。
“如果嫌我床脏，嫌我身上臭，你还是上她家去睡。”他说。我再无话可说。老鼠们的吱吱叫声无聊地横冲直撞在沉静的暗夜里。窗外的狗吠似这暗夜的点缀，似这夜曲的乐谱，时高时低，时亢奋，时悲欢。我知道，韦艳的愁眉苦脸一定来自她母亲，因为我知道周意已经离家北上广了，在那里仿佛更是他的天地，他的世界。
“你怎么知道我回了？”我问韦艳。
“燕过还留影，何况您这大活人。”她对我笑了笑。但我已感觉到了她那笑脸下的勉强，有点强颜欢笑，她那脸窝下表现的是无奈，像是恐惧，更有点神经质。我知道，如果我去她家里睡，她一定会给我新铺干净的被子，也许还可能洒那么一点沁人心脾的香水。我知道她一定很孤独。
一幢农村的老屋，一位刚结婚不久还颇性感的女人。一位母亲——需要人服侍——生活不能自理的中年母亲。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没人不感到孤独，没人不感到生活的暗淡，没人不感到生活中没有阳光雨露。
她没再多停留，没再抑郁地犹豫，也许她更理解这种父子间的沉默，还有父子间的对话。她的身影留在我的视网膜上，如投影如摄像。那扇门吱呀一声，她的身影便消失在我迷茫的虚空里。
我不知道这虚空是否存在。
父亲补了一句“太难为这孩子了”后便又开始追忆那些存在他脑海里的故事。
“晚上的他们就更不像话了，那些国军，那些‘全副武装’们，吃饱喝足后，有的便偷偷摸摸地去钻老百姓女人们的被窝，肆无忌惮地去敲她们的门廊，使她们被吓得老鼠见猫般的恐惧。他们常三五一群，有时也一人独行。毫无办法的老百姓们只好天不见黑就将门紧闭，还用门杠将门顶上。那些‘嘭嘭嘭’的砸门声简直让人睡不着觉，小孩们常被那些‘嘭嘭嘭’声惊得哇哇大哭，钻进大人们的怀里‘躲猫猫’。如遇她们的男人在家，他们还稍有收敛，因他们也害怕这些男人不要命地起来反抗，趁他们不备时将他们杀掉，将他们的头颅丢进消坑，或丢入荒野成为那些野狗们的美食。”
父亲的叙述，仿佛亲见，不时沉默，也不时断断续续。
“这样的事在邻寨时有发生。那些寡妇们可就惨了，只要一到晚上，有时在白天也如此，她们简直就如惊弓之鸟。她们没有办法？因她们是女人。晚上又不可能与公公们同睡一间房。没办法的她们，只得让公公们睡在外间，自己则与婆婆还有孩子睡里间。因为这样，首先挨打的自然就是那些公公们了，目的在为保护他们的媳妇不受欺凌，不受肉辱。你周栋华叔的爷爷要将你二公过继给周家，就是这道理，就因你大公周庆国被抓兵了，留下他那媳妇梁娥妹成了寡妇。”
这些事，我虽有耳闻，那是曾经，但那些都是些支离破碎的故事，就像秋日里飘离树枝的落叶。
“那时的女人们多不容易？”我想。“为何社会总是对女人不公。上帝给予了她们的人身，给她们的身体‘吹’进了灵气，却没给她们与男人同等的地位。难道这是上帝的有意安排？从古至今。在此我不得不为那些女人们所祈祷。上帝有妻子吗？如果有，那他为何不给予她同等的权利？上帝有他至高无上的权利，可是他却不给予人类同等的权利，却给人类世界分了等级，而每一等级的‘妻子’们又从属于此等级，享受着此等级的悲微。‘等级制’，‘父权制’，是金钱，还是人类的自始至终？社会终于发生变化了，社会终于发生变革了，那就是现在，女人们有了自己的权利。可是那时的女人们却看不到今天。历史被蒙尘，后人们只能为她们烧一点纸钱，默默地为她们祈祷，让她们的灵魂得以安息。”
虽然父亲是在叙述上辈们的故事，何不说是在叙述他自己的人生。因为他就是从那个年代里走过来的。他的脚步沾满了他过去的历史尘埃。他的每一根神经痕迹着他过去的血泪故事。
