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此前的罗桐埠，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1946年国民政府关于新安江水力发电的开发计划中，有街口等6个勘定地点，罗桐埠也是其中之一，《计划概要》称其“适宜于开发水电坝址”。但新中国建设者重新勘测的结果，在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的《决议书草案》中表明：“……在工程地质条件上罗桐埠坝段不如铜官坝段。”可见铜官峡坝址是以更优于罗桐埠的地质条件入选的，也是经过充分的技术论证的，并无人为因素，也不存在什么谜团。
铜官之名，始于秦代。《元丰九域志》载：“城西八十里之铜官山……秦时于此置官采铜。”这里的“城”指的是古严州府治梅城，因其位置在建德与淳安相衔处，也有从淳安方面来说的，譬如《晏殊类要》：“睦州，铜官山，唐时于此置官采铜。”历代志书抑或野史，多有类似记载。清道光年间，徽商叶仲俊还在此开采过石灰石。铜官山矿产资源丰厚，把新安江水电站的坝址定在这里，也是要权衡了经济利弊才能下决心的。
从建德的朱家埠沿盘山公路上行，可达岭后村。有介绍说，“岭后一带矿产资源丰富，秦时即设官采铜，约到唐时形成村落，1925年为建德县西洋乡铜官村，1951年为铜官乡西铜官村……”岭后村的位置，在铜官山的背后，而当年的西铜官村，却在临新安江的铜官峡西，已成千岛湖的水下记忆。这两者间是如何演变的，要由一部村庄史来揭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岭后村的四周群峰环绕，岛湖相伴，水光山色之美，无与伦比，更因石灰石等数种矿产的开采，旅游和工业产值的逐年递增，使之已列为建德首富之村。
新安江水库大坝的建造，改变了铜官峡。在我们这一辈人的心里，她那昔日双壁对峙、一江奔流的奇绝景观原本就很神秘，如今没入千岛湖底，就更是一个谜了。想象曾经的新安江，在经过一滩又一滩的陡峻河床之后，百米天然落差凝聚的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形态，铜官峡谷真的消失了吗？有人这样写道：“当千岛湖还不是千岛湖的时候，这一带，江水一直如少女一样难以捉摸。而现在，当千岛湖因为新安江水库形成之后，新安江已由一个少女慢慢变成了母亲，河流在这里慢慢消失，她先是变得幽深，变得沉静，然后，她变得更加宽阔。”千年古峡也因此变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铜官峡依旧是存在的，在千岛湖的现有景点中，她有了一个谓之“情人谷”的新俗称，颇得时尚男女青睐。这里谷幽峰翠，鸟声啁啾，其间有标以“湖门第一岛”的幸运岛，有镌刻着历代爱情吟咏的诗碑，现代元素固然鲜明，但历史的痕迹却也依旧隐约，即便飞跨两峰的铜神殿只是一座象征性建筑，蔓草夹缠的古栈道毕竟还是残留了采铜工匠的气息。
作为新安江水库最终的坝址，现在看来，铜官峡几乎是天生的，尽管在大坝建造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诸多难点和险情，但是在建成后的五十年间里，一直显示出了很好的预期效果，如今的铜官峡，山形、坝体和水势，已浑然一体，成为浙江大地上古往今来重要治水工程的又一个鲜明写照。
往事越千年
在中国治水史上，浙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说这个“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省份，似乎给人一种显山而不露水的感觉，但是在古代，她却有着对水的深刻记忆，譬如浙西南松阴平原上的通济堰。
但凡治水，不能不说大禹。大禹的传说举国皆知，许多地方都有据说是大禹治水遗址的古迹，不过他死后却葬在了浙江绍兴。包括禹陵、禹祠、禹庙，以及岣嵝碑、窆石亭等建筑和文物在内的大禹陵，规模宏大，气象庄严。大禹的出生地在四川绵阳，具体说，也就是北川县的羌乡境内，与闻名世界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同在一地。无独有偶，在他安葬之地浙江，也有这么一项工程，那就是浙西南碧湖平原上的通济堰。
这是一个以引灌为主，蓄泄兼备的水利工程，始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整个建筑由大坝、进水闸、石函、淘沙门、渠道、大小概闸、湖塘等组成。大坝长275米，宽25米，高2 .5米，拱形。就其距今1500年的历史而言，这种拱坝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其设计的科学性在于减弱了水流对堰坝单位宽度的冲击力，从而使之具有较强的抗洪峰能力。现在还依然能够看到，经拱坝改变了方向的河水，沿拱坝圆心方向泄流，有效地减轻了对堰坝护坡、溪岸的冲击。通济堰的灌溉网络布局，在长达23公里的干渠上分凿出48条支渠、321条毛渠，通过干、支、斗、农、毛五级渠道、大小概闸调节分流及利用众多湖塘水泊储水，形成了以引灌为主，储、泄兼顾的竹枝状水系网。这一结构，与都江堰和郑国渠相比，显得更加科学合理。作为我国仅存的一座功能齐备的古老灌溉体系，通济堰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添建的一座立体交叉式石函引水桥，避免了泥沙堵塞堰渠，使渠水畅通无阻。这种现代立交桥的雏形，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
