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
我在这个国家活了大半辈子，但从没有感觉我属于它……这很奇怪……我从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氛围……这里所有的氛围……我不得不提起它，因为这太奇妙了。孩子们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拒绝村外的所有人和所有事……村子里的孩子……相信自己拥有外来者绝不会有的东西，这种神秘的生活是如此完美，根本无须再浪费时间去探寻其他事物。
——达夫妮·埃林顿（Daphne Ellington），教师，引自罗纳德·布莱思（Ronald Blythe）作品
《阿肯菲尔德》（Akenfield，1969）
万物生息，无始无终。日升日落，一日往复；春去秋来，四季更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阳光、雨露、霜雹、风雪，循环更替。叶落于秋，复繁于春。地球在浩瀚的宇宙中无止尽转动。阳光和煦，青草随之生发繁茂。牧场和羊群久经自然考验，远超人类个体生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劳碌一生，终不免消逝，仿佛冬季就要飘落拂过大地的橡树叶般来去一季。每个个体都是永恒之物的微小组成，它是如此坚实、牢靠与真实。我们的农耕生活方式数千年来深深植根于这片山川的泥土之中。
1974年7月末，我生在一个以一位老人和他的两个牧场为中心的家庭。他是一位骄傲的农夫，名字叫做威廉·休·里班克斯（William Hugh Rebanks），但他的兄弟们常叫他“休伊”（Hughie），而我则叫他“爷爷”。每次与他亲吻道晚安时都能触到他脸上硬硬的胡须。他闻起来有股牛羊的味道，虽然只有一颗发黄的牙，但却能像豺一样用它啃光羊排上的肉。
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能干的农夫，还有一个就是我父亲。父亲是他最小的孩子，将会继承他的牧场。我则是他最年幼的孙子，也是唯一继承了他的姓氏的孙辈。从我开始记事到他去世的那一天，我一直觉得他总是闪耀着太阳的光芒。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他的世界的王者，就像《圣经》中的族长。他不必向谁脱帽致敬。没有人告诉他应该如何行事。他一生谦逊，但却因深知自己实实在在属于世界上这片土地而感到骄傲、自由和独立。我人生最初的记忆都与他有关，那时我就盼望着将来某天能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我们在英格兰西北部偏远湖区的山间牧场生活和劳作。从彭里斯（Penrith）向西沿主路而行，左侧的两座圆形山之间就是马特戴尔（Matterdale）山谷，我们就在这儿经营牧场。从我们屋后的山峰向北望去，越过远处波光粼粼的索尔维（Solway）河湾就是苏格兰。初夏时节我总会忙里偷闲，爬上山顶，跟我的牧羊犬坐在一起，花上半小时欣赏这大好风光。向东望去，“英格兰的脊梁”奔宁山脉（Pennines）和伊顿谷（Eden Valley）的大片良田尽收眼底。湖区和奔宁山脉之间的这座山下延伸出土地和村庄，而我的家族的历史在这里绵延了至少六个世纪甚或更长时间，一想到这我就不禁莞尔。我们塑造了这方水土，同时这方水土也造就了我们。我的家族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劳作和死亡，正是他们和像他们一样的人成就了这方天地。
归根结底，这是人力驯化的一方景致。过去数万年间，无数男女用他们的行动定义了这里每一寸土地。山中遍布矿洞和采石场，我们身后看似野生的森林曾经也被大片定期修整以利于林业采伐。与我相关和我所关心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生活在这片山景中。当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山水时，是从事实和精神两方面阐述这一事实，绝无偏颇。这片山水就是我们的家，很少有人弃之远去，或长久逗留他方迟迟不归。这看起来似乎有点缺乏想象力或冒险精神，但我不在乎。我爱这个地方，对我而言，这是一切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其他所有地方仿若无物。
从这座山头俯瞰，我看到一群被遗忘的人们打造的一片水土。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造之地，是一片被牧场、院墙、篱笆、堤坝、道路、溪流、沟渠、畜棚、采石场、森林和巷道分割和定义的风景。我能看见我们的牧场和繁多的活计，而我应该正忙于这些工作而不是在山顶虚度时光。我看见羊群爬上墙头，跃入下面的干草牧场，我知道我应该停止浪费时间，不再像个诗人或一日游游客那样发白日梦，而是赶紧做些事情。向西眺望，我看到湖区高耸的群山，这些山全年一半的时间都被白雪覆盖，而从其中最高的山峰可以看到爱尔兰海。南面的山峰阻挡了我的视线，山那边是英格兰的其余部分。湖区相对而言并不大，只有800平方英里。如果你从外太空俯瞰我们的土地，你会看到我们位于一小片山谷地带的东沿。即使依照湖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山谷也非常小，就是被群山环绕的有田地和草场的一块盆地，零星点缀着少许农庄。开车只需五分钟就能从一头开到另一头。放眼望去，我能看到一英里外山谷另一头的邻居们，还能听到他们在山边赶羊集合的声音。我们生活和放牧的山谷在我脚下延伸开去，就像一位老人双手向上捧成杯状。
这一片山水自有令人喜爱之处。夏季，多数人都会觉得这儿格外苍翠繁茂。这里一派“田园风光”，并且“气候温和”，是一个兼有暴雨和温暖夏季的地方，简而言之，就是适宜夏季草类生长的绝佳之地。作家们早就注意到，以人口规模衡量，这是一片可以私享的景致。群山脚下古老的公用地上，粉刷过的白色农舍环抱着山脚。另有一些农庄点缀在谷底稍高一点的地方，或是谷底大片湿漉漉的地中冒出的犁沟上，其中就有我祖父住过的房子。我们是这里大约300户农庄家庭中的一员，共同维持着这方水土及其古老的生活方式。
我的祖父生于1918年，他出生在一个默默无闻、非常平凡的农民家庭。那时候他们主要在伊顿山谷的腹地生活和劳作。据书面资料记载，我的祖父来自一个农业家庭，这个家庭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为生计苦苦挣扎，偶尔能相对安定下来，却又很快沦为佃农、牧场工人或靠救济生活，甚至更糟。这些故事湮没在一份难以辨认的16世纪的手抄本中，这个手抄本属于教堂记录，上面记录着村子里的人们出生、死亡和婚姻的情况，而他们的后代仍然在这些村子里生活和劳作。我的祖父经历十分简单，他也是那些被遗忘的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生活、劳动、恋爱、死亡，没有留下太多能证明他们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书面记录。在其他人眼里，他就是一个无名小卒，作为他的后代，我们也仍然无名无望。但这就是关键所在。像我们这里一样的景致，正是由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人创造出来，并且保持至今。正因为如此，当学校教育我们以一个“死掉的富有白人男性”视角来认识这片土地的历史，我会如此震惊。这是属于谦卑勤劳的人的土地。我们这方水土的真正历史应该是小人物的历史。
闹钟在床边的桌上振动。我伸手过去按停它：才凌晨4:30。我还在半梦半醒间，黎明的光却已溜进房间。我看见妻子的肩膀，她的腿蜷在床单上，两岁的儿子正躺在我们中间，他总是在夜里跑过来占据这个位置。我静静地拿起衣服走出房间。太阳很快就会从山边升起。
我到厨房拿起一盒牛奶喝起来。我还处于半醒状态，只能机械地穿上衣服。在赶去山地羊圈门口集合前，我还有半小时时间。我们要把山上的羊群集中起来剪羊毛。我的脑子也开始了自动确认工作。
工作服：√
早餐：√
三明治：√
靴子：√
我走到畜棚，两只牧羊犬弗洛斯（Floss）和坦（Tan）迫不及待地跳起，摇动身体，发出嗷嗷的声音，直到我解开它们的锁链才消停。它俩知道我们要上山。我给它们喂了些吃的，这样稍后需要的时候它们才有力气。一个牧羊人在山上如果没有一只健壮的牧羊犬或其他狗，就一无是处。山地绵羊还带有野性，能察觉哪里有漏洞，如果没有聪明的牧羊犬协助，它们就会逃跑，制造一大堆麻烦。狗能去很多人无法去的地方，它们能跑去峭壁、碎石坡等地方把母羊赶下来。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坦迅速冲出畜棚，一跃跳上四轮摩托车，弗洛斯紧随其后。
给牧羊犬喂食并装上车：√
四轮摩托车：√
油：√
栖息在畜棚门梁上的燕子们被两只狗的动作惊得四散而逃。小燕子们几天前才羽翼丰满起来，现在整个燕子家族掠过我的头顶朝草场飞去，它们可以在青草和蓟草丛上空嬉戏一整天。
此刻，一道道粉色和橙色的光线正越过山边。太阳升起来了。
这是夏季最热的日子，走在路上就能感受到柏油路面上热气蒸腾。阳光。尘土。苍蝇。蓝天。在这种炎热的日子里驱赶羊群真是难以忍受，而就在过去八九个月里，天气还那么阴冷潮湿，让人完全无法想象会有这么热的一天。正午时分，羊群会热得气喘吁吁，躲去阴凉地和岩石间的缝隙乘凉，很多羊会消失不见。这种天气对牧羊犬来说也太热了。如果让它们在高温和潮湿的天气干太多活，很可能会要了它们的命。所以我们选择早开工，在阳光变得炙热前把事情做完。
直到昨天晚上我才知道今天的赶羊任务。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洗澡。妻子把电话接了进来，我假装自己不是在浴室里。电话是邻居艾伦（Alan）打来的，他是一个上了年纪、受人尊敬的农民，在山上有很多羊，干这行比我早得多。他是领头人，你也可以把他看做一个有地位的自耕农，他召集公权人（commoner）[5]一起干活。把山地农民召集起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一点也不羡慕他的工作。他也不会多说废话。
“我们明天要在山上集合。”
“好的。”
“早上5点在山上羊圈门口见。”
“好的。”
然后他挂断电话接着打给其他人。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因为时候到了，该剪羊毛了，但这是个需要多方配合的工作，要有合适的天气，男人们还得空出时间来。这有点像等待诺曼底登陆，直到电话响起，或是路上有人经过时朝你大喊“就是明天”，你才知道时候到了。
这种集体劳动历史悠久，所有在开放公共牧场放羊的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的牧羊犬把羊群从山上赶下来。我们的山上有大片没有围起来的荒野草地和山地，上面大约有十群不同的羊。因为没有大型猎食动物，我们让羊群自行在山上吃草，一年中只有在产小羊、剪毛和其他对羊群很重要的活动时才把它们赶下山。我们的公共领地周边还有其他开放的山地和山头，别的农民负责耕种，所以理论上我们的羊群可以逛出湖区范围。但它们不会这么做。它们很清楚自己在山上的活动范围，是“被划分了放牧区域的”——在它们还是羊羔的时候，妈妈就教会了它们归属感——这是数千年来从未间断的学习链。只有打破这种原始链条，才能卖掉山上的这些羊。据说这是西欧地区最棒的一片公共土地，这片土地孕育了一种比当今世界其他地区更古老的农业方式。
我们今天集合的山地牧场并不属于我们，它属于国民信托基金会。其他山地牧场则属于其他所有者，但我们享有古老的合法权利，可以在这些地方放牧一定数量的羊群。这些山地很多都是由像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6]这样富有的捐助人捐赠给国民信托基金会的，他们相信这个组织能够保护这片土地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在捐赠时通常会强调，必须保证这些地方的山地羊群为赫德威克羊（Herdwick）[7]。
一片土地可能有多个不同的所有者。我们这片山地的放牧权被分成几个区域，叫做“定额牧区”（一种分享共有权的方式），你有权在所拥有或租用的每块定额牧区里放牧一定数量的羊群（我们这片山地上的每块定额牧区可放牧六只羊）。通过购买、出售和租用定额牧区，老一辈农民得享退休生活，下一代也能继承他们的羊群和放牧权。山地的所有者并不一定拥有定额牧区，因此也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放牧，除非有多余的放牧权。放牧权掌握在我们这些年轻的公权人手里。“公权人”并不是一种恶意称呼，反而值得骄傲。这意味着你对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具有权利，你要为山地的管理做出贡献，并且与其他农民一样参与到这片土地的生活中。如果你放牧赫德威克羊或斯韦尔代尔羊（Swaledale），而它们又属于山上的公共放牧区，按照规定，你就属于某个“公权人”组织。这是封建领地制度遗留下来的一种奇怪权利，那时候人们向领地贵族缴纳捐税（包括武器），以换取在贫瘠的山地放牧的权利。不过现在已经不用再支付捐税了。贵族要么消失了，要么为了避免麻烦而不来找我们麻烦，因为我们被惹恼的时候可是非常难对付的一根筋。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所以通常是我们农民获胜。我们是古老农业系统和生活方式的微小组成部分，得益于一直以来的贫穷和相对的闭塞，还有早期自然保护运动对变革的抵御，这一系统和生活方式在这片土地保存了下来。
我家的母羊和小羊已经在山上待了近八周。它们是赫德威克羊，产自湖区山地，经过几个世纪的培育，已经完全适应这里的水土、气候和放牧方式。它们有两大特点：能够熬过寒冬和其他艰难时刻，在春夏季产出优质羊羔，并在群山中把它们养育长大，使这个家族不断有小母羊延续后代，牧场则有多余的羊羔可以出售。
我把它们留在山上的八周时间里，大多数时候都不见其踪影。夏季水草丰美，它们自能照顾好自己。我们的牧羊文化就包括让羊脱离监管自由吃草。只有带着双生子的母羊才需要在有围栏的较低坡地上待着，我们称之为“保证摄入量”或“保证配额”，因为它们需要更丰富的营养来养育双生子，光靠大山是不够的。因此，我也很迫切地想要再次见到它们，确认它们是否还活得好好的。最重要的是，我很想知道我的小羊羔们长得怎么样了。5月我把它们带到这里的时候，它们才一个月大，现在已经是7月的第二周。当我穿过高地走向山地牧场大门时，空中还弥漫着薄雾，但冉冉升起的太阳已经开始驱散云雾。
我第二个抵达山地牧场门口。有一个牧羊人总是第一个到，我怀疑他是失眠症患者。
准时到达山地牧场门口：√
山地牧场门口很快聚集了八到十个男男女女。各式各样的牧羊犬和其他跃跃欲试的混种犬兴奋地转着圈，偶尔会有点小混乱。每个人都穿着短袖上衣，脚蹬靴子，头戴遮阳帽，一副与时尚绝缘的打扮。我们肩上都挂着破旧的饵袋（bait-bag），里面装着三明治、汽水和蛋糕。遇到坏天气的话，我们会紧张地盯着天际，望见大片的云拥抱着山地牧场。如果云层太低，我们就不得不打道回府，晚点再过来。在糟糕的天气里待在山上是件危险的事，大雪更是会要人命。但今天只需担心一件事：高温。有一个牧羊人迟到了，大家都焦急而郁闷地等待着。我们一边站着等，一边念叨他。
“他总是迟到。”
“就是起不来，讨厌的家伙。”
“我们先走吧。他会赶上来。”
“别，我们最好还是等等。”
“噢，他终于来了。”
一辆四轮摩托车正沿着山地牧场边的小道疾驰而上，一个略显慌张的牧羊人喃喃地道着歉。他的一群小羊羔跑到了马路上，他在山下花了一些时间把它们赶回去。
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们要赶紧上路，极速前进。母羊和羊羔还在高耸入云的山地牧场。
最年长的牧羊人的作用如同战场上的将军。电影《祖鲁战争》（Zulu）中有这样的场景，当地土著的作战计划像“野牛的角……像钳子一样围过来，包围住你”。这有点像我们聚集起来走向山地牧场的状态。六到八个人和至少十二只狗，一起走几个小时（在适合骑行的路段使用四轮摩托车可以加快速度），所有人需要像一个团队那样协作。抵达山地牧场后，你需要根据来自不同牧场的羊身上的不同染色标记，将公共牧区里自己的羊和邻居的羊区分开来。数错了羊、弄错了标记或是牧场的位置，可能会引起可怕的混乱，把羊赶到隔壁的公共牧区，我们就要付出不必要的劳动。虽然我们都站着在聊天，但这可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我们必须按计划行事，不能瞎胡闹。
