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多数到过千岛湖的游客，都不会太关注它的形成，就像西湖边的游人并不在意它曾经是一个海湾，还是一处礁滩。沧海桑田的年代太久远，倒也罢了，但千岛湖的形成，仅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水利建设的当代成就之一，单知道它是新安江水电站的蓄水库区，还不足以感知其意义。国人治水，源远流长，如同千岛湖的上游，那条充满活力与历史感的新安江……
梦幻新安江
见过一则新华社电讯，说是八百多年前，面对引自新安江的塘水，南宋大哲学家朱熹不由得发出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感慨。记者本意不在谈论朱熹，故引述牵强。原作题为《观书有感二首》，其一的前两句是“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后两句为上文所引。但这“半亩方塘”乃指福建尤溪郑氏别墅【后为南溪书院】内的“半亩塘”，其水是不可能引自浙江钱塘江源头水系的新安江。
不过朱熹其人，倒也不是和新安江没一点关系。朱的出生地虽为尤溪，祖籍却在婺源，现今划归江西，但早先是属徽州的，在安徽。徽州古称新安，丰厚旖丽的徽派文化亦称新安文化，包括新安理学、志学、医学、朴学，新安建筑、教育、画派、艺文、美食，以及民间工艺，等等。徽州人也多以“新安”作为自己的称谓，朱熹就自称是“新安朱熹”。而新安江，又正是发端于徽州，因此被冠以新安之名的一条江，与朱熹有着同宗之缘。
新安江是不同凡响的一条江，也是一言难尽的一条江。
说她不同凡响，在其气势。源自安徽休宁县之黄山六股尖的这条江，初名冯村河、大源河、率水，皆朴实素美，散发着天然气息；东流至歙县浦口后，始称新安江，亦称徽港、歙港，汇河成江，聚水为港，架势已经出来了；再由东南进入古严州辖地的浙江省淳安、建德两县，因境内多山，峰峦起伏，导致河床比降特别大，水流湍急，终于形成“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的气势，一路豪迈。
说她一言难尽，在其水情。新安江属山溪型常年河，水蕴充裕，不仅没有季节性枯荣，且无论深流浅滩，水质一概清澈见底。孟浩然“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的概括，是谓新安江水之清澈，天下独绝；李白的一路赞叹：“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几成新安江旅行的导游词，读之令人神往。新安江之水情，一是滩多水厚，二是质地优良，如杨万里所言：“泉从山骨无泥气，玉漱花汀作佩声。”
近三十年前，我去合肥参加《安徽文学》的一次笔会，会后的游览，先是上了黄山，又下山到歙县，后雇了一条大木船，浮水而行，走的就是新安江。现在回想起来，那江水的欢势，就如同前方有什么在召唤着她。是夜宿深渡，皖浙接壤处的一个小镇，由此入浙，只见浩浩渺渺的一片水域，那就是千岛湖了，我是第一次见，也是第一次游。
新安江在深渡与昌源河合而为一后，流入千岛湖，湖水再从新安江大坝处飞泻而下，成了另外的一条河。安徽人不认为这也是新安江。在安徽人看来，千岛湖是新安江的尽头。但浙江人却还是管她叫做新安江，且以为自新安江水库以下的河流，就是俗称的新安江，其所在地建德市，遂把自己也称作新安江，一度还曾动议将市名建德改为新安江市，目的在提升城市的知名度，虽未果，却并不妨碍建德在杭州市区布置的巨幅广告牌上，打出“梦幻新安江”的宣传词，这样的定位对今人而言，显然具有毋庸置疑的诱惑。
事实上早在1957年初，因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需要，此地确曾设立过相当于县一级的新安江区，次年改区为镇，依旧名新安江，1992年以后，乃为建德市治。如今新安江镇已经没有了，成了新安江街道。其实区也罢，镇也罢，抑或街道也罢，建德人都会打新安江这张牌的。新安江水电站就在他们的眼面前，举目可见宏伟大坝，泱泱清流傍城而过，对他们来说，不管别人怎么认为，这地方就该叫新安江！
所谓“别人”说具体一点，就是安徽人，再具体一点，就是徽州人，那些真正的新安江人。现在，当他们站在深渡的水边，遥看浩渺的千岛湖，内心充溢的是一种对新安江的缅怀，一种日渐消逝的苍茫感。在徽州人心里，曾经名满天下的徽商，就是和这条江血脉相连的。他们沿江放舟，一路沉浮，从黄花灿烂、牌坊林立的古老盆地，去往杭州、苏州、扬州、上海……
想象数百年前的深渡，码头帆樯如林，河岸人声鼎沸。在新安江拦水大坝筑成之前，那一段江面有许多的浅滩，舟途险峻，一直是“下新安”的鬼门关。自然环境的恶劣只是其一，前景未卜的忐忑更是挥之不去的心魔。深渡是新安江在徽州的最后一个渡口，即将离去的徽州人，有两样东西是不许带上船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取其谐音，忌讳的显然是“落魄回乡”了，在他们的心底，说这里是新安江的尽头，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但是浙江人却不同，他们的新安江之旅，多半是上行，沿富春江、桐江经梅城至屯溪。如曹聚仁所记：“建德以上，大小滩七十有二，而以煤滩、米滩为最著称；这两滩延绵五里许，小舟十数艘结伴上驶，扛抬以次进。……建德、屯溪间不过百五十公里，上水船总得十五六天。”1934年，富阳人郁达夫想必也是沿此水路到屯溪的，当年写下的诗，至今还镌刻在屯溪老桥边的台基上：“新安江水碧悠悠，两岸人家散若舟。几夜屯溪桥下梦，断肠春色似扬州。”浙江文人到底有别于徽州商人，梦幻新安江的意味，那时候就可见苗头了。
