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人类确有许多值得思考反思的东西。我们生命中原始的奋争精神在水害中站立如松。一次次治水行动，让我们的心灵被洗涤得清净如水。水给予我们的实在太多，远远超出它自身的价值。认识水到治水，需要水到拥抱水，人类就是这样完成了一次精神长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爱水就是爱自己。治水就是向生命挑战。治水就是人类品格的一次自我完善。
一切为了生命。也是我们“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要旨。这时我想到故乡的水，即将建成的生态城市。我心中从没有过地激动，这好像是一种超越，超越之后的人，回归自然的美丽生存。我们人除了追求GDP，还应该有古人那样的闲情逸致，水越多人越加悠闲，心境越宽，生活便越加有质量。清洌洌的水，并为我们人的幸福，提供很多支撑，提供很多想象。我们唐山人敢于迎接，敢于承担，敢于挑战！治理不是破坏，治理是一种拯救，拯救有一种难度，拯救也是一种高度。在有难度和高度的世界里，我们到底将向何处去？面对流进城市的水，有许多话想说。
流水也像命运，命运像刀一样，在冥冥中开出一条红色的、温暖的、回家的路。现代生活斑斓炫目，古老的河道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取代她的是红色宝马车队，奔驰车队，载体变了，路途变了，可是，回家的方向没变。我们的灵魂顺着水流去寻找家园……
【关仁山：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河北人大常委】
《红旗渠：一座中国精神的丰碑》
叶延滨
引漳入林的红旗渠工程，曾经进入过一代人的记忆，尽管这只是河南林县的一条引水渠道，但曾经与大庆、大寨齐名，也曾与武汉长江大桥并列为代表中国精神的伟大工程，成为上个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雕像。时至今日，红旗渠仍然风采依旧。林县改名为林州市，红旗渠是林州的形象代表，红旗渠是最热门的河南红色旅游的景点，红旗渠是河南最名贵的香烟品牌，有老纪录片《红旗渠》，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学校里就组织观看这部影片，还出了作文题《红旗渠精神照着我前进》。现在还有电视连续剧《红旗渠的儿女们》，出了不少名嘴的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也开讲红旗渠，红旗渠声名远播，50年经久不衰，只是为——
红旗渠是一座在悬崖上修成的人间奇迹的水利工程。
红旗渠是新中国人民群众奋斗历程体现的历史丰碑。
红旗渠是世代相传的风光秀丽的中国精神的教科书。
盼水梦
在纪念建国60周年前夕，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的标志性事件的时候，报刊和各种媒体都不断出现红旗渠三个字。我注意到这个由老百姓用最原始和传统的方式修建的世纪工程，不是在大兴水利的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而是在稍后的全国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看来它不是由上而下的“大跃进”热浪产生，而有另外的深层原因。2009年8月19日5点10分中国新闻网发表了李赫然的纪念建国60年的文章《1959年大旱与红旗渠的诞生》，向今天的读者解答了建造红旗渠的背景：
“1959年，中国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以河南省为例，从1958年12月到1959年5月，河南省的降水量仅为86 .3毫米，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一个正常年份降水量的1/10。河水断流、井塘干涸、水库无水、麦田枯黄，一场冬、春、夏连旱给农业带来了灾难性打击。此外，包括西北传统干旱省份在内，中国南方和北方的21个省份都受到了旱灾的影响。
“旱情在随后的两年内并没有得到缓解，到了1961年，河南全省的粮食产量比1955年下降了将近一半。当时，地处中原的河南还是一个粮食无法自给自足的地方。从1959年起，黄河中下游普遍少雨，1960年黄河从山东范县至济南一度断流40多天，当时，干旱程度已为黄河流域范围内百年一遇的重旱。1961年，干旱的范围继续向南扩大到江淮平原。面对干旱这‘先天缺陷’的历史困境，当时人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开展了一场热腾腾的运动，尽管后人常常指责那场运动的不切实际，但河南省却意外收获了大量的基础农田水利设施。
“然而，这些水利设施却没能根本解决干旱问题。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人工天河’红旗渠。1960年2月，河南省林县从太行腰间开始动工，从山西省境设坝截流，绵延1500公里，将漳河水引入林县。耗时10年的红旗渠在当时改善了林县农业靠天吃饭的命运，解决了56 .7万人的吃水难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一时间红旗渠被奉为典范，传为佳话，与南京长江大桥一起，被称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
红旗渠是旱灾逼出来的。红旗渠建设的概况是这样的：
