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破旧的三间草房，像个坐不稳站不直的病秧子，歪歪扭扭地戳在毛家屯角落的一处坡地上，比县城爷爷家的三间房差了很远。父母忙着卸车，我站在一边，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我正噘着嘴不高兴，一个小女孩儿却突然从房子里蹿出来，瞪着好奇的大眼睛，像看戏一样看着我们，然后就笑得前仰后合的。瞬间，我内心陌生、孤独与恐惧的乌云就被一阵暖风吹得无影无踪。
那时，人在我眼里是没有男女之分好坏之别的，只有大人和小孩的不同。我被这小女孩儿的笑声给吸引了，她穿的粉红色花衣裳让我感到很亲切，那衣服上印的花和我的差不多；她脚上的花鞋也让我很亲切，和我的花布鞋几乎一个模样。我想：我的鞋是母亲自己做的；她的鞋一定是她妈亲手做的吧。
这座草房的西间住着一户三口之家，中间是公用的过道兼厨房，东间则分南北两铺炕，南炕住着小女孩儿这家，我们住在北炕。晚上睡觉时就在两铺炕中间拉上个花布帘子。
南炕那家的男人姓蓝，是个瘸脚，很少说话，是那种八杠子压不出个屁的老蔫儿；女人小巧玲珑，也不太说话，却总是笑眯眯的，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用笑容说话的人。那小女孩儿和我同岁，名字叫小琴，随她妈，也爱笑，一笑，两腮的酒窝一跳一跳的，就像两只蝴蝶在脸上跳舞，眼睛也眯成了小月牙儿。
屋里自然是没有厕所的，晚上外面漆黑一片，没人敢去那个极为简陋的茅房，于是每家都有个尿盆。夜深人静，互相之间都能听见布帘子对面“哗啦啦”撒尿的声音，听见小琴撒尿声以后，我撒尿就特别小心，唯恐被小琴听了去。
早晨起来去茅房倒尿盆是小孩子的活儿，我常常和小琴在倒尿盆时单独相处，这时她便笑一笑，眯着月牙眼，让我先倒。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小琴和她妈在说话，却叽里咕噜的听不懂，顿时觉得遇到了妖怪，心里很怕，接连两天没敢去倒尿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终于忍不住了，就去问西间的男孩。那男孩耳朵边上长了个小肉瘤，就取名叫小桩。小桩比我大一岁，却高出了半个头，长得愣头愣脑的，平时很少和他说话。小桩告诉我，小琴母女是日本人，那个瘸男人是中国人。小桩还告诉我自己一家都是南朝鲜（韩国）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后觉得云里雾里一般。
我问母亲，什么叫日本人和南朝鲜（韩国）人？
母亲说都是外国人，我更糊涂了。
因为好奇，我就特别留意小琴，她的笑总让我有一种暖乎乎的感觉，这种感觉能从心口快速弥漫全身，我不再担心她是妖怪了。
其实小桩也挺爱笑的，一笑，鼻子眼里就鼓出两个鼻涕泡，像两个小气球在脸上甩来甩去，我不太喜欢他，担心他是南朝鲜（韩国）妖怪。
北大荒虽然缺少大姑娘，我却在小小的毛家屯遇到了小琴，这个邻家的日本女孩是个真正的近邻，近得只有一帘之隔。倒尿盆时还能单独相处，她依然爱笑，看着她的酒窝和眼睛，我也开始笑。
有次她问我：“刚来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埋汰啊？好像从泥坑里捞出来的。”我就告诉她，我是怎么让大铁锅给扣在泥沟里的。
小琴笑得前仰后合的，我心想，有那么可笑吗？再一想，是挺可笑的呀，我就跟着小琴一齐笑，也前仰后合的。
和小琴最密切的接触是挖野菜时。
春天，万物复苏，就算荒僻的毛家屯，也有一番花舞蝶飞的美景。春天，农民种的菜刚长出秧苗，挖野菜就成了家家户户吃饭的一件大事，这大事一般都由孩子们来干。
挖野菜有个大家遵守的规矩，谁先看见的就是谁的，这是个关于所有权的原始规则。
可是，“谁先看见的”界定起来却很难，往往引起争执，甚至动手打架。小桩个头高，动作快，我俩同时看见的野菜总是被他抢先挖走，这时小琴就会帮我说话，她的小脸涨得绯红，月牙儿眼也瞪得圆溜溜的。遇到和小琴同时看见的野菜，她总是让我挖，我却不好意思下手。
一天挖野菜时，我看到一棵很大的“酸沫浆”，这也是一种野菜，不用洗就可以放在嘴里，嚼一嚼就会冒出一股酸酸的、甜甜的水儿。有的人感冒发烧嘴里发苦时，就会到野外去采“酸沫浆”解馋。
小琴也看见了，她还是让我先挖。
我就说：“等我挖完了咱俩一块吃。”