肖迪（Shoddy）是我们中间经验最丰富的牧羊人之一，他被指派去山顶清查那些距离较远的峭壁，那儿地势非常高，绿草连着蓝天。最能干的人和狗往往被派去最艰难的地方。他将指定合围的最远界线，有羊试图逃跑时，他则充当拦截队员，从最远端把它们赶回来。
乔（Joe）是一名比较年轻的山地牧羊人，带着能干的狗，他的任务是清查合围圈左侧的一条狭长深谷（我们称之为涧谷，经由河水几个世纪的冲刷而成），那是我们的公共牧区与下一片公共牧区交界的地方。一只得力的狗能依口哨行事，左突右袭，或是在狭小空间停住不动，小心地将羊带离峭壁。年纪较小或训练不足的狗则无法胜任这些，更糟的是，它们还有可能把碎石坡或岩壁上的羊吓得跑向更危险的地方。
他们都是优秀的山地牧羊人，他们的狗也是能干的帮手。他俩分头行动，一个骑着四轮摩托车上路，另一个则大步越过欧石楠花丛。
还有两三个人跟着乔去了山地牧场的左边，负责把羊群向右赶。同时，每隔半英里还有一个人蹲点接应他们。负责接应的人都有固定的接应点。
我们每个人都尽可能不让羊回窜，如果有一只称职的狗就很容易做到，没有的话就不行。人和牧羊犬之间的联结协作是山地放牧的关键。
我是合围圈的倒数第一个接应人。我要在远处接应肖迪，待在被称为“石堆”的地方等其他人，这就是我的任务。确认无误。
最年长的牧羊人带着几个人去了右边一条尘土飞扬的老路。他要把邻居的羊赶开，把我们的羊找回来：他是这次合围不可或缺的主力。
大家呼喝着各自的狗，有些狗太兴奋，正跟着别的牧羊人前进。几小时后我们将穿过泥炭崖地在远处会合，草地上凸起的泥炭沼泽像绿色或棕色的小岛一样，从地面缓缓升起。眼前是一片高低起伏的泥炭汪洋，一些直径20或30英尺，还有一些面积有几英亩。流水冲刷而成的小沟壑和溪谷把它们切割开来，形成一人高或更深的危险的黑色泥炭峭壁，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羊喜欢把背部靠在这些泥炭峭壁表面磨蹭，羊毛都染成了炭黑色，而我们也因此知道了它们在哪儿活动。在泥炭崖壁之间被遮蔽的低洼地里，羊很可能湮没不见踪影，而四轮摩托车则很容易翻车，所以需要集中精力巡查泥炭沼泽，确保羊群都被牧羊犬赶上回家路。而在远处，我们将在狼崖（Wolf Crag）会合，形成合围，围住所有的山地牧区，保证羊群回家的方向是正确的。
在山地牧场门口集合完毕后，我们迅速开始了这一天安静、孤独的工作。大多数时间我们各自远离，虽然是在协力干活，彼此之间却远得无法交谈。这是与狗为伴的一天。山地牧羊犬是一种特殊的物种，它们像旧靴子一样坚韧，同时又十分聪明，能半独立地翻山越岭完成任务。我很幸运，拥有两只能干的“田野”牧羊犬——边境牧羊犬。它们在溪谷低洼地干起活来游刃有余。它们会匍匐缓行，也能随时冲向目标，牢牢控制住羊群。它们就是我的骄傲和欢乐之源，但它们并不是优秀的山地犬（至少目前还不是）。这两种犬完全不同。山地犬的特点是：强壮，聪明，很少依靠眼睛，更多的是听从指挥，或是在未收到命令时动用自己的智慧。
翻越山地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母羊待在远处山坡的一条深谷里，这些羊本应该待在我们的公共牧区。我担心它们走得太远了，今天没法把它们赶回家。我想着它们稍后会跟邻近公共牧区的羊一起出现，这样我们就能抓到它们。但负责清理这条溪谷的乔已经派出狗去追赶它们。从他所在的地方很难看到这些羊，它们走得太远，他比我们离它们更远。牧羊犬沿着山路蹒跚向上攀登，向着天际线越爬越高。一两声口哨就能确保它朝着羊群进发，但它还看不见那些羊，因为全被地势遮挡住了。随后，牧羊犬看见了羊群，它知道自己就是为这群羊而来，知道该做些什么。它绕到它们后面，把它们赶离峭壁。羊群曲折移动，它们转身朝坡下走，向着我们走回来，接着消失在远处溪谷下。在我们把牧羊犬派出去十分钟后，羊群从溪谷爬了上来，近在咫尺了。它们被打败了，而且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它们顺从地小跑过沼泽地，加入回家的羊群行列。乔的牧羊犬看到羊群已经归队，就转身向着山坡下跑回主人身边。乔远远地向我们挥了挥手，然后继续干活。这样的狗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我看着它爬到天际线那么远的地方，敬畏得微微张开了嘴。然后我不得不闭上嘴，以免显得太傻。我的狗虽然也有很多优点，但却不能做到那样。我们不容易被打动，但刚才看到的情景，却让我们肃然起敬。
一个上了年纪的牧羊人转头对我说：“这真是一只能干的山地犬。”
“是的，”我对此表示赞同，“但别告诉他，他会骄傲的。”
在山地牧区的远端，我依照指示等待着。我不知道过了多少秒、多少分，或多少小时，因为完全没有时间概念。
被派到我后方的人赶着羊群朝家走，而我就这样看着他们。乔基本上清查完了溪谷，我跟他一起抄近路穿过山地牧区的远端。牧羊犬们追着一只赫德威克公羊从我们身旁跑过，我们就停下来“欣赏”这一幕。
“快看呀。”
“嗯。”
“是你的羊。”
“我知道。”
“它的妈妈刚独自走过。”
“现在看来，它会赢。”
“也许。”
“等着瞧吧。”
他走在我身后，赶着羊群穿过欧石楠花地。我越过天际线，把羊群朝下赶向乔，并清查那些泥炭地。我现在是离家最远的一个。我的世界在我们脚下延伸，三种土地组成了我们的世界：草甸（或“水草地”）、沼泽开垦地和山地牧场。羊群一年中就在这三种土地上按照安排好的日程活动，这也就是一年的农活。
山地放牧本质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夏季，山地牧草丰茂，凭借这一优势，牧民们可以依靠放牧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或是卖掉羊群赚点钱。山地放牧的耕作方式也就这样在漫长的演化中留存下来。
不弄清楚一件事情过去的情况，后来又发展成什么样，就没法讲清整件事。这听起来有点像鸡和蛋的先后问题（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换成羊和羊羔）。我把我们全年工作的基础流程稍微解释一下，也许有助于理解。简单来说，我们的工作就像下面这样……
盛夏时节，我们得保证小羊健康成长，把母羊和小羊从山地牧场或沼泽开垦地赶下来剪羊毛，并为冬季准备草料。
秋季，为了秋季大市集，我们又把羊群从山地牧场或更高的地方赶下来，把小羊与它们的妈妈分开（妈妈们不久就能恢复过来），处理好多余的小羊和母羊，在“山地牧场丰收季”把它们卖掉。在这短短的几周时间里，通过向低地农民出售多余的育种母羊，并向其他育种人高价出售少量高品质的育种公羊，我们将挣得全年大部分收入。
秋末则是新繁育季的开始，我们会把公羊和母羊放在一起，其中包括刚从其他羊群引入的公羊。这时，特别留下来的小羊（为新一代羊群而保留）也会被赶到低地牧场过冬。利用秋末和冬季的时间，我们还会把富余的小公羊养肥，然后卖给屠夫。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5月至10月，利用山地丰茂的牧草资源，培育种羊，出售给其他牧民（他们十分看重山地羊生的母羊，因为这种羊在低地更健壮，更有生产力），以及养殖小公羊满足肉食需求。这些小羊的买卖可以通过一种中间交易完成，这种交易被称为“仓储式交易”。一个中间商会买下这些小羊并饲养它们。我们就是从这两种生产劳动中挣钱。
冬季的任务就是照看好最重要的那些种羊群，在适当的时候喂食，让它们熬过全年最糟糕的天气。羊群全年大部分时候都吃新鲜青草，但冬季的几个月里青草消失不见，我们就需要给它们喂干草。
冬末或早春时节，我们重点关照那些怀孕的母羊，为生产小羊做准备。
春季的工作就是围绕母羊产子展开，它们将在我们最丰美的土地（水草地）产仔，接着就是照顾成百上千只小羊。
春末或初夏，我们要给母羊和小羊做标记、接种疫苗、除虫，再把它们赶上山地牧场和沼泽开垦地，充分享用夏季茂盛的青草，同时也解放谷底的土地，使其为冬季孕育牧草。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农活从头来一遍，就像我们的先辈们之前做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农作模式基本没有发生改变。只是规模有所变化（牧场为了生存而进行合并，所以牧场数量有所减少），但基本工作内容并没有变。你可以带一个维京（Viking）人来我们的山地牧场，他能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以及放牧一年的基本劳作模式。不同的山谷和牧场自有其进行每项工作的时间安排。农务进程由季节和必要条件的变换所决定，不受我们意愿控制。
有时候你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在山上等其他人，就这样静静地独自等待。云雀会欢唱着飞上天际。有时候你看不见一只羊或一个人，只有远处的主路和村庄。没人真正知道这种山地集体放牧的历史有多长，也许已经有五千年之久。
我的脚下和四周是大片天然山地草场。依照传统，我们这样的湖区牧场拥有公共放牧权，可以在属于某些人的领地上放牧一定数量的羊。这种公共放牧羊群的数量往往约定俗成，需要与山地牧场和冬季低地牧场的放牧能力相匹配。从古至今，这一体系都离不开规则和习俗的制约，以防过度放牧、欺骗或管理混乱。在没有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年代，能够让人们集体协作共同管理这片土地的唯一方法，就是从习俗和实践两方面达成共识——让每个人都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过去还有过领地法庭，对那些做错事的人处以罚款，这种实际操作中采取的措施仍然在公权人协会中存在。11月的时候，我们要召开牧羊人大会，从彼此的牧场找出走失的羊，否则我们就要被其他公权人惩罚。从一片公共牧场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寻找一只迷路的羊，可能意味着90英里路程或更远，而且还要来回奔波。一些牧场主还在不同的公共牧场保留着股份，所以一些山地牧羊人要花大把时间在不同的山地牧场集合。一些年轻牧羊人十分擅长此道，从中获取额外收入，并为此养了很多牧羊犬。
人们对于牧羊人和牧民的生活存在一种诗意想象，认为他们过着一种天人合一、与世隔绝的生活。华兹华斯对这种想法很推崇，他根据自己的童年印象，为世人描绘了这么一幅景象：牧羊人带着他的狗独自待在山地牧场，与自然融为一体。从个体本身而言，这有时候就是事实——我的祖父辈的人有时候就是孤身一人与羊群和自然世界为伴。但与此同时，从文化和经济上看，牧羊人并不是孤身奋战。我的祖父曾有一片被称为“足球场”的土地。在附近牧场干活的年轻人足够组成两支球队在那儿来一场比赛。而他的工作就是调配人手，让其他人为之叹服，赢得尊重。众所周知，贝都因人之所以能够在撒哈拉沙漠来去自如，是因为他们对沙丘和沙岭了如指掌，哪怕它们随着时间缓慢移动，贝都因人也能算出沙岭的数量，并能准确地指出它们的位置，还知道如何到达想去的地方。我们的文化传承以及我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安排，正是在这样类似的结构基础上发挥作用——如果你能领会其核心，就能驾驭细节。
我的祖父和父亲可以在英格兰北部任意行走，他们总是知道谁曾在某片土地放牧，在此之前又有谁来过，或是谁在邻近牧场放牧。整片土地就是由牧场、羊群和家族编织成的一张纵横交错的关系网。我的父亲几乎不会拼写什么常用单词，但却对这片土地了如指掌。我觉得这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聪明”的一种嘲弄。我认识的一些最聪明的人都是半文盲。
我的祖父能根据放牧的地点、羊群的品种和牧羊人常去的交易市场，迅速说出在英格兰北部甚至英国其他地区公共牧场放牧的任意一个牧民的名字。他知道每个人一年中的某个时候会在干些什么。他会说，“不要去打扰威尔逊一家（the Wilsons）……他们今天正忙着给还没剪毛的杂交小母羊梳毛（他们每年秋季要把这些漂亮的小母羊卖给低地牧场育种）”。如果你翻过山头去到他提到的那座牧场，就会发现他说的是对的。
早在信用审查制度发明以前，这里的人就能迅速分辨社区新来的人是否值得信赖：只要与某个从他原来社区赶来拍卖市场或展览会的人聊上几句就行，而这人的全部家史和经历也会被广而告之。
所以，如果有人落下了偷羊的口实，可就是不得了的丑闻，流言会传遍整个山谷。最近，奔宁山脉地区一户颇受尊敬的牧民家庭就遭受了这样的磨难，许多邻居指责他们偷羊。这桩案子还没有移交法庭审理，我也无法判断他们到底会被定罪还是被判无罪，但这事显然已经在山地放牧社区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认识的一位老牧羊人也在那户人家放牧的公共牧场牧羊，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老人家眼含热泪，他无法相信自己信任的人会剪掉羊耳朵上的标识，锯下有标识性烙印的那截羊角，然后把羊偷走。
牧羊人之间有约定俗成的诚实守则。我还记得祖父跟我说过的一件事，他的朋友私下从另一个牧民手里买了一些羊，觉得这些羊的价格相当不错。几周后，他参加了一个羊群交易会，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以极低的价钱买到了那些羊，那价格有点太低了，大概每只羊的价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五英镑。他非常信任那个卖主，因此觉得这对卖主不公平。他不是个贪婪的人，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不想被看作一个贪婪的人。所以，他寄了一张支票给那个牧民，补上了差价，并且为此表示歉意。但卖羊的牧民后来委婉地拒绝兑现支票，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买卖双方你情我愿的交易，他们已经握手成交了。事情就此陷入僵局。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来年继续找那个牧民买羊，并多出价补上去年的差额，而祖父的朋友确实也这么做了。两人都没有动过丝毫念头想在短期内“最大化利益”，而当代城市商人很可能就会这么干。与赚快钱相比，他们都更看重自己的德行和诚实守信的声誉，所谓君子一诺胜千金。
我的祖父和父亲也都不遗余力地为邻居们排忧解难，因为善意无价。如果有人从我们这里买了一只羊，哪怕他对此有一丁点的抱怨，我们也会收回羊并退钱给他，或者换另一只羊给他。大多数卖家都会这么做。
父子之间可以用相同的名字，而姓氏则与牧场的招牌紧密联系在一起。牧场的名字与你的姓氏一样，传达给其他牧民很多有关你的信息。也许有二十个牧民有着相同的姓氏，而牧场的名字就能迅速把他们区分开来。有时候在平时的对话中，牧场的名字甚至可以取代姓氏。
最近我在酒吧里遇到一个人，他认识我的祖父。“如果你有他一半的品质，那么你将是个正直的人。”他严肃地说，然后请我喝了一杯，祖父几十年来的低调和与人为善获得了回报。人们会小心观察任何出现在社区或公共牧场的新面孔，直到他们展现出正直的品质并且循规蹈矩，警报才会解除。他们说只有在这儿待够三代的时间，你才能成为“自己人”（他们说起这些来是总是大笑，但这样的谈笑绝非虚言）。
弗洛斯和坦正勤奋工作。它们来回奔走，驱赶着羊群。有时候，其中一只会突然窜进一块洼地或溪谷，回来时身边就会跟着一些掉队的母羊。我们在泥炭崖和狼崖周围广阔的欧石楠丛中搜寻散落的母羊和羊羔。我看到了负责接应我的那个人的狗，但我没看到他人，不过这些狗正按他的指令干活，所以我们的合作还算顺利。他会看到我的狗站在崖顶，就能知道我在这儿。他穿过层层山崖，与负责这次行动的老牧羊人会合。我看到他们站在下方几百英尺的地方，交换着行动进展情况。偶尔会有其他人补充一些信息。他们的狗正四处分散着，继续把羊群往家赶。下方的崖壁陡峭而危险。要是我不小心朝前走几步，很可能摔下去一命呜呼。站在这里，我能看到20英里的范围。
第一次到这些崖地集体劳动时，我是跟随着一位经验丰富的女牧羊人来的，当时我正与她商量着要接管她的山地羊群。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但她正在考察我是否能带着一只狗完成山地放牧的任务，这是一场彼此心知肚明的测试。岩壁往下大约100米的地方有一块长满青草的大石面，六只母羊和羊羔待在那儿不愿离开。我把上了年纪的狗马克（Mac）派去下面的岩壁，两块岩石间有一条满是青草的斜坡。它一路穿梭而下，到达平台后就把羊群小心翼翼地往上赶，着实给我长了脸。女牧羊人也表示它“干得好”，这可是她的最高赞誉。
清查完所有岩壁后，我们把羊一圈圈集合在一起，好像一张羊毛毯子铺在较低处的草坡上。牧羊人和牧羊犬的包围圈现在收口了，数百只母羊和小羊在我们前面向家走去。遇到糟糕天气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掉队，大伙就耐心地等着他穿过云层或迷雾重新现身。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但始终保持队形。人都到齐之后，我们就赶着一群大约400只羊到较低处坡地的羊圈。这些羊圈通常就是石墙围成的畜栏，还有一些用木条围起来的分区栅栏，用来让羊群分类而居。
