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萧三同志
我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首萧三同志在普通信笺上题写的短诗：
月亮徐徐地爬上碧空，
海水波光相映一片碎红
星点，灯塔——
互相挤眉弄眼，
商船，渔筏——
来往破浪迎风。
水兵雕像似的立在军舰上，
十年来不曾合眼一分一秒钟。
大海呼吸得多么饱满舒畅，
吐纳它那无量巨大的蕴藏。
……
这首诗作于1959年8月。当时萧老在青岛海滨晚憩，饱览祖国海天的壮美景象。他回想起19世纪90年代以来，青岛曾先后被德、意、日、美帝国主义蹂躏。如今，神州摆荡、山河失色的岁月已经过去，半个世纪的耻辱已经洗涤干净。他为祖国的今天无比自豪，同时向往着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后天，不禁诗兴勃然，挥毫写成了这首意境阔大、激情澎湃的诗作。臧克家同志说萧老的诗“爽快易上口，心中有豪气”。这里所说的“豪气”，就是诗人海天般广阔的襟怀在诗歌中的表现。萧老将这首诗抄赠我，是在1980年2月14日，即旧历除夕的前一天，当时他正住在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今天当我撰写此文的时候，恰巧也正值除夕的前夜，然而这位以诗歌当作“子弹和刺刀”的老作家却永远封闭上了他的歌喉。墨迹犹新，琴弦已断，这是何等令人哀痛的事情！
我初次听到萧三这个名字，还是从初中语文老师的口中。记得当时我们学的一篇课文，就是从萧老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节选的。据萧老说，这本书的遭遇颇为坎坷。他谈的情况，我不愿意在本文中复述。我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些满身稚气的孩子，正是从这篇课文中认识了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期勤劳、诚实、助人为乐、好学上进的亲切面影，清晰地看到了这位巨人在人生道路上留下的最初的足迹。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了解到萧三同志是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毛泽东同志风华正茂年代里携手同游的“百侣”之一。后来，我也有幸登上了中学的讲台。我经常向学生们推荐的课外读物，就是那本封面印着挺拔的红松的《革命烈士诗抄》。每当翻开这部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诗集，我们耳边就会震荡着主编者萧老发出的撼人心灵的声音：你要学习写诗吗？学习这样的诗歌吧！你要学习做人吗？向这样的人学习吧！
像我这种渺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的人，要跟萧老这种蜚声文坛的“大人物”接触，原本是从来不曾想过的事情。然而这样的机遇终于来了。那是在1977年秋天。当时我们党的工作还处在徘徊中前进的时期，复查和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工作遇到了拖延和阻挠。被怀疑为特务的萧老虽然已经出狱，但“特嫌”的帽子并没有摘除。就在这年的9月1日上午，我跟荣太之同志带着鲁迅研究室的介绍信来拜访他了。我们来访的目的，是了解左联解散前后的情况，因为当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所高校的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联合举办了三次学术讨论会，讨论“革命文学”论争、左联评价以及“两个口号”论争等问题，引起了全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乃至整个文艺界的关注。我们单位也应邀列席发言，当然需要向有关当事人做一番调查工作。
为慎重起见，我们先到了管辖萧老所住街道的派出所，请示是否可以进行这次访问。派出所的同志翻开了萧老家的户籍卡凝思片刻，而后做出一不置可否的回答。不置可否，在我们看来就是不予干涉，也就是默许，于是我们就欣然前往了。在北京东单麻线胡同10号的一个小院落里，我们先遇到了萧老的二儿子萧维加，面交了单位介绍信。维加说，萧老近来身体不适，一般谢客，但像我们这种情况能否破例，他要先进去问一问。不一会儿，维加就走出来了，说萧老对我们表示欢迎，接着就把我们领进了萧老的卧室。这间房很狭小，靠墙是一张单人床，房中间安着一个取暖用的铁炉，室内零散地放着几本外文书。萧老坐在煤炉旁的靠椅上，一边喘息，一边用湘乡口音跟我们交谈起来。我感到，他从喉管中艰难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跟病魔顽强搏斗的一个战果。这样的谈话当然是不能持久的，大约20分钟后，我们就起身告辞了。萧老支撑着站起来跟我们握别，欢迎我们再来接着谈。这时，在一边给火炉加煤的萧三夫人——叶华女士微笑着向我们频频点头致意。萧老那个正在地板上“匍匐前进”的胖胖的小孙子，似乎也被这种温暖的气氛所感染，爬得更加起劲了。