“那段时间，总有从寨子里或寨子外的大路上来来去去那些‘部队’。周庆国他爹当每有‘部队’从寨子经过，他便会远远地躲着遥望，或追上前去问问，因他的心里装着他的儿子庆国。梁娥妹见爹如此，便对他说：‘爹，别这样，总问得心里揪心地挂念。您每次都这样，还是没问出个道道来。庆国肯定去远了，不然怎么不回？’当爹的就回答说：‘媳妇，难道你不希望他回来？不管他离去多远，哪怕天涯海角也是我的儿呀。’梁娥妹就说万一他死在战场上了呢？爹就回答她说难道你想咒他死？你这媳妇。‘爹，我怎么咒他死？您都从赵家过继庆政来顶他位了，我是谁的媳妇？您只想着您那点可怜的薄田瘦土不被外人耕种，您可想到我？我现在也想开了，我们女人本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命。我就这命，贱命、薄命，只可惜爹妈没给个好脸蛋，要是爹、妈给个好脸蛋，也嫁个区长、乡长、保长的，也就不会赖皮地看您脸色了。’当爹的就不说话了，只在心里闷葫芦地嘀咕：‘背时砍脑壳的媳妇，我这没儿了她那尾巴也翘上天了，过继的儿不是儿？’从此当爹的就再不去躲着藏着悄悄地看去问那些过路的‘兵大哥’了。因我大伯被抓兵了，所以我那爹妈也一样，这就是当娘老子的。好在你大公还没娶女人。”
这世界就是这么如此让人琢磨不透。
二
多年没与父亲睡在一块儿了，听着他那健康的呼噜声，还有那些讨厌的老鼠们的吱吱声，我就知道在这狭小的充满音乐般的世界应该不属于我的世界。我哪能入睡？但我感受到了父亲身体的温暖，还有那股来自老人身体的味道。
老屋在沉睡，父亲也在沉睡。沉睡的是人生，沉睡的是岁月。
窗外有牛的叫声，仿佛叫醒了我的孩提时代。我在懵懵懂懂中醒来，已是上午。
韦艳来叫我去她家吃中午饭。我本想回县城，又觉得难与父亲多待一点儿时间。老人生活在这个世界，是用手指掐算的时间世界，毕竟八十多岁的人了。我答应了下来，也许觉得韦艳请我吃饭应属理所当然。在等中午饭的时间里，父亲又断断续续地往下叙述着我想听的故事。
父子俩也如昨晚那样又坐在了火坑边。窗外是醒来的沉闷了一晚的村庄，鸡鸣狗吠声不绝于耳，间或夹杂着那些“骂”牛“骂”羊声：“背时瘟。”罐罐茶又将煨起来。父亲说得换掉茶叶，茶煨三次就没茶味了。我将昨晚茶罐里的茶叶换掉放入新茶。这些茶叶都是父亲自己去采摘的，粗茶细茶都有。我们这一带已被政府发展成了茶区。一到采茶时节，满山遍地的采茶姑娘们乐哈着唱山歌。出自父亲之手炒的茶叶当然没那些公司炒的茶叶色香俱全，但父亲就是喜欢他自己炒的茶叶，他说那些什么绿茶，他就是吃不惯。
“也许是习惯成自然吧。”我想。父亲至今身体仍十分硬朗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一年，那些从寨子经过的当兵人，他们扛着黑不溜秋的长枪，雄赳赳气昂昂。保长每隔三、五天便在五姓寨绕寨一次，敲着铜锣扯着他那破嗓子说，这次‘红匪’插翅难逃。说在白沙、本庄一带有湘军的李觉师长率领的六个团实打实地布防着；在大地方进到铁厂（现在叫坪山）、坪贯一带有桂军的廖磊军长率领的四个团布防着。还说贵州军的王天锡部即将进入石阡县境，到达龙塘、白沙一带布防。加之石阡的民团，共有二十四个团的兵力‘水泄不通’地围剿‘红匪’，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不供粮食给‘红匪’，他们就得饿死。他们没吃的，哪有力气和精神与国军打仗？如果‘红匪’从我们这里经过，你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告，要躲藏起来，防他们‘共’你们的产，‘共’你们的妻。如果你们不配合国军，统统全家枪毙。