我们会在狭窄的分类“竞赛”中与母羊展开追逐战（那是一条被围起来的小巷，羊群从中穿流而过，尽头有一扇门把它们左右分开，引入不同的围栏），它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分组。你需要练就火眼金睛和一双快手来“分流”（来回开合巷尾的门），因为如果你运气好，就有三秒的时间来分辨羊身上的标识并打开正确的通道门。我加入了他们的竞赛，每当看到分错了母羊或小羊就大叫提醒（偶尔会冒出一只小“白”羊，那是在山地牧场出生的没有被标识的小羊，我们会找出它的妈妈，进而找到它的主人）。我把羊往里推的时候，有个牧羊人的狗跑来咬了我的手。我痛得大叫，威胁说要踹它。它的主人大叫着问我到底想干些什么。
“你的狗刚狠狠咬了我一口。”
“活该，你的狗前几天刚咬过我。”
我俩大笑起来。警报解除。
羊群很快被清理完毕，它们的牧羊人和狗看着它们以防再次混淆。我们身后的大山空旷而安静。
最后一群羊分类完成后，牧羊人各自把羊赶回家准备剪毛。
到处熙熙攘攘。
人们在叫喊。
口哨声。
牢骚声。
拍手的声音和挥动的手臂。
母羊呼唤着小羊。
小羊回应着。
犬吠声。
牧羊人赶着羊群回家。他们步履匆忙，好像群山低处坡地上飘过的云的影子。
过去与现在一直在我们的劳动生活中相伴相连，交织牵绊不断，有时很难分清过去结束于何时，现在开始于何处。每一年的工作也是对过去重复过无数次的工作的一种回忆，回忆中还有当时与我们一起劳动的人。只要工作还在继续，那些曾经与我们一起劳动的男人和女人们也都会继续好好活着，他们既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故事和回忆的一部分，同时还是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做这些事情的一部分。
每年的6月和7月，在一个爽朗宜人的日子里，只要我们没有在干草甸上忙活，祖父就会把羊群赶进羊圈。这一幕从30年前就留在我的记忆里，一切恍如昨日。人们在羊圈某条巷道的尽头通过开关门分流羊群，这样小羊在一个圈里，毛绒绒的母羊在另一个圈里。然后他们把母羊赶进一个房子里，我的父亲就在那儿剪羊毛，母亲则把羊毛打包装进大口袋里。
父亲的T恤都汗湿了。他偶尔会伸一伸背，看起来有些疼的样子。他从羊圈里抓出一只羊，在大腿上方拧着羊脖子把羊掉转过来，让羊屁股朝向自己。然后他伸出一只手拉动亮闪闪的绳子，启动电剪子。另一只手把母羊的腿别到屁股后，接着拿起电剪子。通常从腹部的毛开始剪，这时一只手要伸到下面护住母羊的乳头或公羊的生殖器。然后从后腿到尾部再绕到背部。手臂不停挥动，剪到毛落，父亲好像化身一架机器，羊则好像被他的动作迷住了，这是在他和羊之间全情投入的一段魅惑之舞。羊该如何转身、如何被拖曳移动、如何翻转都经过精心编排，每一步都恰到好处，确保每一个修剪动作都能从羊身上剪下足够多的羊毛，同时又保证羊每一次身体动作的安全性，以防剪子在羊身上划出脆弱的伤口。母羊都已到了该剪羊毛的时候，羊毛从身上纷纷落下，随着电剪子的推移聚集在一起，再用刀把它修齐整。剪羊毛的过程中母羊不会有丝毫压力，还没等它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可以回圈与小羊团聚了。
父亲一天大约可以剪200只羊。他穿着用棕色羊毛袋随意裁剪的莫卡辛鞋，粗糙地套在脚上。这可以帮他感觉到腿旁的羊，小心抱住它们，确保剪子的梳齿里全是羊毛，避开松散的皮肤褶皱。你也可以穿着靴子剪羊毛，但却会失去对羊的触感，无法灵活地将剪子伸到所有该去的地方。
他把电机挂在一个梯子上，梯子则架在畜棚的两根椽子之间。从梯子上垂下来一条传动轴，为他的手持羊毛剪传送动力，这样长时间使用也会很顺畅。每年夏天，总有那么一两次会遇到一只爱挣扎的母羊，结果就是被羊毛剪割伤。如果伤口很深，祖父就会用缝羊毛口袋的粗针把伤口缝起来；如果只是小伤口，他则会让我去干草棚弄些蜘蛛网敷在伤口上，帮助止血，加速结痂。
许多年后，我已经是十几岁的小伙子，并从父亲那儿学会了剪羊毛。这看起来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一副笨手笨脚的样子，羊看上去则像是要跟我打架。我的体力严重不支，双脚在需要移动的时候完全不听使唤。我弯着膝盖，不能完全协调手脚动作，没法找到剪羊毛的节奏。我努力调整，却越弄越糟糕。
他总是比我快，比我顺手。
我真想放弃，就这样走掉。
这真不是人干的活。
我疲惫不堪，羊也感觉到我的状态，一路抗争到底。
如果你在我们这样的地方长大，艰难的工作只会让你开窍。它教会你必须变得更坚强，不然就会输掉。那些夸夸其谈的人很快就会现形，到正午时候他们就会累得筋疲力尽，只能垂头丧气坐下歇着，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则仍然在卖力干活，就好像工作刚开始一样。
剪到一半的时候，父亲会抬头看看，问我是不是累了，这真是个让人难堪的问题。我真想给他一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赶不上他，我讨厌这样。我努力挑战，却输得更惨。后来我不再与他竞争。有时候我发现自己能赢过他。他正在变老。我不是最快的剪羊毛手，但也不差，能做到令人满意。几天后我的体能有所提升，速度也跟着上去了。
苍蝇总爱在剪羊毛的时候骚扰母羊，母羊会晃动耳朵驱赶它们。我们的牧场有很多树和林地，因此也有很多绿头苍蝇。7月是苍蝇最猖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尽早给羊剪毛和洗药浴（用一种叫“绵羊浴液”的化学洗剂给羊洗澡，以抵御苍蝇），这样它们就能更好地照顾自己。每年夏天，总有一些母羊遭到苍蝇“袭击”，被蛆虫感染。这些饥饿的蠕动的邪恶小混蛋先在一块羊毛地安营扎寨，然后攻入肉身，或是钻进羊腿。中招的母羊会痛苦地抬起腿，或抽搐，或试图侧身咬自己，或是干脆躺倒在地不往家走，这时我们才知道大事不妙。“受袭”的羊腿通常都爬满蛆虫；尾巴上或是羊毛上的蛆虫很难被发现，它们很快就能遍布全身。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它们能在一个月内把羊啃个精光。成群的苍蝇会围着被感染的羊打转，那种味道让它们不顾一切。赶苍蝇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它们会叮咬你的手臂。一只马蝇就曾在我父亲的手臂上留下红肿的纪念，而他则极尽恶毒地诅咒了一番。祖父会把“受袭”的母羊赶到一旁，再把战斗牌驱蝇油倒在患处。有毒气味会把蛆虫从羊身上熏出来，让它们“弃船而逃”。[8]地上满是已死或濒死的蛆虫，另一边则是毛绒绒等待剪羊毛的母羊。母羊在牲畜棚里冲小羊发出各种叫声，此起彼伏，而羊宝宝们正烦躁不安地等着跟妈妈一起去晒太阳。剪好羊毛的母羊依靠叫声找到自己的小羊，但羊宝宝却会对这些向它们打招呼的光溜溜的东西感到不知所措，它们会再次慌张地寻找看起来更像自己妈妈的东西。
一个称职的剪羊毛手一天能剪大约400只羊（有些能剪更多），不过200只就已经是个了不起的数字，能超过大多数了。我的父亲有时候会帮邻居剪羊毛。四个人组成的小组一天能剪上千只羊。但这需要一群人协助赶羊，把小羊与母羊分开，把母羊赶进修剪棚，收集羊毛，给剪好羊毛的羊做记号并赶出修剪棚，让一切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这是一年中人们收敛脾气的时候，修剪机器的轰鸣声让棚屋充满生气，羊群咩咩叫，狗儿汪汪吠，人也大声叫嚷着。有些年份对剪羊毛手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因为不能剪湿羊毛，所以要在下雨前把羊群赶进牲畜棚。但很多羊都被赶进野外特别建造的羊圈，在移动修剪拖车上剪羊毛，所以下雨就能毁掉一整天的工作。虽然现在我们使用电动剪羊毛机器，但这仍是份苦差事，尽可能多地召集帮手准不会错。夏季，很多年轻的和不那么年轻的牧羊人成群结队地从一个牧场转战另一个牧场剪羊毛，以此挣些生活费。牧民的妻子们则仍旧争着看谁能提供最可口的“剪羊毛茶点”（没人忍心告诉她们，装着一肚子蛋糕和司康饼弯腰干一下午的活，并不算什么享受）。
剪羊毛时节唯一不合时宜的就是羊毛的售价太低，这明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产品之一。羊毛曾经是我们这样的农牧家庭的主要“经济作物”，也是主要收入来源。人们说，马队和驴队曾驮着成捆羊毛穿过山地前往肯德尔（Kendal，因羊毛交易而兴起的小镇），这一景象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中世纪时，湖区大部分由修道院控制，那时修道院的财富主要来自羊毛。现在，如果我们雇人剪羊毛，一只羊要付1英镑。而剪下来的羊毛可能只值40便士，连成本都无法抵消，更别提利润了。
某些年份，我们甚至不需要烦心销售的事情，因为价格实在太低，只能付之一炬。赫德威克羊毛颜色暗淡，坚硬结实（理想的山地绵羊品种，适合制成花呢夹克衫、隔热材料，或使用寿命很长的地毯，但与其他人工制品相比又略有不足）。对比赫德威克羊的旧照片，你会发现过去它们的毛比现在更多更厚，这是牧民对市场反馈的回应，培育出产毛量越来越少的羊：我们剪羊毛是为了它们的健康，而不是以此谋生。但如果我没有拽下羊尾巴那里沾着粪污的脏羊毛或是没捡起地上散落的毛束（一绺绺松散的羊毛），祖父还是会责骂我。
父亲剪完一只母羊，就会把羊毛扔到一边。祖父会把它们抱起来撒在打包桌上，就像渔夫的网一样。羊毛像一件翻过来的外套一样摊在桌上。他会把脏羊毛拽出来，挑出所有稻草和细枝条，然后将羊毛从外向内卷起来，卷成一英尺宽的毯包。接着从尾端开始卷到颈脖处，然后一拉一拧，把颈脖处的羊毛拧成绳状，将这根绳子绕着羊毛卷打个结，把露出的绳头牢牢塞进绳子底下。羊毛就这样被捆起来扔给我母亲，她会把它使劲塞进羊毛袋的一角。当我还是个不能干活的小毛孩的时候，我会钻进羊毛袋，身上沾满油腻腻的羊毛脂。那时候，牲畜棚里回响着剪毛机的马达声和羊叫声，而我就那样躺在袋子里。我记得我躺在那里，抬头看着燕子飞进房梁上的鸟巢，它们完全无视房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小鸟偶尔会探出头看看外面乱哄哄的景象。有时候我就在这羊毛茧里睡着了，然后被担心着急的祖母叫醒，她总是会拿酥饼或其他烘焙的点心给我吃。她还会在手帕上吐口水，然后擦干净我的脸。祖父会在剪完羊毛的羊身上标上我们牧场的染色标识。我们会在羊肩部打上蓝红色标识，蓝色在前红色在后：告诉所有人，它们是我们的羊。
几天后，我们就要给羊洗药浴。母羊只要闻到一点这种药剂的味道就会开始反抗。所以我们不得不粗暴地把它们按进洗浴池。它们被扔进有驱蝇效果的灰色化学药汤中，在里面游来游去，试图找到出口。有人负责手持长棍把羊按进池子里，棍子的末端嵌有铁刺。我们这群小孩子跑到下面的河边，看死鱼从药液流出的地方沿河而下，它们白花花的肚皮朝上翻着，在流水中泛着银光。那时候没人太担心这些事——但我们确实是把羊群浸泡在化学药剂里，而这些药剂是“一战”中研制出来杀人用的。
这些日子真是漫长而艰难。人们一早起来就把羊群关进畜栏里，牧羊犬努力把它们赶到一起。我记得在剪羊毛的日子里，祖父就是这样指挥他的狗干活。他快速行动很吃力，幸好他有一只听话的牧羊犬——本（Ben），一只漂亮结实的黑白花的边境柯利牧羊犬，这只健壮的狗可以驱赶一大群羊。他甚至曾训练本做到在不伤害羊的情况下抓住单只母羊，他让本叼住羊毛而不咬到羊皮，用巧劲稳住母羊，等着祖父慢慢靠近并抓住它。但是本有一点顽皮，它知道这位老人家抓不到它，于是会在一起去干活的路上，在祖父面前跳来跳去地逗着他玩，祖父则会冲着它大喊大叫。
该死的家伙。混账东西。祖父威胁地嚷嚷着，如果抓住它，要叫它好看。
本却只是跳来跳去，还冲着他笑。
可是只要开始工作，本就会集中精力，他们搭档在一起几乎能做任何事。本出色地完成任务后，它的所有恶作剧都会被忘得一干二净，再也不会被提起，直到第二天他们再次重复前一天的戏码。随着时间的推移，祖父日渐老去，还中了一次风，我们就在农舍的前屋给他安了一张床。我们带着本去看他，见到心爱的牧羊犬，他高兴得哭起来。
一只小黑羊脱离队伍从我身旁跑过，一路狂奔跑到了大路上。我对坦大声发号施令，让它去把小羊赶回来。它掉转头迈开大步追过去，一眨眼工夫就超过了小羊。但在它追上小羊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它俩并肩而行。就在它俩齐头并进的时候，坦好像用鼻子推了小羊一下，让后者失去平衡翻身倒在草地上。小羊从路边的洋地黄和蓟草中站起来，回到了羊群中。我长舒了一口气，如果小羊因为害怕而认为妈妈被落在了后面，就会埋头一路向后奔向山地，根本不管身前有狗还是人。
我在山地牧场的门口吃完了三明治，天也变冷了。西方天空飘过层层白云。金翅雀欢快地歌唱着，从一丛绒绒的蓟草轻快地飞向另一丛。长而直的大路消失在我眼前，一条条小道引我进入一块块“分配地”或“沼泽开拓地”。这是在低坡地或高沼地上的私有土地或私人开垦土地（公共土地被分割成块，公权人因此都能有一块“分配地”）。分配地里通常有较多岩石，长满欧石楠，多半是灌木丛和峭壁。沼泽开拓地跟山地很像，但被弯弯曲曲的石墙分割成小块，这些石墙一直延伸到山地。这些田地很多从17世纪开始就被圈起来放牧家畜。与公共土地不同，这些半开拓的土地只给一户农民经营。
这里的人们从最初到这片土地定居开始，就在做着我现在做的事——把羊群赶下这些巷道。这些巷道或者说“牲畜道”的作用就是把农庄与山地放牧连接起来。我正循着先辈的足迹前行，过着跟他们一样的生活。
藏在这些巷道下的牧场正是我现在要去的地方，我的祖父在1960年代买下了这座牧场，过去它是祖父的牧场，现在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还是他的。它也是我父亲的牧场：他把它维持下去，为之付出许多，并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扩大规模。这也是我的牧场，因为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跟他们一起在这里劳动，而且我还新建了一座农舍和其他建筑，把我的家人带到这里生活。我会用我的余生将它继续维持下去。
我赶着羊群返回的这座牧场也属于我的三个孩子。他们正在分享牧场的每一天。羊群里有属于他们的羊，他们已经可以开始学习如何把它们养得强壮结实，感受放牧生活的起起伏伏。我期盼他们跟我一起劳动，就像我跟着祖父和父亲那样。
他们的羊分别叫莫斯（Moss）、霍利（Holly）和呆头卢（Loopy Loo）。对这些名字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我以前拥有的两只羊还叫贝蒂（Betty）和莴苣（Lettuce）呢。就这样吧。
有的人的生活完全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我的不是。
我正往回赶的羊是在我通过了邻居的测试后买下的，它们的山地属性让牧场成为真正的山地牧场。她在1970年代接手这些羊（从另一个有名的培育人手中），然后又把它们交给了我。时光荏苒，羊群依旧，牧羊人不再。总有一天，我会把它们传给其他人。
如果只是放牧“改良”品种的羊，不需要它们长得太结实，你可以就在谷底自己的地里完成这项工作，而不一定要把羊领到山地公共牧场，我的祖父就是这么干的。他放牧斯韦尔代尔母羊和北英格兰混种羊（North Country Mule），每年秋季都把它们拉到伊顿谷的莱曾比（Lazonby）大集市贩卖。他买下的牧场并不附带山地放牧权。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山地牧羊人”。不过他与山地羊群也就隔着一个山坡，他从山地牧场购买小羊或是把公羊卖给山地牧场。他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像他一样积极进取的20世纪中期的农民，就会发现山下面有更肥沃的土地和更优质的羊。
斯韦尔代尔羊是一种强壮的高沼地羊，长着厚厚的羊毛，迎风飘舞，脸上和腿上都有明显的黑白纹标识。正如其名字所示，它们是源自奔宁山脉的羊，但几乎统治了英格兰北部高地，因为它们可以养育出非常优秀的混种母羊［与长相奇异的蓝脸莱切斯特羊（Blue-Faced Leicester）交配］——北英格兰混种羊，这是一种健壮的长着棕色、黑色或白色斑点脸的羊，身上披着漂亮的毛裙子，它们可以在低地生活，为英国其他地方繁育羊群。斯韦尔代尔羊的身影遍及湖区。祖父悉心培育它们，用来繁殖小羊，然后每年9月卖掉。因为要繁育这些混种小羊，每年他又必须购买新的“使役”母羊来更新斯韦尔代尔羊群。
