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搏击俱乐部—论林则徐的人格分裂
1859年，袁世凯出生于河南省项城县。
一年后发生的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史的走向。
辛酉政变将慈禧推上了权力的巅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廷进一步迈入覆灭的深渊。
1860年10月24日的下午，北京安定门到礼部衙门长达5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翘首张望的中国民众。他们一如既往地神情麻木，默不作声地目送英国公使额尔金乘坐的轿子在英国龙骑兵和步兵团的护卫下，前往《北京条约》的签字现场。
这一天，对于道光帝最宠爱的第六子，年仅27岁、刚刚进入帝国权力中枢的恭亲王奕（1833—1898）而言，充满了奇耻大辱。
一个英国使团的随员回忆道，当额尔金的轿子随军乐团吹奏的《天佑女王》抵达时，亲王本人走上前去，抱拳施礼。但额尔金只是“高傲而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微微欠身表示回礼”。
在深入到这个停滞而破碎的帝国核心后，北京城让前来游历的英法两国使团大失所望：乍看上去，人们还能想象一下，这座巨大的城池该掩藏着多少奇珍异宝。一旦走进，却发现到处都是肮脏的房舍，旗人区的主要街道，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宽阔，但既没有铺上石板，也未留出人行道，仅仅是破烂不堪的碎石路面，夏天尘土飞扬，冬天满是污水。垃圾和粪便随处可见，臭气冲天。
一个法国军医在日记中写道：“衣衫褴褛、满脸怀疑的老百姓在坑坑洼洼、布满车辙的大道上毫无生气地跋涉。绵延不断的，是用没烧透的青灰砖砌成的单调房舍，这使我们失去了远距离眺望京城时的美好印象，以及消融在金黄色落日余晖中的无限遐想。”
为了讨好征服者，奕屈辱地知会几个月前才下令焚毁了圆明园的额尔金，如果他愿意，欢迎参观北京城内的皇宫。
11月6日，英法使团在钦差大臣恒祺的带领下走进了紫禁城。
然而，一个法国使团的成员对这座帝国心脏的第一印象不过是：诚然，皇宫拥有漂亮的汉白玉栏杆、精美的台阶，但总体状态破败不堪，建筑物上到处是裂缝和苔藓，书房的书架上空空如也—书籍早已被运往圆明园，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就在这一天，《北京条约》的协议被写成布告，张贴在城墙上。
布告前，人头攒动。一些识字的，将条约上的内容逐条解释给其他人听。人群充满了好奇，窃窃私语，仿佛在讨论一则无关痛痒、茶余饭后的话题。
人们已经在冷酷的社会里练就了一颗更加冷酷的心。抱怨、嫉妒、仇恨、讥讽和猜疑是他们习惯性的情绪。
然而，在以吏为师的旧中国，所有的愚昧和丑陋都是自上而下的。
1692年，画家王翚（音同“灰”）志得意满地在他的一幅山水画上题词，说这是宋代一件临摹品的临摹品。
和他同时代另一个擅长画花的恽寿平，则被评论家称赞为深得11世纪画家徐崇嗣的“没骨”之法，并将二人的作品相提并论。
同样的例子出现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你经常能看到，在遥远的过去，某某某因为复兴了更加遥远的某种诗词散文的写作风格而名垂文学史。
这是因为，在赫胥黎的《天演论》被严复介绍进来之前，古人的大脑里是没有“时代在进步”这个观念的。
因为孔子憎恶春秋的礼崩乐坏，儒家就认为最好的时代在上古，越往后越差。
传统的力量是如此顽固，以至于纪晓岚武断地认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做的《坤舆图说》中有关世界七大奇迹的记载，是抄袭的中国古书。
鸦片战争中，道光的侄子奕山到广州前线指挥打仗。他杀了几只老虎，把虎骨扔到海里，想以此激怒龙王爷，掀翻英舰。
更邪的是湖南提督杨芳，率大批湘勇入粤，还没开战就分析上了：我主夷客，按理说局势应该有利于我才对，怎么越打越悲剧？肯定是敌舰上藏了善使巫术的人。
于是，他命人广贴告示，收购妇女用过的马桶，将之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由一个副将掌控，以马桶口面朝英舰冲去，破敌邪术。
其实，连一向以正面形象出现在清宫剧里的林则徐，也在日记中自以为是地嘲笑英国士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英国妇女袒胸露乳，婚配自由是“夷俗”。
晚年的林则徐看到了中西差距，但这不仅于事无补，还造成了他人格的严重分裂。
于是，两个林则徐出现了。一个是教科书里的文臣模板，一个是无可奈何的常人。