“他们就是这样宣传的。他们还给每家发一小册子，那上面就写着国军们的宣传语。时间大概应该是那年的十月份。没几天，保长又来了，他敲着铜锣又对村民们说：‘你们知道吗？“红匪”在甘溪被国军打了个大败仗，那简直就是落荒而逃，是鸡飞狗跳，是痛打“落水狗”。他们来到甘溪，老百姓们就躲藏了起来。他们去埋锅造饭，在村民们的家里找不到粮食，没有猪没有鸡，他们吃啥？只得吃野菜，吃椿树叶，吃树皮，那个野菜汤一点油星也没有。哈哈，他们以为村民家里的那些桐油能吃，他们就吃桐油。哈哈，他们简直是些笨蛋，桐油能吃？可他们却吃了，是村民们给的。哈哈，他们真是倒霉，他们就拉肚子了，哗啦啦地拉。真是活该，这些可恶的“红匪”，一拉肚子，哪还有力气打仗？’保长在村民们面前一说起‘红匪’，就像有人借他米还他糠那般，直朝地上‘呸、呸、呸’地吐口水，简直对‘红匪’那是深恶痛绝。老百姓们哪知道真相？就只得听保长吹眉毛瞪眼睛地瞎吹胡侃——胡说八道。
“他又说：‘那些“红匪”，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争蒋委员长的天下，做梦。在延安待不下去了，被国军打跑了，想逃到我们贵州来，真是的。难道我们贵州就是他们的天下？那天，我们有两个团已悄悄抵进甘溪，他们还不知道嘞。后来是因他们抓到了我们国军的两个侦查员才知道我们国军已抵达甘溪，真是笨蛋糕子们。他们才像老鼠见猫般地仓促抵抗。他们哪是国军的对手？你看他们穿的那身衣服，破破烂烂，难抵风寒，吃的是野菜，还吃了桐油，他们手中拿的那些枪拿来打猎还差不多，就像烧火棍，根本就是破铜烂铁，哪比得上国军手中的那些硬家伙？那些洋玩意？那些小钢炮？战斗一打响，他们就被国军切断了头尾，造成他们首尾不相接。只听国军们手中的那些机枪、手枪、步枪哒哒哒地响着，那些手榴弹一排排地砸出去，就像****。直追打得他们“鸡飞狗跳”，“抱头鼠蹿”，不知东南西北。’
“保长在村民们面前直说得眉飞色舞，唾液横飞，挤眉眨眼。那神气，那手舞足蹈，就像是他亲历现场一样，就像他才是国军的指挥官。”
韦艳叫人来说吃饭了。我与父亲走进周意家的门时，菜已摆上桌。周姐坐在一边，木愣愣地看着我，既像是有些许高兴又像不认识我一样。韦艳给她母亲添了一碗饭然后在她碗中夹了她认为应该属她母亲吃的菜，便将那碗饭摆在她面前的凳上。
“你就是这样让她吃饭的？”父亲脸上的愠怒神色立刻有所表现。
“我们吃后，我再喂她。”侄媳说。
在这里吃中午饭的还有叔兄刘朝举。韦艳还拿出了酒。
“喝吧，反正今天陪父亲了。”父亲喝了一杯。酒自然是我们龙塘镇的高粱酒。吃饭间，韦艳分担着喂她母亲饭的任务，许是因我们在场吧。“难道她是在做样子给我们看的？”我想。
父亲吃过饭后，他对韦艳说：“你吃饭吧，我来喂她。”韦艳没说话便将手中的那碗已喂了一半的饭碗递给父亲。我在与叔兄喝酒谈话间，不时瞟一眼父亲，仿佛坐在他面前的就是他自己那不足一岁的智障女儿一样：“乖，多吃一口，吃饱了才长身体。乖乖女，来，再吃一口。”周意他爷爷也一定是这样喂她饭的，几十年，如此一如既往地对自己的女儿百般呵护着。
饭后，韦艳总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她心中的怨言，面对着我们：“赵爷爷，这何时才是个头？饭要喂，衣要人穿，进门出门还要人扶抱，甚至洗澡也要人帮着洗，至少两天就要洗一次，如果不洗就臭不可闻，简直比伺服瘫痪在床的还难。”她对我们说。“我宁愿出门去打工挣钱，宁愿每月开别人工资请人伺候。”
“你爷爷伺服你母亲几十年，你才几天就有怨言？”父亲白了她一眼。话虽这么说，但父亲脸上表现出的却是那无奈神色，因为周姐从出生到现在，父亲是看着她长大的。她的人生岁月，父亲闭眼也能算得清清楚楚，定如一加一等于二那么准确。“是人就会有病，是人就会老，谁都想无病无灾生活一辈子，但怎么可能？谁都想长生不老，如果真这样地球就会爆炸。”从他的话里，我们谁都听得出他话中有话，虽在说韦艳，但更多的是在教育我们这些晚辈。