这些大山的女儿是低地牧场所能买到的最佳商品母羊。它们继承了其山地母亲坚韧不屈和高产的本能，同时也拥有来自低地父亲的“改良”的生长速度、身体和优质羊毛。在大山里度过青葱岁月后，它们在英国其他任何土地上都有同样优异的表现，因为所有其他地方的条件与此地相比都算是一种改善。它们是这些被开垦的大山的丰饶恩赐。所以牧民们陆陆续续来到这些小小的拍卖集市，各条巷道挤得水泄不通，拍卖商响亮的叫卖声在羊圈和四周回响。空气中充满我们喜欢的气味，那是让羊毛卷曲并在它们身上留下传统的棕色茶渍形状标识的药水的味道。它们黑白花的脸被擦洗得干干净净，脖子上垂下来的一小截红蓝相间的羊毛绳标示着它们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顶级品”或是“二级品”。
几个世纪以来，来自英国各地的牧民们都会购买这里富余的种畜，北方山地就是英国羊群的育幼园。祖父每年秋天都向其他地方的牧场出售小羊，远至萨默赛特（Somerset）或肯特郡（Kent）的人都会过来。这早已形成一种贸易经济体系：维京贸易体系不断向北扩张至大西洋沿岸，从一千年前开始我们就参与其中。
每年秋季，低地来的牧民都从山地牧民手中购买多余的小母羊用于育种，小公羊则被买去养肥了填肚子。这种交易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与牧草凋敝的冬季相比，夏季的山地可以养活更多羊群。山地出产大量育种羊、肉和羊毛。那些出售给低地牧民的小羊是山地羊群过剩的产物，与此同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许多小羊被寄放在低地牧场过冬，它们的主人会按周付钱给牧场主。这些小羊会在第二年春天回到山地，正好赶上山地从青灰色和棕色变成夏季的绿色，成为羊群的生力军。
但在过去十年间，父亲和我有意让我们的放牧系统更加恪守旧式传统，回归到一种外部投入和支出都比较小的状态，这有助于我们摆脱螺旋上涨的成本负担，这种负担正扼杀着像我们一样的小牧场。而且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传统方法仍然有效。
实施那些措施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把我们引入最普通的山地放牧生活，也让我们对生生不息的传统体系有了更多认识。与三十年前相比，我们的土地与山地的距离并没有任何变化，但我们与它们的关系却有所改变。我仍然在学习有关这片土地的知识。
离家只剩半英里路了，我沿着两侧围着清水石墙的巷道前行，沿途都是洋地黄和蕨类植物。我正穿过邻居的地盘。山下可没有什么公共土地。我们这样的湖区牧场都是谷底的一小块私有或托管的“靠近牧场建筑的”土地或草地，被清水石墙、栅栏或荆棘篱笆分割开来，使得这片拼接土地呈现“绿油油而生机勃勃”的景象。无论是购买或租借，这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各种冬季所需的农作物，到了春季则可以给予小羊最好的照顾。这些牧场对于山地牧场而言至关重要，能否熬过严冬全靠它们。
把这片土地改造成适合放牧的地方耗费巨大，很多工作早在12、13世纪就已在进行：清除地里的杂树和大石块；治理河道，引水灌溉的同时防止洪水冲刷走表层土壤；修建围墙，开疆拓土，不断从周边森林和矮树丛抢占新地盘，开拓谷底沼泽地。如果没有这些围墙、树篱和栅栏，这片土地就会因终年放牧而缺少干草过冬。夏季自然是生机勃勃，冬季则会死气沉沉。牛群和羊群会因为缺少饲料而饿死，而最终倒霉的是这里的人。
穿过巷道时，我看到了曾经与祖父一起砌的一道墙。
我还记得他教我砌墙的样子，那时我大概八岁，他用跟鼹鼠一样的手把坚硬的蓝色筑墙石垒起来，我则把不起眼的小石块塞进墙中间的缝隙里。夏季也是修补维护的时节——把冬季破损的地方修补好。
当过牧场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写过一首有关补墙的佳作：
有一些不喜欢墙的家伙，
让墙下的地冻得鼓鼓囊囊，
让墙上的大石头露在外面晒太阳，
让墙间的裂口大得能让两个人并肩而过。
“好篱笆造就好邻居”，确实如此。祖父深知这一点，也希望我能明白。我看着他翻转手中的石块，寻找适合砌墙的侧边，然后把它们一块块填进去：平坦不起眼的一侧朝向墙内侧，而长着“墙脸”（walling face）的一侧则朝外。他把一些“贯通的石块”也砌进墙里，防止墙在漫长的岁月中因膨胀而倒塌。他鼓励我用小石块填入墙上的小空隙，把拳头大小的石片和石块塞进夹缝，用我的小手让这道墙坚固起来。
他会悉心收藏一些最好的石头，把它们垒在墙顶，让那些银色、黄色和经过阳光漂洗的苔藓和地衣再次面对天空。
有一次，一些过路人停下车拍照，祖父则转身走开，低声说着“快点离开”。他把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蜂拥而来的游客看作小麻烦，就像蚂蚁一样——他们会挡在路上，还有些奇怪的想法，但只要天气稍微糟糕点，他们就会撤走，我们就可以继续干活。他觉得“休闲”是一个会带来麻烦的奇怪的现代观念——任何人都可以为了爬山而爬山实在是无异于精神失常。他饱受游客之苦，认为他们难以理解。我觉得他并不了解这些人对于湖区的所有权有着另一种看法。一旦他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也会深感怪异，就好像他走进伦敦郊区的一个花园，因为喜欢里面的花，就宣称这花园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一样。
牧场里日复一日的劳作都是在完成无数不值一提的小事，这些小事都是经营这片土地和羊群必不可少的。修墙。伐木。治疗身有残疾的羊。给羊除虫。让羊在不同区域活动。在药浴的过程中驱赶羊群。栽种树篱（只有在恰当的月份才能进行这项工作，否则树液运行不畅，树篱也无法存活）。悬挂篱笆门。清理屋顶的雨水排水沟。给羊洗药浴。修剪羊蹄。拯救卡在栅栏里的小羊。清理狗窝。清理母羊和小羊尾部的粪便。你开车经过时并不会注意这些，但就是这些小事填满了我们的时间。所谓的乡村风貌，就是无数这样看不见的小事的总和。
因为遇到反方向走来的几个步行者，走在我前面的羊停了下来。这些人有些紧张地从羊群中穿过，来到我身旁。他们向我打招呼致意，我也跟他们打招呼。然后他们继续前行，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本温赖特的旅行指南。
我很想知道，他们中有没有谁注意到祖父砌的墙，或是关心这些墙，或者好奇谁砌了这些墙。
我们就快到家了。
羊对此也有感觉。走在前面的一些上了年纪的母羊已经徘徊在家门口。一条溪流分开巷道，它们则呈扇形散开在分岔处吃草。它们不愿意蹚水过去，于是就停在岸边。我对弗洛斯下达了简短的命令，“去”，让它到那些羊身边去。它从小羊群中穿过，再往前越过母羊，跳进小河里。我让坦“躺下”，它就这样阻断了后路。我走到羊群前面，准备打开通向我们牧场的木门。一截生锈的带刺铁丝线紧紧地缠绕在门上。我解开铁丝线，摇晃着打开了门。年纪最大的母羊们知道就要回到我们的牧场——它们的另一个家，于是开始跳进小河，纷纷蹚过河上岸。几分钟后，它们全都回到了我们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羊宝宝，然后一起去吃草。
弗洛斯和坦躺在小河里，把除头以外的整个身子都浸在河里打滚，它们粉色的长舌头伸在外面呼呼地喘着气，蓝绿色的蜻蜓在它们上方来回飞舞。
祖父小时候因为大脑性麻痹骨质疏松症差点就残废了，医生说他再也不能走路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都坐在一个木制轮椅上被推着到处走。但在卡莱尔（Carlisle）的一家疗养院住了几周后，再配合一些有效的药物治疗，他开始慢慢恢复。我还记得看他穿衣服时，可以看到他一条苍白的腿上有一个洞，那是他的腿上被“啃噬”的肿块留下的痕迹。人们都说被他的母亲艾丽斯（Alice）宠溺呵护几个月后，他成了“发臭的废物”、“被宠坏的孩子”和“没用的家伙”。他从母亲那里了解了自己的情况，病魔反而让他成为一个不驯服的儿子。从那以后，他绝不愿只是做他的父亲的跟班。像这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牧场。于是，20岁左右的时候，他从母亲那里借了笔钱，在伊顿谷的劳瑟庄园（Lowther Estate）租了一个牧场。
伊顿谷是一片广袤肥沃的平原，从“英格兰的脊梁”奔宁山脉向西一路延伸，直抵湖区山地。北与索尔韦（Solway）平原和卡莱尔市相连，南抵豪吉尔山地（Howgill Fells）和约克郡谷地（Yorkshire Dales）。这里一直就以拥有英国最肥沃的牧场以及盛产牛羊著称。站在分散于谷底肥沃平原上的砂岩土地中的村子里，会让人产生置身低地的错觉，这是一片适于耕种或养殖奶牛的土地，是一片与远处的高山毫无联系的土地。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年秋季羊群都会从山上下来，羊群的迁移让它与大山密不可分。山地和广阔富饶的河谷地带都是古老的互联农业体系的组成部分。
湖区东部山地伸展出众多石灰岩山脊，祖父租借的牧场就在其中一个山脊之下。那块土地无所遮蔽，狂风肆虐，干活的人脸会被吹得皲裂泛红，就像用砂纸打磨过一样。那里高出海平面900英尺，从最高处俯瞰山谷，它就在你脚下绵延数里，这意味着我们几乎被夹在山巅与山谷腹地中间。老人家们总说这个牧场不好，太陡峭，太多坡地，“再好的马都会被累趴下”。不过也许祖父虽然笨却很幸运，或者说他有先见之明，因为很快马匹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拖拉机，长久以来的条件限制变得无关紧要。
条件艰苦的牧场可不是发家致富的地方，但它们为那些愿意（或为生计所迫）来这儿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年轻人、胸怀大志的人、穷人、高傲的人，或许还有笨蛋。如果你占据一片沃土，拥有一个大型低地奶牛场，就很可能对那些奋斗在边缘土地上的农民嗤之以鼻。那些条件恶劣的牧场的生长期比一般牧场要推迟两个月，要到5月才能清理草场，而此时十英里外的低地牧场已经准备开始割草了。牧场位置和土地质量决定着这里的一切，包括母羊产子的时间、储备干草的时间等。
祖父埋头苦干，扭转了局势。他到邻近的牧场干活，以此补贴收入。他是一名优秀的牧马人。他与各种牲畜打交道，像其他同行一样牢牢抓住机会。如果猪赚钱，就养猪卖钱。如果圣诞火鸡有市场，就养火鸡。如果卖鸡蛋有利可图，那就养母鸡。如果人们需要羊毛，那就养羊。如果牛奶赚钱，那就养奶牛。如果养犍牛有得赚，那就买犍牛。调整，适应，改变。做所有你需要做的事——因为只能靠自己，如果倒下去，可没人会来救你。牧场的地理条件限制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总是在选取适当的角度调整经营策略。
一匹叫黑腿拳击手（Black Legged Boxer）的骏马曾逃脱祖父的陷阱，这匹马一直令祖父引以为傲。许多年后，祖父还能生动地描述这匹马的样子，它的黑鬃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奔跑时肌肉像水波般荡漾。但也有糟糕的时候。正喂养的马因牧草病而纷纷死掉后，他遭受重创。即使是40年后对我说起这件事，他的语气依然十分沉痛。他会开车去马代尔村（Mardale）买羊［现在沉在霍斯沃特水库（Haweswater reservoir）深蓝色的水底，是为给大曼彻斯特地区（Great Manchester）供水而被淹没的一个山谷］，或是驱车前往湖区安布尔赛德（Ambleside）或特劳特贝克（Troutbeck）的市集购买山地羊。
想要买得划算，必须耳聪目明，了解不同市场上羊的价格。祖父会深入牧场，主人则邀请他检验他们的小羊，亲自感受一下毛绒绒的腹背下藏着多少肉，并判断它们能否健康成长。然后他就会出价。这些山地牧民并不经常离开山谷，他必须从他们身上找到利润空间。但同时也要尽力保证公平，否则就没法再来买羊。他还得知道如何饲养牲畜，赶在其最值钱的时候拿去市场卖掉。与此同时，他还得知道如何选购能够在他的土地上有所“改进”的羊：把羊带到条件较差的土地上会毁掉它们，也就别指望能挣钱了。
白色农舍里很快就挤满了一家人，到1960年代，通过长期良性经营牧场，祖父已经可以借钱买一个属于自己的牧场。他借了14000英镑，在一个名叫马特戴尔的小山谷买下一个围栏东倒西歪的破旧的山地牧场。虽然现在这是我的家，但他当时买下这样一个牧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这儿甚至还比不上他租借的那个牧场的条件。高低不平的土地、一块块棕色的“筛子眼”（灯心草）、蓟草、小块野地，还有四周环绕的泊满积雨云的高地。当时农业发展的要求是更大更高效，这个牧场一看就不行，但祖父只能买得起这样的牧场。
这片土地需要不一样的农耕方式和羊群，因为这里的生长期更短，雨水更多。祖父清楚地知道，拥有一个小山地牧场比租借牧场更保险。拥有自己的牧场给了他更多自由，以及能够不断增值的安全资产。而地主则随时可以把你“赶出”租借的牧场。于是，祖父把我们带回山区，准备开始冒险。他仍然保留了租借牧场，与他在山地的新牧场一起经营。当时也有农舍出售，但他买不起，所以一开始只能走远路去牧场劳动，后来才在旧牲畜棚和羊圈旁边盖了个小平房。
手里的土地相隔数英里是很正常的现象，紧邻你的牧场的土地很少有出售的。所以祖父在距离他租借的牧场15英里的地方买了个新牧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1980年代，祖父的牧场牲畜成群，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很骄傲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畜牧业者”，专心打理他的牲畜。他灵活地买卖牲畜，还是一名称职的鉴种师。只需一眼，他就能看出羊或牛身上的小瑕疵，比如说它们是否生了虫或是缺乏矿物质。一些问题意味着会赔钱，另一些毛病则可以被治愈，然后赚一笔。这样的人通常也只需看一眼便能判断一只小羊的重量，几秒钟内就能计算出养肥一只犍牛的花销是多少。他知道羊什么时候开始“变质”，需要更换牧草。
聪明是农民中难能可贵的品质。在周围人品头论足的言论中，你却能坦然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立思想，因为我们已经见识过这个广阔的世界，然后明白还是最喜欢我们自己的那一套和独立自主的感觉。祖父曾远游到巴黎参加一个农业博览会。他知道城市能提供什么，但同时也清楚城市会让人背井离乡，泯然众人，并被环境所摆布，而不是让人仍保有一些自由和控制力。与家给予的归属感和意义相比，城市提供的潜在财富简直不值一提。
在苏格兰的小牧场里，牧民的子女们通常都不能得到足够的资本远走高飞，所以很多人都要干几年其他活来挣生活费，直到有一份工作能提供可观的收入让他们离开家庭牧场。很多上了年纪的牧民也长年远离牧场——他们在矿井和公路上干活，砸石板、砌墙、剪羊毛，或者干脆就替别人打工。现在的年轻牧民在成为“牧民”之前，也还是经常做些其他工作来维持生活，地方行政记录也证明这种情况历来如此。牧场太小了，不足以养活所有人。
不幸的是，借钱也是像我祖父这样的牧民常做的事。他们就是通过借钱买下本无力承担的土地（“好吧，下一代可能也不会有更多出路，所以我们自己最好能解决问题”）。他们就这样通过利率与银行和世界其他地方扯上了关系。于是，世界大战、工业革命、经济大萧条或是19世纪美国西部拓荒运动这样的全球性事件造成的动荡，都影响着这里的农业生产。虽然听起来令人难过，但老人们都认为战争“对农业有利”。拿破仑战争或是世界大战这样的战争，阻断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破坏性影响的廉价进口，提醒了政客们自产食物的重要性。但过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事态会逐渐变得更糟。不过后来我们也经常卷入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
索姆河（Somme）[9]畔有一座小公墓，里面埋葬的全是本地小伙，其中很多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在1916年7月一起入伍，然后一起牺牲。我祖母的一位叔叔曾患上炮弹休克症，恢复得差不多了就回家在牧场工作，但几年后，当他与兄弟们一起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又失常了。他躺倒在棕色的地上呜咽不止，身旁全是芜菁叶。他们把他送回牧场，随后又把他送去了兰开斯特（Lancaster）的一所精神病院。他的一生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小时候，人们谈起他时总是很亲切，因为去医院探访他是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
