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一些战国时的钟鼎器皿上刻着和《左传》相同内容的文字，按理说已是铁证如山，康有为却硬说这些古董都是刘歆私下铸造，预先埋好以欺蒙后人用的—合着没有碳14鉴定法，想怎么说都行。
另外，之所以叫“新学”，是为了和王莽篡汉自立的“新朝”联系起来。
这倒是事实，刘歆和王莽私交甚笃，而后者在建立起政权后推行复古（周礼）的治国之策，急需古文家的理论资源。
刘歆可谓不二人选。
当学术与权力联姻后，《左传》被抬进了太学。
然而，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新莽”如天上的流星，忽然而已；地上的刘歆则受此牵连，死于非命。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本是文人的通病，打折出售的康有为又有什么资格责难待价而沽的刘歆呢？
第二本是“立”。康有为说，刘歆湮灭了圣人的大义，《孔子改制考》则使其重见天日。在这本被康党门徒誉为“火山大喷火”的书中，孔子成了神。
天神下凡只有一个任务：以布衣之身，托古改制。
康有为以己度人，把孔子塑造成借恢复周礼之名，行变法维新之实的改革家。而且，第一要义便是“张三世”。
在康南海笔下，《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治万世而非治一时的圣经。因此，章鱼帝孔子早就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几种政治体制：据乱世是君主专制，升平世是君主立宪，太平世是民主共和。
再以今文家素有的主观性和灵活性，把从民主宪政到婚姻自由等社会改良的各个方面偷天换日地打包进了《春秋》。
梁启超赞曰：绌君威而伸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
叶德辉骂道：假素王（无冕之王，指代孔子）之名号，行张角之密谋。
都是知音啊。
在康有为那儿，孔教只是一块招牌。从给自己和弟子所取的名号中不难看出，对于孔子，他甚至不怎么尊重。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于素王。
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
梁启超号轶赐，轶者，超卓之意也。超越端木赐。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
……
客观来看，康有为先是砸烂了记载着周礼的古文经，告诉你不能回头，再像搞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一样，打着寻找基督教原始真义的幌子，号召大家向前走。
确有其进步意义。
首倡三世的何休种下的那颗充满了乌托邦幻想的种子，艰难辗转两千年，终于让康有为借尸还魂，生根发芽。
于是，万木草堂开张了。
第一课，康老师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原来不当教书匠时，曾想去巴西经营一块殖民地，以为新中国。
见学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康长素开始洗脑：儒学（经他改造的）是包打天下的通天教义，孔子（康有为版的）是万世大教主。
因此，“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并时不时拿耶稣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故事激励学生，以培养他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勇猛精神。
对于康有为不舍昼夜复原孔教的行为，有一种以今度古的弱智解释：给改革寻找合法的外衣。
说这话的人，幼稚在无法想象晚清舆论之开放。
75、我能想到最痛苦的事，就是和这个制度一起慢慢变老
甲午战败，洋务破产，改革已是举国共识。
如果说徐继畲和张树声对议会制还停留在介绍和借鉴的层面，著名报人王韬则早在1882年就明确指出：
中国欲谋求富强，不必求取他术，只需实行议会制。
1894年，近代第一本时政类畅销书《盛世危言》刊印，很快洛阳纸贵。
常年从商的郑观应（1842—1921）洞悉时弊，在书中大胆放言，呼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营企业，倡议“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接着笔锋一转，坚定地写道：
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
政治改革的第一条便是仿效英国设立议院。
每当触及这一核心问题时，总有一些弱智应景地跳出来，不管脑后长没长辫子，重复着永远不变且毫无新意的几个质疑。
质疑一，不符合中国国情；
质疑二，民智未开；
质疑三，开议院容易滋事，引发聚讼（可惜当时没电视，不然还能举台湾政客打架的生动案例）。
每每此时，给人的感觉都像是一群太监聚在一起，大谈性生活对人体的危害……