出门后，维加告诉我们，萧老一开始就对我们有好感，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来自研究鲁迅的“正统”机构（“正统”是萧老的原话，当时全国只有一个研究鲁迅的专门机构），同时也因为我们所持的介绍信上明确写的是“萧三同志”，而不像当时为数不少的态度蛮横、直呼其名的外调者。对于一个在我党的初创时期就献身于革命，却硬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指派为“特务”的人，能在一片诬陷声中听到一声“同志”的称呼，该是感到多么欣慰呵！当时我们根据什么敢于称萧老为同志呢？什么根据也没有！既没有上级精神，也没有小道消息。我们只是本能地认为，萧三的名字理所当然地应跟同志的称谓联系在一起，把这位革命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当成“特务”，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后，听说王震同志设家宴款待萧老了，接着又听说当时主持中组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设家宴款待了萧老和王光美等同志……不过，给萧老正式平反，一直拖到了1979年国庆30周年前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萧老心河中凝固了十七八年之久的冰层解冻，重新泛起了欢快的涟漪。在身处逆境的时候，萧老心中常默诵着他在莫斯科东方学院教中文时与谢文锦同志合译的《光明颂》：“黑暗必将消灭，光明就在前头。”平反冤案之后，萧老又常默诵曹操《龟虽寿》一诗中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了振兴中华，他要写作，要歌唱，要呐喊，要夺回他失去的宝贵岁月……
在跟萧老接触的过程中，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有关鲁迅研究的问题。有些谈话的内容，萧老后来已写入《我为“左联”在国外作了些什么？》《我的一项自我批评》《鲁迅——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等文，读者可以参看。在这里，我只想谈几点上述文章中没有涉及的零星情况。
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过一份所谓“萧三谈话记录”，其中说萧三结识鲁迅是通过瞿秋白的介绍。我曾为此事请教萧老。萧老说，他最初跟鲁迅通信并不是秋白同志介绍的。大约在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在苏联哈尔科夫成立。他曾给左联写信报告情况，并希望中国方面能派出常驻该会的代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的就是“上海北四川路司各脱路内山书店转周豫才先生收”。当时，左联另派驻外代表有困难，就委托他担任了左联常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此后，他致左联的信函，都是通过鲁迅收转。左联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日益残酷，不少国际革命作家撰写诗文对国民党反动派提出抗议。他将这批诗文电函寄回上海，鲁迅曾从中翻译了德国革命作家路特威锡·棱的抗议信和奥国革命诗人翰斯·迈伊尔的诗《中国起了火》，刊登在同年出版的《文学导报》第2期上。从1931年6月至1932年底，鲁迅与秋白同志联系密切，在此期间，秋白同志也写信给他，要他诗作的俄译本。秋白同志还向鲁迅介绍了他的情况。鲁迅听到他担任莫斯科东方学院讲授中国文学的副教授后，非常高兴地说：“中国有人真正研究文学了。”从此，鲁迅就更加重视跟他通讯。
1932年7月，萧三曾代表国际革命作家联盟邀请鲁迅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5周年的纪念活动。据《鲁迅日记》记载，这封信是从柏林寄出的。我感到有些奇怪，便询问在苏联写的信为什么要从德国寄出。萧老答复说，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邮件检查制度很严，从苏联寄出的信常被扣留。当时德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力量相当雄厚，国民党反动派对德国寄出的信又检查得比较松，所以有些重要的信函就由德国的革命文学团体代为发出。听到这番介绍，我不禁感到，萧老当年为安排鲁迅的出国事宜，考虑得是多么周密细致呵！
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曾编印了一部《鲁迅先生纪念集》，书中的“苏联”部分选收了一封长信，抬头是“H兄”，落款署“弟××”，该信详细介绍了苏联悼念鲁迅逝世的情况，是极珍贵的史料。有一次，我特意带着这本书走访萧老，询问“H兄”和“××”的真实姓名。萧老说，“××”就是“萧三”，发表时编者有意删节的。“H兄”即曹靖华，“H”是“华”字的拼音缩写。信中曾提到鲁迅逝世之后，在苏联成立了一个“接收鲁迅文学遗产委员会”，推萧三为主席。我又询问这个委员会的活动。萧老说，成立这个委员会是当时一些热心人的想法，目的是有组织地研究鲁迅遗著，但后来并未实现，只是在苏尔柯夫主编的《文学教学》上介绍了鲁迅的一些作品。他为这个刊物撰写了一篇重点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鲁迅的生平、思想和政治主张，为不少读者所称道。显然，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就在苏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跟萧三同志的宣传介绍是密不可分的。