当我们出门走到她家院外的路坎时，只听韦艳粗暴地嚷了一句：“真倒霉。”
这声“真倒霉”饱含着一位女人怎样对她母亲的无奈，对她母亲的抱怨，对她母亲的“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自己人生的绝望，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的抵触。
中午，我陪父亲去村小走走。一个学生也没有，从前的朗朗书声，被学校周围树上的鸟鸣所取代。操场坝里杂草丛生，牛粪、猪粪遍地，三条黑色的猪娃嬉戏在那儿。村小的墙体已剥蚀不堪，屋檐下已是瓦片杂乱一地。村小前是一片汪汪水田，水田里有一老农一边唱着山歌一边铧着田地，翻滚的泥色水浪正如他歌声中的五线谱。
“他一生就是不划算，这把年纪了还亲自铧田。”
我知道父亲话里的他指的是谁。那位铧田者，一位董姓老人，七十多岁了，本应“退休”享福了，可现在，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儿媳们全都外出打工了，由他带着孙儿孙女们在家耕种着那几亩田地。
村小是孤独的，是颓败的。村小消失了，留下一座破败的房屋孤零零地存在着，只待久远的时光，向人们证明这里曾经是一座村级小学校。
父亲曾告诉我，村小的前身曾是一座川主庙与二郎神庙。只因那“斗争”年月，人们拆毁了这两座庙建起了这座村小。我们在此求学时，这里曾是满目郁郁葱葱，高大的柏树，还有飘香的桂树，成了这里风景的主宰。父亲说，这里曾经香火旺盛，善男信女们每有“灾”时，常来这里朝拜，每年的庙会更是热闹非凡。可惜现在的我已见不到那时盛况的庙会，暴露在我眼前的却是消失颓败的曾经书声朗朗的村小。
晚饭是在刘朝举兄家里吃的。回到老屋时，堂兄也跟着我们来到老屋。除非特殊情况，参加工作后的我连续两晚与父亲“待”在一起，算是破了例。也许因那还没听完的故事吧，也许因为父亲年老得让我牵挂，更也许因为还有别的原因，难道是因为韦艳？
当我们三人坐定。父亲说：“我们说到哪儿了？”还是在那火坑边，父亲又吩咐我将那罐罐茶煨上。我一一照办。“这些历史你们听听也好。”
“嗯，”我这样回答他。“您说到那村里的保长说‘红匪’在甘溪被国军打得鸡飞狗跳、七零八落……”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我想起来了。这是父辈们口传下来的。那些保长们压根儿就是国军的狗腿子。保长对村民们说，你们要是不听，跟着‘红匪’闹腾，你们肯定也会走同样的路，那就是绝没好下场。‘落汤鸡’，‘满门斩’，‘狗扯尸骨猫食肉’，这就是你们的下场。‘那天的血腥惨烈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红匪”被国军层层包围，水泄不通。后来还是被他们逃脱了，一部分从甘溪的杜垴山逃向大地方向。’
“那保长逢人便将在甘溪发生的战事讲给村民们听，从他嘴里吐出的像是国军战无不胜。他说‘红匪’被国军追得如丧家之犬。‘在红岩那地方的“红匪”准备晚上利用夜色逃出去，他们哪知道包围他们的国军就守在甘溪杜垴山坳的两边山上，在那里悄悄地架着的机枪正等着他们落入虎口。
“夜晚来临，有一点儿朦朦胧胧的月色，他们就在这样的月色下准备从卡坳那地方上山。保长说他们肯定是想朝大地方向逃去与已经逃去那里的同伙会合。殊不知，当他们通过那年久失修的朽木涧时，只听‘咔嚓，咔嚓’两声，那朽木涧断裂。埋伏在两边山上的国军心想肯定是‘红匪’从那里悄悄经过。守在山上的国军们没有一丝毫的犹豫，立即下令机枪朝那响声地扫射，于是两边山上便响起了如暴风骤雨般的似鞭炮响的‘嗒嗒嗒’的机枪声。最后，当他们终于没听见动静了才停止了扫射。