读者孙家鼐进献了《盛世危言》。光绪读后大为赞赏，立刻着人印刷两千本散发给各省的高级官员阅看。一时间，连各个书院的考试都常以《盛世危言》里的内容为题，影响既深且巨。
由此可见，谈民主宪政，康有为大可不必犹抱琵琶半遮面。
鉴于出发点不坏，真实的原因倒也能够理解：借助孔教的民间基础哗众取宠，扩大影响。
这显然是从不骂人、因为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孙文（1866—1925）所瞧不上的。
1894年6月，这个广东香山人写就《上李傅相书》，跑到天津，找同乡郑观应代呈。
郑观应转递给盛宣怀，在推荐信中写道：
其说贴近现实，非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盛宣怀阅后，在信封上写下“孙医生事”和“陶斋（郑观应别号）”六个字便转了出去。
结果可以想见，石沉大海。
每天投书的多达几十上百，李鸿章岂能一一尽阅？对他而言这只是百分之一的闪失，对孙文来说却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转变。
11月24日，夏威夷首府檀香山。
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家中，二十多人一齐起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反清组织兴中会宣告成立，杨衢云任第一任会长。
在袁世凯看来，热兵器时代，靠搞暴动是搞不垮政府的，能倒逼其改良就算不错了。至于康有为，鼓动人心而已。意见领袖从来只有两条出路，被体制招安或被粉丝埋葬。
他要的是兵权。这是最难的，但也是最可靠的。
因为，对付以阴鸷文化立国的清廷，只能用慢药杀之。
还在前线办军需转运时，袁世凯便给负责后路转运的盛宣怀写了一封用心良苦的信，说我患痰喘病久矣，随溃军奔逃没有意义，道义上又难以请求退居后方，辜负相国（李鸿章）的提携。如果你能帮忙婉言请示，免去世凯的差事回后方，则不胜感激。现在战事颓唐，你要是筹到了款项，最好招募学徒、延聘教习，为将来改革军制做准备。如果认为我的话有道理，弟愿任监督，必将有以报答。
袁世凯想卸职练兵，可盛宣怀哪有权力决策此事？话显然是说给李鸿章听的。
结果被冷冷地拒绝了。
西法练兵，德籍顾问汉纳根早就向李鸿章提过。后者属意的人选显然不会是背着自己找翁同龢请托的袁世凯，而是时任广西按察使的淮系官僚胡橘棻。
胡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政界，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
翰林院编修出身的王修植文思敏捷，对西方军制颇有研究，当时正受李鸿章的委派办理北洋水师学堂。
他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写了两稿，将润色好的二稿交给了胡。
胡橘棻加了一些痛斥军队百弊丛生的套话便上交督办军务处，李鸿藻看后非常激动。
冷静了片刻，他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经费。
清廷财政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一个统一而有效的中央财政体系。
西方国家，税收先汇入中央，再依据预算拨到地方。清朝则无比混乱，税收虽由各省征得，却因种种临时性的需要，零碎地划给底下的道府，借给平级的他省或直接上缴朝廷。
无序的分食法则既导致了惊人的浪费，又使军队这个最需要巨额经费喂养的猛兽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国库羞涩使得胡橘棻的练兵雷声大雨点小。1895年3月，在汉纳根的指导下，胡在天津马厂艰难地练成了包括步、炮、马、工程四个兵种共计十营四千七百人的“定武军”，并于当年9月移师位于天津东南60里原盛军驻地小站。
而此时，却是袁世凯人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首先，朝议不佳。所有人都认为，日军侵韩，肇始于袁世凯的孟浪。奕就曾问及李鸿章：
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动而成，信否？
失势的李鸿章摆手道：
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
其次，靠山倒了。从马关回来，李二先生成了头号汉奸，国人皆曰可杀。慈禧让他公款环游地球，避避风头，王文韶接替直隶总督。
大头彻底被晾着了。
现成的路只剩下一条：赴浙江，任温处道。
76、买办和猎头
鉴于温州人商行天下的传统，想填满钱袋子，温处道是一个绝佳的道。
李鸿章的名言“数千年未有之奇局”不单单体现于政治和外交领域。
19世纪60年代，造富产业房地产在上海出现。权力和金钱的互炒下，外滩与南京东路的地价连年翻番，甚至超过了纽约。
疯狂一时的上海彩票也把灶台边的妇女推上了街头，她们被“种一块铜板，收一两金子”的口号拖入了虚幻的梦想。
做个富贵无边、左拥右抱的太平官有何不好？人生不满百，怀他千岁忧做甚？还不如从历史的进程中抽身而去，美名骂名，一概不沾，逍遥一世，不枉此生，反正死去元知万事空……