我的一些朋友仍然举家在伊顿谷的劳瑟庄园耕种，这是他们从领主那里得到的奖赏，他们的曾祖父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朗斯代尔营（Lonsdales）［边境军团（Border Regiment）中的一个营队］的一员浴血奋战。战争开始前，朗斯代尔勋爵（Lord Lonsdale）还是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的朋友，战争打响后，路边小报都拿他的忠诚开起了玩笑，于是他大力招募新兵，以示忠诚。最后英国陆军部（War Office）不得不阻止其从当地山谷招募“体型不合格”的牧场年轻人。我祖父的叔叔就是这支队伍中的神枪手之一。我的儿子沿用了他的名字——艾萨克（Isaac）。
在我刚开始蹒跚学步的时候，就会被塞进祖父的路虎车，一起去牧场干活。我的母亲则留在家里心神不宁，担心我是否会被妥善照顾，以及他会拿什么来喂我。有一次他冲回家，对我母亲说我“真的真的需要来一泡（他对小便的说法）”。他没法把我从背带裤里弄出来。我一直没弄明白祖父为什么总是把我和他自己称为“我们这两个老家伙”。
“我们两个老家伙要去给他们弄些羊来。”
坐在他的路虎车里，我会从开着的车窗向外看。一天，车门没有锁好，他刹车的时候，我被甩了出去，我死命抓住窗户，直到他把我从半空中救回来。我还模糊地记得其他几次在拍卖市场经历的惊险的死里逃生。我曾爬上围栏躲避野牛的袭击，还有一次一头犍牛一脚踢来，差一点就踢到我，风声就在我耳边掠过。
我生活的世界在两个牧场间延伸，那些与我们做着相似事情的朋友构成了这个文明圈的外部界限，一些朋友甚至远在奔宁山脉或湖区山谷。除此之外，其余的世界在我的童年时代几乎就不存在。
我对其他地方一直充满好奇，但却没有探索的野心。而且我们都不度假。相反，我会被打发去跟祖父一起待在牧场，在那里，我整天黏着他，晚上还爬到他们的床上睡觉。
熬过母羊生小羊的艰难时刻，我们都长舒一口气，盼来了初夏时节相对更安静的一段日子。祖母和祖父会“带着牧羊犬去散个步”。这“一步”可能是指带着它们沿着巷道向上走一英里路，走到他们生活的山地牧场下面。散步事实上就是为了欣赏牧场风光，经过一个夏天，这里草肥水美，生气勃勃。母羊和小羊在下面惬意地吃着草。黄昏时分，山地牧场散发着红色、橙色和蓝色的光。下面的干草地上开满一片片紫色的鲜花。你几乎能闻到干草的甜味，还有花的清香。母羊呼唤小羊的叫声在山谷中回荡。
半路上有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他们会在那儿停下来，靠在门上回望他们的家。山谷沐浴在夕阳之中，昆虫、蓟草和花草笼罩在一片金黄的暮色中。我会听他们交谈，从中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地方的爱与骄傲。
夏季某些时候，我们会把牲畜向上赶到一个名叫道斯威特岬（Dowthwaite Head）的偏远山谷，让它们在祖父认识的一位牧民梅森·韦尔（Mayson Weir）的牧场吃草。每次我们到那儿后，它们就会四散开来吃草，在阳光下摆着尾巴，苍蝇和灰尘从它们脚边飞起。当我们在秋季回来时，它们就是一副“像黄油一样肥得流油”的样子。把羊群和牛群赶上山吃草能够保护下面最肥沃的土地，使其免受啃噬之苦，以便储备干草。
梅森可是一个“人物”。只需一杯威士忌你就能在他的白色农舍里迷路。“继续，再来一杯。”根本没时间推辞。祖父的杯子里会被倒上三指深的威士忌。我就坐在一旁听他们边开玩笑，边交换各种故事和小道消息。我津津有味地吃着蛋奶夹心饼干或姜饼。还记得有一次，他们说起一个牧羊人的事。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他们一群人想下水塘降降温，结果那个人就死了。他也下了水，但再也没上来。有时候，梅森会走开一会，回来时手上就多了从后面厨房拿来的自制培根，上面生着一层绒毛。他会切下一些煎着吃。
30年后的今天，我成了梅森的朋友。漫长的岁月中，我们这样的家庭互相扶持着向前，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个人会经历生死，但牧场、牲畜和家族却会继续下去。
祖父买下山地牧场后，他让我们见识了另一群羊——赫德威克羊。刚出生的赫德威克羊全身都是黑色，只有耳朵尖是白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会改变毛色，脑袋和腿变成灰白色，身上的毛则变成蓝灰色。它们可能是英国最坚强的羊，无论雨雪风霜，还是持续数周的阴冷潮湿天气，它们都扛得住。一只出生仅一天的小羊，只要有称职的母羊照顾，就几近坚不可摧。无论多糟糕的天气，那如皮革般坚韧的厚皮和毛毯似的黑羊毛都能让它们保持干燥和温暖。拥有这样的先天条件，赫德威克母羊赛过其他任何羊，还能在秋季离开山地牧场后生下珍贵的羊羔。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赫德威克羊的基因非常特别，拥有英国其他羊几乎都没有的一组原始基因组。它们最近的亲戚分布在瑞典、芬兰、冰岛和奥克尼群岛（Islands of Orkney）北部。人们相信，赫德威克羊的祖先生活在靠近弗里西亚群岛（Frisian Islands）的瓦登海（Wadden Sea）中的岛上，或者更北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当地神话传说中，它们随着维京人的船来到这里，而现代科学也表明这可能是事实。它们来到这里已经有一千多年，人们对其进行选择性培育，以适应这里的环境。
第一次在我们的牧场见到赫德威克羊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它们似乎比现代的许多羊更有性格，六个月大的小羊就站在那儿警惕地盯着我。深褐色的毛，健壮的白腿，一身初冬皮毛装扮让它们看起来有点像泰迪熊。祖父从邻近牧民那儿买了100只羊，它们让他大吃一惊，不像我们的其他羊，它们好像把祖父那条件一般的牧场当成了天堂，迅速成长起来，祖父很快就能卖掉它们赚一笔钱。到那时为止，他们生命的所有时光都在英国这些岩石最多、条件最苛刻的山地度过。与20世纪其他牧民一样，我们都喜欢在自己的土地上喂养最现代化的“改良”羊，在物产充足，燃料、肥料、饲料和人工都很低廉的时代，我们现代化的农业方式还能维持正常运转。但在条件较差的土地上培育改良羊种则有点艰难：它们更易患病，吃得更多，长得却更慢，最终还更易丧命。后来，油价和饲料价格上涨，导致牧场的运营成本增加，我们才意识到，赫德威克羊这样的原产羊才最适合这片物资匮乏的土地。但在那个时候，尽管像是过时的物种，赫德威克羊对我们来说却仍有点高不可攀。
赫德威克羊有时候会被误认为是“稀有品种”，还有人认为它们只是为了怀旧才被继续保留，或者是因为比阿特丽克斯·波特和国民信托基金会（出于保护目的，国民信托基金会曾购买这里的一些牧场，进而保护了牧场的山地牲畜）。赫德威克羊并不稀有：赫德威克育种母羊超过5万只，它们仍是地势最高的湖区山地牧场唯一的商品羊。现在，一方面由于牧民们试图在减少投入的情况下，找到在条件艰苦的土地上放牧的方法，另一方面因为人们对它们依照传统、自然生产的更美味的肉质的追求，赫德威克羊正经历着一股复兴潮。
每一种羊的培育人都自成一个团体，他们会一起出现在不同的拍卖集市。因此，祖父不仅认识，而且还要与整个斯韦尔代尔地区的牧民做交易：从西边的湖区到东边的达勒姆（Durham），从南边的奔宁山脉到苏格兰边界。拍卖集市几乎就是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中心，我们不仅聚集到那儿买卖牲畜，还在那儿展开社交活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它们的位置就跟以前一样，都在当地小镇的中心，牛羊都会从当地牧场被赶过来。近30年来，它们被迁移到了小镇郊区的工业园——以规模和现代化发展的名义。但我觉得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住在镇子上的人与我们的世界之间的那种联系不见了。
不同种的羊各有其培育日程，从生产小羊到剪羊毛，每一步都经过精心计算，以配合每年的生长周期，确保到秋季交易时它们处于最佳状态，这也是它们的主要品种特异性所在。
秋季，祖父会前往这些交易集市，购买来自山地湖区牧场的小羊，把它们放在条件更好的自家牧场养肥过冬。这些小羊被称为“储备品”。几周后，当它们膘肥体壮时，他就会卖掉它们，赚取“小肥羊”利润。我还记得祖父带着我一起去位于特劳特贝克的一个小拍卖集市买羊的情景，那时我只到他膝盖那么高。从我们的牧场翻过一个山头就到集市，也就是乌鸦飞一英里的时间。一间间小小的八角形木棚屋围成一圈，屋顶上都铺着锡制瓦楞，中间就是待售的羊。圆形卖场四周摆满了木座椅，方便买家聚集，看台正对着同样是木头搭建的拍卖台。羊群在外面的牲畜栏里排着队，那些牲畜栏都有木质或铁质的围栏（门）。牲口贩子有些还穿着木底鞋，但都拿着木棍或甩着塑料饲料袋，他们会把羊赶进或带出圆形卖场。每一个牲畜栏的羊都是成群出售，买家的名字就从一个牲口贩子的呼喊声中传到下一个口中，在牲畜栏间传递，直到有人在相应的牲畜栏门上挂着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下这个名字。雨天，羊群的热量会让拍卖场散发着潮湿的湿羊毛气味，水汽从它们的背脊蒸腾而起。
他们会把我们这些小孩从上了年纪的农民们的腿缝间推到前面去，或者哄骗年龄大点的孩子来照顾我们，还会塞给我们一些水果软糖或玛氏巧克力棒（Mars Bar）让我们保持安静。我们一边坐着大嚼巧克力棒，一边看着我们的父亲和祖父进行数千只羊的买卖。我爱听这些老人家交谈，其中一个是祖父的堂兄弟，听说他年轻的时候曾上过牛津大学。我记得当时我还想，老农民上牛津真是怪事一桩。
制作干草。剪羊毛。照看母羊和小羊。集会。这就是我们的夏季生活。
如果你也生活在这里，就会明白制作优质干草就好像是来自上帝的法令。如果冬季不能给牲畜喂食，人们就会面临毁灭或是饥荒。即使是现在，对粮食收成的错误判断也是一场代价昂贵的赌博，能让你在瞬间失去一年的收益。人们都说每隔大约十年，就会遇到完全无法制作干草的情况。老天爷会一直下雨，下个没完没了。而我选择在制作干草的时节来到这个世界，就意味着这个时节重要的事情可不止一件。
我来到这个世界是在7月闷热的一天，当时我的父亲和祖父正在牧场的草甸上制作干草，他们正努力战胜每个牧民都惧怕的随时可能降临的大雨，要抢占先机，储存牲畜冬天所需的食粮。青草在阳光下晒干后就被打包成捆，堆放在畜棚里，成为冬季最佳饲料。当某个下雪天羊群需要喂食的时候，一捆捆干草就被拆开，你还能闻到夏天的味道。草甸上的花儿甚至也被包裹在里面。但是，被雨淋过的干草会开始腐烂。如果只是淋了一点雨，干草看起来会像一卷卷绿色的硬纸板。母羊冬季吃这样的干草也能活下去，但状态完全不同。雨水过多就会把干草泡成一堆腐败难闻、无法下咽的恶心东西，最终变成一堆垃圾。
我的母亲接受了一些新型的生育治疗之后才很艰难地怀上孩子。她的祖母坚信只要她骑着我祖父的马，让内脏“稍微晃动一下”，就能治好不孕症。我们所住的公租房在距离村子半英里的地方，四户人家连在一起。灰白色的房子临路而建，朝向我们的牧场。他们在当年的照片中看上去竟相当时髦，一种属于1974年的时髦。父亲一头鬈发，蓄着连鬓胡子，穿着宽领衬衫和紧身喇叭裤。母亲很漂亮，而且总是一副看上去对我崇拜不已的模样。母亲和父亲在那个年代的照片里看起来就像是电影《大白鲨》（Jaws）里的临时演员。头发长长，表情梦幻。
屋子里贴着可怕的1970年代图案的墙纸。他们那时没什么钱，但照片里的他们是那么年轻，而且非常开心。父亲的眼神还透着一丝顽皮的意味。他们说母亲那时候总是给我读书。母亲说她还记得，当要给牧场的男人们做饭时，她和刚出生的小宝贝（我）怎么被赶出厨房成为看客。祖母天生就是个好农妇，如果她说好吃好喝的都在桌上了，那么它们一定就在那儿。没什么能阻挡她做出一桌好饭菜。后来母亲有一个冰箱贴上面写着，“无趣的女人拥有整洁的家”。
我出生的前一天，我的表哥来我家住，母亲负责照看他。但到了晚上，她觉得情况不妙，于是走了近一英里的路到村子里的电话亭（他们居住的公租房没有电话）。电话那头脾气暴躁的护士长让她不要害怕，告诉她说我还有六周多才会出生，让她躺回床上去，别再表现出失去理智的新手妈妈模样。既然这样，她只能走回家，躺回床上。第二天早晨，父亲去牧场收割牧草，母亲开车送表哥。她开到目的地后，姨妈很担心她，带她去了当地的一家小医院。结果她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卡莱尔医院。姨妈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丈夫——当地镇上的一名律师，让他去草场找我父亲。穿着细直条纹西装的姨父一到牧场就冲下车，招手让拖拉机上的我父亲下来，然后把车钥匙递给我父亲，让他赶紧去卡莱尔医院。我就要来到这个世界了。
我的姨父站在原地，他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鞋，就这样留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尘土飞扬的干草场，茫然不知所措。最后他开着拖拉机走了15英里才回到农庄。半小时后，医院停车场响起一阵刺耳的声音，我的父亲停了车，来医院找母亲。我本来应该在秋天出生，不过我还是很健壮。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牧场也发生了很多意外。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时，他应该是穿着工作服——满身尘土，汗流浃背，身上还有夏季干草的味道。我顺利出生后，父亲就回到草场制作干草（我的第一个妹妹即将出生时，父亲带着母亲穿过一块正需要牧羊人看管的土地前往医院，结果差一点就误了时间）。
我对小时候的记忆停留在某些夏天，我在干草场里围着祖父转的时候。其他人打包或翻动干草的时候，我就坐在或睡在一辆拖拉机后座上，而那个座位总是不停地颤动。我一旦动起来，要么是跑着跨过一排排干草，要么是在干草堆里“筑巢”，再不然就是在横穿草甸的溪流里钓鱼。只要艳阳高照，就是一年中的好时候——就好像整个世界都一片安详，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夏季短短数周时间里，牛群和羊群能自己照顾自己，而我们则可以收获干草在接下来的冬季饲喂它们。
制作干草的时光就好像我生命中一个个阶段性印记，每个印记都昭示着我又强大了一点、能干了一点，同时也预示着祖父又衰老了一点、虚弱了一点。我可以说是踏着祖父的足迹一步步长大。在阳光明媚的夏季，或许只是在我的记忆中，空气中都飘荡着欢乐的气息，祖母会带着正餐或下午茶定时到草场来，下午茶通常是祖母亲手烘焙的蛋糕和装在一个大锡制茶壶里的茶。我们围坐在由干草堆临时拼凑的“椅子”上，上了年纪的人会讲点以往夏季发生的故事和笑话。我喜欢听那些关于役马、旧时的英雄主义劳工和二战期间到牧场劳动的德国和意大利战俘的故事。
祖父对意大利军官以及他们对其贵族血统或不一样的工作理念的声明没多大兴趣。“他们不是这个鬼伯爵……就是那个狗屁伯爵。”他们会对着火车车厢里经过的姑娘吹口哨。战后，其中一些战俘并没有返回早已不存在的家，而是仍然生活在自己当初选择的牧场。他们分散在我们这个地区一栋栋农舍逼仄的房间里，就像是在父亲出生前就已结束的那场战争遗留下的怪异的活鬼魂。
风把零散的干草卷起，在草场上四散飞扬。燕子们在草场上空盘旋，伺机捕捉昆虫。我则坐在装满干草卷的拖车顶上。拖车一路往家开去，我小心躲避着树枝和电话线。有一次，拖车开进院子的时候撞到了门柱上。我随着崩塌的干草卷摔下来，掉在了祖母的脚上。她着急地大叫起来。男人们都不承认知道我在那上面，也许是真的吧。我也只是耸了耸肩。
干草场里一条条似有若无的小溪流纵横交错，中间还夹杂着洋地黄，是牧羊犬和孩子躲避日晒的好地方。这些草场要到夏末才收割，给花草植物们留出播撒种子的时间。高地干草场一直以来都美不胜收。各色各样的野草在明媚的阳光下随风摆动。棕色、绿色和紫色的野草丛和花丛也是各种昆虫和鸟类的家，有时候幼獐也会到这里来歇息。干草场周围则是野蓟遍布的丰美青翠的牧场，母羊成群结队地在那里兴致勃勃地关注着干草场上的动静。草蜢在鲜草场边缘的草尖上呼唤着同伴，喜鹊则在酸苹果树上叽叽喳喳。
在理想世界里，晾晒干草简直轻而易举。鲜草收割后，趁着好天气晒上三四天，其间翻动两三次，确保鲜草在风力和阳光作用下由内到外彻底干透。散发着香气的干透的干草被卷成卷，然后放进畜棚，不受一丁点雨水的影响。但英格兰的夏季通常没有这么和谐。赶在两场雨之间抢收相当于一场精确计算的赌博，一个糟糕的夏天能毁掉整个冬天的饲料，而湖区经常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制作干草往往就像是牧民和老天爷之间的一场战斗。
