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他还毫不掩饰道：“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起的，他那支笔厉害得很！”
虽然这道理街头卖鸡蛋灌饼的大叔都懂，但从心照不宣到直言不讳，肃顺在尊重常识上还是迈出了令人可喜的一步。
更可喜的是对左宗棠的维护和对曾国藩的重用。
然而，思想进步和为人跋扈并不冲突。在成功抓权的同时，肃顺成功地将自己变成了一个靶子。更不幸的是，瞄准靶心的还有一个叫那拉氏的嫔妃，即后来的慈禧。
20、末路的罪与罚
苦命天子咸丰死在了热河。考虑到继任新君载淳年幼，死前设计了一套“三权分立”的平衡方案：
1. 赐皇后钮钴禄氏“御赏”印章一枚；
2. 赐载淳生母、懿贵妃那拉氏“同道堂”印章一枚；
3. 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行使皇权，代拟圣旨；
4. 圣旨生效的前提是起首盖有“御赏”之印，末尾盖有“同道堂”之印。
平衡在咸丰撒手人寰后被迅速打破。两宫皇太后第一时间沆瀣一气，在北京主持大局的奕身边也聚集了一批遭肃顺打压的失意官僚。众人齐心挖好坑，只待肃顺往里跳。
于是，“祺祥政变”在八大臣护送咸丰梓宫抵京的第二天爆发。而祺祥，这个仅仅存在了六十九天的年号也被“同治”所取代，历史进入到两宫垂帘（慈安、慈禧）、恭王辅政的新时代。
奕继承了政敌肃顺开明的政治主张，毕竟江山是自个儿家的，搞砸了大家一起玩完。
“师夷”的大本营是奕领导的总理衙门。这个新生机构主打通商、交涉、关税和学习外国四项工作。其中，通商和交涉扔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主办，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关税和学习外国则由下属的“总税务司”和“同文馆”来推行。
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司长长达半个世纪。
时年28岁的赫德在日记中恳切地表明了自己将古老中国推入近代文明的使命感；至少，他在《局外旁观论》中尖锐地指摘清廷的弊政；至少，他管辖的总税务司是晚清最廉洁高效的部门……
1864年10月18日，赫德在日记中爆料：总理衙门一个叫广英的满族子弟上午和我一起读书一个小时，他竟然不知道台湾在哪儿！
广英的父亲叫斌椿，时任山西省襄陵县知县。
斌椿官职虽低，却是第一个走出国门看世界的清朝官员。在赫德的力促下，清廷决定派一个出洋考察团，由斌椿任团长。选七品县令当团长，天朝又一次在精神上胜利了。
1866年春，以63岁的斌椿和19岁的张德彝为代表的考察团正式启程。
沿途，斌椿除了不厌其烦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英雄，没有给清廷带来任何可供借鉴的记载。虽然他记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其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只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看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后来成为光绪英文老师的张德彝倒是表现出对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创的“自行车”一词沿用至今。
英国议事厅，张德彝第一次见识了民主议事的情形；法庭旁听席，他又为先进的判决制度所折服。从此，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一生。
即使进步如张德彝，在面对避孕套这样的新生事物时，仍无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饶有兴致地介绍了避孕套的功用：“贯于阳具之上，虽颠鸾倒凤而一雏不卵”，紧接着便露出小学究的狰狞面目，严词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张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时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个参观胡夫金字塔的中国人），盖因其毕业于同文馆，懂英语。
然而，就是这个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并不显眼的机构，让奕吃尽了苦头，还被左愤们冠以“鬼子六”的称号。
其实，同文馆的教学质量委实低到了一定境界。一个教俄文的满族教师入馆混了一年多被人发现根本不懂俄语，天知道他每天站在讲台上讲的是哪国鸟语。
而与此同时，容闳的“制器之器”使洋务派认识到理解制造原理远比制造本身重要，一帮工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冯桂芬不无极端地喊道：“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音同“尺”）夺了议政王一职的奕领衔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同文馆内开设“天文算学馆”。于是，娄子捅大了。
慈禧的认可刺激了保守派，文科生开始绝地反击。先是一个叫张盛藻的御史跳出来抨击自然科学，被奕打压了下去。接着，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隆重登场。
倭仁：“师从夷人，动摇国本；变夏于夷，有亡国之患。”
奕：“仁义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学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国不受欺辱，臣自当追随，甘效犬马之劳。”