新安江真正能称作梦境的，在浦口到街口一段，所谓“山水画廊”是也。浦口稍上一点的渔梁镇，流传着一首徽人熟知的《水程捷要歌》，将出渔梁、下新安、直抵杭州的路程图，变得朗朗上口：
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
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
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
橦梓关富阳，三浙垄江口。
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
这六百里水路的美轮美奂与险滩叠加，是新安江的精髓。和任何一条水脉的相同之处还在于，她也是需要治理的，倘任其自由张扬，则祸害难免。新安江也是有水患的，相传南唐国师何溥贬官休宁为县令时，就曾带领百姓将县址迁往高处，以避新安江之水患。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徽州人记忆中的治水者，以大学问家戴震为代表，应该是确凿的。
戴震，屯溪隆阜人，近代思想界的一代宗师，其学问涉猎甚广，在诸如考据学家、哲学家、启蒙思想家等一大串头衔之外，还是一位自然科学家，研究领域触及天文、地理、数学和水利等。江南多雨，积水成涝，山上洪水一下，新安江就泛滥，年年汛期，屯溪都不乏田陌房舍遭淹，百姓叫苦连天。戴震的家依横江而建，平时临水远眺，总见芦苇摇曳、江天一色，思想学问，皆灵敏生动，一旦大水肆虐，他又怎么能坐得住？索性就现场勘察，实践水利去了。
戴震的水利功绩，主要是在屯溪修筑了珠塘坝，高10米，宽22米，顶长43米，横亘在华山岭与杨梅山之间，蓄水在百万立方以上，塘口置一石印为闸，坝底开一沟渠导水，既可养殖灌溉，又能泄洪免涝。作为两百多年前以科学兴水利的典范，珠塘坝至今仍矗立在屯溪。
据说1965年，越南国家领导人胡志明由董必武陪同，到过屯溪，实地看了珠塘坝，大大称赞了一番。胡志明到屯溪，想来不会是专门看珠塘坝的，至于是游新安江还是登黄山，不便妄测。但那时候新安江水电站已经建成，在新安江流域的水利建设中，无疑最是举世瞩目，不仅改变了新安江的形态，也改变了她的生态，胡志明也许就是去参观水电站的。看了新安江大坝，再看珠塘坝，两者相隔二百年，一条流淌了不知多少年的大河，几近脱胎换骨。
说是脱胎换骨，其实也不确切。就新安江与人类的关系而言，在本质上并无改变。但凡人水共处之地，都是先有水流，后有人居的，新安江和徽州人，新安江和浙西人，当然也是如此。徽州人下新安的苍凉迷茫，浙西人上新安的浪漫放达，无非是一种亲水心理的表示，和人类对水的期盼一样，他们对新安江也满怀着热望，以求更进一步的融洽。
这一点，新安江是能够做到的，只要人们也能真正的因势利导。
新安江等了很久了，二百年前戴震的珠塘坝，还只是人类的小试锋芒，作为江史上最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新安江水电站的横空出世，使之由激情任性转而和顺旷达，虽然被拦腰截断，却听从了人类安排，将百米大坝圈起的怀抱，当作长途奔流中的一处驿站，在这里积蓄能量，释放激情，于重新出发之际，为这个世界创造理想和奇迹。新安江是一条有灵性的江，向来非同寻常的流势或许早就给了人类以开掘自身潜智的空间，在绵亘漫远的等待中，它想知道，究竟哪一个位置最适合展示自己的另一面，另一种状态。
这就是新安江水电站所在之地，位于浙江西部的建德，与新中国整个大建设同步的水利事业，一次又一次对新安江的勘测，如同人与江的无声交流，以求达成默契，新安江知道，它的新态势，就要在这里显露了。
天生铜官峡
新安江大坝的坝址，叫铜官峡，顾名思义，是一条峡谷。她最初的地形地貌是什么样的，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从记载中可以知道，峡谷的两边，各有一个村庄，以方位区划，分别叫做东铜官村和西铜官村，都是依山傍水，守着从峡谷间穿越而过的新安江。
我见过一张摄于1958年的黑白照片，初夏时节，照片上四个人，靠前的两个是外国人，一个戴鸭舌帽，一个戴藤条安全帽，稍后的两个应该是中国人，都戴安全帽。图片下方的说明是：民主德国专家站在铜官坝址山坡眺望对岸的西铜官村。顺着他们的眼光看去，是散落在河滩上的一片房舍，低矮陈旧，想必从对面的山头看过来，东铜官村大约也是这个样子。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新安江水电站已经动工了，这条峡谷，就是将要建造水库大坝的地方，东西两个铜官村，都将被淹没，但当时的村子里，应该还住着人。可惜照片太小了，看不出在远处的西铜官村里，是否有村民走动，是否还隐约飘荡着最后的炊烟。
新安江水库坝址的确定，是在1955年的11月初。是月2号上午，时任新安江水电站选址委员会主任的李锐，宣读了一份《决议书草案》，说是草案，措词却非常肯定，其中第三条称：“……新安江水电站坝址选址委员会最后选定的铜官坝段内上段作为新安江水电站初步设计的坝段，从而进一步勘探，确定最后的坝轴。对其他坝段可不再进行研究。”从过后的事实来看，这也就是说，新安江水库大坝的位置定在铜官峡已成了定局。