收割鲜草会让割草机覆上一层厚厚的草种、花粉和昆虫，同时也会揭开一个隐藏的世界，田鼠们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四散逃窜到沟渠里。在我们的一个草场里有两棵沐浴在阳光下的榆树，一只茶隼就站在树上看着我们劳作，它偶尔会在草地上空盘旋，突然俯冲向一只田鼠，一把抓起，然后飞远。
割草机收割完毕大约一天后，就轮到搂草翻晒两用机登场了，它把一排排的草扬起，让阳光和风均匀作用其间。接下来的几天，崖沙燕会在我们翻动干草的时候掠过，惊起昆虫一片。
几天后，绿意和汁液从鲜草中褪尽，轮到捆扎机上场了。捆扎机终于开始弹奏铿锵有力、草屑飞扬的劳动之歌。这时，饱受虱虫之苦的白嘴鸦会密切关注人们的一举一动，这些贪婪的家伙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在清理后的干草堆下搜寻蠕虫和幼虫。有时候会有螺栓卡住捆扎机，这时你能听到疯狂捶打机器的声音和几句“去他妈的”。
现在，干草制作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1980年代，随着新机器诞生，即使是在潮湿的夏季，牧草也能被包裹进塑料体中，这种腌制的“青储饲料”能保留部分鲜草的营养价值）。但在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这就是个体力活，所有人都要出一份力。
干草卷做好后需要运到畜棚存放，最后全凭人力堆进畜棚。我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堆干草卷是我们梦想着等到身强力壮时可以完成的工作之一。每一年我们都在缓慢成长，都期盼着下一年也许就能和男人们一起堆干草卷了。我们家青年劳动力不足，因此总是对篱笆另一边的邻居们羡慕不已，他们总能召集到一群劳动力。把一卷干草运进畜棚，需要经过数次托举——我们得重复数千次——力气至关重要。
每年我都觉得自己强壮了一点，能把干草卷举得更高，相反祖父却变得更衰弱。唯有我带给祖父的自豪感能缓和他对自身衰老的感受，他的孙儿正茁壮成长，准备接替他的位置。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只能把干草卷堆到他膝盖那么高，这样就觉得自己是在帮忙了。那时我会拿着他的凉茶壶，从一个干草堆跟到另一个干草堆，心里想着哪天要像他一样强壮。每一年力量的天平都更向我倾斜一点，到我大约13岁的时候，我们终于“势均力敌”，可以干同样强度的活了，但每次他提议“我们这两个老家伙”应该歇一歇，“来一管烟”（我俩都不抽烟）时，我都立即表示同意。接下来的一年，我比他强壮了许多，但我仍然不时假装需要休息一下，这样他就能歇一歇。多年后，他在草场跟我一起干活，把干草卷到我膝盖的高度，等着我举起它们，他只是偶尔在力所能及的时候举起零散的干草卷。
在人们的想象中，制作干草是田园牧歌式的充满欢乐的活儿，但事实上，这可能是件烦心事。我还记得1986年那个糟糕的夏天，我们烧光了所有的干草。真是一场灾难。制作干草大约需要一周的阳光和干燥天气。你要开着拖拉机在草场奔波，在制作干草的那周开始之前用割草机把草割下来。想象一下在英格兰最潮湿的地区之一可能遇到什么大麻烦呢？
1986年，雨下个不停。整日乌云压顶，草场泥泞不堪，无穷无尽的雨。有时候觉得夏天似乎根本没有来过。但确实有过短暂的喘息之机，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卷出了干草卷，可是接着天就像裂开了一样，每天不停地下雨。了解优质干草重要性的人都会为那些无法挽救的被毁掉的干草感到难过、惋惜和悲哀。本应是被日光漂白的可爱绿色慢慢变得灰白，渐渐腐败死亡。本应是我们冬季的收成腐烂变质成毫无用处甚至更糟糕的东西，可真是耗费时间的负担。在雨势稍减且起风的日子，我们试着把干草卷相互抵靠着堆放。但在我们磨得刺痛的手中，绳子捆扎着的干草正因不堪重负而奄奄一息。雨下得更大了，大颗雨滴飞溅。这是我见过的最猛烈的雨势。干草彻底完蛋了，干草堆的顶端已经开始冒出绿色嫩芽。这些草再也干不透了，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即使我们把这些干草放进畜棚，它们也会“发热”，甚至会自燃，并把畜棚烧掉，这种事情在牧场偶有发生。或者就只是继续腐烂下去。已经没必要把干草放进畜棚了。秃鼻乌鸦悄悄埋伏在白蜡树上，等着吃草堆下的虫子。
牧场上现在弥漫着绿色“雾气”（割掉一茬后长出来的甜美新草，它们会被拿去喂那些在8月和9月断奶的羊羔），那些被遗弃的干草闷在原地腐烂和死亡，而它们压着的地方冒出来的青草现在本应该被割掉。不论情况多糟糕，干草都要被清理到其他地方去。清理这堆湿透的废物就像移动尸体一样，真是让人难受的工作。男人们都讨厌这活儿，白费力气，腐气难闻。我们把成千上万的干草卷挪到一个废弃的石头搭建的畜棚，在草堆的一角点着了火。然后退后观望。但这些受到诅咒的东西甚至不能好好被烧光。它们不情不愿地闷烧了数周，我仍然能闻到干草在蠢笨、迟钝、焦黑的干草堆里燃烧的味道。我们花了几天时间把干草卷堆成堆，整个草场才被清理干净，大伙儿都汗流浃背，雨水顺着我们的脖子往下流。这活儿干完后，接下来几周的时间都没事可干，草场上也看不见一年的劳动成果。畜棚里没有干草。草场上除了之前干草卷留下的棺材状毫无生气的黄色印记，就只剩齐靴深的青草。父亲一边转身离开，一边说道：“绝不要再向我提起这事，我不想记住这事。”灰暗的乌云在山地上空徘徊，雨又继续下了几周的时间。
有好几年，我都跟着祖父到处跑。像所有善良的祖父母一样，他只看到我身上的闪光点，这总让我洋洋自得。我是正在接受训练的“侍从”，他教给我所有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有关牧场的事情。这些事情小到如何砌一堵墙，如何收拾好一只羊拿出去卖，如何挑选牲畜。他同时也传授我人生价值观，教我如何思考，如何公平对待每个人并赢得尊重，如何做生意，如何维护我们的好名声。从我们成为一个家庭和一个社区的一分子开始，这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就逐渐渗透进我们的身体里，形成需要坚持的价值观，这些远比我们自己的妄想和幻想重要。牧场和家庭总在第一位。
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祖父会给我讲他的外祖父T.G.霍利迪（T.G.Holiday）的故事。我从他的讲述中推测，祖父崇拜并且效仿他的外祖父的行事准则，而我也在像他一样做。因此，即使他在我出生前已去世多年，我从未见过那个男人，我们之间仍存在某种联系和延续性。我的祖父从T.G.霍利迪的故事中成长起来，而我则在他的故事中塑造自我。
我的书架上放着一张家传的T.G.霍利迪的深褐色的旧照片。这张照片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90年代或1900年代。照片中的他站在一群犍牛中，手里拿着一柄深褐色手杖，一只大牧羊犬忠实地坐在他脚边。他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蓄着络腮胡，看起来正陷入沉思中，没把心思放在拍照上。据我祖父说，他就是一个神话般的英雄人物。
T.G.霍利迪是英格尔伍德庄园（Inglewood Estate）的佃农。他购买爱尔兰牛，并与手下人一起在锡勒斯（Silloth）的小港口等着接牛。他的四轮运货马车上会装上饲料槽，以便在把牛群运回牧场的途中给它们喂食。他还从那些船上买鹅，在鹅的脚掌涂上焦油，覆上砂砾，它们就这样被赶着走回家。路上要花几天的时间，晚上就在路边睡觉。然后他用自己的牧草把这些牛和鹅养肥，待到它们长到状态最好最值钱的时候，再拿到当地市场卖掉。他就这样不动声色地从这种交易中挣了一笔钱，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才能悄悄大量购买战时公债（War Bond）作为投资。后来他卖掉了这些公债，得到了装满整整两个手提箱的钞票，把它们放在家里长达两年之久。
后来有一天，他把手提箱装进双轮马车，前去参加一场三个优良牧场的拍卖。出乎在场所有人意料，他买下了全部三个牧场，并用现金付清。那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在彭里斯的路边遇到一群人，他们正与老房客一起出售一排农舍。或许是为了完成那天的某种仪式，他用手提箱里剩下的现金买下了那排农舍。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又把农舍单独再卖给房客，以此获利。
如果你是一个佃农，想在一个小型农业社区扬名，那么没什么比T.G.霍利迪那天做的事更有效了。那天以后，他就成了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他在买来的牧场里生儿育女（包括我的曾祖母艾丽斯），还帮女儿们各自找到丈夫开始新生活。上了年纪的农民们不仅记得他，还会满怀尊敬地提起他。历经几代岁月，他的后人们仍然以他为傲。很多农民家庭都有这样的故事，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神话，讲述他们是如何变成今日模样。
我的祖父会关注日落这类“美好”事物，但他大多数时候都是从实际功能角度加以说明，而非抽象美学角度。他对身边的景物充满激情和热爱，但他与这些景物的关系更像长久坚韧的婚姻，而不是转瞬即逝的露水情缘。他的工作把他和这片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丝毫不受天气或季节影响。欣赏春季日落这样的景象对他而言富含深意，他可是熬过了六个月的风霜雨雪才赢得这样的机会，获得点评这些景物的权利。他当然认为这样的景物是美丽的，但这种美包含着实际功能性暗示——预示着冬季的结束或更好天气的到来。
一开始，祖父就教我有关传统世界观的知识，他说欧洲人称农民为“peasant”，而我们就简单地称为“farmer”。我们拥有土地。我们以前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以后也会这样生活下去。我们不时会遭受打击，但我们会坚持并获得胜利。北欧的许多乡村社区盛行一种被称为“平等主义”的思想，人们依据工作、家畜情况和分享精神来评价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在这些山谷中，历史上并没有用财富来区分农民和牧场工人，至少没有从社会地位和文化角度加以区分。贵族家庭没有也不能在这些地区真正施加影响，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阶级”观念。农民和劳工大多数时候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在酒馆里喝酒，一起看体育比赛，过着几乎没有差别的生活。拥有土地的农民也许认为他们比那些从未拥有过自己的牧场的农民或牧场工人聪明那么一点点，但任何形式的摆架子或阶级界限都很罕见。势利眼可没有好日子过。世界太小了，其他人有大把机会可以让你为此付出惨痛代价。是否能获得尊重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羊群或牛群的品质，维持牧场运营的能力，或工作技能和管理土地的能力息息相关。无论男女，无论以现代眼光看是否“只是雇工”，只有优秀的牧羊人才能赢得最高尊重。成为一名牧羊人意味着可以与任何人并肩而立。
我的小学是一所非常棒的学校，但我那爱读书的母亲和我的学校都没能“拯救”我。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学校不过是用来分散我对其他更重要事情的注意力。
但上学的时间并没有完全被浪费掉。学校里有一位充满魔力的老师——克莱格夫人（Mrs Craig），她给我读《我是大卫》（I Am David，讲述一个犹太小男孩逃离集中营的故事）。她还给我念《奥德赛》（Odyssey），我记得当时很喜欢奥德修斯（Odysseus）和他的同伴们紧紧抓住他那只巨大的肥羊的腹部，逃离独眼巨人洞穴的那段故事。我仍然喜欢这些书。当时老师们对我母亲说我是个“聪明”、“神秘”的孩子，但我本质上还是属于牧场。
有一次，我在祖母房里读书被她撞见，她就责骂我游手好闲。我找不到理由为浪费白天时间读书而辩护，因为祖母认为在牧场干活无论如何都比读书有价值。对书籍最好的评判也不过是懒散的标志，最坏的看法则是危险的东西。我在学校的优异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日渐稀少）也让我的祖父忧心忡忡，那仿佛是一道带有警示作用的闪电，提醒着他，他的继承人很可能“误入歧途”。书本里并没有太多有用的东西。我不得不去学校，但这只是无聊的责任感使然。
我还记得上学的一天晚上，在一个名为“梅里克斯”（Merricks）的干草场里发生的事。那个牧场有八英亩大小，地势高低不平。当时离家人设置的门禁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虽然那时我只有九岁，但已然是个小男子汉，在牧场忙得顾不上作业、看书这些学习上的事。跟他们一起干活意味着会有一个发痒的脖子、一双刺痛的手和腿。这时，一辆车出现在地平线火红的落日里。一辆熟悉的福特塞拉（Ford Sierra）在巷道上扬起一路尘土。“快点！”一个人叫道，随手指向堆了一半的干草堆，“到中间去。”我跳到两卷干草卷中间，被大约半打干草卷围着。我被埋在干草堆中，从干草卷之间的一个窥视孔里看着那辆车开到了牧场门前。一个上了年纪的老牧民躺在“顶上”，咯咯直笑。我听到汽车卷起地上青绿残渣的声音……“你看到他了吗？”我只能看到污迹斑斑的引擎罩，躲在这绿色坟墓里，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没有。”然后是一阵欲言又止的沉默。“好吧，已经过了他的睡觉时间，而且现在是上学日子的晚上。”“如果看见他的话我一定告诉他。”“那就对了。”汽车默默地开走了，我透过窥视孔看着它。
祖父既努力工作，也尽情玩乐、喝酒。每周二都是拍卖日，这天的活动会持续一天，祖父固定跟某些牧民（他们的儿子们和牧场的工人会在家把活干完）一起度过。交易完成后，他们会去酒馆喝得酩酊大醉。女人们也会得到消息，最终男人们会被逮个正着。一两个生气的妻子会冲进酒馆，把她们的男人拖回家。一次，一个喝醉的家伙把一支曲柄牧羊杖撞倒在地，我从酒馆地上把它捡起来，而这个男人因为我的“绅士”行为给了我五英镑。祖父似乎认识所有人，而且同大多数人交情颇深。他总是会跟他们来点恶作剧。
祖父会把从他的祖父那儿听来的故事继续发扬光大，这些故事在时间的长河中反复出现，让人觉得1850年代或1910年发生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祖母经常擦拭的“银器”和“铜器”中就有家族里的军人们从布尔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Boer and Crimean Wars）带回来的东西。
祖父能读会写，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个聪明人，但他的家里只有一本书，是本关于马的疾病的书。他肯定没有读过华兹华斯或梅尔文·布拉格（Melvyn Bragg）的作品。书籍和学校对这个男人来说有什么用呢？
我的祖父对现代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并且能适应它，但他同时也对这个世界流行的价值观和新鲜发明持谨慎态度。他从拍卖市场回来会让我那“受过教育的”母亲［在遇到我父亲并放弃学业前，母亲曾在诺维奇（Norwich）的大学学习过一个学期］算出“电脑上”的金额。祖父并不怎么信任“电脑”，那时所谓电脑不过是靠电池运转的索尼小型手持计算器。我们在智力上不过比欧洲人口中的“农民”（peasant）优越了那么一点点，我们拥有口口相传的传统的、略为保守的世界观，各种故事、代代相传的智慧和经验汇聚成这种口头传承的传统，但我们却生活在周围一切都充满变数的1980年代的英国。如果忽略牧场的拖拉机和其他机械设备，我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和做事的方法都还是老一套。
祖父甚至还沿用古老的名字称呼一些东西，比如他把鼹鼠（moles）称为“Mowdies”，或者将我们使用的打桩锤（post hammer）称为“Mel”，用“Gaeblic”称呼用来打桩洞的铁桩柱（iron pole）。他会用一种奇怪的叫喊方式驱赶母羊（他称其为“yows”，一般称为ewes），他的这种招呼声会让年轻一辈摸不着头脑。
“Hoeeew Up，Hoeeew Up.”