“第二天，当国军们打扫战场时，只见‘红匪’尸横遍地：杜垴山上，卡坳，甘溪街上，田坝，到处血肉横飞，破衣烂衫悬挂在树枝上，‘红匪’们穿的烂草鞋烂军帽遍地，还有那些他们来不及搬走的锅灶，简直就是一片狼藉。一阵风吹过，臭味飘飞，老娲盘旋，乌鸦嘶叫，惨不忍睹。那保长就是这么说的。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说的‘红匪’就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但那时，谁知道？人们被蒙在鼓里，没人敢出门，没人敢去县城，所有一切全凭保长们那三寸不烂之舌。”
叔兄像是不爱听，也许他早已听得不耐烦，也许“父亲们”闲时的唠叨本就是这些故事，但他又碍于面子，并未马上离去。他喝了碗茶后，对我说，等会儿去他家宵夜，兄弟俩好久没在一起喝酒畅谈了。我对他说一切全免，就让我陪陪父亲，听听他老人讲讲那时的故事。我又给父亲倒了一碗茶，他喝了一口对我说茶味好像淡了。“父亲爱喝浓茶，这是他早已养成的习惯。”茶水润着他干渴的喉咙，他又开始娓娓叙述着他还未讲完的故事。
叔兄回去了，现在，又只我们父子俩坐在火坑边。火坑里的柴蔸欢笑着，茶罐里冒着悠闲的白气，这是一片宁静，万籁俱寂，仿佛整个五姓寨的世界就是我们父子俩的世界。此时，我想到了城里，定是万家灯火，霓虹闪烁，河堤上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谈笑风生；广场上的喧闹，“路易十三”的歌声，“钱柜会所”的柔情，“秦淮河”里游船上的那一家子与恋爱中的男女……
三
“‘谁知道？’保长又说。‘他们虽然逃出了甘溪，但他们哪知道却钻进了国军的层层包围。你们想，北面的石阡至白沙一带有湘军五十五旅，独立三十二旅，湘黔边剿匪第一团等五个团；东面有廖磊军长亲自率领的第十九师把守着石镇大道；在南面施秉至余庆一线有桂军第二十四师，湘军成铁侠第一补充纵队和王天锡率的黔军一部八个团；西面呢？在乌江对岸有黔军侯之担部和万式炯部五个团。’”
“‘这次，“红匪”简直就是插翅难飞。’保长的话还是让村民们将信将疑，但村民们哪知道山外的世界？在那年代，靠的是写信彼此传递往来信息，哪比现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南北东西，人人用手机。简直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孙猴子一个跟斗云’的事。”父亲一说到现在便有些激动。
也许此时的他正想着：“总算享受到了现在。发展真是翻天覆地，天上地下两重天，这就是世界的变化。”
（父亲居然也用上了意犹未尽这个成语）“当保长意犹未尽地离去时，再一次强调：‘如果“红匪们”来了，你们要是胆敢给他们送粮食或给他们送信或收养、收藏他们那些残兵败将，政府定将你们统统枪毙，五马分尸，坐老虎凳，吞辣椒水，享受“烙铁肉”，到时不要怪罪说我没事先告知你们。’父辈们后来又说，自保长来对他们说了那次甘溪的事后，又听说国军在红庙那地方与‘红匪’打了一仗。国军的第十九师追兵被打退了。又在路腊那地方与国军打了一仗，‘红匪’才摆脱了追兵。保长还说‘红匪’从甘溪遭遇战到大庆战斗，他们被国军截成三段，被国军追着打。不久又听保长说，那支惨败的‘红匪’从马溪那边向北过来了。说他们经马扶堰、走马坪，走本庄山口坳，向思南瓮溪司、司都坝过来，走川岩坝经十二山梁子到朱家坝。此时，他们又被国军层层包围。大概有一个团的‘红匪’在经朱家坝到板桥时，与先期到达那里的湘军五十五旅刘建文团和黔军李成章部又发生了遭遇。又是一场血腥的遭遇战，他们只得速据板桥的毛坝。村民们一听说打到这儿来了，家家户户便慌忙躲的躲藏的藏。”