甲午之败撼动了清政府禁止民间开厂设企的政策。望着光绪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的诏书，二十年前的往事浮上了袁世凯的心头。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两年后，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铺到了上海。
越来越多的西洋商轮像收到了“人多钱傻速来”的短信，纷纷涌入，而本土的沙船业则饱受冲击，直接歇菜。
道咸之际，沙船运输一度空前繁荣。自北向南运大豆，从南往北输漕粮。一艘沙船一年可以来回七八趟，获利颇丰。上海最盛时，黄埔滩停泊着五千艘沙船。
不过十年光景，便锐减到四五百艘。放眼望去，几千条搁浅的木船任凭风吹日晒，自然腐朽。
船主们无力与洋商抗衡，只好期待政府出面交涉。
问题是对民营企业，政府不打劫就算好的了，你还指望它为民做主？
种种方案里，只有两江总督李鸿章的方案颇具眼光。
他采纳容闳的建议，用招商集股的方式购买洋轮，组建中国自己的轮船公司。这样一来，虽然苟延残喘的沙船业会被彻底挤垮，但完成了产业升级，挽救了朝廷漕运，可谓一石二鸟。
1872年，盛宣怀拟就章程，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以来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正式挂牌。
虽然户部投入不菲，但章程里对企业模糊不清的定性“官商合办”还是吓退了以胡雪岩为首的巨贾。
年底，招商局不得不进行改组，重拟条规，明确了华商的权利：凡持股份，均能分红。同时，再次强调了官方的绝对领导权。
第二年，李鸿章从外企挖来两个高管，徐润（1838—1911）和唐廷枢（1832—1892）。
徐、唐二人作为名震一时的商业奇才，原本分别是宝顺洋行和怡和洋行的高级职业经理人。
徐润帮宝顺开辟了上海到长崎的航线，唐廷枢为怡和开通了上海到马尼拉的航运，成为名噪一时的海上双开。
徐润15岁进宝顺当学徒，24岁升任主账；唐廷枢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和容闳同学，时人论及，都说他“讲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
趁伦敦爆发金融危机、英商拆股收缩之际，李鸿章成功地挖了一回墙脚。
外企待惯了再进国企，看哪儿都觉得山寨。徐、张二人上班第一天就明确提出：局务由商任，不便由官任。
李鸿章用人不疑，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承运漕粮，兼揽客货”的运营方针变为“揽载为主，运漕为辅”，招商局股票渐受私人投资者的欢迎，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招到五十万两民间资本后，唐廷枢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再以收银日为始，按年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
在此之前，中国企业的组织方式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成为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规范的管理制度和明晰的公司产权使招商局的市场份额一日千里，在同洋商竞争长江航运时，一举打败英国的太古与怡和，又在盛宣怀的奔走筹资下，并购了美国洋行旗昌。至1880年，招商局年盈利已超过一百万两白银，堪称“官督商办”最成功的案例。
《易经》的乾卦，飞龙在天之后便是亢龙有悔。盛极必衰的宿命似乎永远也打不破，盖因这个国家从来就不缺见不得你好的眼红小人。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弹劾招商局，说“归商不归官，流弊不可胜穷”。
那也比你穷酸好。
已经数不清是第几轮攻击。
此次尤为强烈，直接要求把招商局收归国有，上下官员竟一致响应，让人不禁心生感慨体制内和体制外还真是两个星球。
李鸿章上奏死保，疏中只字不提官方同民资订立的契约，而是大谈民族主义，说一旦朝令夕改，终至决裂，洋人必将窃笑称快，垄断长江航运。
这对左愤盈朝的清政府而言还是颇有杀伤力的。
“四大买办”已有其二，招商局把目光盯上了太古中国区CEO郑观应。
早在1877年，唐廷枢见郑观应和太古的合同到期，极力拉拢他入局。太古出高价挽留，郑观应犹豫再三，还是续签了五年的合同。
1881年，眼看合同又要到期，李鸿章亲自出马，恳请朝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予以表彰。
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誊抄了副本寄给郑大善人。攻心术确实厉害，光耀了门楣的郑观应一时间感激涕零。
在中国，你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买的。
问题在于，郑观应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人，而是有思想的儒商。综合考虑下，舍外企而就国企，劣势非常明显。