“行！”她眼睛又眯成了月牙儿。
没想到，小桩却几步跨了过来，一边哈哈笑，一边用剪刀在“酸沫浆”的根部咔嚓一下剪了下来，装进了自己的筐子里，鼻眼儿里又冒出两个小气球，却被一阵风给吹破了。
我很生气，大声说：“是我和小琴先看见的。”
小桩抹了一把鼻涕，大声说：“你们看见了为什么不挖，不挖就等于没看见！”说完就要离开。
没想到小琴冲了过去，一把抓住小桩筐里的“酸沫浆”，小桩一挥手把小琴推了个大跟头，我正要去扶起小琴，小桩却一溜烟跑了，原来小琴妈来了。
小琴本来没哭，看见她妈，反倒哭了起来，嘴角一抽一抽的，头上盘起的小辫儿也一抖一抖的。
我对小琴妈说：“我去告诉小桩他爸，小桩欺负人！”
小琴妈说：“算了，小孩子家家的，哪有那么多事儿，我再给你俩采一棵更大的。”说着就四处寻觅，果然很快就找到一棵，然后一分为二，让我和小琴一起吃。
相处的日子久了，我们和小琴一家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小琴的瘸爸爸也开口说话了，还时不时地说将来要把小琴嫁给我，每次我都是傻笑一下，我不懂“嫁给我”是什么意思，直觉那肯定是件好事。
小琴好像有点懂，她的笑容里总藏着点羞涩。
我家和小琴家是有区别的，我父亲是二分场的干部，母亲常带我去二分场领供应粮，顺便到商店给我买一角钱的“果子球”。那是一种带芝麻的点心，圆形的，又好看又好吃，放进嘴里一嚼，就满嘴喷香，那种香味好像能从嘴里一直弥漫到脚指头。我每次都会留下几个果子球给小琴，她每次拿了我的果子球，都会分一个给她妈吃。她爸虽然没吃到，也会站在一边傻傻地笑，还会朝我点头示意，表达他的感激。
每次看见小琴吃果子球那个开心的样子，我心里都会暖洋洋的，就像是我吃了小琴送给我的果子球似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应该算作一种朦胧的满足感吧。
有一次我给小琴果子球时，她父母都不在身边，见小琴吃得开心，我就问她：“为什么你是日本人啊？日本人是什么人啊？”
小琴看着我，愣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告诉你，你可别跟别人说。”
我点头说：“行，跟谁也不说！”
小琴说：“我和我妈都是日本人，日本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问：“那你们说的是很远很远的话？”
小琴悄悄地问我：“你听见我和我妈说日本话了？”
“听见一次，就是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悄悄地在她耳边说，其实周围什么人都没有。
小琴说：“是妈教我的。”
我问：“你爸也会说吗？”
小琴摇晃着脑袋说：“他不会。”
我不明白，就追问道：“为什么啊？”
小琴脸上露出几分愀然的神色，从嗓子眼儿挤出几个字：“他不是我亲爸。”
我很不解地问：“为什么不是亲爸？”
小琴又摇晃着脑袋，两根小辫子摆来摆去的，然后就塞进嘴里一个果子球，不说话了。
一天傍晚，小琴和她妈在外面玩游戏，小琴的瘸爸独自在屋里喝烧酒，喝得老脸通红，就走到北炕，对我们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也是山东人，小时候跟着他爹来到东北，给放木头的把头当短工。因为不懂行，一次伐木头出了事故，他爹被砸死了，他也被砸伤了腿，落下了残疾，直到四十岁还没娶上媳妇。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日本军人死的死，被俘的被俘，丢下不少女人孩子。女人们为了活命就嫁给了那些穷得娶不起媳妇的中国农民。他是一九五二年才娶的小琴妈，小琴的亲爹是谁，他不知道，只知道小琴妈以前还有个儿子，一九四五年被炸死了。
小琴爸说完，我母亲说：“我在县城见过日本人，开始还不错，后来，日本人就开始祸害中国人。”
父亲说：“什么开始不错啊，那是为了占领咱们国家笼络人心。我那年在哈尔滨拉洋车时，拉过一个日本兵，挎着刀，很凶，我拉着车跑了一身汗，他还嚷嚷着‘快快的，快快的’，完了也没给车钱。”
小琴爸却说：“日本兵是很坏，可日本娘们儿还是不错的，你看小琴妈，多好的女人啊。”
父亲只好点头，母亲却笑着说：“老娘们儿都比你们老爷们儿好，坏事都是你们男人干的，苏联老毛子更不是东西，干的坏事更多。”
又出来个苏联老毛子，我是越听越糊涂，就大着胆子问小琴爸：“西屋的南朝鲜（韩国）人是啥意思啊？”