我给父亲又续了一碗茶，土黄的茶水冒着泡儿。寨子里似乎很安静，唯那些夜狗，难道它们在寻求爱情？东一声西一声的吠叫，似乎在追撵着天外来客，又似乎在寻求动物间的那点可怜的低级爱情。不时传来夜鸟的鸣叫，似小孩的哭声：呱、呱、呱。房间里昏黄的灯光，那是低瓦电灯的色彩。父亲说怕浪费电，安装的便是这低瓦数。我看着父亲，那一脸惆怅，我是否耽误了他太多的时间？他是否应该去休息了？我呢？是否在剥削他老人家的睡眠？那些所谓的阿拉伯数字，我受内心好奇的驱使，是否太自私了？我在心里暗祷：“爹，原谅我吧。”因他的勤劳与言传身教，因他的“皮带”与“草鞋”，我才有今天。每当我不听话时，让我“跪香”便是他的“拿手好戏”，现在，我在他的面前难道还索取不够？
“爹，您疲倦吗？”我问，“如果累了就去休息。”
“难得你这样陪我说说话。我的时间应该不多了。不过，是人都会走这一天的。那个世界是每个人都必须去的，尽管人们不想去不愿去。只是你栋华叔走得稍早了些，走得那么突然。苦了柳柳这丫头。如果韦艳能像你栋华叔那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我们就了无牵挂了，可是，现在，恐怕她的时日也不多了，我有预感。造孽呀，柳柳这丫头。”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偶尔的夜狗的吠叫那是山寨的点缀。既有狗的吠叫，在路人听来，说明在这里尚有人家居住。如果一个山寨连狗吠声都没了，那又说明了什么呢？一个古朴的山寨的消亡迷失，人类从乡村向城市的迁徙，就如那战争年代的人类从城市向乡村迁徙一样。
“老辈们说。”父亲又开始说故事了。我必得毕恭毕敬地听下去，尽管现在的我已有疲倦感袭来，因为枯坐在我旁边的是垂垂苍老满脸柳树疙瘩似的父亲，同时又是我好奇心的驱使。
“后来听说那个团是‘红匪’的十八师师长龙云与团长田海清奉命率的五十二团。他们在板桥阻击国军的追兵后南撤去追赶主力部队。那天中午十二时，当他们追至现在的关口的十字路关口大田处时，他们被国军截断了追赶路线。正因这个原因，他们只得西走川岩坝，再南走困牛山，准备经老君山、晏家湾去国荣、甘溪追赶主力，不料在困牛山再陷湘、黔国军和地方民团的层层包围。他们本就缺衣少吃，又值十月，又冷又饿，但面对国军的围追堵截，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与围追的国军发生激烈的血腥战斗。后来田海清牺牲了。国军和民团们为了保存自己，在当地抓老百姓挡在他们的前面当炮灰。听说那些‘红匪’知道国军抓老百姓挡枪口后便不敢再开枪。就在困牛山的虎井沟山上，被打散了的一百多名‘红匪’在国军的枪口面前‘宁死不当俘虏，宁死不误伤’挡在国军前面的老百姓，他们选择了集体跳崖。后来仅两百多名‘红匪’随他们的师长龙云突围上老君山，夜宿老君山蒙人湾树林里，饥饿难忍，食树皮、椿叶。
“后来听老辈们说那师长龙云在石阡与岑巩边境的龙场坳丛林中受伤被俘，后被国军押解去湖南长沙杀害，年仅三十来岁。”
“老辈们怎么知道？”我问。
“在川岩坝与困牛山有我们寨上的亲戚。他们被抓过壮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悄悄躲在岩龛里才得以侥幸存活。他们说在困牛山那次战斗中，‘红匪’并非国军宣传的那样，他们沿途从不拿老百姓们的粮食，如果他们在困牛山向挡在国军前面的老百姓开枪的话，他们会跳崖？就因为他们不愿向老百姓开枪，宁愿自己死也不向老百姓开枪。国军说他们‘共产共妻’，那些亲戚们亲眼所见并非国军宣传的那样。后来有老百姓还悄悄去那山崖下将那些跳崖死去的‘红匪’掩埋。那些被打散了的得到了当地老百姓们的悄悄收留，有的后来去找部队了，有的留了下来住在当地，成了老百姓们的‘儿子或女婿’。