争论持续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终倒向了奕。由此可见，在不伤及权力的前提下，这个妇人还是比较开明的。
顺利开馆并不保证顺利运行。士林宗师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难，攻击算学馆的奏折如雪片般飞进午门，主题空前一致：论算学馆之罪。
至于内容，有夜观星象型，认为久旱不雨皆因开设算学馆惹怒了老天；有谈古说今型，扒出一条史料说“同文馆”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狱名。
一边倒的舆论让算学馆的招生比南科大还惨淡，高薪聘请的李善兰等名师也托病不出—出来也会被烂鸡蛋给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开会决定，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许踏入湖南会馆，各省京官纷纷效尤。考虑到清政府的脸皮也没厚到无视舆论、专心无耻的地步，奕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意识形态的惰性是一个时代的群像，这场闹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了同文馆美国教员丁韪良（此人通晓中国古籍，最早将《万国公法》译为汉文）和北京西山一个反动农夫的对话上。
农夫：“你们洋人为什么不灭了清国呢？”
丁韪良：“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指着山下的一根电线杆：“当然了，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
21、好为帝师的国学家
1867年7月21日，夜，两江总督署。
曾国藩忙完一天公务，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闲谈。
曾国藩：“今天京里来人，聊起京城气象，说最近抢劫案频发，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妇女衣不蔽体。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如之奈何？”
赵烈文：“颠覆政权的风气还没开，如果不是轴心一烂，暂时不会土崩瓦解。”
他顿了顿，又正色道：“然则异日之祸一旦发生，便是连根拔起。时间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皱了皱眉：“是否会南迁？”
赵烈文摇头道：“绝无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的可能。”
曾国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较正（跟桀纣比的吧），或不至于此。”
赵烈文：“君德虽正，然国势隆盛时，士大夫报君之恩已经足够。而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又太过机巧（终皇太极一生，不敢想象满人南下而牧马）。天道循环，善恶相抵；后君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半晌无语，忽道：“你不是开玩笑吧？”
赵烈文：“当着老师的面儿，我不敢以此为戏。”
曾国藩叹了口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
一年后的直隶总督署，曾国藩终于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容闳。同时到访的还有王闿运和袁氏父子。
这是袁世凯第一次见王闿运（1833—1916），第一感觉是：个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往往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数职的王闿运不仅培养了杨度（1874—1931）、杨锐、刘光第和齐白石等众多牛人，由他撰写的《湘军志》更是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笔，各种曝黑幕，还惹得曾国荃等一干湘军将领大为光火。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寄托了他爸想“开王运”的朴素想法。王开运同学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土，会成为他通往大师之路上的绊脚石，就给改成了王闿运。“闿”，《新华字典》的解释就俩字：同“开”。
其实，王闿运的志向是当帝王师。你要叫他国学大师，他只会生气地反驳：你才国学大师，你全家都国学大师！
刚考上举人的王闿运已是名满天下，跑到肃顺帐下当幕僚，被肃顺奉为上宾，对其言听计从。
由于主攻帝王学，王闿运看人极准。深得他真传的杨度就曾在蒋介石权势最盛时对章太炎说：“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在王闿运看来，当时屡败屡战，压根不入咸丰法眼的曾国藩是一支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潜力股。在他的推动下，肃顺趁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擅离职守，咸丰大怒之机，力排众议，极力保举，帮曾国藩谋取了总督一职，助他从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闿运为肃顺布的这颗棋眼，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以致满盘皆输。
祺祥政变前，王闿运给肃顺开的药方是“内用恭王，外征曾国藩”。