“Cus，Cus，Cus，Cus.”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部电视纪录片，讲述瑞典驯鹿牧人的故事，其中一个牧人驱赶驯鹿的叫喊声与祖父的十分相似。
祖父有一种恶作剧式的幽默感，他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些捉弄人的鬼点子，有点像兔子布莱尔（Brer Rabbit）[10]。他很会“装腔作势”。我还记得有一次“部里”（农业部）的官员们来找他谈有关我们这片干草场“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他们告诉他，如果要得到相关农业补贴，他应该要如何管理草场里的花和鸟。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们见祖父一直点头，对他们的所有建议都表示赞同，于是就离开了。然后我问祖父他们想干什么。他说：“不知道……对付他们这种蠢东西，只需要对他们说的一切点头称是就行，他们走了之后一切照旧就好。”
祖母是一个传统的农民的妻子。在乡下，她这样的女人曾经遍地都是，她们默默在家劳作，力图喂饱男人们，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湖区的谷地，当男人们去煤矿或其他地方挣钱的时候，女人们就要承担起务农的重任。祖母总是把家和庭院收拾得干干净净，她喜欢用一把珍珠色的旧黄油刀锄草，农舍周围方圆数百米地里的杂草都逃不过她的黄油刀。
一次，我和父亲开车经过一个农家院子，他看到黄色的野罂粟花开出了墙头，“你奶奶可不喜欢这样……她会认为这地方无人打理”。
人们盛传我的祖母“一直过得很苦”。我的祖父是个“狠角色”，所有人都认为有时候他就是个难相处的混蛋。人们都说很多年前他搞大了某个坚贞的姑娘的肚子。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回事，但从未说出来。这件事被大家藏在心里，成为众所周知的秘密。
所以祖父和祖母之间并不是好莱坞式的爱情，更像是两条鳄鱼的爱情。祖父喜欢追着祖母满厨房跑，试图揽住她的腰，把她抱在怀里，而祖母则会用煎锅还击，并叫他“老色鬼”。他会朝我使眼色，好像在教我，这就是征服女人的手段。
作为孙辈我也许是当局者迷，但我的确感觉祖母对于这样的“打斗”乐在其中。虽然传闻是另一回事，但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打闹有时候看起来带着恨意，有时候却只有浓浓爱意。
祖父和祖母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虽然充满麻烦和意外，但仍然拥有“美好人生”。当我还在仰视祖父的时候，他其实正在日渐衰老，年龄正试图把他击倒，他为此感到十分沮丧，但仍然有恶作剧的心情。祖父母固然是奉子成婚，但从我家家谱上第一个出生的孩子的日期看，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一对。祖母经历过多次丧子之痛，有的死于肺结核或小儿麻痹症，有的死于牧场事故。
祖母特别爱用巴素（Brasso）擦铜水擦拭铜器，简直离不开这东西。她会把狗粮放在旧平底锅里，搁在厨房料理台上，然后用牛奶浸泡狗粮，再把它们倒进怡泉（Schweppes）柠檬水的空瓶子里，瓶子口套着用过的红色橡胶奶嘴，用来喂她喜欢的小羊羔。后厨总是散发着不新鲜的冷牛肉和土豆的味道。我永远记得她弯着腰生气地把院子里石头间的杂草割掉，或是在厨房里准备一家人饭菜的样子。围裙牢牢系在她的腰间，就像绳子紧紧系着一卷棉布。
新鲜出锅的培根和鸡蛋香气四溢，但在平底锅里放了太长时间，蛋黄上都是冷却的油斑。抹着黄油和糖浆的烤面包片被切成了奇怪的形状。米布丁看起来像内容丰富的奶油蛋糕，盛布丁的盘子边缘还用棕色的焦糖装饰了一圈。炸鱼和薯条用旧报纸包着送到我们在干草场的小屋或柴房。她每周都会烘焙石头面包、苹果派或酥饼。如果哪位访客不喝一杯她沏的茶，吃一块她做的蛋糕，就会被认为是对其持家能力的严重侮辱。
我在他们的家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备受宠爱，简直被宠坏了。我最早的记忆是大约五岁的时候，因为我不愿在自己床上睡，就跟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玩，比较他们耳朵的不同。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耶稣画像挂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讨厌这幅挂毯。挂毯上还有一句话：“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餐柜上挂着一个小装饰物，上面画着一位做着缝纫活儿的老奶奶，看起来就像我的祖母。还有一只缺耳朵的瓷猫头鹰，我们不小心打碎了它，祖母还差点哭起来。
她并不能理解电视这种新生事物。她甚至没有尝试了解这类东西。她生活在一个停止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某个时间点的世界里，时间好像延伸到那个年代就静止了，那时人们还是用厨艺、家务能力和园艺能力来评价一个女人。她不理解属于我们的1980年代的新鲜玩意，比如图书、钱、电脑、信用卡和假期。她对这些东西抱有毋庸置疑的信念，脱离常轨又愚蠢可笑，只是一时兴起和时代的废物。所以，她会教给我们一些不再有意义的人生信条。她不愿理解我们的美好新世界，而是紧闭双眼转身离开。当我二十多岁经历人生转折的时候，我不得不迅速成长起来，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复存在，彼此好像来自异国他乡的陌生人。我讨厌这样，而且很想念她。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母亲和姨妈们组织了一次“披萨聚会”。那是一次隆重的活动——我们第一次尝试“外国食物”（从镇上新开的一家意大利餐厅点的外卖——而且这不过是二十年前的事）。祖母被吓坏了，她来到现场看起来非常不高兴，好像我们全都忘了自己是谁。她坚信“皮萨”（pisa）是可怕的新鲜玩意，如果我们吃这种“垃圾”，很可能都会中毒。她拒绝尝一片，她的脸皱成一团，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当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她觉得我们都疯了。不过，当她把为聚会悄悄烤好的酥饼拿出来的时候，还是找回了一丝骄傲，捍卫了英格兰的荣耀。我们当然也吃了酥饼，而她则带着这样的信念回了家：她的酥饼永远地赢得了外国食物的挑战。
“我什么都不知道”，当被问及过去的事情时，她会这么回答。让她开口的秘诀在于努力诱导她参与某个话题，直到她愿意不停地说下去。1940年的时候，她曾接收了一些逃难的人，然而五十多年后，她仍然对那些人的做派嗤之以鼻。其中一些逃难者穿着高跟鞋，涂着口红，穿着毛皮大衣，女的都没穿扎口衬裤，就这样出现在门外。但这些城里人很快就又逃回了轰炸区，因为他们认为每晚面对纳粹德国空军也比整日对着祖母的苦瓜脸安全。但是，当讲述一个来自汉堡的年轻战俘的伤心故事时，她的语气变得截然不同。这个年轻人曾在牧场干活，还与他们同桌吃喝，提到他，她那因白内障而模糊的饱含沧桑的眼中闪动着我无法解读的故事。
上了年纪后，她设了一个“祭坛”：在一张桌子上摆满了我们所有人——她的部族——的照片，照片都放在闪闪发光的银相框里，照片中的我们穿着洗礼仪式礼服或婚礼礼服，色彩缤纷。壁炉台上则零散地放着银制啤酒杯和雪茄盒，雪茄盒上刻有早就被遗忘的赛马。祖父曾在牧场训练这些赛马，还给它们取了有趣的名字，比如“现代五项”（Pentathlon）和“冷酷天使”（Cool Angel）。这些名字在我们的生命中匆匆划过，却蹄声依旧：这样的小装饰和随身用品都属于那段光辉岁月，所有一切在那时都满含深意。电视下面挂着一块暗色木雕，那是一匹昂首阔步的骏马。在卡特梅尔（Cartmel）赛马会上，她会坐在车里，把她的赛马送去权威的赌注经纪托特（Tote）。在回家的路上，她会用赢来的钱给我们买炸鱼和薯条。
她还会给我们讲有关她的“姆妈”（Momma）的故事，但是根本没人听或者说没人听得懂。祖父去世后，她得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小公寓。她会倒上一杯威士忌，然后开始讲述她的男人的故事。他去世后，她就喜欢讲他的故事。他在那些故事里闪闪发光，就像一些死去的伟大君王。
一天放学后，我和父亲一起穿过一块草场，想赶在下雨前看看我们的母羊们。他突然停下脚步，让我“别出声”。他手里拿着帽子，趴下爬行了大约20米，突然像狐狸一样向前猛扑过去，然后回头朝我笑起来。他抓住了一只小野兔，一只尚未长大的小兔子。他的帽子还放在草地上，小野兔就静静地待在里面，这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东西之一。它抬头看着我们，眼睛清澈透亮，发出惊惧的叫声。我们把它放了，它很快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周围开始堆满厚重的棉花般的阴云，伴随着奔宁山脉的阵阵雷声，闪电划过长空。我们赶紧跑回路虎车，还是免不了被砸了几滴大雨点。
我很害怕上中学。我们村子里那所小小的学校里全是像我一样的孩子，他们的父亲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他们的祖父通常也是我祖父的朋友，还可以一直这样往前追溯。也有少数孩子不是来自农民家庭，但我对他们玩的什么“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的游戏毫无兴趣，他们还追求新的运动鞋和其他新鲜玩意。不过中学在镇上，离家有10英里，那就像另一个世界。
我记得开学第一天问一个孩子他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得到的回答是“滚开，少管闲事”。原来我已身处一个拥有完全不同规则的世界，仍像以前一样行事变成了一种劣势。在这里，一个农民的孩子会遇到很多麻烦，会被贴上“乡巴佬”的标签。甚至连去学校这个过程都变得痛苦不堪。村里的浑小子们会在校车驶离村子的时候，偷走你的书包，扔到窗外。这种恶劣行径持续了数周。一天，我终于忍无可忍，抓住其中最小的一个家伙，把他摁在过道上狠揍了几拳。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不错”。从此，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欺负别人，而不是被欺负。一天，校车被迫停运，因为有人扔了一支飞镖，砸破了挡风玻璃。当我们来到镇上，我很快就受到其他人的指摘，因为我是校车帮的一员。类似《蝇王》（Lord of the Flies）中的残酷事件不断在学校发生。
学校的历史课跟我期望的一点也不一样。我们从没有学过一点有关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土地的历史。我觉得老师们也许会对我们这样的人也有吸引人的历史感到惊讶。相反，我们会学美国原住民历史。现在我意识到那段历史也非常有意思，但当时却只感到困惑和失望，我觉得我们的历史老师对那个主题也并非真正理解。我们还学习简明二战史和冷战史，但是老师教得非常无趣，我很快就失去了兴趣。我还记得老师曾发给我们一张A4纸，纸上是一幅卡通画，展示了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很难理解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妥之处，为什么他们要用原子弹对准我们的房子，或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后厨装一个手动空袭警报器。
当我回忆1980年代，都是在想那所学校究竟有多糟糕。当你青春年少时，人们会让你“勇敢面对校园暴力”或“向老师报告”，他们会给你很多善意的忠告，而在回忆往事时，常常会想起那些让你与这些善意忠告“决裂”的关键时刻。如果你想成功逃过来自富人区的大块头们的欺凌，这可真是好建议！比我们高两个年级的家伙们都是卑鄙的混蛋。其中一些人据说是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11]成员，“在警察局都备着案”。他们除了对我们作威作福，还会恐吓一些老师，一起对付那些“哑巴”或胆敢惹恼他们的人。该死的我根本没别的选择，我不能站错队伍。
一天下午，当他们在等公共汽车的队伍里往前挤的时候（就因为他们有这么干的本事），除了我旁边的一个叫约翰的孩子，所有人都退后给他们让路。他默默念叨了一句“真他妈讨厌”，并且毫不避让。那帮大孩子略感吃惊，但仍然围了上去。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勇敢的孩子，他比那帮大孩子矮大约六英寸，但他握紧拳头准备迎战。我多么希望我是他，或者能勇敢地上前助他一臂之力——但我的双腿已经不由自主地往后退。“我才不怕你，你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他朝个头最大的孩子说着，后者正大步向他走去。“我跟你一样有权站在这里。”我在电影里看过这一幕。被欺负的人挑起一场战争，而那些欺负人的家伙则被打退，并从中学到人生中宝贵的一课。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发生这样的事。那帮大孩子迟疑了片刻。然后那个大块头扯着他的书包带把他拉向一旁，他跌跌撞撞地到了马路上。约翰摇晃着试图躲避，但还是被揍翻在地，他没有任何机会。块头最大的那个家伙狠揍了他几拳，其他几个家伙争先恐后朝倒在地上的他踢过去。几分钟后，约翰运动衫的一只袖子被撕开了一条大口子，肩膀都露了出来，嘴巴还淌着血。那些家伙嘲笑倒在地上的他，而他则尽力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他仍然一副骄傲的神情，但现在看上去更弱小，好像还在瑟瑟发抖。
那时候也并非只有这些属于北部人的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可供回忆。每年8月，父亲的堂妹会带着一家人来牧场度假，她会带来一个或两个拖车，连同她的父母、丈夫和三个儿子一起过来。我们从没放过假，所以我曾经很期待他们的到来，因为这样我也像是有了一个假期。他们自然比我们更摩登。她的丈夫是核电站的电脑专家，辛苦工作一整年才换来在湖区的一次假期。他们会登山、游泳、划船、跑步，去小酒馆吃饭，或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野餐。他们好像沉浸在经典童书《燕子与鹦鹉》（Swallows and Amazons）[12]的情境中，放弃了温赖特的活动建议。他们在湖中划着自家的小艇，随后可能会开始玩风帆。晚上，他们会边喝啤酒边吃烧烤，还会玩棋类游戏。他们整天不是在山林里探险，就是参观某处遗迹或景点。他们风趣幽默，和蔼可亲，与我们稍有不同。他们见我们从没做过这些事情，有时候会带上我一起去玩。如果牧场没什么活儿，我很乐意跟他们一起去，但牧场总是需要我，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得留下来。他们也常常帮忙干些季节性活儿。作为他们的牧场兄弟，我就负责向他们介绍牧场的方方面面，像是指给他们看墙上的青蛙或我发现的鸟巢，或告诉他们该怎样干农活，比如怎样砌一堵支撑墙。父亲和祖父则不热衷于此，他们可没有这么多时间“瞎胡闹”。
夏季，我们可能会有一两次登山活动，但我都没什么正经登山装备（通常就套一件T恤，穿一双运动鞋或在牧场穿的靴子）。路上我们常会超过一些全副武装着专业登山设备的人，他们看上去像是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可是我一直没弄清楚我们攀登的是哪座山，出了村子，我们就不知道那些山的名字了。由于旅游指南的存在，我的南方表亲们对这些山的了解要比我多得多。
我还记得与那些来访的堂兄弟们一起坐在阿尔斯沃特湖上方的一块峭壁上，手里捧着一本温赖特写的有关“东部山地”（Eastern Fells）的指南。不规则的湖水在我们身下蜿蜒伸展出一片银色光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如果说在我们的老师1987年的“布道”中，祖父这样的人完全被无视，或者只是被当成穷苦的白人阶层，那么，在她的信仰体系中，另一位年代久远的老人家则可视为其崇高领袖，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温赖特，此刻我手里正捧着他的书。我以前从没看过这类书，因为我们并不认为湖区是这种书里所描绘的模样，也不会阅读这类书来打发闲暇时间。为了消遣，我倒是曾经有一次跟父母一起登过一座山。我们想在山上野餐，但一阵不请自来的风吹跑了母亲买的印有旺布尔（Womble）[13]形象的纸盘。而父亲原本就不想野餐，他们因此发生了一点小争执，最终我们返回了牧场。我们压根就不是登山爱好者。