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现林州】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有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10年余。它以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州。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林州人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红旗渠总干渠长70 .6公里，渠底宽8米，渠墙高4 .3米，纵坡为1／8000，设计加大流量23立方米／秒。总干渠从分水岭分为三条干渠，第一干渠向西南，经姚村镇、城郊乡到合涧镇与英雄渠汇合，长39 .7公里，渠底宽6 .5米，渠墙高3 .5米，纵坡1／5000，设计加大流量14立方米／秒，灌溉面积35 .2万亩；第二干渠向东南，经姚村镇、河顺镇到横水镇马店村，全长47 .6公里，渠底宽3 .5米，渠墙高2 .5米，纵坡1／2000，设计加大流量7 .7立方米/秒。灌溉面积11 .6万亩；第三干渠向东到东岗乡东芦寨村，全长10 .9公里，渠底宽2 .5米，渠墙高2 .2米，纵坡1／3000，设计加大流量3 .3立方米／秒，灌溉面积4 .6万亩。
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总长304 .1公里；支渠51条，总长524 .1公里；斗渠290条，总长697 .3公里；农渠4281条，总长2488公里；沿渠兴建小型一、二类水库48座，塘堰346座，共有效库容2381万立方米，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其中凿通隧洞211个，总长53 .7公里，架渡槽151个，总长12 .5公里，还建了水电站和提水站。已成为“引、蓄、提、灌、排、电、景”成龙配套的大型体系。
红旗渠工程总投工5611万个，共完成土石砌方2225万立方米。总投资1250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4625万元，占37%；社队投资7878万元，占63%。
红旗渠的建成，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 .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由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 .3公斤。被林县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这样一条渠道，用简单而形象的话来说，河南林州的人民，住在太行山之东。太行山之西有一条山西著名的漳河，著名诗人阮章竞曾写过一部长诗《漳河水》，诗说：“漳河水，九十九道湾，/层层树，重重山，/层层绿树重重雾，/重重高山云断路。/清晨天，云霞红红艳，/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漳水染成桃花片，/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多美的小曲多美的风光，可见漳河水带给当地富足而丰饶的生活。太行大山的另一边，林州人民却严重缺水，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于是，林县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被旱灾逼上太行，如同当年的愚公，硬是在太行山腰上用铁锤钢钎人工筑起了一长渠：“太行天河！”是怎样的旱灾逼得林县人民拼命与恶劣的条件争斗创造出这人间奇迹？查找有关资料，找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林县【林州】的旱灾情况的有关资料：
林县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太行山东麓，地处东经113度37分至114度04分，北纬35度41分至36度22分之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薄石厚，地质复杂，大小山峰绵连环接，山岭较低的东部海拔300—400米，西部山岭海拔在1500米上下。全县1771个自然村，多数分布在深山峡谷、垴尖沟边。
这里山多地少，交通不便，更为严重的是水源奇缺，历史上灾害年年有，十年九不收，是个山穷、地穷、水穷、人穷的贫瘠山区县。从明正统元年【1436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其间514个春秋，林县曾发生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达30次，连年大旱，河干井涸，颗粒无收，十室九空，民不聊生，悬釜待炊，人相食5次。林县山高沟深，气候复杂，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民谣唱道：“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7、8月的降水量占60—70％，春、秋、冬季10个月平均降水量只占全年降水量的30—40％。浊漳河、露水河、洹河、淅河、淇河5条季节性河流，多数平时干涸断流，汛期水势猛涨，常冲村、冲人、冲地。水土流失严重，建国前全县平均每年流失水量近4亿立方米，流失泥沙39 .7万立方米。水土大量流失，上游山坡逐渐由肥变瘦，下游河床淤塞或冲宽抬高，洪水横溢，造成多灾多难。