据说召开这次会议的地点，就在铜官地质队的会议室，而西铜官村又正是地质队的据点，可谓现场办公，因此西铜官村的村民们，很可能不但已经知道新安江要造水电站，也知道电站的大坝，将建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村庄的位置。即将背井离乡的忧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他们别无选择。
我曾在网上见过一个帖子，说新安江水库的位置原先是定在街口，被一个设计专家偷偷改了图纸，挪至建德铜官。说这个专家是安徽人，冒险保住了徽州的大片良田古迹，自己却被抓起来判了刑，云云。帖子一看就是无稽之谈，许多跟帖也表示此说毫无根据。但这个帖子的出现，也不能说是完全的空穴来风，因为确实有一种说法，在新安江移民中间流传了多年，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一百里。另外，还因为在民国三十五年，也就是1946年，国民党政府就有过一个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的打算，选址正是在街口，传言于是由此而来也未可知。有意思的是，国民政府时的钱塘江水利勘测处主任，与后来负责新安江水电站设计与施工的技术总监，却是同一人，名叫徐洽时，原籍江苏宜兴。
在新安江上建造水电站的计划，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项目，最初的工作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譬如徐洽时等三人【另两人是张铁铮和王宝基】合写的《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就是一份绝密文件。正是这份1952年6月形成的密件，经华东局经济委员会上报到国务院后，得到了正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领导人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列入重点基建项目。不过那份报告中的建站地址，选的还是罗桐埠。
为什么后来又改成建德铜官了呢？
说来难以置信，在1952年准备对新安江进行开发利用的时候，相关的地质勘探只有一个五人小组，主要的资料积累也仅限于地面踏勘。以如此薄弱的基础来建造大型水电站，确实需要“敢想敢干”的气魄。虽然精神的力量在那个时代并不缺乏，但盲目的风险也几乎同时存在，好在很快有了一批苏联派来的地质水电专家。我读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好像有过一篇《第聂伯河水电站》，是什么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但前来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苏联人中，就有参与过第聂伯河水电站建设的地质专家卡伐里耶夫和水文专家鲁赤金等。
苏联专家的参与，当然是“中苏友好”的象征，却也不排除新安江水电站本身魅力对他们所产生的一种挑战性诱惑。位于乌克兰【当年还是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扎波罗热市附近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始建于1927年，1939年竣工，卫国战争期间，为了不让纳粹获得电力被炸毁，战后重修，修复工程直到苏联专家来中国的前两年，也就是1950年，方才完成。虽然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成，被誉为苏联工业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但她坝高为60米，装机容量是56万千瓦，而新安江水电站的预期坝高超过百米，装机容量为67万千瓦，作为水电建设专家，那是无法不动心的，何况新安江又是如此美妙而传奇的一条河流。
对新安江流域的地质勘探开始重新布局。苏联专家认为，建设这样的大型水电站，光踏勘地面是不行的，还需较大范围的地质钻探。他们提出的，当然是苏联水力发电工程的地质勘探规范程序，但科学的道理和方法是不分国界的，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边学习、边摸索，以积累自己的体系。于是新组成的地质队从新安江上游的安徽境内，至新安江下游的浙江建德地区，又开始了全面踏勘，以寻求技术上最可靠、经济上最合理的坝址。
新一轮的踏勘广泛而又细致，从山体、地质到水流，逐一备案，光是沿江布设的水文勘测点，就达51个之多。铜官峡就这样进入了设计方案，但即使她在总体上已被看好，局部的缺陷也不容忽视地摆上了桌面：“铜官这一段无论从地形或地质构造等条件来看，都是可以建高坝的，比罗桐埠段条件优越。但是铜官段地质上也存在缺点，主要是有小石及碎带，岩石的物理性及抗压抗剪强度需要做进一步的试验。铜官左岸是否漏水尚未搞清……”工程师谷德振的这番话足可代表大坝选址者的严谨缜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