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料几天后省委的警告就变成了现实。一位老记者描述道：我随空投救灾物资的军用直升机，前往灾区拍摄新闻图片。那天我登上飞机，向西南方向飞行，行程一小时，把我看得是目瞪口呆。我不知道直升机一小时的行程有多远，但放眼望去天水相连，全是无边无际的滔滔黄水。露出水面的点点高地上，挤满冲着直升机拼命呼救的灾民，灾民的滋味我尝过，1939年的大水我也见过，都没法跟1963年的这场大水比。
天津怎么办？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天津保不住了。
根据1939年的经验，人们认为这么大的洪水谁也挡不住。但没想到，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华北800万军民扑向抗洪第一线。为了保证天津市区的安全，上游地区主动扒开一个个的泄洪口：
位于天津边上的小关村，扒开了南运河的东堤；
炸开独流减河南堤，把洪水泄入团泊洼、北大港；
爆破东部拦海大道，把洪水直接导入渤海……
事后国家公布了1963年大洪灾的实际统计数字：受灾范围包括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7个专区，102个县【市】，其中邯郸、邢台、保定三市被水淹，市内水深2—3米。
被淹农田5361万亩，进水县城36座，水淹村庄22470个，倒房1264多万间，受灾人口2435万人，死亡5300多人。
京广、石德、石太三条铁路路基被冲毁342处，冲毁桥梁32座，公路27300公里。
佐村、刘家台、东川口、乱木、马河五座中型水库垮坝，小水库失事330座。灌溉工程62%被冲毁，平原排水工程约90%被冲毁，梯田、塘坝一半以上损坏。
其经济损失无以计数……损失如此惨重，表明海河水系到了非重新治理不可的地步。
根治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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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刚退，国家主席毛泽东就多次召集河北省的领导汇报水灾的情况。在汇报的过程中他有许多插话，或长或短……其实是他的心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有时会不停地询问，有时会借题发挥，有时在征求汇报者的意见，有时更像自言自语……
下面便摘录几段毛泽东的这些插话。
在听河北省委领导汇报洪灾时说：“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来，三年大灾【1954、1956、1963】、五年中灾，三年丰收【1952、1957、1958】、四年中收”。
——偌大的华北平原，本来应该是粮仓，在15年中却只有四年获得中等的收成，这日子还怎么过？
随后毛泽东又说：“农业要上，首先解决水、肥。水就要修水库、打井、洼地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还有一个林……河北省根本问题还是水利问题。”
在另一次省委领导汇报河北保丰收、搞十年水利建设的计划时，毛泽东又一次插话把重心转到水利上：“河北省要得丰收，根本问题是水的问题。要综合治理，一批一批地解决。”
当省委一把手林铁专门汇报水利问题时，毛泽东问：“河北第一大河流是哪个？”
林答：“水量最大的是滦河，第二是滹沱河，第三是永定河。”
当谈到滦河的潘家口和桃林口两个大型水库时，毛泽东问：“作用是什么？是以防洪为主，还是主要为灌溉？”
林铁答：“潘家口水库能蓄水40多亿立方米，不仅能防洪，还可灌溉与发电。”
毛泽东说：“40亿立方就成了河北省最大水库了！”
林铁说：“在海河水系里子牙河为害最大，尤其对于天津市的威胁更为严重，打算先在子牙河上开一条献县减河……”
毛泽东问：“献县是哪个专区？搞减河有多大？”
刘子厚答：“约300华里。”
毛泽东说：“100多公里也不算什么大工程嘛，搞了这条减河天津市也受益呀，天津几百万人不负责任吗？”忽然他的思路又跳转到别处，“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不然为什么会叫衡水？衡水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皇之事，书经有载。”
随即毛泽东改成下指示的口吻：“省、地、县要有个部署，不要搞急了，一批一批地解决，解决渠道也要一批一批地解决，打井也要一批一批地解决，盐碱化也要一批一批地解决”。
他连说了四个“一批一批地解决”，或许那时候他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想法，没有下大决心。紧接着毛泽东开始一个水库一个水库地了解情况：“河北的水库是个大跃进，过去看过你们一个规划，再来时把你们的水库、打井、解决盐碱地、洼地的规划看一下。”
当省里头头汇报到十大水库在1963年洪水时发挥了巨大作用时，毛泽东说：“我要从南到北把你们的大水库都看看，搞水库不要一冲就垮，要坚固。减河、水库都要修，还要修村城。”
毛泽东想得很具体，足见1963年的海河大泛滥，对他的刺激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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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特大洪水，给人们带来的教训的确是太深刻了。
当年9月21日，中央救灾会议上决定，全面治理黄河、淮河、海河。当时的中央文件上这样写道：“党中央、国务院认为，对于黄河、淮河、海河这三大河系，必须制定一个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规划，列入国民经济建设长期计划。在若干年内，分批分期地进行，并且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直属国务院，统一领导这项工作。”
