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论国体，以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当今天下可分为君主和民主两端。论政体，又以有无宪法，可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以及民主共和三者。宪法作为立国之本，不独能限制君权，更将成为执政者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吴汝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皆有宪法，二者有何异同？”
容闳：“君主立宪制，如英国，权力在君主；民主共和制，如美国，权力为全体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权也已大大缩水。君主必须将全部的立法权交给议会，部分的行政权交给内阁总理（首相）。虽然内阁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须在议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下行使权力。”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权力日渐缩小，直至没有，成为一个象征，而由首相来履行君权，其实质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样？”
容闳：“然，此即从实君立宪过渡至虚君立宪。”
王闿运不以为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么到了你这儿，感觉就要变天了？！”
容闳反唇相讥：“秦制者，‘废封建、立郡县’也。既已无封建之制，王壬秋（王闿运）你又何苦死守这封建之学？”
说着，指向王闿运面前案几上摆着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由孔子亲自操刀的原创作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却被视为“经”而不是“史”，盖因后世儒家深信其字里行间蕴藏着孔子的爱憎褒贬（比如何时用“弑”何时用“诛”），领会了这些遣词造句的细微差别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但问题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么世风日下，比起战国，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体制—封土建国。
划定疆域叫“封”，指定国君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周天子（上天之子）是整个天下的族长，与正妻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余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诸子（庶子）将被分封到各地，成为国君（诸侯），比如第一任晋国国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诸侯必须将封地继续分封，其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发到各处“采邑”，称之为“大夫”。大夫按照同样的原则，分给其次子和庶子各处“食田”，称之为“士”。士没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礼定好等级，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乐融融，家有儿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剧，百尺竿头向上爬从来都是中国人坚定不移的人生追求。于是，诸侯觊觎天子之位，大夫图谋搞垮国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战国的主题曲。继楚国率先称王（周礼天子以下，只能称“公侯伯子男”五爵），韩赵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晋国……
经常梦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为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个个尾大不掉，视破坏周礼为人生一大乐趣（八佾舞于庭）。
当修复制度无望时（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孔子决定曲线救国，提出了“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梯度地爱你周围的人。先爱父母，再爱兄弟，辐射开来，此即为仁。
如果说仁爱观是周礼的文化阐释，《春秋》就是周礼的课后练习。
但问题是再怎么练习也架不住秦国很黄很暴力。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规范了君主对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区划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续至清。
因此，容闳的讽刺的确很难反驳—春秋都没了，你还研究什么《春秋》啊？