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淅河洪水暴涨，把合涧7米高的大桥冲断，隔绝了林县南北交通，沿河两岸2万多亩良田变成了寸草不长的乱石滩，河床由100米冲宽到150米，两岸3万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流经县境北部边缘的浊漳河，虽水源较充沛，但因地势所限，当时仅能灌溉700亩耕地。县境中部的洹河也是灾害不断。县境南部40公里长的淇河，只能灌溉耕地300多亩。淇河支流湘河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次洪水暴涨，冲毁耕地410亩，有151户被水冲光，郝家窑40户人家被洪水卷走38户。漳河支流露水河，平时干涸断流，汛期洪水汹涌，断绝行人，影响人们串亲访友。因此群众给孩子办亲事也都要考虑这条河对人的安危，“东西两山村，男女一样亲，平时再和好，隔河不结亲”。新中国成立时，全县洪水冲刷最为严重的山坡达37万亩，地表土被水冲走，剩下了岩石裸露的光石板。
没有足够的河流供水，加上常年缺雨造成十年九旱，比洪水灾害更为严重。林县过去由于没有水，致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林县解放时，全县98 .5万亩耕地中，仅有12400亩水浇地。“靠天收”的瘠薄耕地，遇到旱灾，不是播不上种子，就是田苗被旱枯死，造成颗粒不收或严重减产。因此，在一些贫瘠山区，很少种小麦，秋季也不过只种些谷子、豆子、马铃薯等。农业生产条件恶劣，粮食产量微薄，麦子每亩仅有30公斤左右的收成，秋粮每亩产量也不过50公斤。广大群众生活十分苦寒，终年过着“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贫困生活。过去有这样一首民谣：“咱林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得粮不收，雨少旱得籽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
在林县各地历史上留下的碑石遗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料。林县姚村镇寨底村有一通碑石，记述了清光绪元年到四年【1875—1878年】林县遭大旱、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碑文记载：“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夏，颇有麦，自夏以后至戊寅夏月，三年间，无麦无禾。大米一斗，大钱一千六百文，黄豆一斗一千文，黑豆一斗九百文。人苦无钱买粮食，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和榆皮为末食之。光绪丁丑十月赈一次，戊寅四月一次，七月一次。每一次，极贫次贫，大口八合，小口四合，额外赈生员各一斗，蠲免粮银，惟戊寅上恤而已。人物失散，畜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自植其生者，盖亦鲜矣。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芦席，嗣后芦席亦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分之中死者六七。”小店乡桃科村盘峪自然村有清光绪七年【1881年】碑文载：“光绪二年间，共计男女一百一十七口，自三、四年间，流离死亡，仅存男女十一口。斯时，尸骸有未葬而窃食者，有已葬而窃食者。此间北地有小窑，食人肉者，混迹其中，骸骨堆之如丘。其时，米价每石十五串，麦价每石十三串，瓜秧、豆秧、玉米秆、白甘土皆备食用。花籽饼每个大钱五十文。树皮草根，或剥或刨，亦几殆尽。每一妇女十七八者，仅值三五百文。王姓祖居其庄，男女四五十口，自光绪三、四年间，流离饿死者，仅存三人而已。”河顺镇塔子驼村塔珠山有一石碑，记述旱灾惨景：“光绪三年，春雨连天。浸地三尺，苗长齐全。以后大旱，秋景可怜。谷不见籽，豆苗旱干。麦子未种，抢劫多端。四年春夏，粮涨价钱。小米一斗，价涨千二。小麦一斗，价涨一千。豆子一斗，涨到九百。荞麦一斗，七百多钱。庄产田地，并无买主。柿叶甘土，俱当饭餐。幼女出卖，一两串钱。人吃人肉，遍地不安。皇上放赈，人死万千。荒年如此，刻石流传。”任村镇南券一通碑文记载：“民国九年，岁在庚申季夏中旬，昊天亢旱是时也。果木凋零，五谷未种，即有所种之田，禾亦青干黄殆矣。观斯景者，莫不心伤。后云行雨施【注：公历9月3日始降透雨】，五谷始得普种，及至秋收，雨前所种者，尚有五六成收，雨后所种者，仅得二三焉，更有秀而不实者。呜呼！客岁二麦未种，今秋收成又薄，凶荒若此，则人安有不死之理。”
上世纪中的抗日战争时期【1942—1943年】大旱，加之蝗虫灾害和日伪军的疯狂扫荡，林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人受饥，外逃荒，卖儿女，饿殍遍野，十室九空，惨不忍睹。据统计，当时全县逃荒外出达10800户，占总户数的14％；饿死1650口人，占总人数的4 .3‰。
自古以来，取水困难一直制约着林县生产力的发展，民国《重修林县志》云：“林境山多水少，居民苦汲，土薄石厚，凿井无泉，致远汲深，人畜疲极，每逢亢旱，居民悬釜待炊，欲救瓶之罄，不择溲勃之污，渴既为灾，秽亦生疾，南乡尤甚，山后类然。”“土厚之处亦有数丈不得水者，或凿地为窖，以储雨水，名曰旱井。然大旱则旱井亦涸，且不能家家皆有，于是有取水十余里外者，老弱妇女抱瓮蹀踱，生活之难，水火几与菽粟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