模板林则徐是主战派，他用中国的古法百战百胜，可惜奸臣琦善收了英国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林则徐的奏章里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但自打被道光冷落，就再也没有机会实践他的那些战法。
幸好没实践，不然林文忠公恐怕得晚节不保。
常人林则徐意识到中国军器不如西洋，便竭力购买外国枪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同时，他将搜集到的材料交给了魏源，助他编成《海国图志》。
此书“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后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幕后推手林则徐却并不希望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镁光灯下。他经常叮嘱友人，不要将他写有对比中西差距的信函给第三者看，后来在陕甘和云贵总督任上，也绝口不提改革。因为公然承认天朝上国比“英夷”落后，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因此，对林则徐的评价，蒋廷黻（音同“福”）一语中的：宁可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让国家日趋衰弱，也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
16、灾民灾官
新旧交替的时代呈现出的是一幅古怪的画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主帅僧格林沁由衷地称赞英法炮火：丈余壕墙，竟可穿透。
湘军悍将胡林翼见西方汽船溯江而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因之“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
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建议将举人和进士的功名授予外国工匠。
而另一方面，章太炎的老师俞樾曾不止一次地愤然抨击那些虽仍在读儒学经典，却孜孜以求西学的官员。
同治帝师、理学名臣倭仁更是不容置喙地指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如果将镜头聚焦于华洋杂处的上海，跟拍一个用群众演员即可胜任的角色，这种时代的变革给个体所带来的困惑、紧张甚至愤恨便不言而喻。
1861年，一个来自内地的路人甲，偶然到上海的跑马厅观赏“夷人”特有的娱乐活动—跑马。在他有限的人生经验里，摩肩接踵的公众场合绝对应当是妇女的禁区。但令他错愕的是，跑马厅内竟然“士女云集，举国若狂”。于是，路人甲愤怒道：“这是个疯狂的世界！”
事实上，真正疯狂的是跑马厅外的世界。
这是一个万马齐喑、颠倒黑白，把潜规则当规则使，最后人人无视规则、个个成为赌徒的蛮荒世界。
这个世界用接二连三的事实不厌其烦地告诉你：我是黑色的，比黑洞还黑。
虽然它盖着一层白色的遮羞布。
清朝尚书的年薪换算成人民币不过4万元，相比于天价的往来应酬可谓杯水车薪。当然，扫大街的都知道，对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的京官而言，外官的炭敬（春节过节费）、冰敬（夏天消暑费）和别敬（外放道别时的馈赠）才是收入的大头。
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对哪一位上级都不能不送礼。”但京官的漫天要价还是让地方官视进京为畏途。
后来官至吏部侍郎的段光清，在咸丰九年升任浙江按察使时进京谢恩。同年同乡、浙籍京官、八竿子能打着的人集体出现，为他接风饯行。往往一天要赴七八场鸿门宴，酒喝不上两杯，人也来不及认全，就得赶赴他席。最后花了几千两银子，还是感觉在京官那儿“不见讨好”。
据汪康年记载，用两句话即可概括京城官场的糜烂：游戏做官，认真做戏。
乱世就是舞台，演而优则仕，凡事皆靠演技。六部衙门的京官们，在游宴嬉戏中了却着人生的梦想。
世道变了。银子的作用使皇权的威严和传统的规则不再灵验，半个世纪的光景里，原本四民之末的“商”和“小人喻于利”的“利”成为社会活跃无比的动力，也成为让权力系统目眩神迷、趋之若鹜的幻光。
庞大的国家机器早已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运转，却在不同利益的牵引下寻找着各自的出路。人心的离散注定了分崩离析的结局。
若以光绪年间的户部郎中李慈铭为样本不难发现，由于冗官太多，对身处中层的京官而言，即使不辞辛苦地收黑钱，一年下来收入其实也不高。
正五品的官一抓一大把，之所以李慈铭能青史留名，源于其坚持不懈地写了40年日记，大曝官场猛料。由此可见，什么事一条道走到黑都能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