23、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闿运也不是吃素的，当场普及历史常识，“东汉有部《轻侮法》规定，如果父亲受到他人侮辱，做儿子的杀了这个侮辱他父亲的人，儿子可以免除死罪。阳求就是因为杀了一个侮辱他母亲的郡吏的全家，才被推举为孝廉。嘉许血亲复仇，主张原心推罪（根据事实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动机邪恶，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于善良犯下的罪行，则从轻发落），乃是《春秋》里的大义，我看一直继承得很好嘛。”
的确，始皇再威武，斩不断风俗。秦相李斯，挥舞着韩非的智慧之剑，教嬴政以势立威，以术驭臣，再用严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禄利诱，驱使万民如驱牛羊，不耕则战，战罢又耕，由是并吞天下，包举宇内。
然后一个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何也？贾谊曰：“不施仁义。”
翻译成白话文：“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于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训，煞费苦心地糅合儒法两家，正是想兼顾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当然，这种公平在孔子那儿仍然是相对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仰求明君的，但毕竟种下了一颗充满可能的种子。
这才有了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再恨儒家的人也无法否认贯穿其中充满诚意的民本思想。
先秦儒家从未提过“三纲五常”。“忠君”是法家的私货， 在孔子那儿，忠是有条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到了孟子，更是“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众所周知，儒家法家，就是一对冤家。儒家讲德治，法家讲法治；儒家重教化，法家重刑罚；儒家耻于言利，法家大谈利己；儒家对人性抱有希望，法家对人性充满绝望。
韩非在《五蠹》里把儒者归为社会的蛀虫。李斯变本加厉，直接着手操作焚书和坑儒。
于是，许多对“人治”传统深怀不满的人High了。意淫到极点就是《大秦帝国》，直接把商鞅拔高到孟德斯鸠的高度，似乎只要秦朝不灭，中国早就实现民主法治了。
其实，意淫法家不如意淫墨家。兼爱（一视同仁的爱）和利他主义虽然过于理想，却是这个民族的血液中最为缺乏的基因。
法家不等于法治，在于君主集立法和司法于一身，却又凌驾于法律之上。
董仲舒敏锐地看到，在中国，有些事可以做不能说（法家），有些事可以说不能做（儒家）。既如此，把两者PS到一起不就OK了？
其实，董仲舒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天人感应”。
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都是原子，你吸进别人呼出的气，你吃下去的东西排出后化为土壤的一部分，你和山川草木是一体循环的，所以天人合一。
而董仲舒倾力打造“天人感应”主要目的是帮君主建立起“君权神授，不可动摇”的神话。你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啊？因为大自然有春夏秋冬；人体为什么有五脏啊？因为大自然有五行—没辙，封建迷信害死人，汉朝屁民就信这个。董老师发挥演绎一下，指导你感应进而顺应，就是让你在对天顶礼膜拜的同时，对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也做到俯首帖耳。
人事与自然完美结合，谁也不敢逆天而行。天子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天降灾害时下个罪己诏，学学影帝，飚下演技，用“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糊弄糊弄屁民，然后该干吗继续干吗。
三年目不窥园，董老师最大的收获是把“六经注我”练到了家。
《春秋》开篇第一句的“春王正月”表面上看只是寻常的时间记载，但在董老师看来，那就乖乖不得了了。
王道之端在于“正”，而按“春王正月”的顺序，“正”次于“王”，“王”又次于“春”。为什么？
因为春是季节，天之所为；正是人事，王之所行。所以这句话是孔子在教育君王要效法上天，端正自身，走上正大光明之道啊。
这扯淡的功夫真是堪比豆瓣的文青。
可见，汉承秦制不假，但官方意识形态已从法家转型为打包上市的“儒教”。
此教从一阴（法）一阳（儒）两个方面为君主集权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春秋时贵族共治天下、士民百家齐放的美好情景从此一去不复返。
当然你会问，原本冰炭不容的儒法两家，咋瞬间就水乳交融了？莫非董老师是502胶？
事实上，作为一介儒生，言必称《春秋》的董仲舒还是希望汉武帝能够推行仁政的，将“原心推罪”引入司法审判也自他始。但问题是，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或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一旦走入专制权力，最终只会变成同一个样子。
两千年历史告诉我们，是权力选择了思想，而非思想改造了权力。
于是，一幅吊诡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大儒范宣儿时的囧事。范同学8岁那年在后园挑菜，不小心弄伤了手指，当下便号啕大哭起来。有记者自作多情地采访他：“小盆友，是不是很疼啊？”谁知范宣当场正色道：“我不是因为疼才哭的，而是因为想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有丝毫损伤’的祖训！”