“好像是十月二十左右，就有一个‘红匪’讨饭来到你周庆政爷爷家。可勤快了，就是少说话。周庆政他爹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问他是哪里人，他就说是个孤儿，是讨饭跟上红军的。他对他们说红军其实是老百姓的军队，不是国军宣传的‘共产共妻’部队。你周浩然老祖就问他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周庆国的人。他说他不认识，也没看见我那大伯赵部龙。当时你周浩然老祖还准备让他留下来给他当儿子呢。
“有一天中午，保长来了，他们就忙将那名‘乞丐’藏在苕坑里。那‘乞丐’应该在我们寨上生活了一年多，好像是1935年，他听说贺龙的部队来了，那‘乞丐’就到县城去找部队去了，从此再没回来。”
似乎应该休息了，寨上的狗吠声好像也睡觉了。“爹，您去睡吧。”我说。
“我们父子俩再坐坐，我还没困呢。”他说。我又给他续了一碗茶。“是不是茶浓了，今晚好像没瞌睡。或是我们父子俩好久没这样坐了。”叔兄并未来打电话，他刚才还说宵夜的事打电话。这样的事，我非常理解，可由不得他了。宵夜得女人们去弄那些“盘盘碟碟”，男人们通常只管张嘴，只管海阔天空，只管胡吹海侃，，只管“酒醉心明白”。
“许是嫂子没同意吧。”我想。
“1934年那时，红军来时可能吃了点亏，应该亏在老百姓们不了解红军，还有地形。民团太可恶，全县范围内到处都是，只要一有红军的消息，他们便立刻告知国军，加之国军的反宣传。自1934年那次红军来后，老百姓们看到红军并不是保长们宣传的那样，并亲眼看到了红军的所作所为，觉得红军才真正是老百姓的队伍。所以1935年，红军来时，老百姓们就高兴愿为红军做事——带路并帮助他们宣传。甘溪那次遭遇战，红军吃亏了，还有困牛山那次战斗，国军们就认为他们胜利了，到处宣传说消灭红军只是时间问题。那段时间，县城里的国军老爷们到处莺歌燕舞，吃喝呐喊，逛窑子，玩女人，到处鼓吹消灭红军指日可待。可是他们哪知道红军会杀回马枪？哪相信本在印江那边的贺龙会带着红军杀过来？在老百姓们看来真是大快人心。那些土豪们藏的藏躲的躲，就来到了我们乡下，妖言惑众拉拢我们老百姓。其实都是人，只要那些土豪没什么恶，也就没管他们，何况沾亲带故的，抹不下脸。”
父亲打了个哈欠。寨子里已有雄鸡在打鸣了。像是沉寂了一阵子的狗，也跟着那些雄鸡闹腾起来。我知道父亲肯定是想休息了。我拿温瓶给他倒了洗脚水。“爹，洗个脚吧。”我说。“我给您洗。”他朝我看看，像是不认识我一样，随后又哈哈笑了起来。
“你龟儿子，今天怎么想到给我洗脚？昨晚睡在磨子上想转了？不，还是我自己来吧，你有这份孝心就够了。”
我坚持着。他拗不过我，把脚上的袜子褪下，将脚伸进脚盆里。“水烫吗？爹。”
“烫点好，脚就是要经常烫，病常从脚上起。脚上舒筋活血了，病就少。”他说。他的这些话其实就是养生的道理。难怪现在的父亲身体硬朗。当然我也知道，他能有现在的身体也有他常喝罐罐热茶的原因。
摸着父亲冰凉的脚，我想等我熬到父亲这年纪，我是否也如他一样身体硬朗？说得惭愧，我还是第一次给父亲洗脚呢。小时的我们，总是他给我们洗脚，我们哪能还得了父辈们的一点情？躺在属于父亲的被窝里，我感觉到了父亲的存在，感觉到了他心脏跳动的传递，还感觉到我仿佛在慢慢地融入他的身体，因为接下来的故事还没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