温赖特为登山爱好者们创作了一系列带有手绘图的手写旅行指南，对湖区的每一座山都做了说明。一开始，这些旅行指南只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而创作和自助出版，但它们逐渐成为英国和其他国家读者推崇的经典之作，销量达数百万册。每本旅行指南都为读者全面描绘某一山地的全貌，包括一系列景物，以及站在山顶能看见何种景观这样的建议，一般都包含对“自然景物”、“攀登”、“顶峰”和“视野”的介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沿着温赖特的足迹来山区攀登。
这些书小巧精美，富于启示性，深深影响了人们对我们这片土地的看法。它们就这样用文字迷惑了人心，就像我的学校里的那些老师，他们对湖区的所有认识都来自这一类的书。
我低头看着这片经由我的父亲的朋友们耕耘的土地，同时对照着旅行指南参考。我惊讶地发现，温赖特的书里根本没有一点我们所关心的事物。除了地图上用来标示牧场或墙的奇怪的点，我们的世界完全没有出现在这些书页中。我想知道现在那些站在山上的人是否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劳动景象，而这些在他们心中是否有意义。就我自己而言，这些十分有意义。人们对自己生长的一方水土的见识、理解和尊重，对其文化和对生活方式的价值判断和延续至关重要。被人无视的事物，自然也无人关心。
渐渐发现生养你的土地深受其他人的喜爱是件新奇的事。尤其是当你逐渐意识到，在他们赋予这块土地的故事和意义中，竟然没有你这样的本地人的一席之地，这难免更让人感到讶异，还有一点心绪不宁。每当大雨倾盆或冬季大雪纷飞的时候，这里一个游客也没有，因此，不妨把人们的这种喜爱视为“好天气之爱”。而我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则是不论风霜雨雪，一直守在这儿。在我看来，其中的不同就像是你对年少时认识的漂亮女孩的感觉和你对结婚多年的妻子的爱的差别。最令我不安的是，我发现对这片土地持有此种见解的人远比我们自己人多，其比例大概是几百比一。在我们不得不更多地听从政客和公众的指令行事的时代，这对我们的生活是某种威胁，但没人对此过多关注。我曾对父亲说，这些书和这些人对我们在干些什么没有任何兴趣，这也太奇怪了。而他的回答是：“别告诉他们，他们只会毁了我们的生活。”
我们站在柏油路上，等着新一天的学校生活开始。我们百无聊赖，于是互相踢着玩，或踢着书包玩。一个女孩开始朝一个男孩吼叫起来。他刚从饮水喷池喝饱了水，她则大叫着说，如果他喝那儿的水，就会死掉。她说那儿的水有放射性。我们所有人都盯着她，就像看一个疯子。她是那群聪明的孩子中的一员，很快就会去上当地的文法学校，而我们则以捉弄他们为乐。就在一两天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刚发生爆炸，而据这个女孩说，放射性废物就在我们头顶的云团中。
那个男孩站在饮水喷池边，脸上的神情略带震惊。接着他不怀好意地笑起来，又多喝了几口水。女孩朝他大喊，骂他是个笨蛋，还说云团正在释放放射性物质。这时，我们所有人都在雨中乱跑起来，全都大张着嘴和手臂，就像欧亚槭的种子，让雨水灌进我们嘴里。她气得眼睛通红，称我们是一群白痴。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我们认识到这片山地上的云团确实蓄积了放射性物质，政府巡查官还前往雨量最大的山地牧场对羊群进行检测。受影响最严重的土地上的羊群此后多年被禁止迁移。没人真的希望看到穿着白西装，手拿盖格计数器（Geiger counter）的人出现在自家牧场。这件事在我的少年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象，让我觉得外面的世界简直一团糟。
我在学校无时无刻不想回到牧场的家里。那时我确信，家对我而言是个更有趣和更有成就感的地方，直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让一个人与其他三十几个无聊的小孩一起做不想做的事，绝对毫无意义。我会看向窗外，看着镇上的燕子飞起来，它们镰刀形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一天早晨，祖父在陷阱里（他试图抓住一只貂，这是一种“入侵物种”）抓住一只活着的獾。他想放了它。父亲赶去帮他解救那只獾，祖父则让父亲来学校接我。父亲知道他不可能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就走进教室把孩子接走，所以他没有照祖父的吩咐做。当天晚上祖父把整件事告诉了我，他们是如何放了那只獾，獾也并无大碍（不过是在它的腿试图挣脱前）。我听得热血沸腾。要知道，我一早上就无聊地坐在教室里，听着某人教我世界语。
好像整个现代世界都在致力于夺走我渴望的那种生活。
逃离山地生活对我来说是个奇怪的想法，但在年轻的阿尔弗雷德·温赖特眼中，这可真是“残酷的北方”。他已经装满了一肚子的冷酷无情，只想离开。因此，他在学校刻苦学习，成为引人注目的有潜力的聪明小子，这使他得以摆脱像他的同胞姐妹们一样12岁就成为磨坊工人的命运。他读了更多书，终于在布莱克本市政厅（Blackburn Town Hall）找到了一份办事员的工作。他无疑是劳动阶级自我提升的典范，他知道自己想要摆脱原有环境，并且找到了方法，然后就朝着目标埋头苦干。后来，他又通过学习，在市政厅当了一名会计，主要负责发放符合“济贫法”（Poor Law）要求的款项。
成功爬出“劳工镇”后，温赖特也告别了一起长大的男孩们、属于他们的磨坊和工厂以及粗鄙的英语。他加入了背井离乡改变命运的迁徙大军，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中产阶级。他确曾怀疑过他的老友们认为他是个“势利小人”。不过他又结交了新朋友，他们都是爱读书的中产阶级，会做一些中产阶级才做的事，比如登山、徒步以及做做在异国他乡冒险的白日梦。但你就是觉得，他与他的新世界总是有一点格格不入，从来没有完全适应——一直有点孤单，他的聪明就像一块磨石一样压在他的脖子上。他的一些新朋友去过湖区，还读过几本关于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的书。他们满怀浪漫主义情怀，梦想着逃离布莱克本，奔向山区。
1930年，23岁的温赖特乘大巴跋涉六十多英里来到湖区。全英的中产阶级年轻人都用脚投入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让英国的每个人都把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用于在世界各地别人的土地上冒险。温赖特爱上了他发现的那片土地。湖区就是他的避难地，他对此从不掩饰。湖区让他逃离糟糕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的现实，之后又让他逃离可怕的家庭生活（他的第一段婚姻糟糕透顶）。
随后，他设法搬到了肯德尔，在镇议会谋得了一份会计工作。这样，闲暇时间里他就可以在喜爱的湖区山地漫步，绘写他的伟大作品《湖区山地图文指南》。而这将成为当代英国文学史上最奇异的写作和出版轶事之一。他的指南卖出数百万册，他本人也成为电视明星——“山地老人”[14]（Old Man of the Fells）。他“激励”了数百万人沿着山中小道攀登湖区群山。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湖区体验方式，现在人们会把他书中的那些山地写入记事簿——名曰“体验温赖特”。
在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姨妈和姨父就在离山路一英里的坡地耕作，我们会跟他们一起干些播种这样的季节性活儿。他们的羊养得非常好，我很小的时候就记得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强。祖父却对此难以接受，因为他总觉得自家的东西就是好。秋天我就喜欢跟他们一起劳动，或是跟他们一起去集市。我认为他们在某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所以我琢磨着能从他们那里学到点东西，然后就可以超过他们。
8月的一个周六，我们正把干草堆进畜棚的储藏室里，以便储存过冬，这时他们出现在院子里。我的父亲母亲和姨妈姨父留下我给起卸机加油，他们则向农舍厨房走去。这让我大为吃惊。约莫十分钟后，他们走了出来。气氛有点异常，有种晦暗不明的气氛浮动。我疑惑地看向父亲，而他的表情告诉我“现在什么都别问”。于是我一个字也没说，我们只是埋头干活。
姨妈把干草卷拖上起卸机，轰鸣的机器把这些干草卷送上畜棚檐口下堆放干草的“密室”，这些干草总是高高在上。她的四周弥漫着油气和灰尘，我则站在房椽上从起卸机上卸下干草卷，扔给父亲。光线透过屋顶起伏不平的脊状缝隙流泻进来。汗流浃背。皮肤发痒。蛛丝密布。肥大的棕色蛾子在头顶飞来飞去。空气中满是灰尘，很容易就来个喷嚏。父亲变得异常唠叨。姨妈好几次与我对视，并朝我微笑。干完所有活后，父亲感谢她来帮忙。她笑着上车离开。接着，他们把实情告诉了我。
她来这儿是告诉我们她将不久于人世。她不愿有人看到她病入膏肓的样子，也不愿任何人为她感到难过。她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他们不允许我去看望她。我再也没正式地见过她，只有一次在路边砌墙的时候，瞥见一个病恹恹的女人开着车快速驶过的模糊身影。
人们都说学校生活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都是胡说八道。我从未寄希望于学校，迫不及待想要离开。到我15岁的时候，老师们还在为我忧心忡忡，但水无法从低处往高处流。学校允许学生在16岁生日后的圣诞节离校，但必须得到老师签字批准。而我们所有人都想逃离这该死的地方，所以我们嫉妒那些过了生日的幸运混蛋，羡慕他们可以拿着老师的许可信，昂首阔步穿过操场。我再也没见过那些离开的家伙。今天，人们可以交换手机号或者通过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保持联系，但那时这些东西还没出现，况且我们当中也没几个人还想一直保持联系。
母亲那时已经对我的学业不抱希望，这样的结局不可避免。15岁那年的圣诞节后，我开始翘课。我已经比我的父亲和祖父多上了一年学。待在家的时候，我会干活，我是牧场不可或缺的劳动力。我干活很卖力，所以没人在乎这不符合学校休假规定（对此我也撒了谎，所以他们并不清楚真相）。12岁开始，我在学校就没好好上过课，整天瞎胡闹。我自己选择了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科目，为了能与喜欢的女孩在同一组。在我告别学校前一两年，我已经趁着上学前、放学后和周末时间在家做起了兼职。父亲总是扯着嗓门大叫该起床了，到时间出去工作了。清晨的工作要么是喂牛清扫牛粪，要么就是到山上去喂羊，等到校车来的时候，母亲就会来找我，父亲则会说他不知道我在哪儿，一直等到时间来不及。有一天，我看到母亲哭着走回家，而父亲只是冲我得意一笑。
我会在某些考试的时候回去学校，好让母亲开心，但会错过其他考试。我对所参加的考试也没多大兴趣，但我记得坐在考场静静思考的情形。我当然知道考试不及格很丢人，但那时我宁愿考得一塌糊涂，也不愿人们以为C是我能得到的最好成绩。但尽管我敷衍了事，宗教研究和木工两门课还是莫名其妙地考了C，这惹得祖父大笑不已：“你也许可以做个教区牧师……先提供葬礼服务，最后再给棺材钉上钉子。”我的表现确认了他的怀疑，上学完全就是浪费时间。
学校为购买电脑组织了一次大型筹款活动，而我恰好就在电脑到位的时候离开了学校。那时候，我还只在堂兄的卧室和学校的就业办公室见过电脑。当时我们在就业指导师的办公室外排队，等待他赐予我们有关我们未来职业生涯的宝贵建议。他对自己使用的职业软件包非常满意，非常热切地问了我一堆需要勾选答案的问题。他用一指禅打字。你想在室内还是户外工作？户外。你想跟人一起工作还是跟动物一起工作？诸如此类的问题。花15分钟回答了这些问题，电脑开始振动，很快吐出一张纸，分析结果是我应该成为一名“动物园管理员”。我把这事告诉父亲时，他咆哮道：“该死的！真是蠢货。”然后就笑得前仰后合，根本停不下来。
这所糟糕透顶的破学校浪费了我五年的生命。我本该疯掉，但事实上，它比我做过的其他任何事情更让我认清自己，而且让我明白现代生活对很多人来说一文不值。现代生活给一些人的选择实在很少。它给了人们一个未来，但却令大多数人感到无聊至极，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在周末把自己灌醉忘掉一切。人们对未来的信任少得可怜，而未来对许多人要求甚多，回报却极少。
所以，离开学校是我生命中最棒的事情。那个春天和夏天，我过得无比快乐。我已经15岁了，我在告别学校的那天发誓，绝不让自己再被困在这样的地方。我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至少，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祖父中风的时候72岁。不久，他们就把他送进了一家疗养院。他已经没法正常说话。对于一个在湖区最美的土地上居住和劳作的人而言，这真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结局。他看上去彻底陷入了绝境。很多年前，祖母曾担心他会死在山里，他们会不知道去哪儿找他——她会因此对他怒吼：“乌鸦会跟着你的眼睛飞。”他一笑置之，然后穿上夹克，回到山地去。
但现在，他再也无法走回山地了。
我穿着一双蓝色麂皮靴。别问我为什么，我已经17岁，不愿说话，只想装酷。我看上去就像污点乐队（Blur）1994年前后的音乐视频中的临时演员。祖父中风了，我正在医院看望他。他一侧嘴角正淌着口水，看起来就像一只受困的动物。祖父因为无力控制自己的嘴巴和清楚说话而气恼不已，但这反而又加重了病情。我进门时快速扫了一眼祖父，觉得他正在走向死亡。他仍然很高兴见到我，对我的蓝色麂皮靴也很感兴趣。他不能说太多话，但他手臂朝下指着我的脚，一个无法说清楚话的将死的老人正打趣我的时尚装扮。父亲进来后，祖父握住他的手，吐出一个支离破碎的词——他的牧场的名字。然后他坐起来，仔细听着他的土地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的每一个细节，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儿子和我，试图从中发现某种迹象，好分辨出自己是不是被当作一个垂死的老人，正在听我们讲一些编出来的所谓好消息。父亲和祖父也许曾常年争吵，但现在他们看起来像是最好的朋友。祖父甚至流露出一种我此前从未见过的柔情。他看上去有些惊恐，不停地看向我，好像要确认我相信他为之奋斗过的一切，但他根本无须担心。我相信他，并且一直深信不疑。
当他看着我的脸时，我们无声地交换了无数有关牧场和我们的家庭的想法。那一刻，我不仅仅是他的孙子，更是继承了他一生事业的人，我就是那条未来之路。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得到延续，包括他的愿望、他的价值观、他的故事和他的牧场，这些东西都会延续下去。当我在牧场劳作时，脑海中回响着他的声音。有时候这能阻止我干一些蠢事，我会暂时停下来，然后按照他的方法做下去。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我就是他生命的延续。
一直如此。
祖父去世后的那个夏季，我钻进远在我们住所上方的树林，俯瞰伊顿谷，只见干草被捆成卷堆在数不清的草甸上，牛羊在广阔的沃野上吃草。我靠着一棵树静静地坐着，看着时间流逝。一只成年灰兔跳上河岸，在我沾满灰尘的靴子边停下，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然后又自顾自地跳开。夏季里撒欢的牛群从小树林走过，惹得昆虫在金色的尘埃中四散逃窜，它们也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倚着一棵光滑的山毛榉老树，周遭的一切仿佛过眼云烟。一只茶隼在树林高处盘旋，无视它的饥饿的孩子们从离我较远的另一棵山毛榉树枝上发出的“饿嚎”。整片土地都沐浴在8月温暖的桃红色微光中。斑尾林鸽扑棱着翅膀从浸透阳光的草地上飞起，母羊和小羊则在那儿吃着草。采石场不远处，一对獐鹿从幽暗的林中闲晃出来，享受阳光和青草。
一只健硕的雄狐沿着树影潜行，一路走到木门，再沿着篱笆远去，最终消失在茫茫草海中。片刻之后，它再次出现，就在我刚才看到斑尾林鸽觅食的草地附近。鸽子们四散而逃，在青草和蓟丛中奋力挥动着翅膀。雄狐不停地扑击，但最终一无所获，它快步蹿出长草地，在草皮上欢快地打起滚来。远处，山下的村子里开始闪现灯光，晚归的燕子在半山腰嬉戏追逐。我知道祖父已经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一切都将不复从前。夏季正在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