然而，他既高估了肃顺的实力，又低估了奕的野心。在空前专制，君主恨不得在你家装上监视器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两者并不画等号，王莽、霍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失去咸丰这棵大树，肃顺连自己人都镇不住。
奕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毕竟曾几何时人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试问你还能开出什么更高的价码？
于是，执掌东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国藩成了攸关肃党存亡的重要筹码（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肃顺不和）。
“借权”是帝王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借兵权。王闿运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湘军大本营。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闿运14次与曾国藩深谈，鼓动如簧巧舌，使尽腹中才学，目的只有一个—拉拢说服。
以比房产中介给力的言辞，比保险销售执着的精神，王闿运成功侃晕了曾国藩，使其数度“夜不成寐”。
多亏曾国荃及时来信反洗脑：“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戒其勿近”，曾国藩立刻清醒了许多。
于是轮到王闿运压力山大了。
政变在即，最后一次面谈必须切入要点。书案后的曾国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听，还边听边记，王闿运信心爆棚，唾沫横飞……
须臾，曾国藩起身暂告失陪，出门而去。
王闿运走至桌前，但见纸上满满一篇“谬”字，方知大势已去。
这条段子出自王闿运门人的笔记，民国时被演绎成王闿运劝曾国藩养寇自重、起兵反清。由于太过玄幻，鲜为史家采信。不过我认为，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表现还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语，明明可以当场打断，何必作虚怀若谷状？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阴柔，坚忍而绝不弄险。
既默不作声，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书“谬”字，不给对方留丝毫情面？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阳刚，心有主而我制外，不为人言所动。
刚柔兼备、宗经而不舍权变的思想练就了一颗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心体，因此在进退荣枯之间动容周旋、拿捏得体。
但，终究以阳刚为基。
伟大的演员都渴望和另一个难分伯仲的演员来配戏，正如没有马龙·白兰度的方法派演技，费雯丽夸张的表演注定只会毁了《欲望号街车》一样。
这场“蒯通说韩信”的好戏在曾国藩返回之后。当年蒯通游说韩信自立为王被拒后仓皇逃走，而王闿运在摸清曾国藩底牌后，竟能神色不改，“论事如故”，淡定到让曾国藩都有点儿如坐针毡。如此心理素质，确实不是读几遍《挺经》就能炼成的。
22、老封建
时隔多年，再次把容闳和王闿运召至署中，曾国藩另有深意。
深意源自容闳一个再四的吁请：派遣留美幼童。
容闳的思路很清晰：强国之本并非变器物而是变制度，制度的落后已成为限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变革的是人，对人影响至深者莫过于教育。伏脉千里，今日求取西学，是为了日后的官场少些非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对此，严复后来附议：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曾国藩却没有做好当留学教父的思想准备，同文馆风波殷鉴不远，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还好幕中人才济济，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最为有名，时人呼为“曾门四学士”。
直隶总督署，明月当空。四学士、王闿运、容闳、袁氏父子齐聚一堂。曾国藩要参酌众议，谋定后动。
素以推进教育改革为己任的黎庶昌恳切道：“达萌（容闳）之议，学生私下和挚甫（吴汝纶）一再探讨，都深以为然。”
曾国藩环视众人，指着黎庶昌笑道：“莼斋（黎庶昌）当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书》，非议科举，可是引得朝野震动啊。”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国，美国历史最短，风土人情与我差异最大，似可另择他国派遣幼童。”
曾国藩望着容闳，笑而不语。
容闳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帅不弃，得以在帐前效力。身无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职，心常悚惧不安，敢不竭尽所能以报大帅知遇之恩？当今大争之世，不唯我国，各国皆变法图强—”
王闿运缓缓打断道：“这要是个李德裕还好，要是个王荆公，怕是法没变成，倒把江山给断送喽。”
曾国藩明知王闿运主治《春秋》，坚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却故意让他和容闳对垒，显然是想兼听则明。
曾国藩：“达萌，以你在西洋待了这么多年来看，各国体制，孰优孰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