曾经领先世界的通济堰出现在浙江，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浙江水利建设的悠久与卓越。有文章记载说，“南朝以前的碧湖平原，松阴溪在雨季经常泛滥成灾，吞噬了成片的庄稼，大旱年景的松阴溪水白白地流失，大量农作物枯死造成绝收。碧湖平原的百姓苦不堪言，成批成批的百姓选择了迁移，造成碧湖平原人口锐减。于是，坚守故土的先哲们奔走呼吁，请求官府在松阴溪上修筑围堰，沿着碧湖平原开挖堰渠灌溉农田，利用堰渠湖塘分流洪水……”也就是说，通济堰的修筑，一是民意，二是政绩。
所谓民意，说到底，无非是安居乐业，而水，则为第一需求。但是向来的自然之水，多洒脱任性，亲和时柔情脉脉，狂放时暴戾不羁，碧湖平原上的松阴溪也不例外。作为瓯越农耕文明典型的碧湖平原，从根本上说，是仰仗了松阴溪的滋润与滥觞。松阴溪的上游是遂昌县的南溪，流经妙高镇与北溪汇合后，称为襟溪，至庄山又与濂溪汇合，到资口时始称松阴溪。松阴溪在遂昌县境内的主干流长56公里，流域面积近600平方公里，从赤寿乡界首村进入松阳县境，再由裕溪乡堰后圩出境，注入瓯江。松阳境内的松阴溪主干流长60余公里，流域面积达1300多平方公里，耕地16万亩，依靠松阴溪生活的老百姓占松阳总人口的90%以上，历代民众对松阴溪的期盼，是百利而无一害。
尽管这样的期盼随着通济堰的建成使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兴修水利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松阴溪的治理，亦非一劳永逸。在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济堰旁，还存有一座詹南二司马庙，是祭祀当年主持修筑通济堰的两位地方官员的，内有碑刻20余方，其中明代王廷芝的《通济堰志》称：“南朝梁天监四年司马詹、南二氏始为堰……”他们二位对这项世界级领先工程的最杰出贡献，恐怕就在于坝址的选定和坝体的设计。
不过年代实在是太久了，通济堰大坝的选址经过，不可能像新安江水电站大坝那样，留下珍贵而详实的文字资料，我们今天从王廷芝碑记上所读到的，也只是一个传说：“……一日，有一老人指之曰：过溪遇异物，即营其地。果见白蛇自南山绝溪北，营之乃就。”神话的背后，传递的总是民心，说明通济堰的建筑不仅是人为，也是天意。当然，坝址的勘选，到底还有地形地貌可考，至于大坝何以设计成拱形，就真是一个千古之谜了。据说国外最早的拱坝，一座是西班牙的爱尔其拱坝，另一座是意大利的邦达尔多拱坝，两者都建于16世纪，均晚于通济堰拱坝1000多年。
其实在我看来，通济堰大坝的拱形体貌，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同时也兼备了美学意味，不乏浪漫放达的人文因素，也许还真是有过艺术上考虑。司马在南朝乃军职，詹南二司马虽不是文人，但古代为官者多与文人相通。事实上，与通济堰相关或相知者中，声名远播的文人不在少数，其中范成大是一个，汤显祖也是一个。范在南宋干道年间任丽水知府，汤则是明万历21年的遂昌县令。遂昌是松阳的邻县，丽水乃松阳所在的州府，范、汤二人，当然都在通济堰留下了足迹。范在任时通济堰已年久失修，是他主持了疏淤通塞的整治工程，且亲撰《通济堰规碑》二十条，完全是一部言简意赅的古代水利法规；汤的一篇《丽水县修筑通济堰记》，则给予了这项工程以极高的评价：“取天地之力，极五行之用，开塞利害，减益盈固，早算旁拮，时察颖断，非才莫可以也……”
在詹南二司马庙里，这样的碑刻林林总总，令人不胜流连。拂去漫漫岁月的历史尘埃，我们看到的既是一部水利史，也是一条文化脉络，诸如范成大的《通济堰规碑》的书法，汤显祖《丽水县修筑通济堰记》的文采等，无不具有水利工程与历史文化的双重价值。
往事越千年，当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着意开发新安江，立志把她蕴藏至丰的水资源用来造福人民的时候，因其建坝围库的选址定在了浙江，当年的决策者和水利专家们，应该不会不想到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存在千年的通济堰，不会不从中获取借鉴和启发。现在说到这点，当然只能是一种推测，不过虽然没有直接记载可显示，但是从精神上说，一个毫无建设经验的政党，在一穷二白的现实面前，筹划一项巨大工程，其决断的果敢与气魄，应该是得之于先人的奠基，人文的力量走在了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前面。
似乎一脉相承的是，新安江水电站的建造，也有着两个根本点，一个是人民意愿，一个是国家行动。人民意愿是理念的，国家行动是具体的。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人民当家做主，翻了身的劳动人民，唯一的理念就是能过上好日子，当具体的国家行动建立在符合人民意愿的基础上时，人民就会用空前的热情、劳作和奉献给以回馈。
有人曾这样想象过通济堰修筑时的情景：“高亢、绵延的号子从松阴溪的河床上响起，划破清晨灰蒙蒙的薄雾，雾破处，钻出一群体魄强健的先人，群情激昂，他们在河床上热火朝天地劳作着，将竹、木变成的框架，填塞进石块，逐渐累积成一方庞大的坝体。施工现场一片人喧马腾……从坝底到坝顶，从干渠到支渠，一片忙忙碌碌，到处是挥汗如雨，坚毅的脸庞溢出坚定和自信，坝体每向前延伸一尺都留下了他们的艰辛和热切。”千百年来，对于自身意愿的实现，人民也许都会是这样的同心协力，在我想象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那个年代时，感觉浮现在眼前的，似乎也正是这样的一番景象。