这条祖训是《孝经》的中心思想。伪书《孝经》是后儒假托孔子之名撰写的，将“孝”发挥到了变态的境界。
在孔子那儿，孝比较正常，主要是用来论证“仁”的。在他看来，孝（敬爱父母）和悌（友爱兄弟）是人天生就有不证自明的情感，而将这种对亲人的爱推及朋友乃至众生，就是“仁爱”。
问题是再正常你也是“始作俑者”。“孝”就这么一路狂飙，飙到了《孝经》的高度。
当所有人都被《孝经》洗脑后（以清军入关时汉人“留发不留头”达到顶峰），律法却故意和“身体发肤”作对，陆续出炉了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阉割）等独具匠心的体罚手段，力图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彻底击溃犯罪分子，使其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从此自绝于人民。
于是，就像咖啡速溶了咖啡伴侣一样，儒家的“提倡孝”和法家的“被不孝”诡异地缠绕在了一起。
孝父（儒家）是虚的，是民间基础；忠君（法家）是实的，是最终目的。为了使父权转化为君权，历代统治者无不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毕竟，先圣们早就做过社会调查了：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24、春秋大义
这笔文化烂账，王闿运门儿清。他避实就虚道：“‘修身（士）、齐家（大夫）、治国（诸侯）、平天下（天子）’，先秦儒家确实在处处比照周礼的封建之制。周礼有何不好？一个天子，多个诸侯，看似等级分明，实则天下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远较后世郡县制民主。董子之后，一经三传（《春秋》和对其最经典的三部解释《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地位愈隆，周礼的贤君政治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庙堂。皇帝每遇事不决，只要臣子援引《春秋》的案例，圣裁往往遵循不二。”
容闳：“周礼好不好姑且不论。它好，也回不去了；它坏，就更要审视一下这本传之后世奉为圭臬的《春秋》了。”
王闿运：“哼！孔子作春秋，申明大义，裁定正邪，万世取信，一人而已。有何必要审视？有何必要立宪？《春秋》就是我华夏之宪法！”
半晌未言的张裕钊突然发话：“这倒不假。汉景帝时，窦太后偏爱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欲立其为储君。袁盎明确反对，引用的例子便是《春秋》中对宋宣公的责备。”
王闿运见有人帮腔，颇为得意：“宋宣公死前没有遵循周礼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后来的宋穆公。穆公死前，心怀感念，把位子又还给了宣公的儿子，即宋殇公。殇公即位后，穆公之子子冯不服，起而争之。宋国之乱，自此延续五代不绝。《春秋》因此推本溯源，认为‘宋之祸宣公为之’。而窦太后也被袁盎说动，打消了立梁王为储的念头。”
薛福成迟疑道：“如果我没记错，‘宋之祸宣公为之’语出《公羊传》。而《左传》的立场则相反，认为宋宣公‘知人’。”
王闿运的确是有意疏忽，但《春秋》不满宋宣公的做法却是事实（显然《春秋》除了喜欢吓唬乱臣贼子，更好吹毛求疵、责备贤者）。
黎庶昌显然站在容闳这边：“宋宣故事，《春秋》尚有定论。郑伯和共叔段的是非恩怨，孔子却只有一句‘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在鄢地打败了段），爱憎褒贬，并不明显，以至于‘三传’便各主其说，后世更是歧说纷呈。”
容闳接过话头：“想从《春秋》惜墨如金的字面洞穿孔子的真义，何异于缘木求鱼？那些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解读，同孔子本人并无多少联系，只是何休版的孔子、郑玄版的孔子以及孔颖达版的孔子罢了。《春秋》是死的，人却是活的。时代在变，课题在变，经典也被赋予了种种新义。可悲的是，深挖狠刨《春秋》义理甚至不惜曲解误读的真正动因，恐怕只是为了给不断翻新的权力体系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吧。”
黎庶昌：“诚然如此。皇帝想削藩，下面的人挖出‘专断于外’的案例，惩处了好几千人；皇帝想打匈奴，有‘《春秋》九世复仇’；想搞妥协？有‘温柔敦厚，《诗》教也’；想削弱权臣？‘《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刚好合适。看来《春秋》和三传真是无所不能啊！”
王闿运不睬黎庶昌，对容闳道：“据我所知，在你容达萌的第二故乡美国，宪法也是不断翻新，修正案迭出啊！”
容闳：“问题是所有修正案都是建立在宪法的基本精神‘对公民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保护’之上，是补充说明而非推翻宪法的。比如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力，虽可能引发种种治安问题，但由于其符合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护，至今未见后续修正案将其否定。相比于《春秋》的语焉不详、任人发挥，美国宪法确凿稳固，在每一个公民的心中神圣不可侵犯。”
容闳还没戳到要害：修正案主要针对政府，且必经国会表决，多数通过后方才生效。而国会又分参议院（精英色彩更浓）和众议院（平民色彩更浓），议员既有民主党又有共和党，制衡之下，避免了独断专行；而《春秋》在庙堂上讨论，何时守常经，何时尊权变，弹性空间大不说，最后的定论仍需服从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