1963年9月25日，河北省发布了《今后15年至20年治洪规划初步设想》，在《设想》中提到：“必须下最大决心彻底根治河北水患，经过15至20年的努力，达到完全能够抵御像1963年的甚至比1963年更大一些的洪水，以彻底改变河北省洪水为患的局面，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到1963年10月、11月和1964年3月，毛泽东又三次听取河北省委领导关于水利建设的汇报。
这么频繁地听汇报，可见国家主席真是有点急了。而且每次都提出“要修村围子”。
当汇报到有些县在1963年8月的大水时由于有城墙，群众没有重大损失时，毛泽东说：“城墙现在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洪水，我看还得搞。大村庄，也要有个地方呆嘛。要把它【指城墙和护村堤埝】看成是生产资料，没有它，耕牛、犁耙等生产工具都要被冲跑。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如邯郸、石家庄、邢台要不要修城墙？一是大村修围子？”
当汇报到当初一解放时，正定县的群众就不叫我们扒城墙……毛泽东插话：“那时我们没有这个知识，不能再扒了，过去拆城是做蠢事。现在的城是对付水的，不是对付敌人。”
当汇报到防洪措施时，毛泽东重复道：“减河、水库要修，还要修村城、镇城、县城，修一种像邯郸市那样的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把自己的城修起来，比较不那么困难。修水库要从外面调人，修自己的城，一年四季都可以修一点，不那么困难。修城也要有计划，这种生产资料比牛、比土地都重要。”
当汇报到设想每户搞两三间砖的保险房，水来了上房时，毛泽东说：“那就时间长了，盖砖房可以，作个五年计划”。
当时的国家主席，管得可真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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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大灾之后，日子还得过下去，要扫荡晦气，振奋精神，河北省委总结抗洪救灾的经验，表彰先进事迹、新人新风，尤其要感谢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和兄弟省市对河北抗洪救灾工作的支持。
于是决定在天津市办了一个抗洪救灾展览，同时研究和制定出海河治理规划，并向中央报告。
当年的11月，毛泽东路过天津，召见省委领导，又谈到了救灾、治水的问题。毛主席对着刘子厚、阎达开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
国家主席显得语气沉重，对河北的水患极为关切。沉了一会儿他又追问道：“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吗？”不等回答转而又问林铁、刘子厚和阎达开都多大岁数了？
听到他们的回答后，毛泽东竟以一种托付的口气说：“我70岁了，看不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
到那次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突然很硬气地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
林铁见主席要走，赶紧说：“我们在天津市搞了个抗洪救灾的展览……”不等他说出要主席去看一看的请求，毛泽东就截断话头：“以后要来看看。”
大水刚退去，又要重温那个苦痛的过程，何况灾后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拿主意……或许当时毛泽东没有这个心思。他缓缓地说：“展览会在天津，各县看不到呀？”
当省委领导请他为抗洪救灾展览题词时，毛泽东倒答应得很痛快：“可以，我马上就题词。”
但当时没有时间写了，当天是11月12日。
两天后省委书记林铁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当过主席卫士长后来分配到天津市工作的李银桥，带着信到北京找主席。
毛泽东问清李银桥的来意后说：“今天是14号，你等两天，我写好了，再交给你。”
李银桥在北京饭店等候。
17号，毛泽东写下了七个字：“一定要根治海河！”
19号，由主席身边的卫士张景芳，将题词带到北京饭店交给了李银桥，同时还有毛泽东写给林铁的信：“林铁同志，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陶【淘】沙一词，待后再写。”
在那首《浪淘沙·北戴河》里，毛泽东开篇就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想必是林铁向主席索要过这首词的墨宝。
1963年12月13日，河北省抗洪抢险展览在天津市新华体育场开幕。
周恩来总理的题词是：
“向为战胜历史上少见的洪涝灾害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各级干部、各界人民、部队官兵表示最大敬意！要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争取明年丰收，彻底治理海河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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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根治海河！”——说明毛泽东治理海河水系的思想已经形成，并下定了决心。
治理海河不但是治理现实的水患，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消除海河流域的的水害，彻底改变“十年九涝”，或一有大雨便会出现“滔滔洪水，入海无路，千里沃野，尽成泽国”的局面，使人民能够永远安居乐业。
同时，通过政治的号召和动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治水，掀起一场群众性的治理海河的活动，这有利于弥补当时水利施工机械化程度较低的缺陷。
有了国家主席的批示，再加上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根治海河”不仅势在必行，还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政府行为和民众运动。