李慈铭一年的支出不过20万元，搁今天，月光族估计半年就可以败到这个数儿。
要不是李鸿章给他介绍了一个北海学堂主讲的差事，经常上公开课得瑟得瑟，拿些高额束脩（出场费），光靠收黑钱，连收支平衡都做不到。
李慈铭是户部头司江南司的司长，而江南自古富庶，是纳税大户，李司长也不过是个高级白领的生活标准，实在不符合平民的想象。
事实上，地方官送钱也是看人下菜的，那些没有实权的闲散官员也只有体味“人前冷落车马稀”的滋味，甚至连残羹冷炙都捞不着。
更惨的则是候补官，连实缺都没有，人称“灾官”，意味着当这种官就是活受罪。
其实，最初买官的只是一些有钱人。工商业的畸形繁荣造就了晚清第一批先富阶层，这帮人生活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旧中国，花钱买官，做个红顶商人几乎成为其必然的选择。有需求就有市场，捐官制将卖官鬻爵合法化，生意兴隆。
但此风一开，便不可遏。国人对官位的需求比任何刚需都刚，这才有了遍地的候补官。
许多小康的、温饱的甚至贫困线下想脱贫的，也东拼西凑，举着银票扑面而来了。
僧多粥少，候补官想递补一个实缺比登天还难。而当了候补官，则需要维持相应的体面排场，雇佣长随、交际应酬，都要花大把的钱。
没有丝毫收入，许多奔着脱贫致富来的候补官最终梦想照不进现实，饥寒而死。
一个候补知县到省城二十年，未得差委，衣食俱乏，床上唯有一破席，两袖与前后身到处是破洞，只好在里面用黑纸粘住。最终绝望之下，吞烟自尽。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全赖那些有条件收大钱的高官，毕竟实权岗位就那么几个。真正吸钱不眨眼的财富黑洞，不在官，而在吏。
17、嘴上的主义心里的生意
同治七年，席卷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军即将被彻底消灭，军费的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让湘军统帅曾国藩（1811—1872）头疼的并不是担心皇上说他花钱太多，毕竟清朝的江山保住了，钱不是问题。
部费是问题。
报销顺利与否，关键在户部的审计。户部能过关，皇帝一般都会同意。
问题是户部从尚书到主事都是典型的文科生，宁愿把精力花在看书写诗、喝酒听戏上，而不是去看枯燥的财务报表。甚至，作为一个文官，你要是对财会表现出兴趣，还会被同僚鄙视。
于是，五年一聘，不能连任的临时工书吏出现了。
在坏政府中，最坏的人往往是最勤奋的人，书吏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由于没有正式工资，连办公用品都得自个儿掏腰包买，出了事还要替长官背黑锅，跟城管一样遭人唾弃，工作强度堪比富士康流水线，导致书吏的心态跟裸官一样—捞够就走。
咸丰年间，全国各级衙门，正式和非正式的书吏加起来有40万，每年到手的灰色收入超过2000万两白银（40亿元），高达财政岁入的一半。
审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腐败，结果却造成了新的腐败，这就跟卖杀毒软件的自己造木马一样令人恶心。
当然，在神州生活，最好有神仙般的淡定，不然早就被恶心死了。
据一个工部的官员记载，他和办公室的同事都对一个叫红玉的京城歌姬垂涎三尺。可惜，由于囊中羞涩，只能远观，不能亵玩。偶尔开Party请来陪个酒，能把一帮饥渴男激动个半死。
相比之下，工部一个叫王维寅的书吏就潇洒多了，两千两白银往天上人间老板面前一砸，直接把人牵走，从此不“维寅”只“唯淫”，把一帮有钱买笑、没钱买春的工部猥琐男气得直骂娘。
在一片道德沦丧、毫无秩序的土地上，每个人都逃不出被伤害的宿命。如果工部官员知道皇帝也被潜规则，也许心情会好一点儿。
话说某天早朝完毕，乾隆随口问了吏部尚书汪由敦一句：“你天没亮就赶着上朝，吃过早点没？”
汪由敦说吃过了。
乾隆问他吃的什么。
汪由敦一脸艰苦朴素的表情：“我家里穷，每天早上就吃四个鸡蛋。”
乾隆大吃一惊：“鸡蛋一个要十两银子，四个就是四十两，我都不敢这么吃，你大爷的一顿吃四个还哭穷？”
汪由敦一愣，立刻明白是内务府的人采购时吃了回扣，买的天价鸡蛋。便应付道：“外面市场上卖的蛋都是破了壳的，所以比较便宜。我买的就是这种鸡蛋，一个只要几文钱。”
汪由敦的回答滴水不漏，两不得罪，乾隆也只好继续当冤大头。
有鉴于此，曾国藩没有和户部书吏撕破脸，而是托人登门说情，让给打个折。书吏也不愿得罪圣眷正隆的曾国藩，三千多万两的发票，让他给八万两好处费了事。
书吏再黑，黑不过关吏。
关吏不遗余力地增加全国人民的物流成本，以至于得到民间高度一致的评价：关无善政。
当然，为了不被吃拿卡要，你可以添点儿路费绕道走。但对于那些上京的人来说，崇文门却不得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