众所周知，萧老是一位著名诗人。不过，从开始写诗的第一天起，他就无意于摘取诗人的桂冠。他曾多次谦逊而诙谐地用湖南方言说，叫他写诗无异于“捉着黄牛当马骑”。然而，萧三的诗歌却以其革命化、通俗化、口语化的特色而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致萧三的信中所说：“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国内外出版的诗集多达十余种。我不懂诗，不能对萧老的诗歌做出中肯独到的评价。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萧三的诗歌就赢得了国际声誉，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还是不多见的。比如他的诗歌《棉花》，就曾被译成俄、德、英、法、西班牙、乌克兰及格鲁吉亚等多种文字，并曾被苏联教育部采入七年制教科书。另一首诗《南京路上》除同样被苏联教育部采入教科书外，又分别在纽约《工人日报》、保加利亚文学杂志《星》《国际文学》杂志英文版等报刊登载。其他诗歌如《血书》《兄弟们，敬礼了！》《克鲁邹——上海》《三个（上海）的摇床歌》《“华西庆诺”》等，也都被分别译成俄、英、法、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文字广为发表。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萧三的诗集文字错漏的情况较多。比如1934年，苏俄国家联合出版部远东分部出版过一本《萧三的诗》，内收诗作13首，约110多页。当时萧老在莫斯科，远东分部的编辑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竟对原稿擅加删改，致使这本萧三早期诗集出现了许多讹误，最后只能将最违背原意的地方略予改正，印一张勘误表连同诗集一同发行了事。不久前，某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本《萧三诗选》（这本书的全部稿费萧老都捐给了四川灾区人民）。据萧老说，这本诗集从封面到书中的字、行，也有不少错误。一时记不清鲁迅在哪里讲过：见到水果商随便处置水果的情景，果树会感到何等悲哀呵。对于一个呕心沥血锻句炼字的诗人，见到自己的诗作竟印成这般模样，那难受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萧老生前曾希望能出版一种收集较全、不擅自改纂的诗集。我想，今后如能实现萧老的这一夙愿，将是对老诗人的一种十分切实的纪念。
在谈到莱辛时，歌德曾热情赞扬说：“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那样聪明博学的人到处都是，但是哪里找得出那样的人格呢！”每当我从《哥德谈话录》中读到上面引述的这段话，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萧老的两件事。
一件事发生在1977年，当时在讨论1936年上海文艺界关于“两个口号”论争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观点，即把1935年仓促解散左联的做法说成是完全正确并得到鲁迅完全赞同的。当时这种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被认为是解放思想的表现，而持异议者则是没有跟“四人帮”划清界限。这时，萧老毅然向我们提供了他1943年10月31日日记的影印件：“下午两点后去枣园晋谒毛主席……我告以解散左联是王明的主张，他两次逼我写信回上海……主席这才知道并说：‘这有点像解散共产党。’‘反帝而去掉无产阶级立场，那就反帝也不会有了。’又笑说，‘那就是和“右联”“中联”一道搞啰。’”萧老还跟我们补充说，他执笔的那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不但是在王明施展了威胁、讽刺、激将等手法之后写出来的，而且信中的主要观点来自当时另一位驻第三国际的中共代表康生。当然，他作为执笔者，也有自己应负的一部分责任。为了说明事情的原委，他还描述了1934年底跟康生一起在黑海海滨疗养的情景，以及1935年11月他到莫斯科“柳克斯”旅馆找康生的情况。萧老要我们将上述材料原原本本地公诸于众。他在1978年2月1日的来信中说：“最近听说文艺界反‘黑线专政论’座谈会上又有人提起我写信回国一事，但语焉不详，许多人不知底细。为了‘说老实话’和‘实事求是’起见，千请照办，至为感谢。”后来，我们遵萧老之嘱，在《鲁迅研究资料》第4期公布了这一材料。萧老的这一回忆，比较全面地提供了左联解散的政治背景，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做出公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在当今文坛上，确有一些锱铢计较个人得失的评论者，他们常以被评论者地位的升沉而随意改换自己的观点和客观存在的史实。萧老能反其道而行之，正是他“人格和坚定性”的生动表现。