他摇了摇头，憨憨地说：“那我可不知道。”
其实，我对什么拉洋车、老毛子的事，听不明白，也不关心，倒是听了小琴和她妈的故事，有一种怪怪的感情油然而生，我说不出那是什么感情。后来长大了，遥想当年，才明白那应该叫同情心。
同情心，应该是对他人的不幸遭遇产生共鸣的一种情感，它不仅是共鸣，也应该包括赞成、支持、帮助等一系列的行动，这是受人的立场、观点和境界制约的。只有共鸣没有行动，同情心就成了一种说辞、一个摆设，甚至是一种装蒜行为。我一个小孩子，对小琴母女的同情心，既没有观点立场，更没有行动；既不需要摆设，也不用装蒜，应该说，那是同情心的初级萌芽状态。
我相信，同情心很多人都会有，那是上天赐予人类的一种天然的高尚美德。只不过，很多人的高尚美德刚刚萌芽就在人间枯萎了，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在毛家屯住了一年，二分场有房子住了，我们要搬家了。
告别毛家屯的情景已然模糊，只记得小琴手里拿着一双花布鞋，是她妈新做的，小琴要送给我，却被父亲谢绝了。
父亲面无表情地说：“小孩子不许要别人家的东西。”我争辩说小琴不是别人，可父亲就是不允许，这让我和小琴都很失落。
还记得小琴那眼泪汪汪的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酒窝，也许她能感觉到，分别就是永别，从此再也见不到我了，再也不能一起挖野菜，更不能嫁给我了。
没得到小琴送我的花布鞋，我很不开心，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要她的东西，她可是真心给我的。我不是送给过她果子球吗？她妈妈不但没阻拦，自己还亲自吃过两回，这个遗憾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
几年后我才渐渐知道了中国与日本那些恩恩怨怨。每当看见关于日本侵略军种种罪行的宣传，心里就会想起小琴母女，那心情总是怪怪的。
再后来，凡是有点“海外关系”的都成了罪过，我自然也会想起小琴母女，那心情也是怪怪的。
此时我也懂得了“把小琴嫁给我”是什么意思，心海里便泛起一圈圈涟漪，那涟漪在怀念的微风吹拂下，显得格外美丽，但涟漪总会四散消失的，小琴的影子终于在我心里慢慢消散了。
一九八七年，我当时在深圳电视台工作，曾和老台长王伟一道去日本考察。一天晚餐，我俩聊得很投机，喝了不少清酒。老台长酒劲上涌就早早安歇，我兴致正浓，便独自上街闲逛，结果在东京的新宿街头迷了路，被一个热情的日本女子引导着才回到下榻的宾馆，刚学会几句日本短语的我向她挥手致谢，会几句中国短语的她还之以深深地一鞠躬。一刹那，我忽然心头一热：她该不会是小琴吧？当然，我也知道她不可能是小琴，小琴是会说中国话的。
第二天早上，在日本留学的程晓英夫妇来宾馆探望，王台长便开起玩笑，说我昨晚外出去约会日本小女子，我内心却有一种微微的酸痛，就向他们讲了小琴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曾有部很红的电影《樱》，讲的是日军撤退后留在中国的女婴森下光子曲折的成长故事。程晓英在影片中饰演高雅美丽的女主角森下光子，由此一举成名，成为很多人的青春偶像。由于这个缘故，她到日本留学后，就对日本遗孤的新闻特别关注。听我说了小琴的故事，她就告诉我，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日本妇女因生活所迫纷纷嫁给了中国人。前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妇女的后代都被允许回国定居，但因有些人缺少在日本现代化城市生存发展的能力，再加上语言障碍、家庭本土成员的冷漠排斥，不少人倍感孤独无助，甚至精神崩溃，跳楼自杀的事也时有发生。
我一时无语。
王台长是个老革命，十几岁便在战场上驰骋厮杀，他沉思良久，忽然长叹一声说：“这一切都是野蛮战争的罪过啊。”
对老台长的话，我深以为然。那些手握生杀大权的好战分子出于罪恶的本性，甚至仅为一己之私或逞一时之快，却让千万无辜的生命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真是罪过。
眼前又晃动起小琴的影子，但愿她能有好命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