1965年3月24日，中央救灾工作委员会第395次会议决定：“请河北省和水电部就此共同做出治理规划，报中央批准纳入国家计划。”
1965年5月25日，河北省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河北省关于在“三五”期间根治海河重点工程的报告》。提出了对于河北省“三五”期间，根治海河重点工程的规划性意见。
1965年6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河北省的这个报告：“原则同意河北省根治海河的意见，关于‘三五’期间的具体安排，由国家计委和水利水电部统筹研究确定后，报中央确定。”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河北确定了从根本上治理海河的目标，一场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便由此全面展开。
其实，从1964年开始，河北就已经在进行治理海河水系的规划设计工作。
1965年5月，“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成立。
从此，每年冬春都动员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唐山等专区30万以上的民工，投入规模宏大的根治海河工程。子牙河中下游地区开挖子牙新河、滏阳新河、永定新河和漳卫新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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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天津西郊的水高庄，一个个用苇席搭在黄土大洼边的大棚里，治河大军吃的是用明矾沉淀了的子牙河水。他们的任务是，在当城至水高庄的两地重新挖一段三千多米长、一百多米开口的新河，解除每年汛期因疏水不畅而造成的水患。
治河工地上红旗猎猎，人声鼎沸，小拉车来来往往，非常热闹。
民工们自带小推车，吃的大都是高粱面、红薯，睡在高粱秆绑成的“笼子”里，而且没有工资。但是大伙儿干得热火朝天。当年参加过根治海河的穆宗新老人回忆说：“大伙儿的干劲很大，你朝河道里一看，黑压压全是人，从没有人叫苦叫累。”
在根治海河工程中，涌现出不少劳模，穆宗新和侯臣明就是其中的代表。
穆宗新一天能装土推土20立方米，比别人多出近一倍，被称为“大车王”。而被称为“智多星”的侯臣明，是善用巧劲，他发明的“开大蹬，放缓坡，阶梯式，一手清”以及“二马分鬃人字形”等方法，很好地解决了施工混乱造成的窝工问题，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根治海河的施工中自然也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当时下雨多，地下水位很高。黑龙港地区流沙淤积问题非常严重。刚开始施工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挖了一道沟，一会儿就被水、沙淤平了，白费了不少力气。后来有聪明人想出一个办法，在河道两边挖积水井或排水沟，这样水位降低，流沙问题就解决了。
当时流行一个著名的口号：“勤俭办水利。”头头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分钱得掰成两半儿花！”一支工程的勘测计量队伍占了沧州日报社的两层楼办公，桌子借的是儿童课桌，白天围着桌子办公，晚上围着桌子睡觉。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的工作热情却非常高涨，哪个办公室的灯都没有在12时之前熄过。
正因为有了一大批前线的标兵，后方的模范，还有能够以身作则的管理队伍，才保证了海河治理工作顺利进行，捷报频传。
1969年6月中旬的一天，新河挖好了，要拆除两边的堵头，开始旧河截流。为截流准备了千吨毛石和成垛的草袋，两条铁船索浮在截流上口。截流开始后，人们扛着百八十斤重的大石头、装有泥土的草袋，下饺子般地抛向水中，激起道道水柱，溅湿了每个人的衣服，人们顾不及这些，在摇摇晃晃的两条船上穿梭往返。水流越来越急，投下水的石头已能听到撞击声，可投下水的草袋在水里打个滚，冲干净里边的泥土，又在下游被浮起。时间到了中午，截流还没成功，人们都已筋疲力尽。
“沉船！”——现场的指挥员下了命令。
民工们再次振作精神，把石头投进船舱，铁船慢慢地沉进了水里，人们又把装填进泥土的草袋堆码在船面上，一直奋战到太阳西下，终于搭成一座有两米多宽几十米长的截流坝，现场的人都欢呼着瘫软在地上。
当晚，天津市领导带来了天津歌舞团，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慰问治河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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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每个治河人似乎心里都揣着一团火，而且心里揣着火的不只是一线的战士【既然工地上都是班排连营团的军事编制，索性就称他们为战士更贴切】，就连工地上的炊事员都花足了细腻的心思。
晋县民工团周头连炊事员吴玉合每天在工地上起早摸黑，拉水、切菜、和面，整天一点都不闲着，有点轻伤小病也坚持干。1971年冬季在潮白河施工的时候，吴玉合因为劳累过度，鼻子流了一大摊血，头昏得站立不稳，眼里冒火星子，领导和医生“命令”他歇几天，但是他说：“这点病算得了什么”，就又去切菜了。
有时他实在顶不住，就到旁边坐一会儿，稍微好一点，就又接着干，一天也没有休息。
治理海河7年，吴玉合总共从家里带挂面170多斤、红糖30多斤到工地给病号吃。除了给病号们做病号饭治病，他还不断地四处打听防病的方子。他听医生说，大蒜、辣子能解五毒，他就把家里的大蒜和辣子收拾到了一块，老伴还缝好了几个小布袋，把东西一样一样装好，让他带到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