另一件事发生在1979年。当时正值“五四”运动60周年，有一大批回忆录和纪念文章问世。在一篇回忆录中，提到1918年4月14日参加新民学会成立会的有14人，包括回忆者本人。而萧老则根据自己的记忆和他在新民学会成立当天的日记，坚持认为参加成立会的只有13人。那位回忆者虽然是新民学会的“基本会员”，但当天却“未及到会”。尽管是否参加新民学会成立会，并不能完全说明其在学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孤立据此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绩，但萧老出于对历史本来面貌的尊重，仍再一次坦率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纠正友人记忆的讹误。这件事情，再次表现了萧老的“人格和坚定性”。
凡属文采斐然的卓越诗人，其内心世界也无不是丰富多彩的，犹如姿态纷呈的鲜花，恰似抑扬起伏的琴音。作为优秀诗人的萧老，也并非“金刚怒目”式的人物；反之，他的感情是非常炽烈，非常细腻的……
大约是1980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萧老木樨地的新居。推门进去，只见萧老独自坐在一张沙发上，凝神盯着握在手中的一块表。我感觉到气氛有些异样。萧老为什么长久陷入沉思？为什么表不戴在手腕上却非要捏在手里？但我没有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只是默默地坐在他的身边。这样大约过了五六分钟，时针好像是走到了下午四点，萧老动情地说：“起飞了，和平起飞了……”萧老告诉我，和平是他的小儿子，今天启程飞往美国留学。家里的人都去机场送行了，他有病出不了门，只好在和平起飞的时候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还说，以前由于受他的牵连，又赶上“十年浩劫”，和平的文化水平不高，现在有机会读书，将来可以为建设祖国多出点力。说这些话的时候，萧老的眼眶里泪花闪烁。透过那晶莹闪烁的泪花，我看到了从萧老心灵中迸发出的父爱之光。
萧老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紧张的拼搏中度过的。但他也常想有人来随便谈谈。1979年11月24日，萧老从友谊医院写信来说：“哪天能来谈谈？住院寂寞，有朋友自远方近方来，不亦乐乎！医院规定，每星期二、四、五、日下午3时至6时可以会客，其实哪天都可以。”1980年8月18日，萧老第二次出院后又来信说：“您如有暇，随时都欢迎您来谈谈。”不过，无谓的打扰、限期索稿一类的事情也常使萧老陷于苦恼。有一次，某刊物要我转请病中的萧老写一篇应景文章，限期又很紧迫。我出于无奈，转达了该刊的请求。萧老回信要求再宽限几天，并说：“我病多，年老，不能像要求年轻人那样要求我，请大家原谅！”如今当我重读这封信的时候，内心不禁有一种负疚的沉重之感。我由此又想到了茅公生前类似的苦恼，想到了叶圣老前些年同样的苦恼……是的，有些人常走访老前辈，并向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提问、征稿、索字以及其他种种请托。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都是出于某种特定的需要，又都包涵着对这些老前辈的敬慕之心，不过又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忘记这些前辈确实已经老了。不要像要求年轻人那样地要求他们吧！不要勉强他们做那些力不从心的事情吧！他们的有生之年比一般人短促，因而时间比一般人更为珍贵，一分一秒都应该用在刀刃上。他们的社交活动如果不予以控制，事情如果不能分轻重缓急地办，那就无异于对他们的一种摧残，实际效果就要走到良好愿望的反面。这样的教训真应该牢牢记取！
在癸亥年的春节，我断断续续地写成了这篇言犹未尽的粗糙的文章，作为一朵小小的白花，敬献于萧老的灵前。在萧老灵堂的花圈丛中，这朵小白花是并不显眼的，但它却寄托了一个无名后辈的绵延未尽的哀思。熊瑾玎同志在读完萧老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后，曾赋诗二首，其中有这样两句：“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张。”现在，我借用这两句诗，缅怀敬爱的萧三同志。是的，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即使是87岁的高龄，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人的美德却能留传到辽远的后世，跟河山同在，与海天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