曾在苏联学习过水电站机械化施工和管理的刘玉春，对当年的新安江建设工地就是这样描述的：“那时，大家住草棚、点油灯，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一开始没有大型机械，大家就用肩挑、人抬、手推车拉，整个工地上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大家你追我赶，纪录天天刷新……”
这种人海战术式的施工场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国家和地方大型建设项目的施工实现了机械化、电动化，使生产力得以空前解放。但在新安江水电站兴建之初，确实还只能靠人力和最简单的生产工具，尤其工程尚未上马，前来援建的苏联专家就陆续撤走了，从设计、设备制造到投入施工，都得依靠自身来解决。往事越千年，千载一梦的新安江终于向世人表明，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主建设的大型水力发电项目，对新安江的这次历史性开发还意味着，中国水利事业的飞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旧两重天
在新安江上建造大型水电站，有资料说是1954年春天，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后，与时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江华在一次聊天时点的题。聊天的地点是在北山街的葛岭，毛泽东住处的书房，从那里的窗户望出去，正对着碧波荡漾的西湖。
杭州这个地方，西湖的名声历来都要比城市大，古代杭州的地方官，能留大名者，也多因做了有益于西湖的事。譬如白居易，又譬如苏东坡，两位都对西湖的治理作过贡献，尤其是苏东坡。此人在北宋元祐年间出知杭州时，见西湖积淤成患，遂出谋划策，组织民力，在栖霞岭与南屏山之间挖泥筑堤、疏道架桥，给后世留下一条“苏堤”，不仅疏浚了西湖，还营造了“六桥烟柳”的风景。这位东坡先生似乎对兴修水利格外热衷，几年后到湖州做刺史，又拨款立项，以疏浚白苹洲和碧浪湖。正如湖州诗人柯平所言：“开沟挖渠、疏浚河道似乎是贯穿这位爱民如子的太守终生的一项爱好。无论是在杭州、黄州、湖州，甚至形同充军的海南任上，他都这么干。”毛泽东和江华当时是否聊过这些，不得而知，但由苏东坡而起的话题，却肯定是水，毛就说到了钱塘江。
浙江对钱塘江的水利勘测研究，重点在占其流域面积四分之一的上游水系新安江。全国解放前，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就曾经将一份勘测报告呈交给国民党行政院，认为在新安江上建造水电站“可供宁沪杭三角地区之需求，尤具经济价值。应争取时机提前兴筑，以树全国经建事业之先声”，并表示“第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未易奏功，有本省商准资源委员会水利部暨上海市政府联衔具呈行政院赐准”。事实上，在1946年前后，这份被冠以《钱塘江街口水力发电计划概要》的报告，也确实被摆在了国民党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上，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并几近付诸实施。
最直接的举措，就是南京国民政府拿出了1700万美金，拨给浙江省用以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钱是蒋介石亲自批的，来源于美国的援助款。美国人对新安江水利资源也是相当有兴趣的，一个叫麦克洛的水利专家，那段时间就曾经来浙江做过考察，结识了中国水利专家徐洽时、余森文等人。徐是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余先是温州地区专员兼水利工程委员会的主任，因为“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对水利建设也十分的内行”，为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所派遣，和美国专家合作兴建新安江街口水电站，麦克洛作为美国专家之一，和余森文一见如故，两人相谈甚欢、跃跃欲试。
钱有了，美国人也来了，1948年6月，取代沈鸿烈成为浙江省主席的陈仪以为在他任上把新安江水电站造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了，很是兴奋地表示：“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但是没想到仅仅才过了4个月，美国政府就把他们的专家从新安江全部撤走了。解放战争的急速推进，使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美国人想重新打他们的算盘了。
麦克洛身为水利专家，对政治或许不感兴趣，他惋惜的只是自己不能在新安江有所作为了，走的时候非常遗憾。麦说：“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麦克洛这么说是因为他相信，即便美国人都撤走了，国民党也垮了，中国人还是能在新安江建起水电站，共产党里不乏聪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